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历史观照幽灵

2017-09-12王萍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2期

王萍

摘要：加拿大当代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新作《菩萨凝视的岛屿》是一部书写和反思斯里兰卡内战及其历史叙述的艺术作品，具有浓厚而深刻的后现代历史意识。这部小说揭示了大历史进程的血腥与断裂，同时探究了大历史书写的虚假幻影，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对作为“事件”和作为“叙述”的大历史进行多维度的审视和拷问。不仅如此翁达杰还运用文学的聚光灯照亮那些被大历史、战争所掩埋的幽灵，还原其在大历史遮蔽下真实的苦难和创伤，因此翁达杰是一个凝视着自己国家黑暗历史的搜救者，他以文学之媒揭开大历史沉重的幕遮，搜救还原历史黑洞中他者的幽灵身份，试图通过文学虚构重新建构诗性的历史真实。

关键词：迈克尔·翁达杰；《菩萨凝视的岛屿》；后现代历史意识；幽灵；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2-0037-06

Abstract：Anils Ghost written by Canadian contemporary novelist Michael Ondaatje embodies profound post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writes and reflects on sri lankas civil war. His novel represents the bloodiness and violence of history development， also rethinks the subjectivity and ideology of historical writing， which presents double question of history both as event and narration. Ondaatje also spotlights individual life buried by History， war and politics， also emphasizes their true misery， trauma and terrified memories， which expresses his deep ethical caring to individual life. The paper holds that Ondaatje is the searcher and saver of dark history of his own country who use the media of literature to reconstruct poetic truth to challenge the function of history.

Key words：Michael Ondaatje；Anils Ghost；post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ghost；

20世纪70年代之后，福柯、巴特、利奥塔、德里达、怀特等思想家从不同视角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历史进步受到质疑，历史理性遭到颠覆。八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界对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文学创作也逐渐焕发出拿历史说事的热情。加拿大当代诗人、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194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成功地创作了一系列新历史小说，包括带有自传性家族史作品《世代相传》（Running In The Family）、以历史真实人物为题材的《经过斯洛特》（Coming Through Slaughter）和《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还有以加拿大多伦多大桥建设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身着狮皮》（In The Skin of A Lion）、以及关涉斯里兰卡内战历史的《菩萨凝视的岛屿》（Anils Ghost）等。其中，《英国病人》（1992）获布克奖，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奥斯卡12项提名，9项大奖；《菩萨凝视的岛屿》（2000）获加拿大吉尔奖和法国美第奇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事实上，翁达杰的这些小说作品始终没有离开历史——真实，大历史——个体生命等核心议题，在看待历史视角、阐释历史观念，理解历史本质方面带有鲜明的后现代历史意识。翁达杰曾说：重拾那些官方历史中从未讲过的故事是作家的核心职责。那些政治、经济上左派或者右派的报纸言论其实都是国家官方的声音……但他们讲的不是事实。而小说则可以书写非官方的故事，对于发生的事件提供不同的个人的复杂视角，与报纸媒体抗衡，提供一个不同的的观点，告诉人们：“不，这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能够变成更永久更政治化的一个时代的反映[1][A1]。作家期望以文学书写来对抗官方媒体，成为一个时代更政治化的反应这些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他的确敏锐地注意到官方大历史的片面性以及文学创作的历史性功能，其小说创作也始终回荡着对大历史的审视和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伦理关怀。

保罗·韦纳说：“历史要么就是一系列的事件，要么就是一系列事件的复述。”历史既包括人类以往各种活动的总体和事件的过程，也包括对这个总体和过程的叙述与说明[2]。《菩萨凝视的岛屿》即是一部书写和反思斯里蘭卡内战及其历史叙述的艺术作品，具有浓厚而深刻的后现代历史意识。这部小说揭示了大历史进程的血腥与断裂，同时探究了大历史书写的虚假幻影，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对作为“事件”和作为“叙述”的大历史进行多维度的审视和拷问，对“历史知识的整个概念予以问题化”[3]。翁达杰还运用文学的聚光灯照亮那些被大历史、战争所掩埋的幽灵，还原其在大历史幕遮下真实的苦难和创伤。本文认为翁达杰是一个凝视着自己国家黑暗历史的搜救者，他以文学之媒拨开大历史黑暗的幕遮，搜救还原幕遮下他者的幽灵身份，并试图重新建诗性的历史真实。endprint

