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尹学芸小说

汪广松

平衡的力量

读尹学芸小说

汪广松

一

尹学芸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当年的座上宾李海叔叔，如今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可是李海不在意大家的白眼，依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

这是怎么回事？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发现了一个颇为惊人的现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李海与“我”的父亲结拜为兄弟，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每年大年初一，李海都到义兄家去“打秋风”，他随身带了很多袋子，而义兄一家也总是让他满载而归，但李海除了第一次登门带了几块奶糖外，他一直都是空着手到义兄家的，包括小说开头的那次久别重逢。

她左一拳右一拳，看上去似乎要解决问题，但小说结尾往往不是问题的最后解决，倒像是回到了问题的初始状态

如何处理这种人世恩怨？是否能够打开心结？在阅读过程中我有些担心小说会按照普通的“报恩”套路进行，但又很有些期待，因为知恩报恩委实难得。可是直至小说结尾，我们也没有看到作者放出报恩的“大招”来，小说似乎是按照“因恩成怨”的模式发展。而就在我们认为小说就此结束的时候，小说又开启了第二代人的一段交往，似乎是要对往事作一个交代，但是恩怨难平，相互纠结，小说始终没有说清楚，或者说不打算讲清楚，有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这可以说是尹学芸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她的小说往往围绕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展开叙事，这个人（或事情）就是一个中心点，她左一拳右一拳，看上去似乎要解决问题，但小说结尾往往不是问题的最后解决，倒像是回到了问题的初始状态，或者以另一种样貌重新出现。在这种叙事中，作家不是最后的审判者，而毋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存在。《呼啦圈》一开始就埋下伏笔，虚晃一枪以后就把焦点对准女主人公林怡和一条名叫丹妮的宠物狗，一人一狗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她们走在霞光与树影的交映中，世界完美得就像定做的一般”。接下来就是一起凶杀案，林怡被害，警方介入以后确定了嫌疑人，并告侦破，“凶手”也很快伏法。但小说结尾忽然冒出来一个“真凶”，杀人动机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小说结尾却并没有写冤案的平反昭雪，居然就以“小道消息”为由，把一切都掩盖了。小说最后出现的是一个叫林青眉的女人（林怡的闺蜜），她牵着丹妮在小区里散步，又成为小区里的风景，仿佛所有事情重新回到起点。

小说《士别十年》中也有一起谋杀案，大家都以为陈丹果是“自杀”，但实际上是“他杀”，女主人公郭樱子不知不觉中作了关键的“伪证”，但真凶却云里雾里，不清不楚。事情怎么办呢？小说最后写道：“郭缨子没有理他，只是懵里懵懂地往前走，脑子里一锅粥。”然后有一个小孩把皮球踢到了郭樱子身上，还关切地问：“阿姨，你被皮球撞疼了？”这个皮球不仅撞疼了小说人物，恐怕也撞着了读者；那“一锅粥”和皮球不仅仅属于小说人物，还会属于读者。不过这也许是小说有意造成的效果，作家只是努力叙述事实，而把价值判断交给读者，自己尽量隐藏得不动声色。

在这种写法中，小说家对她笔下的世界倾向于“不干涉”，但思想与情感却并非“零度”，而是在“零度”上下波动；有某些情绪会自然流露，但总体上保持了一种无动于衷。《纪念公元1972》写了一个名叫七二的女孩，她是个“私生子”，未出生之前，父亲就成了“烈士”；出生不久，她的母亲就跳河自尽了；长大后又离过三次婚，她的人生简直就是一汪倒不完的苦水，可是作为她的长辈，听了她的故事，“我只是鼻子一酸，就过去了”。在小说里，七二是一个缺心眼、没有教养的乡村女孩子形象，这个形象若有若无地呈现出一种“遗传”的品质，仿佛天生如此，就该如此。在小说最后，七二也被谋杀了，死于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仇恨，而凶手曹大拿居然是一个等死的老瘫子。案子虽然破了，可是警察也拿凶手没办法。小说最后写道：“曹大拿到现在还活着。”这冷冷的一笔或者只是冷静地叙述世界的凶残和愚昧，又似乎是在讽刺，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

