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民君

摘 要：在我国传统民间美术中，那些位列仙班的神祗人物往往会吸收古代民俗信仰、国人生存意愿、大众审美理念等多方面有益元素以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艺术形象，从而塑造和产生出独立于传统道释人物造型之外属于民间信仰中民众膜拜的“万应之神”。畅行数百年的“皖北三绝”中的天长天官画与灵璧钟馗画结合了民间木版年画、门神画等相关艺术类型的表现特征，如此在不同地域的民间绘画中赏析神祗的艺术表现，及其背后的民间俗信便会对当地民间愿景、民俗审美情感以及民间绘画艺术的理解与挖掘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神祗人物；艺术表现；比较；天长天官画；灵璧钟馗画

在社会动乱和饥荒频仍的年代中，在缺乏社会应急效应的特殊时期，人们更容易在绝望中把对于生存希望的诉求寄托于神话传说中的神灵人物身上，这样很多地方的保护神就应运而生。比如像东晋时期的天长地区，为了祈祷和平人们将道观里悲悯人间的“天官”造像搬到了画布之上并在一定的日子里在家中庄重祭拜；钟馗则是唐代以来便成为了驱邪除恶的神祗人物，在灵璧盛行，有“灵判子”美称。但是由于各地民间民俗、信仰、审美的不同，亦产生了区域性明显相异的神祗人物造型，如天长天官画中的神灵永远是慈眉善目、普度众生的形象；而灵璧钟馗画中“灵判”则以降妖除魔和以“恶”治“恶”为本职，故而通常以神头鬼面的造型展现于世人，两种艺术形象产生了非常鲜明的表现风格差异。

一、神祗人物造型差异

（一）福佑众生的“天官”造像

天长市地处安徽东部，地接江苏扬州，西南有山脉环绕，东北有高邮湖遥相呼应，此处天灵地秀别有一番仙家庇佑之象。天官属于民间信仰中的俗神和福神。“天官信仰中，天官画的生成与传承，反映出民间信仰中‘神为我用的功利性心理。”[1]于是在不断庞大的天长天官谱系中除了对天官面部神情的刻画之外着重对其发型、官袍样式与专属色彩、法器、坐骑，包括随从等的描绘，皆成为区分天官神职与身份的明显标识。

天长天官画中秉承“一神一职”的原则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天官形象，如《天官大帝》中，唐尧神正襟危坐面露微笑，双手持笏于胸前，身着象征帝王的黄色朝服，衣边有云龙纹、祥云纹等点缀，从神态到造型的表现与道观中的天官雕塑一样慈祥、端庄，又不失肃穆；《李老君》中画面造型较为严谨，太上老君左手持扇右手摊于膝盖平和地坐在青牛之上，神情超然，慈眉善目，身边分别侧立两位童子手持如意和拂尘，画面下部还有一小鬼满脸笑意地在生火，此处太上老君的道家造型与坐骑皆是辨别其身份的第一元素，别具典雅飘逸的仙家韵味。

（二）捉鬼驱邪的“灵判”造型

相传钟馗乃执掌冥界奖惩的判官，素有“灵判子”之称。唐朝时期，“钟馗”本为皇帝唐玄宗梦中可以降妖吃鬼的神灵幻影，后由画圣吴道子将其诉诸笔墨展现于世人眼前。由于受到宫廷统治阶级的青睐与推崇，历代绘钟馗画的名家不胜枚举，如五代石恪，宋孙知微、李公麟，明戴进，清初高其佩等。众多文人墨客型画家以无限激情的创作为灵璧“钟馗”造型注入坚实的传统文化艺术底蕴，这也是與天长天官画神祗造型差异的着重点。

“扫帚眉，圆眼翻。狮子鼻，下端宽。血盆口，獠牙尖。络腮胡，耳毛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传说中降妖伏魔的钟馗形象。《历代神仙通鉴》中记载其生前为落第武举人，于是在表现其蓬发虬髯、形象怪诞之外，多有象征武举人阶品的官袍、七星宝剑以及象征“福气”的蝙蝠意象。但是在灵璧，民间艺人并不单对神祗造型的传承，更注重钟馗画在民间驱邪避祟的朴实功用，设色时加入有驱邪治病功效和镇辟功能的朱砂。由此灵璧钟馗画在整体艺术风貌的探索创新的同时，深挖对其民间俗信功用表现的探索与思考，成功向世人展现出一位魁伟威猛、智勇双全的结合人、鬼、神为一体的“赐福镇宅圣君”形象，给人以不怒自威的威严感。

二、神祗画面意象构成与表现形式的异同

神秘的画诀涉及绘画的造型、布局、设色等多方面表现形式的内容，民间画师在将自家工艺传承的同时借鉴其他相关民间艺术的智慧，反映着民间的心理和精神诉求，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才能创造出更具生命力与时俱进的艺术作品。例如在对神祗造型塑造过程中如意、祥云、花卉、神龙、天马等有着民间普遍吉祥寓意的艺术物象如何安放表现，以及画面整体形式的布局体现出创作者对神灵的敬畏虔诚之心和深刻的民间智慧以及大众审美情感。

天长天官画中常出现类似于中国早期人物画“人大于山”的反透视艺术效果，如“堂画”中可同时呈现众多职能不同的赐福天官，家宅平安、官场仕途、招财求子等甚至是包括灶神在内的官职低微的“五祀”神。天官造型或端坐、骑马、腾云、施法，且均有副官天神、童子在侧，以祥云相隔被纵向置于画面之上。而灵璧钟馗画中怒目掀髯、仗剑驱邪的馗公形象则与之大相径庭，画面中文人画意味浓厚，类似钟馗嫁妹、钟馗夜巡、钟馗醉酒等生活气息浓厚的艺术情节也为人们喜闻乐见。主人公身边常有亦福亦邪的蝙蝠或面露谄媚又暗藏恐惧的小鬼，以馗公撑破伞、蹬破靴、持破灯等意象，来诠释和强化国人理想中“钟进士”这类神祗人物的正义、清廉、简朴、尽职的侠士和福神，直抒现实中人间看破名利红尘、追逐胸中高义的文人情趣。

