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聊斋志异》联系初考

2017-01-16岳巍

蒲松龄研究 2016年4期

岳巍

摘要：《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两部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长篇和短篇两座高峰。两部名著之间是有联系的，有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研究，但都囿于《红楼梦》的作者是乾隆时期的曹雪芹而不够深入。两部名著的作者对明清鼎革有着深切独特的体验并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都讽刺了降清变节的洪承畴；都赋予了林四娘故事相同的感情色彩；都站在汉族的立场上，表现出了明显反对满清的思想倾向。两部小说在内容方面的联系从某些角度能够说明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生活和写作时代是比较明确的，因此，通过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来考证《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解决《红楼梦》作者问题的一个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切入点。

关键词：红楼梦；聊斋志异；联系；考证；蒲松龄；《红楼梦》作者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有学者指出：文学作品必然反映它所产生的时代、社会、民族和历史，必然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折射出时代特征、民族心理和历史积淀，打上社会与个人的深刻烙印。[1] 225 因此，小说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料来研究利用，而且具有专门的研究性著作无法比拟的优势。例如，列宁曾把列·尼·托尔斯泰比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主要就是因为托尔斯泰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小说名著，而这些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沙皇俄国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以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进行举例时说：“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2] 684 恩格斯之所以如此评价，主要是因为巴尔扎克创作了大量小说，其《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些评语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关注对象，一度成为文论研究者经常引用的词句。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1856-1918）曾在《两篇关于古·郎松〈法国文学史〉一书的评论》一文中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而且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明显……” [3] 121-122

小说在保存和反映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明清小说即是如此，尤其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两部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小说名著更是如此。《聊斋志异》又被称为“异史”，其作者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根据脂砚斋的批语，《红楼梦》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运用了史笔。在明清小说研究领域，梁启超是较早指出明清小说可以作为史料的学者，他指出，《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4] 60-61 陈寅恪则是较早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明清小说作为史料进行历史考证的学者，他曾在《柳如是别传》中多处征引《红楼梦》的内容。陈寅恪不仅随手牵引《红楼梦》人物的故事和语言，以为释解钱柳因缘诗和陈柳情缘之作的重要参证，而且直接把《柳如是别传》的传主柳如是和《红楼梦》的女主人公林黛玉联系起来，指证其人物性格之间具有并非偶然的一致性。陈寅恪还将明清人物与《红楼梦》中的人物、《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及其他文献中的人物进行比较，“这种释证古典文献的方法，不仅对所涉及的相关著作，而且对整个明清文化思潮的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5] 36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两部名著，分别代表着中国长篇和短篇古典小说的高峰，其史料价值曾一度备受关注。例如，毛泽东在阅读评价《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时候就曾十分注意两部小说名著的史料价值，认为都可以作为历史来读。《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涵盖丰富的明清历史内容，说明两部小说名著的作者都把时代背景和明清历史融入了自己的创作，而且有些内容是相同或相似的。例如，两者都涉及了对洪承畴的评价和态度、都记载了林四娘的故事、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对满清的思想倾向、都对程朱理学的人性论进行了深刻批判、都对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弊端进行了抨击、都表现了对明代宦官专权的憎恶态度，等等。这些都是两部小说名著在反映内容上联系密切的重要表现。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前三个方面来论述《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在内容上的密切联系。通过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与蒲松龄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值得另辟蹊径进行深入探讨。

一、讽刺降清的洪承畴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两部名著都在文中讽刺了1642年变节降清的洪承畴。《红楼梦》的行文虽十分曲折，但还是通过具体时间进行了提示；《聊斋志异》的《三朝元老》一篇则直截了当，点名讥讽。

