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媛小说读析

骆同彦

一个颠错世界的旁观者

祁媛小说读析

骆同彦

布罗茨基在《哀戚的缪斯》这篇文章如此谈论安娜·阿赫玛托娃：“她属于那种就这么简单地‘发生’的诗人，他们带着一种早就建立的措辞和他们自己的独特感受力来到世界上。她一出现就装备齐全，从来不与任何人有相似之处。”在布罗茨基看来，这样的作家先天只和这个世界存在一种“发生”关系。需要出现时，他们就来了。我想祁媛就是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人，从一出生就准备让文学来迎嫁她。但一个有文学也还需要文学的世界要学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因为这得他们愿意。他们终于愿意来了，就把自己不平凡地交给了文学，还有世界，吓一吓它——和它已经持久的庸常、无聊和裹尸布一般的陈腐气息。

我想祁媛就是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人，从一出生就准备让文学来迎嫁她

这样，我就看到了祁媛的小说《奔丧》、《脉》、《黄眼珠》、《我准备不发疯》，三个短篇、一个中篇。这不是她创作的全部，但也已基本是全部了。当然，这个全部还包括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这几个小说认真多遍的像是在无限重复中不断开始的阅读。还有比较。还有忍不住的兴奋、扎痛、冥想。还有一个类似复合维生素的粗制滥造的人间的杂陈感味。

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进入这几个小说之前，先来面对作家呢？我是不愿意沾黏这个问题的。但似乎又有不妥。据说，祁媛是被动撞进作家这个行当的。她是画家。在误打误撞中又成为作家。不知是什么缘由，她那习惯了一支画笔的手，突然就对写字有了兴趣。我注意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祁媛出生于1986年，发表第一个小说是2013年年底。另一个方面是出手不凡，一上道就给人带来惊喜。在较短时间内，几个小说接连获奖。我知道获奖不是肯定一个作家的最好方式。但获奖无疑是让我们更顺畅地认识诸多作家的便捷形式。而扼杀或让一个天才夭亡、溺水，最好、最快的方式也是让他们不断获奖。这一点都不悖谬。

那还是回到祁媛的作品来吧。

在这四个小说中，若是把《黄眼珠》暂时剔除出来，其余三个小说就都是以“我”一个背景模糊、却又确实存在、经过合理想象的提认、但随时又可能被模糊——的单身女子形象出现。由“我”来进入故事和继续故事，而“我”却又不能完全自主，要被另一个类似“我”的影子人物在看不见的暗处摆布。这个隐形的另我要比“我”更具有存在感，就像“我”是虚设出场，而那个另我才真正在场。这种叙事情状在《脉》和《我准备不发疯》中像空气中的霾一般顽固。在《奔丧》这个小说中，则是一种搁浅状态，或是还没准备好与“我”同时登场。这是因为《奔丧》中的“我”，就很虚，既没职业交代、也缺少存在根由。小说人物“我”无名无姓——就那么横空出世一般地出来——没头没脑地奔着叔叔（一个具有实体的虚空人物）的丧事就去了。以这样的叙事逻辑看，这就不是一个小说。但它却千真万确地是了。还很是。是的让人瞠目、惊诧、颤栗，不知所措。她就怎么不交代一下“我”呢？也许“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交代的。她根本就不想要这个“我”。但她又无法弃“我”而去。她还不是一具尸体，需要“我”的一个线条粗疏又如虚置般的活面相，来经世。

而作家也需要这个傀儡或是人偶的“我”来寻找某种替代式的存在感。一条人世的奔丧路（或许还是写作的）还要有“我”来走，这形式感的奔丧仍需“我”去做——把一件过程虚假的事，认真做完。

《奔丧》是一个冷叙事小说。在这个小说里，所有能导致情感假体破碎的事物，都被压进“我”已低到冰点的胸腔内，作进一步的降温、冷却，然后再有节制地、也像似符合剧情要求一般被叙述出来。在“我”看来，叔叔的死不过是人间悲情剧场多余的一幕。就像叔叔出生是一种意外和多余，而他的死就是这种意外和多余在延伸中的结束，只是要经过一个也是多余的仪式来打发掉这件多余的事体。把一种人生的真实痛感，处理得荒谬、虚浮、近似呓语，又涣生出冷彻、活泼的浸骨寒凉，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的手艺。小说叙事撕开的人世情态，像伤口和溃疡，鲜冽冽地呈现出这个看似热火沸腾的尘世人间，薄凉冷漠的暗面。而在文本深处，我又读出另一种隐义：这样的伤口开裂快，愈合也快。其实无所谓愈合，只要麻木就好了。这又是一种以活弃世的冰酷。作家那一颗还很年轻的心脏，面对世态竟然就有了止跳一般的平静。这简直匪夷所思。