一、大历史的血腥与断裂

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后随母在英国学习，并最终定居加拿大，他复杂的血统、文化背景以及丰富的阅历使得他对东西方的历史文化理解异常深刻，被称之为“无国界作家”，写作“世界小说”而享誉小说界，翁达杰也特别擅于挖掘东西方历史上一些特殊历史时刻或事件尤其是战争历史的本真意义，从而展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况和本质。在《世代相传》中作者屡次提及母国斯里兰卡20世纪初期的殖民统治战争，如梦如幻的《英国病人》则讲述四个伤心人在二战中的因缘际会，而《菩萨凝视的岛屿》则以深厚的现实人文关怀聚焦家乡斯里兰卡持续多年的内战。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1948年独立，主要民族泰米尔和僧伽罗人，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猛虎组织”是少数泰米尔人为争取民族利益的武装组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以及分离主义游击队之间的互相屠杀是民族矛盾的产物，被称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内战，斯里兰卡岛国八万到十万人丧生，一百八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以及更多无法统计的战争伤害和损失。面对家乡混乱血腥的民族内战，身上流淌着泰米尔、僧伽罗人以及荷兰人血统的翁达杰以巨大的勇气呈现母国内部的伤痛，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撕开了所谓历史理性持续发展的假面具，呈现大历史的血腥与断裂。

曾几何时，西方思想家们一度坚信历史朝着理性的目标不断发展，人类最终从蒙昧走向睿智，从黑暗迎来光明。黑格尔声称：“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展现为一种合理性的进步的过程。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也能得以存在和生存。”当代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仍宣称历史会在所谓西方的“理性”中走向光明的终点，他说：历史就是一个连续的、唯一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依靠人性中的理性最终会抵达自由和平等，至此历史也就走向了终结[4]442。然而正如阿多诺所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现实战争的鲜血与酷烈一次次提醒人们历史发展的的血腥与断裂。利奥塔认为：所谓的“元叙事”——即人类历史理性自由持续发展的理论——并非奠基于客观事实之上，它们毋宁是强加于过去之上的先验理论，没什么真实性可言[5]。福柯也说：“历史不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观念展开的历史。”[6]翁达杰以文学叙事再现历史，厚描斯里兰卡人民战争中的苦难，以悲剧性的力量呈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况。

作家运用拼贴、杂糅、互文等丰富的形式将文学虚构与历史史实结合起来，在作品的一开篇即做了史实性的重要说明：“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之后，斯里兰卡举国陷入动乱。三股相互敌对的势力——掌权的执政当局、盘踞南方的反政府集团，以及北部流窜的分离主义游击队——撕裂整个国家。后两者对统治者宣战。最后，执政当局为了对付反抗势力，不惜公然动用合法与非法的军事手段进行清剿。当时确曾出现书中所描绘的类似组织，亦发生过雷同的事件，人物情节纯属杜撰” 故事背景设定在内战期间，官方管制的考古遗迹中发掘出近年来的几具尸骸，国际人权组织的法医安霓尤和国内官方考古学家瑟拉斯一起对尸骸进行研究，发现政府屠杀的证据，调查屠杀背后混乱血腥的历史真相。法医安霓尤身份特殊，经历与翁达杰本人颇为相似，她出生于斯里兰卡，十几岁后到英国学习多年，后成为国际人权组织的法医代表，并被派驻到家乡调查政府谋杀案。作者透过她对斯里兰卡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对照重新审视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一面是家乡过去温暖美好的回忆，重返斯里兰卡安霓尤感到无比喜悦；另一方面在西方学习工作多年，她指望的是“一切都合情入理、条列分明的世界”。然而在这个岛上，她发现自己深陷飘忽不定的法则和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伸手不见五指[7]47。政府、反政府集团、分离主义游击队为“所谓的公理正义”都卷入这场混战，岛国再现了“即使最黑暗的希腊悲剧也要相形失色” [7]4的杀戮悲剧。