《红楼梦》作者在第十一回《庆生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当中明确写到：“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偏都遇见凤姐儿往宁府那边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① 《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对这一时间交代都十分明确，并且用“正是”加以强调，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这引起了许多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的探求欲，纷纷进行考证。周汝昌先生对这一时间的查考一直局限于雍正朝，他在1953年9月初版的《红楼梦新证》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中提到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最为相近，并认为是曹雪芹追写，不可能望其毫无误记。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第六章《红楼纪历》继续沿用此说。在漓江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中，周先生的按语说：检雍正朝年历，无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者。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最相近，或系指此。因为局限于雍正朝，无法找到恰合的年份，所以周先生没有妄下断语。张良皋的《为〈红楼梦〉中的蹊跷冬至寻根》一文对“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考证十分详细，他曾请教吴世昌先生，吴先生帮他联络去故宫博物院查找，因为周汝昌先生已经查考了雍正朝，所以他请亲友不用查雍正朝，只查康熙朝和乾隆朝，但没有查到符合对应的结果，他本人到武汉图书馆翻检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从乾隆朝上溯，逐行查阅。过了雍正，到了康熙，果然不见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踪影。直查到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才见到我千思万想的第一个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再往上，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上查到此为止，我想已够满足了。” [6] 83 张先生因此感到十分奇怪和疑惑。笔者起初也深感困惑，经过查证，最先找到了1642 年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后来读到《为〈红楼梦〉中的蹊跷冬至寻根》一文，十分佩服张先生的执着和认真，他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查考一个日期，令人感佩，同时也说明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巨大魅力。

张先生曾期待周汝昌先生的回应，但周汝昌的注疏表明他也不甚了然，只能进行猜测，因此无法作出准确回应。其实，张先生首先找到的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就是最恰合的年份，但囿于作者是所谓曹寅之孙曹雪芹的缘故才大惑不解。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众说纷纭，存在各种说法：潘重规认为是明末清初的明朝遗民，土默热认为是洪昇，有的学者认为是明末清初的方以智等等，需要继续进行考证。不少研究成果对《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提出了质疑，有学者通过研究分析脂砚斋的批语认为：可知楔子中所说曹雪芹只是“披阅增删”者，是可以坐实的。[7] 53 王正康则撰文指出，曹寅之孙曹雪芹系子虚乌有。胡适的所谓“自传说”曾过度影响红学研究，毛泽东主席和鲁迅先生甚至都受到影响，周汝昌和俞平伯等红学大家受到的影响更大，但几十年来不少著述已经有理有据地批驳了胡适的曹雪芹“自传说”，这些著述虽没有做到破立并举，但曹雪芹“自传说”已经难以立论，俞平伯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进行反思时甚至说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自己和胡适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俞平伯无疑具有一种十分可贵的学术精神和巨大的自我批评勇气，他以自己的红学研究实践告诉后学：身后有余可以不缩手，但眼前无路则不能不回头。后来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不能离开小说的艺术形式来对它进行研究。小说有虚构，因此不可能把小说中的人、事、物都一一落到实处。[8] 557 如此持论自然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却刻意避开了小说能够反映和承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功能。

