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先祥

摘要：高语罕生平事迹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学界表述错乱不清。新发掘的史料证明，高语罕生于1887年，卒于1847年；关于高语罕赴日求学的时间，诸多说法中，比较可靠的是1912年。作为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高语罕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10月。留学德国期间，高语罕同朱德来往密切，但他不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关键词：高语罕；生平事迹；中国共产党；考证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2-0001-04

Abstract：There have been some confusing and unclear expressions in academia about some basic information of Gao's life story. The historical data newly-excavated proves that Gao Yuhan was born in 1887， died in 1847； The time when Gao went to Japan to study， among different statements， is relatively more reliable to be in 1912. As an important figure of CPC in the early time， Gao joined the party in October， 1920. While studying in Germany， Gao kept close contacts with Zhu De. However， Gao wasnt the one who introduced Zhu De to the party.

Key words：Gao Yuhan； life story； China Communist Party； research

高语罕是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后因“托派”身份牵连而“销声匿迹”。近年来，随着学界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高语罕也再次“抛头露面”，被视为“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先行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之先驱”。然而可能是“湮没”太久，这位党史上的“先驱”和“先行者”，仍然是“熟悉的陌生人”。一些基本问题，如高语罕的生卒年、赴日求学时间等，学界的表述或是语焉不详，或是承讹错乱。为此，本文在综合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高语罕生平的几个问题进行梳理和考释，以澄清史实、去讹存真。

一、高语罕的生卒年

关于高语罕的生卒年，早期的一些资料如《寿县革命回忆录》、《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革命中坚》等收录的介绍高语罕的文章，都认为其生于1888年，卒于1948年。1999年，版本学家龚明德在《红楼梦宝藏》一书附录的《关于高语罕》中，对高语罕的生卒年进行了考索，结论是“1887年生，1948年卒”。但随后众多著作和文章仍然沿袭了1888-1948的说法。

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文史学者王军的著作《高语罕传》。该书第一次全面勾画了高语罕的生平，并认为其生卒年是1887-1947。关于高语罕的卒年，作者列出了三条新史料。一是《民主与统一》1947年第33期刊登《悼语罕先生》：“据二十四日南京电，语罕患胃癌不治，于二十三日晨在此间逝世，享年六十一。”二是《快活林》1947年5月5日第59期发表署名为“大虫”的《陈立夫哭吊语罕》：“在四月二十三日高氏病死于中央医院的消息传出，陈氏立即前往吊唁。双泪如流，可见二人间之私谊确实深挚。陈氏并与多人发起开追悼会，不久即在京举行。”三是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高语罕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卒于南京。”[1]4据此，可以断定高语罕卒年应是1947年4月。关于高语罕的生年，王军先生依据其享年61岁（虚岁）前推，认为高生于1847年。对此，作者又提供了两条旁证。一是1924年10月12日高语罕为人写的序文开头便是：“行年今年三十有八”，按照当时惯用虚岁计龄，可推知高的生年是1887年。二是高语罕1928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集《牺牲者》，其中以高自己为原型的“寿儿”属猪，而1887年正是亥年。

应该说，王军先生关于高语罕生卒年的考证是很有说服力的。2011年之后出现的著作，涉及高语罕生卒年的多写作1887-1847。

二、高语罕赴日留学的时间

高语罕早年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对于这一基本事实学界没有分歧。但高语罕何时赴日求学，学界则众说纷纭，有1905年、1907年、1912年等多个说法。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敬坤先生认为高语罕“于1905年随中国学生兴起的‘留东之际，即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攻读，与陈独秀相识”，1907年因参加拒俄集会，“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2]。杨飞先生在《高语罕的悲情人生》中，关于高语罕留日经历也有相似的表述[3]。

皖西学院的徐开忠教授在《陈独秀的追随者：新文化运动中的高语罕》中认为高语罕“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了安徽同乡陈独秀”[4]。