作家利用现代医学和考古学掀开历史沉重的黑幕，让法医安霓尤和考古学家瑟拉斯通过一具尸骸重返大历史下的黑暗死亡世界。小说中两人在对“水手”尸体进行研究追踪的过程中，发现成千上百遭到酷虐残杀的尸体：人们纷纷无故失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陆续被发现，“层出不穷的焦黑焚尸、海中河里的弃尸、杀人灭迹后重复掩埋的尸体。”安霓尤感叹说：“这里就是停尸间。”[7]47瑟拉斯的考古也发现千百桩大大小小的种族互戕，“政治斗争；集体的疯狂、金钱的豪夺。战火蔓延一如剧毒侵染四体，无可救药。”[7]144除了死亡，芸芸众生还遭受着战争对身体的戕害，迦米尼是急症室医生，作家通过他一场接一场的手术观察内战带来的一幕幕人生惨剧，对生命的摧残和伤害：伤患们一个个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医院里充斥着令人肝胆俱裂的凄厉哀嚎，惨不忍睹的毁容、断肢……屡见不鲜，迦米尼感叹：“明天还会送来更多的伤者——遭刀砍箭伤的、遭地雷炸伤的、面目全非的、肚破肠流的、全身瘫痪的……”[7]107。

除了整体间接的群像叙述，翁达杰还以微观个体为切入点，以点写面，籍由安霓尤在调查过程中几个斯里兰卡人的身心创伤梳耙岛国政治灾难下的生命场景：瑟拉斯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战争喝强碱水自杀；瑟拉斯的老师帕利帕拿因为兄长遭到屠杀躲到深山密林；帕利帕拿的侄女荪玛目睹双亲被害，内心产生的惊骇使得其语言和行为能力退化到幼儿阶段；迦米尼在急症室面对成千上百的病患无法解脱，只能靠“嗑药”勉强支撑；颜面恢复师安南达因爱妻无故失踪极度哀伤导致嗜酒如命几欲自杀。岛民们更难痊愈的是心灵震骇和精神创伤，有深陷野蛮血腥时代的恐惧，失去亲人爱侣的悲恸以及人生信念的丧失，整个岛国处在崩溃的边缘。翁达杰说：“我们全部被恶整了，我们全都束手无策，只能蒙着头往里頭跳。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了，而且无从解脱” [7]121。宣称进步理性的历史和国家到头来变成了血腥惨烈毫无理由的屠宰场，个体被牺牲，被抛弃，好像回到了“野蛮时代”。迦米尼感叹：从那一刻起，他彻底不再相信一切人世间所谓的“公理正义”，什么国土不容分裂，反正到头来总以混战收场，战争的唯一理由“即是战争”，人类的暴行毫无逻辑[7]37。在翁达杰看来，这段战争的历史不仅仅是斯里兰卡的问题，它折射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之殇，将人类苦难的根源追溯到对历史无理性的阐释和追问，因此它“比纪录片更震撼人心，籍由怜悯与恐惧，照亮人类生存的处境。”[7]扉页endprint

二、大历史书写的虚假幻影

如果说探究尸骸被杀历史真相是安霓尤等人的第一重目的，那么“历史真相的书写”则是主人公安霓尤面临的另一无法解决的困境。《菩萨凝视的岛屿》中包含多种历史话语，每一种历史话语背后都映射复杂的价值体系和权力等主观性话语，历史书写与权力、意识形态和国家暴力机器紧密纠缠，真正的历史真相已经无足轻重，小说家翁达杰“在历史叙述的媒介下强调了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性。”[3]141对历史学家们所谓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神话进行有力地拆解。