笔者认为，“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中“这年”是指1642年，《红楼梦》的作者有意提示具体时间，目的是引导读者注意把贾天祥和变节降清的洪承畴联系起来。土默热曾猜测“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是影射康熙，又怀疑是影射洪承畴，最后认定是洪承畴：洪承畴兵败被俘后，明廷以为他已经殉国，专门为他举办了追悼仪式，称赞他是当代的“文天祥”，所以作者让他称为“假天祥”。[9] 148 但土默热主张《红楼梦》作者洪昇说，值得商榷。其实，关于“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影射洪承畴变节降清事，红学索隐派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蔡元培、王梦阮、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等学者认为贾瑞和贾天祥都是相对于宋代真正的文天祥而言的，故事情节隐写1642年冬庄妃色诱洪承畴的历史逸闻。蔡元培云：“瑞字天祥，言其为伪文天祥也（文小字宋瑞）。头上浇粪，手中落镜，言其身败名裂而至死不悟也。”贾瑞回家说谎，说自己失脚掉在茅厕里了，王梦阮索隐云：“一失脚成千古恨，是‘失脚二字的来历。”文天祥小名“云孙”，是其祖父根据梦中所见为他起的名字。文天祥还有一个名字叫宋瑞，宋理宗赞扬他“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他便给自己起了“宋瑞”的名字。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并以处死相威胁，但遭到了文天祥的断然拒绝，他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千古传诵。相形之下，洪承畴降清变节，尤为时人所不齿，王梦阮认为《红楼梦》文中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和凤姐夸赞贾瑞是“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来”都有所指，贾瑞头上被浇上了一桶尿粪，王梦阮索隐云：“从此遂蒙不洁，作者恶之深，故诋之丑。”《红楼梦》中说贾瑞“最是个图便易没行止之人”，在作者看来，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降清的洪承畴，贾瑞头上被浇尿粪，是骂洪承畴臭不可闻。贾瑞因此得病，以至要吃独参汤。王梦阮索隐云：“文襄绝粒多日，太宗百计诱食，皆不效。气垂绝，孝庄效婢妆，贮参汁于壶，劝少饮而后就义，以壶承唇，文襄不得已，少沾饮焉，逾时竟不死，后复进，文襄连饮愈不死，精神加充。遂进馔，意转乃降。此言独参汤，即指此事。笔婉而达，意隐而讥，文襄见之，当有愧色。” [10] 400

讥讽洪承畴投降变节的故事有很多，无独有偶，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八有《三朝元老》一篇。其文曰：

某中堂，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论非之。……或测之云：“首句隐亡八，次句隐无耻也。”

洪经略南征，凯旋。……遂探袖出文，抗声朗读，乃故明思宗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也。读毕，大哭而去。①

《三朝元老》对洪承畴进行了更深的讥刺，因为文中对曾降流寇后又降清的“故明相”这个“三朝元老”并未点名，只说是“某中堂”，而对直接变节降清的洪承畴却毫不留情，从“洪经略南征”和“乃故明思宗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也”可知是讥讽洪承畴。目前对洪承畴的评价已经有所变化，但在当时，洪承畴的变节降清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世论非之”，士林众贤无不愤怒，有许多讽刺他的文献记载，康熙年间编修的《明史》还将他列入《贰臣传》。另外，关于“三朝元老”的具体所指，从“曾降流寇”来看可能是指钱谦益，因为钱谦益在明朝崇祯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后又投奔李自成做书记官，清兵入关，又投降清朝做了礼部侍郎。钱谦益是金圣叹的舅舅，有一则联句轶事说金圣叹在给钱谦益祝寿时曾写过一副对联：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作者都憎恶洪承畴的变节投降行为，这说明他们崇尚民族气节，崇敬文天祥式的忠贞之士，这在两部名著的文本中都有所体现。《红楼梦》第二回的正邪之气和阴阳之论，及第七十七回宝玉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都很能反映《红楼梦》作者的崇正贬邪观念。《聊斋志异》的《秦桧》一篇，则以对秦桧的憎恨之深来反衬对岳飞的褒扬之高。在《杨大洪》一篇的“异史氏曰”部分，蒲松龄颂扬了磊落有气节的杨涟：“公生为河岳，没为日星，何必长生乃为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为公悼惜；余谓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圣贤，解者必不议予说之傎也。”很显然，蒲松龄化用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之句，能够表明他对文天祥的态度。