《奔丧》这个小说有着它自身的弱点——惊恐、生涩、怯世，但它来了。像一块不饰雕琢的璞玉，却十足完整。它可能存在的缺陷、障碍，不可逆地转化成了某种优长。这简直就是悖谬。但上苍如此垂眷了作家。

《我准备不发疯》这个小说，作家转变了叙事套路，她吝啬地给出小说人物“我”一个叙事交代，让“我”拥有一个像似实存但也可以被忽略的名字“莫莫”，还有职业——能混饭、以养生存的无聊广告策划人。这是身份。而作家赋予小说人物的这个身份，在我看来，却起着一种间接否定“我”的作用。

小说起始一段由母亲的一通电话所营造出的森然、无定气氛，几乎就决定了这个小说的叙事脉息。它统罩下来，就再也无法摆脱。小说之“我”莫莫也就只好在这种气息内艰难流荡，由“我”而生的故事也就只好跟随这种气息，去轻轻触碰“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既坚硬、冷凉又虚空的壳壁。它必须是轻轻地去碰——碰到肉身疼痛、心魂惊惧，或还可再进一步——挑逗一般地去碰一碰死。但它不能碰一样东西：绝望。虽然“我”在绝望着（我的绝望几乎就是想象中的整个世界的绝望），但却不能再向前一步——以绝望的心绪去触碰绝望的实愿。那碰不得。“我”要在不断被矮化、小化的实在（经受各种打击）中，否定“我”的想象——以及在想象中对整个世界（生活）的想象性绝望。这不再是残酷，已几乎等同冷酷。

那莫莫的不幸遭际就合理了。就应该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经历母亲发疯的揪心伤痛、所谓事业的虚无应许、被怀疑的爱情所给予的肉欲需求和短暂慰藉，以及在想当然的不以为然（莫莫与陈杰之间游离的情人关系）后，经由蚀骨之痛的背叛、丢弃。除此，“我”——一个作为小说人物莫莫来存在的“我”——又能怎么办呢？个体在社会性生存中无力改变的事物太多了。那是一种莫名的裹身强大，由不得你。那就让母亲继续疯下去吧。那就让“我”继续不以为然的屌丝下去吧。那就让不再给“我”打电话的陈杰继续像描摹一幅幅美女画那样不知疲倦地去经历不同女人的肉体吧。也去经历曾经是“我”的密友、此刻让“我”嫉妒恨的——那个从容颜到肉体都美到虚幻的女子叶小雅吧。而“我”能做的，或能做到的，就是冷漠、无奈地面对一切发生，变得痴呆、麻木，想象着忘却。或着极端一点，发泄一下，用一把美工刀对着在画布上连“美丽的肉体也在对我微笑”的小雅“一刀刺了过去”。这一刀有着刺穿虚幻的勇气和力量。但也不无女人内心最简单又蚀骨的嫉恨。接下来“我”还能做什么呢？一个经受多重失败的“我”——还有一件更为紧要的事情，就是在经历生活的多重磨难后准备不发疯。

可能吗？这个世界已经疯掉了，小说中的“我”岂能独善其身。陈杰不是给“我”讲述过一个在想象中存在的世界——疯子国吗。这个“疯子国管理得并不坏，特立独行，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发达国家。五香牛肉很便宜……广场中心的喷泉其实就是五粮液，喷完了就换茅台，轮流喷”，这个疯子国“房价稳定”、“工资花不完”、“幸福指数爆表”。可“我”或是我们并不能进入到一个可肆意想象、描述的疯子国中去生活。“我”或是我们必须要经临一个现世，并在其中浑浑噩噩地活着，像经历死的可怕与荒谬一般活下去。这就是人——作为社会人与这个世界既存的悖谬关系。

