在“信”与“雅”之间艰难抉择的旧体译诗：以《鲁拜集》为例

2017-12-04汪莹

上海文化(新批评) 2017年5期

汪莹

汪莹

《鲁拜集》的名声已经足够响亮，中译本也已经足够丰富（甚至泛滥了），但仍然持续成为出版的热点。仅从近年看，自2011年以来每年都有新出译本，尤其2016年7月到2017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的译本连续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张鸿年、宋丕方译本《鲁拜集》，译自波斯早期写本中收诗数量最多、相对较全的1462年《乐园》抄本，共收五百五十四首，同时增补了著名的伏鲁基考订本中未被收录的十一首，总数达到五百六十五首。这是目前从波斯原文翻译的《鲁拜集》中译本中收诗最多的。张先生在波斯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崇高，这个用了他数十年心血、并和宋丕方先生一同努力完成的译本，在精准上，即使我们不懂波斯文也觉得毋庸置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眭谦的《莪默绝句集译笺》，中华书局2016年8月出版钟锦的《波斯短歌行：鲁拜集译笺》，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而且采取了旧体七言绝句的形式，译者却都比较年轻。

三本书的翻译理念却存在极端的冲突

然而三本书的翻译理念却存在极端的冲突。这反映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以“《乐园》本《鲁拜集》出版工作小组”署名的出版后记和钟锦译本的译序里。前者指出：“据菲氏英文本译成汉语的《鲁拜集》越来越多，某些品类已经超出了正常翻译的范畴，甚至丧失了理性的制约。如此的所谓‘翻译’，值得警醒。”后者指出：“诗之译，信为最下矣。”前者批评的对象，似乎重点之一就是使用旧体的译者：“海亚姆的诗篇仿佛真的成了一个酒瓶，……酒瓶中装得下‘平水韵’和‘阶级斗争纲领’之种种。”看来前者认为海亚姆容不得“平水韵”，那用旧体的翻译根本就是个错误。（“阶级斗争纲领”显然指另外一个旧体译者：柏丽。）后者所针对的，正是谨守原初语言文本语义的翻译理念，甚至贬抑为“奴译”：“信与雅必不得兼，宁丧其信，不失其雅。失其雅，则为之奴矣。”当然，双方决非互相指责，我所说的只是表现在各自翻译理念上的极端冲突。揭示这一点，也决非为了使冲突激化，而是从中反思诗歌翻译的深层美学因素。

外国诗歌的新内容必然要求新语汇，而这种新语汇往往与中国古典诗体的固有程式存在疏离，而这种疏离完全在于中国古典诗文自身的特征，并不在于时间因素

失“信”：旧体译诗显而易见的弱势

在这个冲突中，“《乐园》本《鲁拜集》出版工作小组”无疑是译界主流的观点，郭延礼的说法可为代表：“翻译外国诗歌用中国古典诗体，又用文言，很难成功。”除开现代白话强大的话语权之外，旧体译诗显而易见的弱势，给了主流观点充足的理由。

这个缺陷和中国古典诗文自身的特征密切相关。中国古文辞自先秦秦汉、诗词自唐宋以来，已经形成一种书写程式，这种程式使得它们和日常口语逐渐疏离。这一点在古典作者那里，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意识到。吴德旋指出：“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凡是不合这种程式的，自然被蔑视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即使如敦煌变文、白话小说那些曲尽人情的作品，也终究不齿于正统之列。甚至在中国戏曲里，情况也一样，梅兰芳讲：“我们过去唱的古典歌舞剧都有它的时代关系，除了插科打诨的小丑例外，别的演员如果嘴里念出了新名词，就好像不很调和。”都是同样的道理。

近代以来，新学渐盛，这就使人逐渐感受到诗古文辞的约束。于是颇有数辈人物，提倡“我手写我口”，主张直用新词，如黄遵宪、梁启超，都名闻一时。可是行之不久，就发现这种新兴写法和旧有程式之间颇有龃龉，很难协调。黄遵宪坚持用旧体，所以晚年编定《人境庐诗草》，那些“我手写我口”的作品几乎删完。相反的是，梁启超后来毅然投入白话文写作了。不难看出，白话文比文言少受程式的约束，更容易表达新事物，用它来翻译外国诗歌自然要得心应手得多。外国诗歌的新内容必然要求新语汇，而这种新语汇往往与中国古典诗体的固有程式存在疏离，而这种疏离完全在于中国古典诗文自身的特征，并不在于时间因素。译界主流拒斥用中国古典诗体翻译外国诗歌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有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反驳：海亚姆时当中国北宋，为什么不能用与此时代相对应的中国古典诗体来翻译呢？这个反驳其实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

很多所谓的准确翻译其实是不达意的

失“雅”：白话译诗易被忽视的弱势

田世昌讲的“文为散体，殊失外美”，指出了“信”和“雅”之间的冲突；而“过重直译，有难索解”，则是“信”和“达”的冲突。自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我们总是误认“雅”、“达”是在“信”的基础之上的修饰，而忽视了其间的冲突。落实在译诗上，“信”和“雅”之间的冲突是首要的。菲兹杰拉德的《鲁拜集》翻译引起的广泛赞誉和纷纭聚讼，也可以看作是冲突的又一体现。我想，菲兹杰拉德之所以采取他那样大胆的译法，也一定考虑到田世昌讲到的那两点。这些冲突的揭示，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反思白话译法和旧体译法的得失。可以说，因为文体自身的关系，旧体诗译者对这种冲突的感受远远超过白话诗译者，从而他们对译法的探索很可能更为深入。可惜的是，因为时代对于白话的青睐，他们的探索被大大忽视了。