尹学芸的小说文字有时灼热，但眼光始终冷峻。她的小说无意表达一种“中心思想”，也没有必须坚持的文学主义，有时候不愿、或回避作正面价值判断，这使得她的小说世界看上去有些混沌，各种社会现象与历史都需要重新评估，似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怎么回事？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能感觉到小说的犹豫、摇摆，甚至困惑，仿佛一切都在未定之中。《呼啦圈》中的林怡，不仅仅是一个人，她“还是一种活法”，什么样的活法？简单地讲就是一种“自由”生活，被人“包养”（经济自由），还可以和自己愿意的人上床（身体自由）。但林怡死于非命，似乎是对这种活法的否定，尽管那只是一个意外。《渡尽劫波》的女主人公香芝与网络情人偷情，极尽鱼水之欢，但小说最后又让香芝回到她丈夫身边，可当别人称赞他们两口子的时候，她又忽然很伤心地哭了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小说《三个人》中的小琴发现：“越来越觉得自己官不像官，民不像民，不像女人，可又不像男人……我更想说的是，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什么都不像什么的日子，人是悬浮的，忧伤的，甚至悲惨的……”因此，小琴想要做回小琴，换一种活法。可是换了一种活法就会好吗？难说，就像香芝、林怡，她们实际上并不能确立自己新的生活方式，正在拥有的会被否定，已经消逝的会被怀念。尹学芸的小说并不虚无，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小说“接地气”，有生活和历史气息，而是说她撞见了另外一种力量，即平衡的力量

二

在“什么都不像什么的日子”里，“悬浮的”人就像尼采诗里找不到立足之地的那个人，“注定要在这寒冬中迷失方向，如同那直上的炊烟，在不停地寻找更加寒冷的空间”（尼采诗《孤独》）。这些孤独的人（或许也包括尼采本人）撞见了虚无，不过，尹学芸的小说并不虚无，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小说“接地气”，有生活和历史气息，而是说她撞见了另外一种力量，即平衡的力量。

《庄子·齐物论》曰：“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圣人对是非的态度是“调和”，把它们放到“天钧”里边（《释文》：“钧，本又作均。”）。“天钧”是什么？成玄英《疏》曰：“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自然中有一种平衡的力量在起作用，具体到尹学芸的小说中，这种力量时隐时现，若有意识若无意识，在尹学芸小说中显得尤为可贵，并在诸多力量冲突中渐渐突出与显豁。

从尹学芸小说对待刑事案件的态度来看，“正义”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力量，或者说伸张正义并非“当务之急”。林怡、七二、陈丹果都死于谋杀，可是杀害林怡的凶手是自己招了供，真正冤死的人没有昭雪；七二死了，凶手还活着；陈丹果跳了楼，真凶昭然若揭可就是有一层窗户纸不捅破。读者可以看到事件的总体，可是“盖子”始终揭不开，或者说不揭开。

从香芝、林怡等“新女性”的私生活来看，传统道德观念几乎没有约束力，甚至在崩溃，而“新道德”正在建立中，它们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婚姻生活，一个是人与狗的关系。读了小说《给老舅找个媳妇》，再看《渡尽劫波》中的香芝，颇能生出几分理解和同情。老舅打了一辈子光棍，为了说上个媳妇受尽磨难，我们不仅设想，如果他有香芝一般的“新观念”，社会也支持，他的人生也许就不至于凋零凄惨了，可是香芝等人的“新生活”也值得怀疑。人与狗的关系是尹学芸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活在他们中间》写一个老妇人和一条狗的故事，颇让人产生“人不如狗”的感慨，对“家庭养老”产生怀疑，但小说最后让老人与狗和解，仿佛是建立了某种“新道德”，不过这种“新道德”更多地倾向于狗，对于“养老”并没有产生“新力量”，“陈小妹”（一条狗的人名）的“安乐死”是否可以延伸到人？小说只是一闪念而已。