《聊斋志异》中表现蒲松龄憎恶投降变节的篇目还有《厍将军》，讲述了将军厍大有投靠武举祖述舜后多次蒙受提拔，后被晋升为吴三桂后周政权的总戎，但因为不忠，厍大有梦到在冥司遭到惩罚，醒后痛苦而死的故事。蒲松龄在“异史氏曰”部分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得十分清楚：“事伪朝固不足言忠；然国士庸人，因知为报，贤豪之自命宜尔也。是诚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怀二心者矣。”蒲松龄不仅憎恶厍大有，通过他“伪周”和“伪朝”的用语来看，他对背叛大明王朝，招接匪类，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也是憎恶有加的。吴三桂变节降清也属“事伪朝固不足言忠”，后来又建立“伪周”叛清，是彻彻底底的“人臣而怀二心者”。厍大有和吴三桂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聊斋志异》中直接旌表英烈的篇目是《阎罗》，此篇说有一个人夜间入阴曹成为“阎罗”，有一天处理一个送左萝石“升天”的案子，“天上坠莲花，朵大如屋”，把左萝石载上天去。这是《聊斋志异》中唯一直接歌颂战争忠烈的一篇，因为是歌颂明朝有“南来文天祥”之誉的左萝石，清代《聊斋志异》坊本不敢收。晋驼在《〈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一文中指出：《聊斋》让残明的烈士成神，而让降清的洪承畴和厍大有成为活鬼和死鬼，说明《聊斋》只承认明是正统，不承认清是正统。[11] 42

二、记载了林四娘的故事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都记载了林四娘的故事，表达了对这位敢于抗清、不忘故国的女中豪杰的赞颂之情，《红楼梦》中还以“姽婳将军”誉之，把她看作是在国破家亡时奋身抗战、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而《聊斋志异》的《林四娘》一篇主要表现了林四娘的故国之思和忠君爱国之情。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中的《姽婳词》，虽然用谐音法把“衡王”作“恒王”，但其中写的无疑是明末清军侵入山东的史实。对于《姽婳词》中的“明年流寇走山东”，学者冯精志早已指出：应重视歌行中的“明年”二字。诗中没有衡王头年才操练女兵之意，因此这里的“明年”从时序上无所指。同时，习惯上也不把“明年”用于倒叙以往之事，倒叙中往往以“翌年”或“次年”称，因此这里的“明年”是利用人们心里上难以觉察的误差暗指明朝的年份。[12] 259 而“流寇”，要么指明末农民起义军，要么指满清军队。历史事实是李自成的起义军在西北活动，走的是从西安经大同、宣化等地由居庸关攻入北京的路线，没有经过山东，而清军在1642年和1643年大举侵入山东，接连攻下青州、兖州等地，因此“流寇”显然指的是满清军队。《红楼梦》的作者还借贾政之口说道：“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恒王意为犬羊之辈，不足大举，因轻骑进剿。……”脂砚斋的批语是：妙！“赤眉”“黄巾”两时之事，今合而为一，盖云一过是此等众类，非特历历指明某赤某黄。若云不合两用便呆矣。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作者的确是为了混人，古时以太行山为界，称山西为“山右”，称山东为“山左”，上文已经提到，明末侵入山东且攻破青州的只有清军，作者是有意用颜色来提醒读者，是满清八旗军队攻破了青州。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考证出《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写衡王及林四娘死难之事，其真正背景是抗清而不是打农民起义军，是非常有道理的。而“芦雪广争联即景诗”，则是用北风凄紧、满天大雪来形容清兵入侵，用大风大雪中的酷寒形容人民遭受的苦难。“北”表明威胁所来的方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鬼隶》和《张诚》等篇把清军称为“北兵”也是这个用意，当时清军的入侵给汉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学者董文成考证指出，《鬼隶》中所写“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不是什么“夸大之辞”，更不是凭空虚构的“小说家言”，而是纪实性的笔墨，是对清军血洗济南这场历史罪案的真实记录。[13] 219

《姽婳词》对林四娘的评价很高：“不期忠义明闺阁，愤起恒王得意人。……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无疑表明了《红楼梦》作者对林四娘高度颂扬的态度。而在《林四娘》一篇中，蒲松龄着重描写了林四娘擅曲工诗的文艺才华，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她缅怀故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改朝换代之后问禅向佛的无奈之情，这种思想情绪在她的诗中表现的十分明显：“静镇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静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惠质心悲只问禅。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林四娘》一文中“伊凉之调”、“亡国之音”、“式微之际”、“君王化杜鹃”等用词和典故都在提示国破家亡，帝王殉难，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明清鼎革和易代之悲，蒲松龄对此也深有体会，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他去青州参加岁贡考试时还对明朝的大国气象充满缅怀之情，他在《青州杂咏》一诗中写道：“……行李萧条马首东，山川寥廓霸图雄。重城连亘规模远，想见当年大国风。” [14] 635 因此，《林四娘》一篇的深层意蕴是蒲松龄通过对17年前那场战难给林四娘带来悲剧命运的揭露，传达出了清初在野文人内心依旧存在的恋明痛国的感伤情绪。

