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代表性的布衣诗人便是李白和杜甫，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终生秉持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并从不同角度关注着社会现实。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身上的不同之处，李白能千金散尽而从容自得，杜甫是感慨贫苦但安贫乐道；李白充当着济世豪侠，杜甫却总能推己及人；李白一身傲气平交王侯，杜甫忠君爱国致君化风。而造成这些差异有着家庭出身、成长氛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李白；杜甫；比较；布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69-01

李白、杜甫被并称为大唐诗坛的“双子星座”，常被比较。然因时代背景和个人际遇等方面的因素，两人的风格和思想都有着不少差异，因此断不可粗略模糊的进行比较。首先须得找到一个对二人的共同定位，以此做出发点或可寻到一条不至于太过偏颇的比较之道。按林庚先生的说法[1]，李白和杜甫可同被归类为布衣诗人。“布衣”一词原指人的穿着，也用以指人的身份，即身处下层的平民。到了唐代，布衣几乎成为未仕士人的代名词。布衣之士不同于普通的平民，他们虽身处贫贱，却以通经籍、明道义而自高，[2]他们思想中有着一种在中国士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布衣意识。

虽同样是布衣诗人，李白与杜甫的布衣意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正如一首好曲按照不同音调演奏有不同风味一样，李白与杜甫在这一点上可谓是“同曲异调”。基于这一点，对二者布衣意识的异同进行考察，对于深入地比较分析二者必然有着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

一、同曲：敢以天下为己任

对布衣身份的认同是布衣意识形成的基础，这种认同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自我的定位和与平民的往来。李白、杜甫都常以布衣自称。在《与韩荆州书》中李白曾自叙：“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3]；而在杜甫的诗文中，除了频繁出现的“布衣”一词之外，还有着更多诸如“平人”、“野老”、“野客”等可以看做是“布衣”同义词的用语，如：“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平人固骚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4]等。李白、杜甫都在游历天下的过程中与平民百姓相识相交，产生了深厚的情谊。李白在安徽写下的《赠汪伦》脍炙人口，其间记录的正是李白与当地村民汪伦的友谊；《哭宣城善酿纪叟》则是李白与酿酒老人令人动容的倾心神交。相比而言，杜甫对于平民生活的参与度更高，有着更多真切的亲身体验，如《客至》：“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诗中杜甫待客真诚，与山野田夫坦诚而交。

有着近于平民的布衣身份，而同时诗人常常又是以满腹才华自居，基于此的布衣意识主要体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李白、杜甫都在诗文中明确地表示出了建功立业、追求功名的思想，无论是李白追求功成身退的“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其二》），还是杜甫奉儒矢志不移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都是布衣意识与大唐的时代盛音在诗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呼应。后世评论李杜之时，常在对于现实的关注度上对杜甫大加赞扬而对李白施以诟病。事实上，由于作家风格的原因，李诗虽不如杜诗一般直白而细致地反映了历史，但其突出、夸张的表现力却是另有一番滋味。李白对于现实的关注更多是通过一种宏观和抽象的形式来表达的，如《古风其十九》中，诗人已然“飘拂升天行”，但强烈的济世之心还是让他“俯视洛阳川”。李白在其大量的乐府诗中，也运用着他独特的视角和艺术形式表现着历史，如《乌栖曲》对于皇室骄奢荒淫的批判、《战城南》对于君王征伐无度的讽刺、《猛虎行》对于逆贼猖狂夺权的悲愤。相较于李白飘忽不定的放荡笔风，杜甫擅长的是沉郁恳切的现实描写，如《三吏》、《三别》，通过选取典型人物和事件，以小见大，展露了战乱给平民生活带来的苦难。除了旁观者的角度，杜甫更是亲身经历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安得广厦千万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他在自身处于困苦之时发出的呐喊。

同为布衣诗人的李白与杜甫，都坦然的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在此基础上，他们都以道自任、希望匡扶天下，并将这信念坚持了一生。

二、异调：各领风骚数百年

由于种种原因，李白、杜甫两人的布衣意识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差异的存在并不能看做是两人有着高低之分的证据，而应看做时代环境的不同投影。笔者认为，两者布衣意识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个人处境的态度。安贫乐道的士人情节是布衣意识在情操方面的体现，然而在这一大前提下，李白、杜甫对于个人处境，尤其是对于物质生活的看法，有着不小的差异。