中央党校的祝彦教授认为高语罕1912年东渡日本，并在此间向《甲寅》杂志投稿，因而同陈独秀、章士钊有了交往[5]。对此，中央党校的研究生杨苏磊在其博士论文中叙述得更具体：“1912 年，高语罕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高语罕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神舟学会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二次革命”发生后，因留日公费被倪嗣冲断绝，“高语罕生计顿时受到影响，是年便回国，参加‘二次革命。”[6]王军先生则进一步认为高语罕曾两次东渡日本。1912年韩衍遇刺后，高语罕向孙毓筠请了一笔公费，从青岛赴日求学。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高语罕回到上海准备参加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高语罕又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与同在日本的陈独秀时有来往，并向《甲寅》杂志投稿[1]34-35。endprint

除上述三种说法外，高语罕赴日求学的时间还有1907年之前 《安徽著名人物丛书·革命中坚》收录的《高语罕传略》一文认为：1907年，高语罕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未毕业即归国从事秘密反清活动，由此推断高的赴日时间是1907年之前。和1909-1910年吴丽娅根据高语罕在1909-1910年间在国内并无任何记录，推断这两年间高有留学日本的可能。参见吴丽娅：《高语罕的前期思想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17页。两模糊之说。

对于这五种说法，我们可以利用已知史实作为参照系来进行辨析。第一个参照系是安徽陆军测绘学堂。需要说明的是，现有资料都认为高语罕是1905年进安徽陆军测绘学堂。实际上安徽陆军测绘学堂迟至1906年3月才由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创办。1907年9月，学堂的教学结束，部分优秀毕业生经过考试被派往省辖各府州进行实地测绘工作。学生毕业后学堂即裁撤。因此，以安徽陆军测绘学堂为参照系，高语罕在1906年3月至1907年9月这个时间段是不可能分身去日本求学的。而高语罕在《百花亭畔》 《百花亭畔》是高语罕记录其早年在安徽生活的自传，193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中说，他从1903年秋开始即在凤阳官立经世学堂学习，期间还参加了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样，1903年秋至1906年3月这个时间段，高语罕同样不可能在日本。而高语罕也不可能在1903年秋之前去日本。皖籍学生留学日本始自1898年清廷驻日使馆选拔的13名“使馆生”，至1904年，在日本的皖籍留学生已有55人，查无高语罕。参见陆军：《清末安徽留日学生述论》，《昆明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据此可以推断，关于高语罕赴日的时间，1905年和1907年之前这两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二个参照系是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马炮营起义的时间是1908年11月19日，高语罕是亲历者。而在此之前，高语罕一直在督练公所测绘科工作，为参谋处绘制一张二十万分之一的安徽城厢全图。因此，1907年9月至1908年11月19日，高语罕也没有机会去日本。“1907年赴日”之说自然不能成立。

第三个参照系是“革命奇士”韩衍。韩衍是安徽辛亥革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高语罕与其相交颇深。1908年11月，高语罕协助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1910年11月，《安徽通俗公报》停刊，高语罕回到家乡正阳关小学任教。1911年春天，高语罕再到安庆，在韩衍影响下，与革命党人发生联系，筹划安徽革命事[8]。1911年11月，韩衍组建青年军，高语罕任秘书长。1912年4月，韩衍遇害同安岭，高语罕冒死为其收尸。从这一段高语罕与韩衍交往的史实看，高语罕1912年之前不可能去日本。

第四个参照系是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甲寅》雜志。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时间是1913年冬天，《甲寅》则是1914年5月10日在东京创刊。高语罕既然与李大钊有联系，并向《甲寅》投稿，那么他1914年前后应该在日本。这段时间高语罕与陈独秀也时有往来，而陈独秀第五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赴日的时间是1914年7月，也就是说高语罕1914年7月之后还在日本。

综合上述四个参照系，高语罕留学日本的时间只能是1912年之后，并且到1914年7月仍在日本活动。再根据高语罕曾回国参加“二次革命”的史实，基本上可以断定高语罕在1912年至1914年这段时间，曾两次东渡日本，即王军先生的说法是成立的。

三、高语罕入党时间

关于高语罕的入党时间，一般都认为是1920年10月，但也有资料认为是1921年之后。中南大学的曾长秋教授在《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一文中指出：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立即着手联络同志，1921年2月发展了沈雁冰、邵力子，5月发展了沈泽民、李启汉，稍后又发展了李中和高语罕[9]。廖盖隆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高语罕”的条目显示，高在1923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8月与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深造[10]。曾长秋说高语罕在1921年5月之后入党，但没有表明所据何在。《中国共产党大辞典》中的表述明显有误，高语罕赴德国的时间是1922年8月，而非1923年8月。