祁媛就这样在撕扯、拼贴，再撕扯、再拼贴中试图保持住“我”——的存在可能。但这种努力显然是徒劳的。在《奔丧》这个小说中被否定的“我”与这个世界的影存关系，在《我准备不发疯》这个文本中，依旧被否定了。只不过在后者这里显得更清晰、残忍许多。但在《奔丧》中的苍冷叙事——那种语说方式的老辣、滞涩、芜杂又在《我不准备发疯》中进行了有效复制，并多出一些不无调性凄美、孤绝的意蕴。这是一种杂糅和添加。这种语说方式的完成、建立——看似存在障碍，也难以轻松过渡，但所有障碍竟合理地被消解掉。我无法想象祁媛小说的叙事语言，它所经历的蜕变与浑成过程，但她却以单纯的质地在形塑它。这是一种“早就建立的措辞”。它几乎就和文本中的“我”莫莫一样，仅仅是因为看过画家陈杰的一次画展，听到他说出一句需要我在脸上挤出“标准的礼节性的微笑”的话，又被他看了足以坏事的一眼，之后，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他的画室，被模特，又被他匆忙吻到，然后就一次次的像是被爱一般得到召唤，不断地也类似有需求的与他做爱了。还产生一种，看到他的电话“便高兴了，觉得生活并非不堪”的虚幻感，进而“觉得自己像在旁观自己的‘高兴’”。这无疑是生活——那种幽谧气息的最痛表述。由此，祁媛小说的叙事语言，那种“一出现就装备齐全”类似人本性中的“发生”已在写作中了。而这不起眼的“发生”却是很多作家穷尽一生都无法触摸到的写作之灵。它独异地经流文本、叙事，被接受。

不得不说，祁媛在《奔丧》与《我准备不发疯》这两个小说中，毫无避讳地表达了绝望。绝望曾被克尔凯郭尔称为是“致死的疾病”。而这个世界从尼采开始（也可能是更早，但我愿意从这个疯子哲学家算起），就已经在预言着一种必然地毁灭——那种由人的自我醒觉所感知到的精神困厄——已沦陷至无法挣脱与逃离的具有地狱属性的绝望之中。但人和人的世界并没有像智者所预知的那样——在一步步走向它必将进入的黑暗坟墓。它仍在物质的蓬勃舞蹈与肉身的廉价欢愉中滚滚向前。那哲人、作家、艺术家（包括所有已认为自在“山头”的货色）不是可笑的吗？他们为人类精神建立起来的一座座精神灵堂，是那么高大空——而又不可置否地在某个边缘之地阴森耸立着——等待献祭者。最终是他们献上了自己。这种像玩笑一般的命运重临是多么悲情。而它又不无启示。

最终是他们献上了自己。这种像玩笑一般的命运重临是多么悲情。而它又不无启示

而这启示何在？却是一再让人冥想又在冥想中不得其所的尴尬之事。

若是让我脱离小说文本，仅仅就“我准备不发疯”这样一句话来表达看法，我会说：它无疑是一句谶语。

《脉》这个小说，显然又在否定着我的这种恍惚感觉。

我记得曾有一个上午（应是从早晨7点钟开始）在反复细读《脉》。那一天下雨。半晌时，我要去厕所，就放下小说文本走出宿舍，机械地下楼，然后毫无感觉地径直走进了雨水里。我确实陷进这个小说中去了。而阅读经验一再提醒我，不能太黏滞一个文本，适时、适度地远观，站身其外，更容易发现。而对于一个优秀文本来说，有无尽的事物是在暗藏中等待发现。

我有发现吗？《脉》几乎就是一个单线推进的小说，叙事也无甚波澜。讲了一个医生和一个患失眠症的病人“我”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的触接故事。医生文敬舟是个事业有成、家庭和美的中年人，但在故事展开中，他现形了，几乎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患有失眠、或许还有轻度抑郁症的“病人”。同时也患上所有中年人都无从躲避的一种时代通病：寂寞、无聊。但他却无法像“我”一样自认屌丝，真实也是甘于游离一般在生活之外像似自在自由又不无苦堪地生活着。他有光环的“壳”，他也必须带着自身之壳在另一个“壳”的光环之下，接受他人（病人或非病人、社会的）无知的仰慕。而可笑的是，随着叙事展开，文医生和“我”悄然发生了某种身份等同或置换，这显然是滑稽的，有着不证自明的嘲讽意味。就是这样一个乏善可陈、几近庸常的故事，却被作家叙述得骨肉饱满、流转无痕、剧情迭出，但又张弛得度、不失温煦。把这个小说和《奔丧》、《我准备不发疯》并置在一起，会发现作家像是经历了一次变脸。那种弥漫小说文本之中的冷灰色调消失了，转而呈现出一层阳光的虚假暖色。是的，这层暖色是虚假的。但仍可暂借一点有如呼吸的微温。