李白的“安贫”体现在他的豪迈散金，不重钱财。李白自幼在蜀地长大，巴蜀地区浓郁的侠文化氛围培养了他轻财重义的豪侠性格。[5]李白的散金大致可分为两种：“享乐”和“交游”。《将进酒》一诗中既有纵酒行乐的豁达，也有与友对杯的尽兴，正是李白此种思想的集中体现。酒能催发诗人的豪气，故能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与友人喝到尽兴之时，诗人直呼“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显示出对钱财的轻视和与友人深切的情感。李白的“享乐”散金不仅是他对个体自由的向往，其中更包含着他对自身才华的强烈自信。而“交游”散金则带有十分典型的“侠”色彩，加之李白处于市民阶层不断繁盛和崛起盛唐时期，这种融汇于日常生活中的民间交游更是成为了情义的载体。

杜甫的“安贫”则体现在他对贫困处境的坦然接受。对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生活，诗人虽不免偶有无奈之感叹，但也会有“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红稠屋角花，碧委墙隅草。”（《雨过苏端》）的幽默。唐朝浊酒乃是次等之酒，诗人仍能“尽醉”，对于杂草遍生的陋屋也能发现其色泽鲜艳的可爱之处。更令人心生敬佩的是，在如此凄惶的处境中，杜甫仍旧能够把国家罹难、民众遭殃的悲凉装进心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乎他所遭受的痛苦是为了让他更深切体会百姓的苦难而存在的，在杜甫那里，即使个人处境已然困苦不堪，他也保留着济苍生的古道热肠。

第二个方面是对社会责任的担负。以天下为己任是布衣意识在个人志向方面的体现，它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文化精神表现出了布衣之士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并把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作为个人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实现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2]除了强烈的求取功名的济世之心，在日常的诗作中如何诠释这种社会责任，对于每个诗人来讲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对李白而言，深受蜀地浪漫主义和豪侠文化影响的他，在民间更多地是以一个“济世豪侠”的形象存在着的。首先，在李白的政治理想中，他对于自己的定位即是一位匡扶社稷、解危救难的鲁仲连型的人物，如其诗中所述：“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我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李白的豪侠精神是有阶段性的，是在不断成熟的。少年时他向往“侠”鲜衣怒马的外在形象，随着在战乱中年岁渐长，他开始注重“侠”对于天下的意义，“这是李白的侠义思想与布衣意识的合流，也是李白布衣之操中侠义色彩的体现。”[6]李白的豪侠精神注定了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宏观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太平盛世是他希望自己能够作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知能，愿为辅弼”的帝王之师而使社会达成的状态。可以看出，李白对于自身在担负社会责任时的形象有着详细而精准的设定，但是对于理想中的社会只有笼统的概述。李白总是采取俯视的姿态鸟瞰民众，但他终究没有潇洒地直上云霄而弃万民于不顾。

而对杜甫而言，由于他的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的贫苦之中度过，故其有着较李白更为具体而平实的社会理想，这表现为两点。第一，深受儒家影响的杜甫奉行“仁者爱人”的思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居住在残破茅屋的杜甫对于“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着亲身体验，他不仅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安稳的遮风挡雨的居所，更希望这天下的寒士皆能不受风雨之苦。杜甫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更多的是处在与他有着相同遭遇的寒士的立场来思考的，因此有着温暖的细节。第二，作为寒士阶层诗歌潮流的先驱，杜甫的贡献在于他以深挚火热的情感，将审美主体融进更为浩大的审美客体之中。[7]他能将自己的命运与百姓命运相联系：“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其三》），这是他身为布衣而真切触碰到的时代伤痛，他与民同哀，为民发声。而在更具有士人意味的层面，他能将自身命运同国家命运相联系，“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将家国情感融入了血脉。

第三个方面是对掌权王者的态度。为帝王师是布衣意识在人格身份方面的体现，这是布衣之士在与权力者交往时的姿态和立场。“先秦以来，布衣之士对王侯的期待与要求不仅仅是被王侯赏识，从而实现龙从云、风从虎的风云际会之梦，同时也期望能够得到王侯布衣之礼的礼遇。……布衣之礼的最高境界是布衣为王者师。”[2]之所以有“为师”之意，是因为布衣之士对于自己的才能和自己恪守的“道”有着足够的自信，更是因为他们时刻惦念着天下苍生的生计。虽同是心怀此愿，但在真正面对掌权者时，李白杜甫采取的态度及方式却大相径庭。