不过颇多的旧体诗译者本身的旧诗素养并不高，出现了一批“信”、“雅”两失的译作，也给旧体诗译作带来负面影响，这在《鲁拜集》的新译本上尤其突出

“信”“雅”两失的《鲁拜集》旧体诗译本

在中国古代，的确存在过很多旧体译诗，不仅成功，而且不少脍炙人口。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越人歌》（《说苑·善说》）、《敕勒歌》（《乐府诗集》卷八十六），以及耶律楚材译的《醉义歌》（《湛然居士文集》卷八）。历史的偶然使得《鲁拜集》在那时并未传入中国，其翻译自然无法实现。但海亚姆的诗篇和中国古典诗体之一的七言绝句在形式上极为相近，它们的相容似乎只是迟早的事情。后来黄克孙译本的出现及广泛流传，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考察这些译诗的成功之处，也许能够让我们看到旧体译诗的优长。

新出《鲁拜集》旧体诗译本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

有了对之前旧体译本的客观认识，我们发现新出旧体译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具体对比各种译文，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优劣，也有助于认识旧体译法所进行的探索。可以说，中国的旧体译本都延续菲兹杰拉德的译法，我们按照菲氏对原诗修正、增饰、误译的情况，分别考察。至于中译本的种种情况，便请读者自己体会了。黄克孙译本地位非常，也用来作个比较的尺度。

先看菲氏修正的情况。张鸿年、宋丕方译本自然是白话译诗的典范，本文虽不关注其翻译理念，但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波斯原文精准的汉译，便于我们进行比较。我们比较的文本是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第三十一首。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所据的《乐园》本中列第十八首：

菲兹杰拉德译本：

眭谦译本：

黄克孙译本：

钟锦译本：

菲兹杰拉德译本就显得很大胆了，他增加了一个“穿越七重门”的意象。根据菲氏注释可知，土星掌管第七重天。这个增加，不仅使前两句添了动态，也让后两句显得凝练，全诗更有力度。菲氏简直是在批改原作，这样大胆的翻译，似乎任何中译本中都还没有见到。

眭谦译本几乎是对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直译，虽然“帝阙”显得过实。“致极尊”把菲氏的注释“Saturn, Lord of the Seventh Heaven.”都译出来了。然而文字仍然典雅，可以见出译者对旧诗语言运用的功力。当然，也因为这首诗的意象和中国文言并无太多冲突。

黄克孙译本很精彩，不过，似乎换成了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然而要说原诗中有什么失去的东西，似乎也找不出来。钟锦译本延续了黄克孙译本的思路，不过又把神话故事换成了玄思冥想，也就和原诗的意境更近些。用屈子“天问”代指“宇宙中一切疑难”，用庄子“生也无涯”代指“死亡之结”，自是他最常用的译法。

再看菲氏增饰的情况。文本是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第十八首，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所据的《乐园》本中列第一百一十五首：

菲兹杰拉德译本：

黄克孙译本：

钟锦译本：

眭谦译本：

菲兹杰拉德译本将麋鹿和狐狸换成了猛狮和巨蜥，荒凉成了蛮荒，应该是为了符合英伦人士对东方遗址的想象。又让野驴在巴赫拉姆墓上踩踏，使那蛮荒变得更有画面感，同时点出巴赫拉姆以狩猎野驴闻名。平添了一位杰姆西王，大概也是为了英伦人士对东方豪奢的想象，用杰姆西王的豪饮来增添色彩。很显然，菲兹杰拉德的译文比波斯原文来得更精警，尤其符合英伦人士的视域。而且原诗盛衰无常的感慨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在豪奢和蛮荒的强烈反差色彩下显得更为深沉了。辅以英文自身的美感，经过如此创造的翻译，替代波斯原诗风靡全球实在不难理解。

客观地讲，黄克孙这首的译文不算很好。华表丹墀都已成空，台榭焉能尚存？缀以“荒凉”二字，菲氏译文的蛮荒气象全被破坏了。猛狮换成虎，本无不可，何况为了呼应“李广弓”，然而巴赫拉姆猎驴的故实却被牺牲了。让我很怀疑黄克孙这里是否参考了温菲尔德的译文。其实，以“李广弓”类比巴赫拉姆王的狩猎，并不恰切。好在黄克孙对于旧诗的感觉尚好，“虎踪今遍英雄墓”，约略能够透出些感慨来。

眭谦译文以“羿王”和“人皇”这样的中国远古帝王，给波斯近于神话的历史增添气氛，显得别出心裁，虽然丧失了一些异域的色彩。“长蛇封豕”的转换，使译文极古雅，“守无言”从静穆中突显蛮荒，很合英译的精神。但用“驰践”，似乎“羿王”之“元”遍野俱是。而“犹梦黄粱伏草宛”，晦涩之外，“黄粱”的典实也欠妥当。

再看菲氏增饰的情况。文本是菲兹杰拉德译本的第二十五首。在张鸿年、宋丕方译本所据的《乐园》本中列第四十一首：

菲兹杰拉德译本：

黄克孙译本：

眭谦译本：

钟锦译本：

黄克孙译文不佳。以“饭颗”比喻现世操劳是牵强附会，“莲花”句近俗，“棒喝”的典实在这里也不切。译诗整体显得草率。

眭谦译文按照他惯常的风格，以古雅的辞句尽量直译原诗。只是“今世辛劳”对译TO-DAY prepare，稍嫌质实。以“司辰”译Muezzín，和钟锦以“鸡人”译之，译法一致。但钟锦译文，就“鸡人”生起联想，用长乐宫喻行乐，用建章宫喻求仙，分指今世、来世，辞句雅丽。但疏忽了长乐之行乐和TO-DAY prepare并不贴切，菲氏译诗透出的及时行乐已先被否定，诗意就近于庄子的随化浮游，与原意相差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