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华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研究视野，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政治等语境中研究。受到“文化专向”的启发，本文拟将从外部因素意识形态出发，进行Evolution and Ethics 两个中译本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对比研究。本文发现译作代表的“意识形态”与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或融合或背离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操控了译作的接受情况。

关键词 译作接受 意识形态 操控 融合 背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7.09.013

On the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WANG Xiaohua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ommerce，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In the 1980s， the "Culture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refres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context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under such wider realms as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etc.. In the light of this trend， a contrastive study of different receptions of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Evolution and Ethics in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cal periods is carried out from an extra-textual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reception of any translation work is largely manipulated by the fact that whether its ideology is in harmony with or conflict to that of its target society.

Keywords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works； ideology； manipulation； harmony； contrary

0 引言

20世纪80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研究，纷纷将翻译研究与历史、文化和政治等文本外因素联系起来。于是很快“操纵”、“改写”、“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这些关键词就成了翻译研究者们笔下的高频词汇。可以说“文化转向”瞬间拉宽了翻译研究的维度，将传统文本翻译研究拓宽到文本外研究范式，将研究的重心从语言本身转变为语言的外部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试图将翻译研究的视角从本体延伸至文本外部因素，从译作接受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入手，通过自然科学译作的接受个案研究探讨了译作接受过程中译作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对话，试图探索译作本体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希望藉此引发更多学者对翻译研究中意识形态这一文本外因素的关注。本文选取了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旨在考察译作接受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对话过程，即译作本体代表的意识范畴和社会主流意识范畴的相遇、争论、妥协，最后走向融合或分裂的对话过程。

1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英文ideology，源于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逻各斯），字面意思就是观念的学说。这是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8世紀末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翻译学家Lefevere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 同时还指出影响译作接受还有诗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文学体裁、主旨、人物原型等；二：文学的社会角色和作用。意识形态和诗学操控着文本的翻译，即影响着译作经过改写之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最终影响其在译语文化中的接受。

2 《天演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接受情况

Evolution and Ethics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应邀到牛津大学“罗马尼斯”（Romanes）讲座的演讲稿。他于1894年7月为演讲稿加写了导言连同另外三篇文章（注：另外三篇文章为（《科学与道德》，《资本—劳动之母》，《社会病与恶化治理》））一起出版，即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作为Evolution and Ethics中译本之一的《天演论》在清末民初时期反响巨大；而另一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文革历史背景下则影响甚微。且直至今天，《天演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仍然有着较大影响，而《进化论与伦理学》则甚少提及。

不少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天演论》的传播和巨大社会影响进行过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涵盖历史、思想、传播三个研究领域，主要探讨的是严复的思想及其译作《天演论》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进而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于《天演论》在晚清时期的接受情况，胡适回忆：“《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成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胡适， 1987：99） 蔡元培在《五十年中国之哲学》中言及《天演论》时有这样一句描述：“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也说明了《天演论》在当时社会的流行程度。 可见，《天演论》在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的思想上激起了多大的反响，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endprint

而《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时，在其出版说明里面就已经被定性为供“参考和批判”，原因是“该书的前半部是唯物的，但后半部是唯心的”。由于《进化论与伦理学》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文革第一阶段（1966-1971），其影响力在当时微乎其微。甚至到现在，探讨这一译作的文章也为数不多，且主要是对比它和《天演论》的翻译。

从上述接受现象的描述看，两个译作在各自历史时期中的接受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经典”一个是“参考批判”。

3 《天演论》与晚清社会“意识形态”的融合

3.1 民族救亡

晚清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可以总结为民族救亡。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中日甲午的败北和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的签订，外国帝国列强的侵略。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一切有识之士都在寻求抵御帝国主义、解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武器。就在此时，《天演论》的译介加上严复的解读（对赫胥黎和斯宾塞进化观的取舍），适时地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成功地被目的语社会所接受，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其主旨内容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

3.2 物竞天择

译作《天演论》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进化一样，都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法则。这一观点与原作者赫胥黎的观点是恰恰相反的。原作者认为，人类应该遵循道德伦理标准，因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的营已和私利，人类是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的。由于当时中国甲午战争落败，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当中。严复译介此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开明智，更重要的是要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所以严复在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选择了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原本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政策辩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严复的利用下，变成当时仁人志士号召国人发奋自强、救亡图存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黄顺力，2004：49）

因此，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号召和呼唤，严复对源语文本进行了有意的改写，用‘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等生物进化生存法则唤起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危机意识，对他们敲响了警钟。经过严复改写之后，《天演论》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和观点非常契合当时的社会思潮，最终《天演论》在当时的晚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中国翻译史中非常经典的一部译作。

4 《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背离

4.1 否定生存竞争适用社会伦理进化

与《天演论》相比较，《进化论与伦理学》较为忠实传达了赫胥黎的思想：“1.较为完整地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进化过程中；2.指明人类社会与动物的区别：自然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人类社会遵循伦理道德标准；3.区分伦理进程与宇宙进程。宇宙进程是指以人的“自营”本能为特征的生存竞争，伦理进程否定生存竞争的理论，社会伦理的进步就在于同宇宙进程作斗争；4.表达作者在“自营”和“克己”之间保持折衷主义态度。”（皮后锋 2006：324-326）

4.2 马克思主义思想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29日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显然毛泽东是依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说的观点：旧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 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不能贯彻唯物主义了。”（龚育之）

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同时主张文艺工作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表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精神传播运动。在文革这一政治思想高度统一的时期，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主席的批语就等于关注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的话语权，它对该译作以参考批判的方式出版和传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艺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其次对于外国文学著作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

5 结语

研究发现，译作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期待着被代表着大多数读者的社会所接受。译作接受过程都要经历译作代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相遇、争论、妥协，最后或融合或背离的情况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它的接受。而且，通过Evolution and Ethics两个中译本接受情况对比研究，我们发现意识形态对译作接受起着重要的操控作用，特殊历史时期甚至起着决定性的操控作用。

参考文献

[1] 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OL].http：//www.quanxue.cn/LS_Mao/DuShu/DuShu06.html（accessed 02/04/10）.

[2] 胡适.四十自述[M].上海：上海书店，1987.

[3] 黄顺力.吹响近代社会思潮转型的战斗号角——评严复思想学说的啟蒙价值[J].东南学术，2004（3）：46-52.

[4] 皮后锋.严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