1824年，现代历史学开创者兰克提出：“要严肃不苟地书写历史事实，要如其所是地书写历史。”[3]133历史学家们坚持可以让“硬邦邦的”事实说话，认为历史的叙述是建立在牢固的客观基础之上。然而后现代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认为历史的书写，尤其是大历史的叙述并非简单地指向事实真相，罗兰·巴特说：历史的话语从没有依据“真实”而言，它不再能够指示真实。因为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主观决定的[8]。海登·怀特在《元历史》认为历史和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是一种话语，建构行为和符号系统。历史书写的核心问题并非是“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演变为“谁在向谁讲述（或书写）什么，他们是如何讲述（或书写）”[9]。翁达杰的小说从国际医学、国内考古学等多重视野展现历史真相呈现的复杂困境，暴露大写历史与历史真相的断裂。

作家首先构建了一段国际组织和国内学者共同调查无名尸骸谋杀案的历史现场，在写法上以片段式多声部多角度来聚焦尸骸事件，各种力量和话语对抗叠加，国际医学和国内历史学还有民族内部的分裂，展现了发掘历史真相、书写历史事实艰难的困境，并形成了小说复杂的张力性。岛国不断上演着权力支配者运用谎言、暴力、检查、监视、控制等多种手段对历史真相书写进行操纵的戏码，来自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团体的自控信在瑞士总部堆得满坑满谷，但喀图嘎拉总统仍一概宣称：毫无迹象显示国内发生过任何有计划的杀戮事件。除了谎言，三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事实真相的传播，各方人马的恐怖活动不断，他们互相屠杀并湮灭证据，运用“武器、文宣、高压统治、耸动的大字报、钳制言论等手段” [7]10，普通民众根本无力对抗，在暴行中他们甚至丧失了言语和逻辑的力量，只能禁锢自己的情绪，以免祸延己身。政府还通过“排斥”“禁止”等多种惩罚多种手段来控制人们的言论和行为，如果有一名父亲胆敢因丧子而四处哀告不平，恐怕一家人也会横遭杀身之祸。在种种措施重压下，国内民众只能通过保密、沉默、谎言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的真实状况，个人的历史记忆也因谎言和沉默陷入混乱。国外联合国人权组织调查事实真相面临同样的窘境，虽然政府囿于各方压力，安抚西方贸易伙伴，首肯外国顾问安霓尤查访这段政治谋杀案，但在调查过程中，安霓尤自己遭遇监听、检查、欺骗等多重刁难，尽管她是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但当地政府叫你滚，你得滚，别说是一盘幻灯片，就连一格底片也甭想带走。”[7]21她克服困难运用各种医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抽丝剥茧最终找到政府谋杀的证据。但在案件调查几近明朗之时，却发现自己被监视，重要证据“水手”尸骸无故失踪。指控政府失败后，她离开会场时还必须经历一道又一道的羞辱、诋毁和难堪，一次又一次地被查验文件，反复地蓄意挑衅羞辱，“手提箱、口袋内大大小小的瓶罐、幻灯片全被倒出来翻检，要她脱下衣服，再叫她穿上。等她脱身时，她什么也带不走——别说是一页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资料，就连她今天早上不经意放在身邊，一块儿带进这幢大楼的私人照片也不许她带走。”[7]201如果不是瑟拉斯的舍命相帮，她甚至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更遑论保全政府谋杀证据和书写所谓的历史真相。正如福柯用谱系学的显微镜所发现的：“真理和知识远非想象的那样纯洁，它们始终是与权力纠缠在一起的。”[6]事实上无论是国内民众、国际组织抑或科学知识在权力、国家机器、恐怖暴力面前无法直接将真相如实呈现。瑟拉斯的老师，一位长期浸淫在历史中的金石学家帕利帕拿领悟到历史真相的实质：“真相永远只是片面之词，我们从未拥有过真相，就算你用骨头也找不到。”[7]38所谓历史的真相是和国家机器、权力、暴力纠缠在一起的，“那些高深莫测的政治运作、台面下的龌龊勾当，还有冠冕堂皇以所谓“国家利益”为幌子的政客……[7]21真实客观的历史叙述在翁达杰看来只是虚假的幻影。