林四娘自己说她是衡府宫人，遭难而死已经17年，诗中也说“静锁深宫十七年”，如果从1643年清军攻入青州算起，过17年应是1660年（明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如果林四娘实有其人，可以推测，蒲松龄写作《林四娘》的时间应在1660年左右。

除了《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林云铭的《林四娘记》以及陈维崧的《妇人集》都记载过林四娘的故事，但这些记载与《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文学表达存在很大差异。“相比较而言，林、王二版本中的林四娘一个为表贞洁自缢于崇祯年间，一个是死于清灭衡王府前数年，很明显，都避开了甲申之变这个敏感话题。想来可能是因为王、林二人在新朝皆仕进有声，恐怕不会再去谈什么反清复明了。但也有这种可能，即林四娘的死确如林版所云，完全是一桩私人化的小悲剧，因为林版文末缀有一段：‘（陈宝钥）康熙六年，补任江南传驿道，为余述其事，嘱余记之。如是，则林版林四娘故事乃原装正版了。那么，蒲松龄就存在一个改编创作的用意问题了”。[15] 82 《红楼梦》的文本明显对林四娘的故事进行了改编创作，如果蒲松龄也对林四娘故事进行了改编创作，则两位作者显然有着相同的用意。

土默热认为，记载林四娘故事的蒲松龄、王士禛、林云铭、陈维崧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的记述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即时记载。《红楼梦》中也说林四娘的故事是个“新题目”，可见也是即时记载。由此推断，《红楼梦》与《聊斋志异》应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作者也必然是同时代人。土默热的这种推断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是很值得商榷的，他的一些论据来自脂批，比如脂批中涉及的《女仙外传》和《长生殿》等。《石头记》甲戌本在第二回“成则王侯败则贼”之后的侧批是：《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红楼梦》第十八回元春归省时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和《离魂》。《红楼梦》列藏本、庚辰本和戚序本在《乞巧》后的双行夹批都是：《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四出戏当中，《豪宴》根据脂批出自李玉的《一捧雪》，不存在问题。根据祁彪佳的日记，他在1643年观看过《一捧雪记》和《疗妒羹》两剧——九月二十五日在维扬：“永年邀酌，观《疗妒羹》，即小青事，但以死为生耳。”十月初五日在吴中：“及舟则李子木张宴待矣，举酌，观《一捧雪记》。” [16] 988 根据脂批，《仙缘》来自汤显祖的《邯郸梦》也没有问题，但《离魂》来自《牡丹亭》存在问题，因为《牡丹亭》中并无《离魂》一出，而元杂剧《迷青琐倩女离魂》第二折写的主要就是“离魂”，《红楼梦》中的《离魂》有来自《迷青琐倩女离魂》的可能。《红楼梦》第十一回中提到了三出戏：《还魂》《弹词》和《双官诰》，不少学者认为这三出戏影射了历史上庄妃劝降洪承畴的过程：《还魂》隐射洪承畴因为绝食，命如游丝，因喝了庄妃所进的参汤而还魂回生。《弹词》则隐射庄妃温言相慰，巧舌如簧，劝降了洪承畴。《双官诰》则隐射洪承畴当了贰臣，明清两朝都做了高官，是故国新朝两重荣诰。这种解释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是《红楼梦》中某些戏曲剧名的作用之一，是根据不同情境利用戏曲名称来进行提示。三出戏中的《还魂》多被认为出自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但《牡丹亭》中并没有《还魂》一出，而《迷青琐倩女离魂》第四折主要写的就是“还魂”。