认为高语罕于1920年10月入党，最有力的证据是张申府的回忆。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时，曾致信李大钊和张申府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11]。1920年10月，张申府和李大钊成立了北京党组织。据张申府回忆，“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后来北京又发展了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12]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还有《黄埔军校名人传（上册）》的记载：“1920年，高语罕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芜湖劳动状况》；以‘钓叟为笔名在《少年世界》上发表连载文章《芜湖文化运动及》；以‘素心为笔名发表《芜湖教育观》。是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高语罕赴京，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3]另外，王军先生的《高语罕传》和姚永森先生的《高语罕传略》认为高语罕于1920年10月入党时，都引用了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罗章龙《椿园载记》。不过，经笔者查证，该书并未提及高语罕入党事。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一部分，罗章龙写道：“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廖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成员中没有高语罕的名字。只是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罗章龙列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单里有：“高语罕，安徽，芜湖中学教员”[1]64。

四、高语罕与朱德的关系

1922 年 8 月，高语罕与郑太朴、章伯钧等离沪赴德国，进入哥廷根大学。是时，朱德也在德国，并且与高语罕同在一个党支部。有研究称高语罕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依据主要来自高语罕的回忆录《九死一生记》。《九死一生记》曾连载于1945年成都《新民报》，其中有不少涉及留德生活。就朱德入党事，高语罕回忆道：“叔隐人甚聪敏，是个感情极易冲动的人，他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14]73endprint

但是根据《朱德传》所载，朱德是在1922年11月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入党。传记中还特别说明“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15]。而《周恩来年谱》在“1922年11月”条目下的内容是“和张申府介绍朱德以及一同赴欧的孙斌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1]28。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所忆》中也说：“1922年10月底，朱德和孙炳文到了德国，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生活，到欧洲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4]75依据这两条史料，基本上可以推定高语罕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高语罕虽不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在哥廷根的时候，朱德和高语罕一起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学习、讨论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而每逢周末，他们都要聚餐一次。在高语罕看来，“朱德不轻于说话，文字也很平常，一般的学识，自然他也没机会预备。但他有一个特性，也可以说是军人的脑筋——单纯。他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知道得很少，但他只要明瞭其中片言只字的真理，便奋力前行，并且生死不渝。我想，他若果始终能成为世人心中的英雄的话，那这一特性便是成功的唯一主要因素。”[16]后来，高语罕、朱德等相继从哥廷根来到柏林，两人仍然在同一个党小组。这时，国共合作的旅欧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围绕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分裂成了两派，展开激烈的斗争。高语罕、朱德等代表左派积极反对西山会议派，并改组留德学生会。他们又一起办了个油印周刊《明星》，朱德承担具体工作，高语罕则负责写文章。

1925年8月，高语罕从德国返回上海，代表国民党驻德支部出席国民党“二大”。而在此之前，朱德也从德国转赴苏俄学习军事。三年后，即1927年7月，高语罕又和朱德共同参与策划了南昌起义。但随后他们的人生就走向了两个轨道，一个在磨砺中奋起，另一个却在落寞中沉沦。

参考文献：

[1]王军.高语罕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4-35.

[2]刘敬坤.大浪淘沙中的高语罕[J].世纪，2005，25（6）：58-59.

[3]杨飞.高语罕的悲情人生[J].党史纵览，2013，19（11）：33-38.

[4]徐开忠.陈独秀的追随者：新文化运动中的高语罕[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32（5）：88-91.

[5]祝彦.陈独秀的“知己”高语罕[J].文史天地，2012，29（1）：13-17.

[6]杨苏磊.高语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2013：7.

[7]李宗邺.回忆高语罕[C]//中共寿县县委黨史办公室.寿县革命回忆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25.

[8]曾长秋.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24（3）：33-37.

[9]廖盖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426.

[10]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0.

[11]张申府.所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19-20.

[12]杨枚，袁伟良.黄埔军校名人传（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537.

[13]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三联书店，1984：77，67.

[14]金冲及.朱德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3-75.

[15]力平，方铭，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6.

[16]王军.高语罕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12：96.

[责任编辑：范 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