飘逸“诗仙”李白对待君王或掌权者时，多是一种“平交王侯”的姿态。“小白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君道曲》）是李白理想中的君臣关系，他希望构建的是基于平等和自由的为帝王师友的政治形象。这集中表现为李白在掌权者的面前对自由精神及独立人格的坦然追求。当然，在李白追求事业的道路上，他免不了有干谒荐举的行动；然而即使在《与韩荆州书》这类自荐书中，他也展露着“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的雄壮气势。在政治受挫时，李白更是被激发出了傲气，高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宣示了他身上被后人评价为“未尝一日低颜色”的操守。李白确实始终在追求自由与干谒权贵中徘徊，这是因为其性格气质与从政理想之间存在剧烈矛盾（这矛盾其实时常存在于封建体制中的士人身上，只是在李白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种种矛盾冲突化为了李白的叛逆和反权贵思想，这正是李白对布衣意识最大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来源首先是他对于自身才华的超然自信，其次是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他有着卓尔不群、傲世独立的性格气质。同时，因为李白有着与平民相同的立场（主要是非官宦的家庭出身）又与权力核心有国密切接触（长安奉职翰林待诏三年），故对于封建王朝的本质他能有比较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沉郁“诗圣”杜甫则是始终抱守着“致君化风”的儒家理想。杜甫欲为帝王师的意义不是对自身价值的强调，而更多是希望能对明君起到辅助作用，是站在掌权者的立场上渴望国强，也是站在平民的角度盼望民安。在杜甫前期的诗歌中，忠君通常是与建功立业的进取心联系起来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彼时杜甫正见证着玄宗执政期间唐朝的鼎盛时期，他希望看到有道明君和清明政治，希望这一切有着他的一份功劳。肃宗登基之后，种种原因下，杜甫选择了弃官隐居，在这期间，杜甫表达忠君的诗作大量涌现，他始终对于唐王朝和封建统治者保持着忠爱（或者说是抱有幻想），即使对其做法有不满却仍旧服膺于君臣大义。隐居的杜甫，其忠君思想更多是与伤时悯乱联系在一起，“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其中浸透着杜甫对于国家和人民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已然深入到杜甫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致苏轼对其有“一饭未尝忘君”的评语。不可否认，杜甫对于君王的忠诚有着少许愚昧的成分，但从时代和家庭背景等多方面考察，这种情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可因此对杜甫诟病。相反，在笔者看来，杜甫作为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士人，仍能在家国危乱之中始终秉持虔诚的爱国忠君之心，是可歌可泣的一段感人佳话。

三、成因：何为拨弦手

造成李白与杜甫思想意识差异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主要的是以下三方面。

首先，虽二人同处唐王朝的大背景下，但毕竟有十一岁的年龄差距。使唐王朝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安史之乱发生时，正值杜甫的壮年时期，这时的李白却已相对平静地度过了意气风发的年岁。因此，安史之乱带来的影响，对杜甫而言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杜甫诗作大多数作于安史之乱之中或之后），而李白更多的接受了盛唐勃发的意气，显得更加逸兴遄飞。

其次，两人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不同。李白或出身于富商家庭，其父当也颇有文化素养或至少很注重对孩子文化素质的培养。李白自幼受巴山蜀水的熏陶，少年时受教于西蜀赵蕤，故其平民性比杜甫彻底，且思想驳杂。他一生虽仕途不顺，但生活质量尚算较好，故能养成其豪迈洒脱的性格。杜甫家世代为官，其父其祖都是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杜甫从小便浸淫在儒家文化氛围中，忠君爱国成为了他一生的主旋律，但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会为封建王朝发声。壮年之际遭遇战乱，加之家境本不富裕，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故有“沉郁顿挫”之风格。

此外，两人的气质也是各有千秋。李白总是流露出不事雕琢的浪漫天性，其个性狂放洒脱，时时刻刻都凸显出一个夸张放大的自我形象。而杜甫更加内敛，在诗作上也是追求着“语不惊人死不休”，其骨子中似乎便带有一丝沉重。

当然，两人也并非截然不同。李杜曾有过一段共同交游的时间，在这期间两位诗人中产生了伟大的友谊；李杜同是喜爱饮酒、热衷游历之人……作为名传千古的大诗人，二者都绝非性格死板、思想单一之辈，正是同中存异、异中有同，在二人的诸般对比中方能凸显出盛唐的万般气象。

参考文献：

[1]林庚.诗人李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3.

[2]詹福瑞.布衣及其文化精神[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107-117.

[3]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注：本文所引李白诗句均来源于此书

[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注：本文所引杜甫诗句均来源于此书

[5]严正道.论巴蜀文化对李白侠意识的影响[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12（3）：26-30.

[6]于春媚.论李白的布衣意识[D].河北大学， 2005.

[7]霍然.论杜甫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寒士诗人中的先驱地位[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1（1）：74-78.

作者简介：王雪凝（1993—）女，西藏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