在祁媛的小说中——如果有，她已经建立起一种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基于作家天生的“拿来”意识醒觉，以接近自然流的现代叙事技巧，赋予人物一种冷灰色调的处世情态，把人物内心那种寻破无立的精神困境与无效失当的生存挣扎置于一个逼仄的当下语境中，深刻省察我在其中的身份重叠与自否，挖掘人性在异化与被异化之间的隐匿深味，使其小说叙事在故事延宕、情境展拓中，具有自如楔入现实（生活）又与现实反向悖离的张力、锐度，从而呈现生命带着内生痛感——不断碰撞某个被禁锢的自由域界——的荒谬幻景。

这无疑也是祁媛小说的文本之义。打个比方，这就如她的小说人物“莫莫”在《我准备不发疯》中的一个发现，经典独特。她发现叶小雅有一个具有“审美”意味的屁股。那是“一个丰满浑圆的臀部，丰腴、洁白、形美”。而屁股人人都有，但却不是随便哪个屁股就具有审美意味。也就是说，所有的屁股都可能是风格——但真正具有审美和形上意味的屁股，只属于叶小雅。

在我看来，《脉》这个小说，对于祁媛来说具有解魅意味。这几乎等同于在说：写作不过如此。

《黄眼珠》的小说之“我”终于变成了一个男性。我以为这是小说家在从起始的窄路缓慢转向。而“我”的主体性身份一旦发生置换，小说叙事也随之而变。但小说的语说方式仍弥漫在颓靡、无聊和一派庸碌、衰微的末日气息中。在祁媛的小说中，那些年轻或并不老的人物——都像心已早衰，甚至行为也是老迈的，他们在先于时代老去，这似乎是某种戳记。面对祁媛的小说人物，我在某个瞬间会产生幻觉，每天涌过街市的滚滚人流，不是在向这个人间注入生机勃勃的活力，而是在不可抗拒的腐蚀中渐渐糜烂、溃败。祁媛在写一种不给年轻或是未来以希望的小说。这有点可怕。

在这个小说中以非我身份出现的故事主角解兆元，无疑是个悲情人物。在小说中，他与我和我曾经追求过的艺校美女刘悦是同届不同班的同学，三人之间有着一种近乎颠错的互为关系。我是那么不屑解兆元，苦追刘悦而不得；但滑稽的是，刘悦站在女性角度却坚定地认为在他们那一届学生中，只有解兆元是一个真男人，其他人都不是，包括“我”，解是她“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追的男人”。而这个“唯一的男人”解兆元却因性格异类被学校开除，流落社会，沦为乞丐。这有点吊诡。在小说结束时，刘悦死于癌症，解兆元不知去向，只有“我”还乏味无趣地活着，继续经历愈发不堪的中年生活。这已不是个人命运，几乎是所有人不断被幽冥之中的那个他者裹挟、覆盖的人生影迹。小说的叙事逻辑仍在异化和拒绝异化这个范畴内寻找出路。“我”只不过是有幸获得提认，站出来，成为作家叙事的一个兴趣点，而已。在这个小说里，还可看出与其他三个小说故事结构上的差异。作家像似学会了闪转腾挪，周全故事。

几个小说读析下来，我发现祁媛小说的叙事视角基本类同，作家之我与故事之“我”在文本中处于纠缠和混同状态，又不乏游离，更像是有一个“第三人”以旁观者的姿态在注目着“我”的在场与发生。或许正是这种叙事视角，确立了作家一个颠错世界旁观者的身份。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祁媛和她的写作。相反，作家和她的写作正在远离我。我喜欢这种状态。我不觉得批评是在批评者与文本之间建立边界。它更多的可能是在对文本的“诗性”破坏中完成对文本的诗性重建。当然，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类似外科手术般的“动手”经历。而一个不可置否的事实是：再精微的外科手术，也是在肉体上制造伤痕的过程。它还有面临失败的风险。

对于命运，小说家身份的祁媛，或是一个女人身份的祁媛，是有深刻认知、并有蚀骨经受的。而基于此，她保持了一个作家值得让人尊敬的姿态。没有人天真到让作家换一个姿态写作（生活），那样，就不再是她了。一个小说家无数次叙述的他人命运，很有可能会像反射一般投影到自己身上。所有的暗喻在抵达一个可喻对象后，还会辐射、扩散。那是像金属钚一样的东西。

而我想说的是，那种缺失了的永远是最需要的。

作家和她的写作正在远离我。我喜欢这种状态。我不觉得批评是在批评者与文本之间建立边界。它更多的可能是在对文本的“诗性”破坏中完成对文本的诗性重建

编辑/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