在历史真相的书写过程中各方利益纠葛，情况复杂，写历史是如其所是，还是如其所愿，如其所好？作品中安霓尤站在国际视角科学立场坚持历史真相的普遍性，而具有官方背景考古学家瑟拉斯的历史立场则致力于建立民族认同感，出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他更忠于本民族的感情和利益。他说：“身为考古学家，奉真相为圭臬，但坚持必须是对现况有所助益的真相才行。”[7]144瑟拉斯认为历史真相是复杂的，内战中每个人的手上都沾了血，“水手”谋杀的真相会引领他们陷入何种境地？就像在一池汽油旁边点起一株火苗。瑟拉斯曾眼见真相被支解成碎片，被西方媒体断章取义，连带勾引出层出不穷的报复和杀戮。不可否认历史学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回避所谓的“历史真相”，于是大写历史最终沦为一个复杂虚幻的概念，一个构建的产物。

三、搜救历史黑洞中的幽灵

众所周知，历史历来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土匪流寇的天堂，是普通小人物的地狱。翁达杰却说：“写作能将个人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历史连接起来，我总是对历史中的那些小人物感兴趣，那些历史中从未书写的个体让我着迷。”[1]的确，后现代小说往往更注重照亮那些被大历史抹去遮蔽的个体生命。福柯说：“很久以来，历史学家们就在测定、描述和分析结构了，而他们却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自问是否他们已经把活生生、脆弱的、颤抖的“历史”漏出去了。”[10]小说家品钦宣称：所谓宏大历史“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历史外在的、表面的部分”，他用强权压制和抹杀了其他没有讲述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历史。小说家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让那些在历史中被淹没、消失的他者的声音重新显现，确立其在历史中的地位[11]。对于翁达杰而言，从《经过斯洛特》中无人理解的美国号手巴迪·博登、到《身着狮皮》里加拿大移民劳工帕特里克、到《英国病人》中的意大利探险者艾尔麦西，作家刻画了历史角落里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这些鲜活的多元化的他者形象对翁达杰而言，他们的存在像“地下河一样不可或缺”[12]。翁达杰试图通过文学的虚构揭示他们在历史维度中的真实存在，揭开历史黑暗的幕遮，还原被掩盖被抹去“幽灵”的真实身份，重新昭示生命个体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endprint