尹学芸的小说中还有一种“神鬼”的力量。《宗少波的未了情》写宗少波出了车祸，他的“魂魄”未散，在人间还有许多牵绊（特别是他的哑巴儿子），由此演绎出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我是罗先生》写人们迷信扶乩，“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因为“我”是“罗先生”（即小说里的神鬼），所以知道一切不过是戏论，但又有点以假乱真。《纪念一九七二》游走在宿命论的边缘，《为老舅说个媳妇》让人只能徒叹命运的不公和无奈，这其中，“神鬼”的力量若存若无，不肯定，不否定。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互感耦合原理的无线无源转速参数的测试方法,制作无线无源转速敏感器件以及读取天线,搭建转速测试系统,采用MATLAB仿真分析转速测试值与设定值。实验表明,当LC谐振转速敏感器件与天线处于正对位置时,读取天线端阻抗幅值最小,电压信号幅值也得到最低值,所以旋转过程中产生周期性变化的波谷,通过采集相邻波谷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获取转速参数。实验所获取的测试值与理论值相一致,所以本文所提出的无线无源转速参数测试方法可以可靠地实现转速参数的测量。

难道说小说已经判断不了对与错、好与坏了吗？或者只是缺乏坚定的信念？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我们更愿意相信尹学芸的小说是一种对新秩序构建力量的认真探索。她的小说对传统秩序产生怀疑，对即将产生的力量犹豫不决，小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学上”的自然状态，它们可以是生活本身，但又试图超越其上，离开现实独自存在。难能可贵的是，当小说回到自然状态，小说也就撞见了自然的力量，这在小说中表现为平衡的力量。

尹学芸的小说绵密内敛，篇幅不长，笔调舒缓，承载的内容较为丰盈，有一种厚重感。她笔下的人物在行动时不是一个人在动，是一个人带了长长的影子，包裹着历史和现实在活动。这个包裹，“粉红只在外墙表，内里却是老旧的灰，这种灰色一下就让人置身在遥远里，有历史尘埃的味道（《士别十年》）”。尹学芸在她的小说里一边包裹，一边拆开包裹。

小说《四月很美》有一个很美的外壳：“四月的罕村是一个大花园”，百岁老人四虎奶奶爱看花，而且还组织一群老人去看花，那种情景恰像一幅“夕阳红”。拆开以后看见什么？一种“老旧的灰”。围绕四虎奶奶的养老和房产有一场斗争，或者说是一场算计，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新鲜事。然后四虎奶奶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出了一桩陈年往事，四虎奶奶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偷邻村的衣服？“我”（云丫）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云丫和小葵在四虎奶奶前演了一出戏，表明她们知道到底是谁“偷”了衣服，而四虎奶奶当年也知道但瞒住了不说。拔出了心里的这棵“刺”，老人家就安心地归天了。善于算计的张德培最后只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得到四虎奶奶房产的继承权。

罕村的故事印证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有“天算”在等着他，但小说又没有明白地写出来，似乎有一些微妙的意思在里边。那句老话写进了小说，看起来是显豁了，但又何尝不是更深的隐藏？而小说《花匠与看门人》写了一个掩埋的故事，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揭露。花匠老陈与门卫老胡，在一个风雨之夜帮助局长在菜园里埋了一位女子，这个女子突然死在局长的办公室里。小说家大可以对这件事进行渲染、揭露，但《花匠与看门人》似乎并不在意破案，虽然有警察、家属来找过，但这件事在小说里不了了之，家属还以为女子是因为生活不如意而离家出走。在读者熟知各种人间悲喜剧的当下，人们对局长与情人这样的剧情并不缺乏想象力，小说的沉默也许是一种更高的宣示，在这种宣示里我们可以读到小说的另一种声音：人在做，天在看。在人间的力量之上，始终有一种天道的力量在运作，在平衡世间上的一切人与事。

小说的沉默也许是一种更高的宣示，在人间的力量之上，始终有一种天道的力量在运作，在平衡世间上的一切人与事

三

尹学芸的小说只有两种，一种是有云丫直接参与的，一种没有。云丫就是小说里的“我”，她可以进去，也可以退出来。当云丫在场的时候，她要解蔽，同时把一些什么东西放进去；当云丫退场，小说家冷静地站在一边进行遮蔽，而遮蔽的同时实际上在解蔽。与此相应的是，小说中的平衡力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与自我的平衡，一种是自我与外界（包括他人）的平衡。大致说来，云丫在场的时候，是自我平衡；云丫退场的时候，这个“我”已经置身事外，是“我”与“我之外”的平衡。