《弹词》则多被认为出自《长生殿》，但原文中说“一出《弹词》”，可以理解为弹词的某一出，无法确定就是《长生殿》中的《弹词》一折。况且《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弹词上寿”一段文字表明，弹词能用来祝寿，说明有些弹词是用于喜庆场合的，而《长生殿》的《弹词》一折是老生唱段，借李龟年之口，唱出了安史之乱的情状和李龟年本人的悲惨境遇，全曲悲壮苍凉，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这样的戏曲不适合庆祝寿辰等喜庆场合。有学者认为《上寿》是一出戏，当是一种误解，“弹词上寿”是用弹词来祝寿的意思，“上寿”即祝寿的意思，这一词语在《金瓶梅》中曾多次出现。“弹词”的名称，在金代就已出现，明代臧懋循的《弹词小序》中说元末杨维桢避难吴中时曾作《仙游》《梦游》《侠游》和《冥游》四种弹词。明朝嘉靖年间，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记述杭州人八月观钱塘大潮时曾提到“弹词”，《浣纱记》的作者明代梁辰鱼著有《江东廿一史弹词》，陈忱著有《续廿一史弹词》，因此，弹词著述和表演在元代和明代已经十分常见。至于《乞巧》，虽然脂批说来自《长生殿》，但实际上《乞巧》来自《长生殿》的证据不足，因为《长生殿》中虽有乞巧的内容，但没有《乞巧》一出，而入选《元曲选》的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有《乞巧》一折。《长生殿》对《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多有借鉴，比较来看，《乞巧》一出戏的借鉴痕迹十分明显。元杂剧的基本形式是四折一楔子，每折并无专门的名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共有四折，其中第一折虽无名称，但可以称为《乞巧》，因为其主要内容讲的就是乞巧，写七夕乞巧令节杨贵妃在长生殿安排了乞巧宴进行乞巧。而《长生殿》中并没有《乞巧》一出，虽在第一出《传概》、第二十一出《窥浴》和第二十二出《密誓》等处几次提到七夕乞巧，但乞巧不是主要内容，仅仅是简单提到而已。因此，《红楼梦》中提到的《乞巧》不太可能来自《长生殿》，来自《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的可能性更大。而收录《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及《迷青琐倩女离魂》的《元曲选》，即《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宝钗所说的“元人百种”。《元曲选》是明代戏曲家臧懋循编著的，收录元代杂剧九十四种，明代杂剧六种，总计一百种，故又称“元人百种曲”。《红楼梦》的作者非常熟悉《元曲选》，因为《红楼梦》中涉及的某些杂剧在《元曲选》有录，作者又特别借宝钗之口提到。从用词上看，《红楼梦》中出现的“俺”、“北邙山”、“因此上”等词语在《元曲选》中多有使用，《红楼梦》中使用的“本贯”、“家生”、“有天无日”等词语在《元曲选》中也早已见用。

因此，《豪宴》《乞巧》《仙缘》和《离魂》四出戏很有可能在明亡之前都出现或上演，《红楼梦》的作者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他并不一定熟悉《长生殿》，因为除了脂批提到《长生殿》外，《红楼梦》中并未提到《长生殿》。但脂砚斋的批语表明其熟悉《长生殿》和《女仙外史》，脂砚斋甚至误解了《红楼梦》原作者的本意，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乞巧》说成是《长生殿》中的《乞巧》。《红楼梦》中提到的《弹词》也不是《长生殿》的《弹词》一折。《红楼梦》第五回“别有他属，余所不知”的脂批表明脂砚斋并非全解作者本意。据上所述可以推断，《红楼梦》的原作者和脂砚斋不是同一个人，《红楼梦》的作者并不一定熟悉《长生殿》和《女仙外史》，因此《红楼梦》作者另有其人，洪昇说很难立论。