小说英文原著题为Anils Ghost ，“Ghost”意思是“鬼魂”，或指死去之人的灵魂，游荡在“生死之间”的幽灵。德里达说：“谈论鬼魂，实际上，向鬼魂且同鬼魂谈论是必要的……在那些尚未出生或已经死去的鬼魂——他们乃是战争、政治或其它各种暴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或其它各样灾难的牺牲品。”[13]《菩萨凝视的岛屿》的“鬼魂”不计其数，发掘的尸骸“水手”“补锅匠”“裁缝师”和“阿兵哥”，为保护安霓尤而被害的“瑟拉斯”，还包括在内战中身心备受摧残的千千万万斯里兰卡岛民。翁达杰说：“不断上演的战争充斥着无数暴戾的恶灵、沉冤的幽魂。”[7]274这些幽灵们身处于历史的底层，长期被战争、官方历史、精英历史所遮蔽，生命形如草芥，自我身份和话语权长期处于缺失状态，是宏大叙事中趋于忽视的边缘 “他者”。他们或无辜失踪，或尸横他地，在执政当局、反政府集团以及分离主义游击队之间的混战中被碾压，被掩盖被忽视被抹去，悄无声息，无数鲜活的生命草草地被打发到历史的黑洞，成为无从解脱的幽灵。翁达杰在作品中力图揭开历史沉重的幕遮，为这些沉默的幽灵们招魂，将曾经冰冷僵硬的“鬼魂”还原其曾作为“活生生”人的存在，重新恢复被压抑、被忽略个体的身份和生命。翁达杰此番努力从主人公安霓尤对“水手”的调查还原过程可见一斑，“水手”本是官方管制领地发掘的一具无名尸骨，其死亡在苦难深重的岛国无足轻重，然而安霓尤等并不是将其作为一具“冰冷的毫无生息的的尸体”对待，而是将其作为像自己一样的个体生命的延续，当她蹲在尸体旁边确认其死亡时间时，嘴里亲切地呼唤着：“亲爱的，我回来了。”不仅如此安霓尤还为其命名为与自己绰号相同的“水手”之名。当安南达恢复“水手”的头部塑像后，她将“水手”拥入怀中，意识到：“他和自己一样，不只是一件冰冷的物证，而是某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具备性情，缺陷，也有家人和朋友，只是在瞬息万变的政治纷乱中稍一闪失，原有的一切才转瞬间化为乌有[7]156。除了对“幽灵”表达尊重和关怀之外，女主人公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尤矢志不移地调查水手被害案件，通过各种努力试图重建他的生命，还原此具尸骸的身份，发现其被杀背后的历史真相。“使死尸复生：何等古怪的差事！将吊死的躯体接下来，将这玩意儿驮上背……不过就是死了，埋了，烂了么？他究竟是谁？因为“他代表的是所有，还原他的身份等于还原所有人的身份” [7]5。安霓尤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将死去的“鬼魂复生”，还原所有暗哑的大众的个体身份，还原大写历史排斥、消灭、删改整个边缘他者的轨迹。这些黑暗幕遮下的“幽灵”在历史记载中微不足道，但翁达杰试图以文学之媒捍卫大历史下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为他们命名，重新建构 “鬼魂”缺失的身份和被压抑抹去的历史，并表达对整个人类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深切的伦理关怀。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个体性的主体诚然是卑微的，但是，世界历史也毕竟是一种补遗。从伦理上讲，个体性的主体具有无限的重要性。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单独的个体微不足道，是无限的零——但是，他却是人类最真实、最高的重要性，他比其他因素都更为重要，其他因素在事实上都是幻影，如果它们被设想为最高的重要性，那么，这也将永远是一个幻影。”[4]202《菩萨凝视的岛屿》中翁达杰化身为 “披上狮皮承担起责任的勇士”，成为一个“凝视着自己国家黑暗历史的搜救者”，搜救大历史黑洞里曾经鲜活真实的一个个生命。

四、结语

翁达杰在《菩萨凝视的岛屿》最后一章以直接艺术化的手法拆解了“神圣”的大历史，那尊法相庄严高大的佛陀塑像正是大历史的文学隐喻，它被几名窃贼爆炸，躯干坠落，巨大庄严的佛头朝下笔直砸落土中，佛像的碎片散落一地。然而“解构历史”并不是终极目的，翁达杰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渴望通过艺术重新建构新的“诗性历史”。翁达杰引用尼采的话说：“为了不致为真理而死我们才拥有艺术。”[12]1其实他在早期诗歌中曾提出类似的诗学宣言：我们必须建构新的神话/来清理整个世界[14]。翁达杰试图以文学虚构的艺术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建构诗性的“历史真实”——即虚构的真理（truth by lying）[3]238实现对历史的文本化干预，并超越历史之殇，对翁达杰而言，“文学不是次等的被动存在物，而是彰显历史真正面目的活生生的意义存在体，它并不被动地反映当时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建构历史的现实动因，它也不是仅仅模仿现实的存在，而是一个更大的符号象征系统。”[15]于是在小说的结尾，艺师安南达最终以艺术的技法修复破碎的佛像，并透过佛像之眼，重新将生命和恒常望向远方。

总之，在西方整个后现代语境下，翁达杰和其他当代历史小说家一样具有强烈的后现代历史意识，质疑历史再现和历史叙事的可靠性，对历史知识的概念进行问题化；同时通过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对历史进行诗性重构，对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文学性历史重写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等问题做出了独特的思考和追问。但是由于加拿大“马赛克”样式的文化特色和翁达杰复杂的文化身份，他倾向将历史复杂化，从多个角度多种情感来审视和展示历史，“作家自己并不会控制任何一种观点”[1]133，这一方面使得其作品具有丰富的张力性和多元性，但同时又将不同主体在历史真实、伦理、价值等方面的冲突进行悬置，对于如何协调和解决不同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问题缺乏明确判断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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