天长天官画中常以起伏绵延、工整韧劲的线条塑造天官之骨、之神、之趣，以正红、品红、淡黄、草绿、酞青蓝等颜色烘托天神的身份、性格或性别等，背景中的神兽如九幽飞龙、天官胯下神马等坐骑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可以说，一幅构图饱满的天长天官画除了色彩中夹着淳朴气息之外，还会给人以喜庆的年画般审美体验。相比之下灵璧钟馗画着重以朱砂入画，色系相对较少，艺术表现可工笔可写意，正红官袍既是驱邪除祟的视觉媒介同时也与画面正中处“品”字型的“灵璧县印”一起成为标志灵璧钟馗画的独特艺术形式。

天长天官画中气氛相对肃穆沉稳，除去微风下摆动的华盖和令旗与手持法器呈不同姿态的天官之外，大多是端坐于神坛或者灵兽上的神祗形象，故而整体画风以工为主，宁静庄严精致灵动。然而灵璧钟馗画注重“平地起金山”式构图以只烘托钟馗一人，以写意之笔挥洒出这位冥界判官的忠义豪爽的性格，顶天立地，画面构成较为简单，但馗公捉妖之态动感十足有疾风哮雨之势强韧且勇武有力。

三、神祗意象与民俗功用的异同

在民间绘画中神祗人物一直以“万应之神”“有求必应”的形象不断地满足着人们的生活愿景（如求财得财、盼子得子），但凡所想应会是必有所应。天长天官与灵璧钟馗是造像完全相反的两种神祗形象，一种是对于众多位列仙班的天官统称，一种是神头鬼面降妖震鬼的神灵特指，但他们皆是受一方香火赐一方福祉的守护神，二者艺术意象沉淀着深刻的民间俗信支撑与民众审美理想。

（一）天官赐福

相传“天官赐福”原指正月十五这日唐尧上元下凡赐福，但随着人们生活愿景的扩展导致了“天官”含义，变成了对所有有仙籍神祗的泛指。天官们的造型意象也开始涉及道教、佛教中的仙家、菩萨、金刚、力士等形象，在“因果福报”“羽化成仙”的传统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有着丰功伟业的帝王、重臣、名人和造福当地的官吏等辞世后也会位居仙班出现在天长天官画的画面中。

天长天官画意象背后有着朴素的民俗功用，例如“天官赐福”处的“福”就以民间“五福”：福、禄、寿、喜、财为基础在天官画中出现了相应“福”神形象。赐福天官中有唐尧的造像，赐禄天官有主管科举官运的文昌星形象，招财进宝天官又分别与民间的文武财神造型相仿，道家“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赵公明“率领招财、招宝、纳珍、利市四位正神，迎祥纳福……”[2]故而双手持金鞭和元宝的赵公明则与东汉末年侠肝义胆的红脸关公一起作为主管财运的天官代表。继赐福天官造像之后，人们扩大了活动区域的同时出现了水上天官的题材，于是福建沿海地区人们所信仰的“妈祖”神又以一位慈祥祖母的样子保佑渔民平安归来。

（二）钟馗捉鬼

《明宫史》曾记载：“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最初钟馗是以捉鬼镇宅的形象为人所知，由于“钟馗”与古时祭祀驱邪的法器“终葵”谐音更是增加人们对其驱魔除邪的暗示与联想，而灵璧钟馗画正是攜一股浩然正气以降妖驱魔为使命进而衍生出一神多职的民间俗信功用，进而在融合民间传说、民俗故事的基础上展现出馗公生活中时而威猛彪悍时而侠骨柔肠的艺术形象。

民间俗信中人们对于神灵充满了敬畏，而在生活中士子对于现实仕途理想与个人抱负的追求亦产生难以想象的热情，因“馗”“魁”谐音，于是开始有人将这样一位面相丑恶的福神视为主管人间文运的“魁星”，故而在灵璧钟馗画中馗公又多了一份温文儒雅的气质。作为民间供奉的“万应之神”，馗公可谓比天长天官画中的天官们要繁忙不少，“灵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承载着驱邪除祟、招福纳祥、嫁妹祝寿、招财送考等众多现实的民俗功用。灵璧钟馗画庇佑了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同时，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侠肝义胆的神祗形象，其隐含的民俗信仰还有待我们从宗教、神话和美术等更多层面去探究。

四、结语

民间绘画中神祗人物的出现拓宽了民间俗信的表现空间，丰富并延展了民间传说中鬼神的具象表现，寄托了人们质朴的生活愿景，凝结着历代民间艺人的创作经验，更是融入了创作者的审美理想与智慧结晶。通过从设色、用笔、构图等艺术视角去审视天长天官画中谱系广泛的天官造型，以及灵璧钟馗画中有独行侠般馗公的性格特征与艺术特色，以中国传统美术作为背景去挖掘天官画与钟馗画二者所承载的精神寄托与表达范式。不论是天长天官还是灵璧判官，通过对比不同民间画种中神祗艺术造型，发现民间绘画传承的地域文化特色，为深入探究民间绘画背后的民俗和根性民间艺术提供了思路，更为民间绘画艺术中道释人物题材的创作，留下更多可资借鉴的灵性空间。

注释：

[1]程波涛.天长天官画的俗信主题与文化阐释[J].艺术百家，2016，（03）：217.

[2]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M].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19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