三、尊崇汉明王朝，反对满清

著名红学家刘梦溪指出：“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17] 383 刘梦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涉及到《红楼梦》真正作者的问题。如果《红楼梦》有明显的反满思想，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必然受到质疑。胡适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且是旗人，又主张自传说，鲁迅先生也沿袭此说，根据胡适的考证认为《红楼梦》反满之说不能成立。实际上，《红楼梦》的反满思想很明显，在清代就有满清贵族意识到，后来不断有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证。在《石头记索隐》中，蔡元培先生开篇即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红楼梦》本事以上是不是加上了“数层障幂”，值得商榷，但比较而言，在索解《红楼梦》的真味和原旨以及作者考证方面，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是有贡献的，以《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一批索隐类著述有其合理价值。有学者评价说：我们如果不带偏见地看蔡元培的这个“索隐”，其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当代的阐释学或解释学了。……至于他分析和揭示得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批评和讨论，不能一味的斥责嘲笑。[18] 294 索隐派在进行分析和揭示时多榫不合卯，但也有不少合理之处，如陈寅恪认为林黛玉身上有柳如是的影子，两者性格之间具有一致性。朱琪在《从倪瓒到妙玉——试论〈红楼梦〉创作过程中对历史人物的借鉴》一文中利用历史记载资料分析了妙玉和倪瓒在性格上的极似之处，作者在塑造妙玉形象时借鉴倪瓒性格的痕迹十分明显。笔者研究发现，《红楼梦》的作者熟悉张介宾并把他隐秘写入了书中。[19] 641 也就是以张介宾为原型塑造了张友士这个人物，笔者就此撰写了《〈红楼梦〉里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与张介宾》一文。

另外，为了从戏曲角度证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创作时间，笔者还撰写了《从〈红楼梦〉中的几出戏曲看其成书年代》一文，参加了《名作欣赏》杂志社组织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名作欣赏征文大赛”暨“全国青年教师论文大赛”并获得教师组一等奖。笔者发现，《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出现的戏曲，或是元代杂剧，或是明代和清初的传奇或杂剧，全部出现于洪昇的《长生殿》问世之前，仅有《乞巧》《弹词》《续琵琶》等几出戏存有争议。经过比较分析发现：《乞巧》和《弹词》非必出自《长生殿》，相关脂批并不可靠；《续琵琶》不是曹寅之作，最可能是明代黄粹吾的《续琵琶胡笳记》；《红楼梦》中多次写到水浒戏则表明其作者经历了明末某段《水浒传》和水浒戏传播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而不会是毁禁《水浒传》和水浒戏最严厉的康乾时期。结合《红楼梦》中以具体时间提示隐写了洪承畴1642年变节降清的史实，可以推知，《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成书应在1642年至《长生殿》问世的1688年之间近五十年的时间内，即清代顺治朝或康熙朝前半期，而不会是乾隆时期。

通过分析《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戏曲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涉戏曲在明代或清初均已问世或上演，其中并没有出现《长生殿》和《桃花扇》，《红楼梦》前八十回成书当在1688年之前甚至更早，其作者经历了明末的一段时期，是一位对故朝及其精英和文化满怀深情但对变节降清者憎恶有加的遗民。因此，笔者认同台湾学者潘重规关于《红楼梦》作者必是一位明代遗民的观点。虽然索隐时错误多多，但蔡元培的《石头记》“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的论断仍值得重视。