《李海叔叔》是一部自我平衡的作品。如果站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读这篇小说，就很有可能陷入其中，为报恩和负义的问题纠缠不清，而小说的努力恰恰就是要从那里挣脱出来，这个挣脱不是别的，不是要增加或者减少些什么，它毋宁是要达成一种平衡。这是《李海叔叔》极为可贵的品质。

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悬念是一个问题，是一种不平衡状态的表达。小说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走通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路？尹学芸的中篇小说常常设置悬念，不过她并不倾向直接解决，而是用另一个问题或者另一个不平衡来取代原来的状态，当新的问题出现时，老问题就不存在，或者说退出（淡出）人们的视线。

李海叔叔与“我”（云丫）爸爸之间的问题，一直到两人去世都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场相见在小说开始就已经发生了，李海空手而来，拿点东西而去；云丫爸爸到死都不愿再见李海，死了也不通知他。小说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仿佛这才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不过小说意犹未尽，说到平生恩怨事，“到底意难平”，还想再走几步，就像小说里的云丫，“计划走十步试试”，结果走这十步就让她碰着了李海叔叔的女儿：海棠妹妹。

这时候的故事场景变了，故事在下一代人之间展开。李海的后人在回忆中揭示了当年的艰难，解释了李海“怪异”行为的原因：只有经历过贫穷和饥饿的人才会有那样的举动；他们也表达了报恩，还有一些实际行动，比如带云丫一家人游历避暑山庄，将云丫的车厢塞满土特产品等。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就像云丫和海棠时隔多年以后的重逢并不和谐，小说在这里触及到了另一个不平衡：李海临死前想见云丫也不可得，或者说云丫不愿去见临死的李海。就像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小说前半段的重心在云丫爸爸，后半段实际上是把焦点对准了李海，在这里，怨与恩都没有得到交代，最后都没有化解。

在小说里，云丫主动找到了海棠，似乎表明她要了却这段恩怨，从那里脱开身来。她发现，当年爸爸借用了李海叔叔的“势”，而李海也顺“势”取得了“实利”；多年后，李海后人也有了“实利”，这时候云丫反而站在“势”的一边，就像她在海棠面前显出来的矜持。

原来这个不平衡始终都是平衡的，如果把时间稍微放长一点，把心量稍微扩大一点，或者就可以见到这个平衡。“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失衡的是人心，因为人心有“私力”，有“私力”未必错，可是容易引发不平衡。

从尹学芸的小说来看，这种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历史与现实的不平衡，归根到底又只是个人的不平衡，是青少年云丫与中年云丫的不平衡。小说《李海叔叔》有两条线，明线是李海叔叔的故事，云丫的成长是一条暗线。社会、时代的发展太过迅猛，云丫不仅走过了她的人生青少年，步入中年，而且与时代一起转折，时代的古今之别恰好也相当于个人的“前世今生”。从时代的角度看，物质社会发展太快了，精神有点跟不上，古与今并不能平衡。小说《李海叔叔》表达的是这样一种不平衡，或者说是一种亏欠感，其中包括个人对历史的亏欠，对他人的亏欠，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历史和他人对自己的亏欠，甚至是自己对自己的亏欠。

在云丫的青少年时代，李海叔叔曾经是她的“精神支柱”，他们之间有过很多书信来往，那个时候的精神鼓励不能说是空虚，可是当她回过头来看时，看见的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和自己。就像小说《渡尽劫波》里的香芝，她与外人偷情，对丈夫老薛有一种亏欠感，同时又觉得对不起自己，“香芝的心长成了一只老的苦瓜，结了硬硬实实的梓。”因为有这种心灵上的“硬伤”，很难放下过去，对现实的不满足，往往都以历史为背景，人们很难与历史讲和，与自己讲和。也许会有内疚，反省，可是也不愿让这种反省走到另一面去，从而否定自己。

社会时代一跃而上，留下一个巨大的精神缺口。云丫知道自己应该往前走，不要再去理会李海叔叔，哪怕是他临终前痛彻人心的呼唤，可是她在感情上没能这么快跟得上，她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流下了泪水。这泪水是为一个时代而流，要来填补跳空的缺口，这缺口也仿佛时间在她身上撕裂开来的伤口，她站在古今之间，人是朝前走，可是扭过头来往回看，要在历史与现实中间找到平衡。而这个平衡是否能够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她看得有多远，站得有多高。

编辑/木 叶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