通过《红楼梦》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完全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表达了十分强烈的反对满清的思想倾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红楼梦》的作者对满清统治者持贬讽态度。《红楼梦》第一回中就提到“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文中用蜂来比喻满清，表明了作者的厌恶态度。《红楼梦》文本中以蜂来比喻满清的地方还有几处：第一处是秦可卿出殡时大明宫内相致祭时被贾珍让至逗蜂轩献茶，此处“逗蜂轩”当有寓意，脂砚斋的批语是“轩名可思”，无非是提示读者注意“蜂”的喻意。有学者认为此处“蜂”暗指的是满清文字狱制造者，或有道理，总之应与满清政府有关联。第二处是第六十七回，作者通过老祝妈之口来表达对蜜蜂，尤其是马蜂的厌恶之情。第三处是七十八回的《姽婳词》，其中说到：“明年流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蜂”，上文提到此处“明年”是指明朝的年份，而“流寇”指的是清军，作者仍然以“蜂”喻之。在《红楼梦》第五十回中，作者又说满清是“蒲芦”。逗红轩一篇题为《〈红楼梦〉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的文章针对“一池青草草何名？”的谜语及其谜底“蒲芦”一词查考后认为谜面和谜语实际上是：清朝之朝何名？胡虏也。因为“蒲芦”是“葫芦”的别称，“葫芦”又与“胡虏”谐音。而根据东汉经学家郑玄的注释，“蒲芦”是“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中的“蜾蠃”，也就是俗称的土蜂。所以，清朝既是葫芦之“蒲芦”，也是土蜂之“蒲芦”。[20] 66 从《红楼梦》的文本来看，其中有“葫芦庙”和“葫芦僧”，上文也提到《红楼梦》作者多次以“蜂”来比喻满清，因此逗红轩文章中的相关考述是很有道理的。《红楼梦》中还多用“末世”，如第一回中说贾雨村“出于末世”，第五回探春的判词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王熙凤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这种“末世”的说法应该与明清鼎革有关，作者不承认满清统治的合法性，认为明亡之后进入了“末世”，与顾炎武的“亡天下”说一样，把反对的矛头隐曲地指向了满清异族王朝。

第二，《红楼梦》的作者尊崇汉族王朝尤其是明朝，贬斥蛮夷特别是入侵中原取得政权的满清。《红楼梦》中多用“明”、“日月”、“朱”、“清”、“青”、“满”等字词，而且具有明显的褒贬色彩，当是尊崇明朝贬讽满清的表现。如“昌明隆盛之邦”、“昌明太平朝世”、宝玉之玉“灿若明霞”、癞头和尚“目似明星有宝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老明公山子野”、“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勋业有光昭日月”、“双悬日月照乾坤”、“兰麝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秀山明水抱复迴”、“右力长么两点明”、“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等等。文中“永佩洪恩”、“奉天洪建不易之朝”之类的说法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明朝年号“洪武”和“建文”，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不论是“朱楼梦”还是“红楼梦”甚至“悼红轩”的说法，以及评点者“脂砚斋”的命名，当与怀悼明朝有关。冯精志针对《好了歌》“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的措辞指出：笏的消失是汉家天子失天下的象征，因为明朝及明以前历朝的官员都使用笏板，惟独在清朝被废止了，或者说，满床笏从宅中消失，是明朝社稷易主后的必然情景。满床笏板从宅中消失出现在宁荣二府创立之前，实际上是使用笏板的明王朝灭亡的一个象征。关于笏板，《红楼梦》第二十九回还提到了戏曲《满床笏》。《满床笏》亦称《十醋记》，明末清初的范希哲所作，剧演郭子仪七子八婿相聚时笏板满床，故名《满床笏》。因此，《红楼梦》的作者很有可能通过提到笏板来悼怀朱明王朝。明朝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红楼梦》的作者对明朝是怀有深深感情的。而评点者畸笏叟，通过名字判断，很可能是曾仕明清两朝但仍对故明王朝深深怀悼的人。而满清统治，作者认为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正如《好了歌》中所说：“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红楼梦》中用“青”、“清”、“满”的文字也很多，比如：“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瘦损清霜梦自知”、“清冷香中抱膝吟”、“霜清纸帐来新梦”、“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桂拂清风菊带霜”、“头上有青天”、“三山半落青天外”等。第三十八回的螃蟹诗则直刺满清统治者“铁甲长戈”横行无忌、“指上沾腥”无肺无肠，尤其是黛玉的“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和宝钗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更是直接讽刺满清，有学者指出，此处“满”字隐射满清、“八足”代指八旗，就连作者自己也借众人之口说道：“这是食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如果“末世”是指满清统治时期，那么此处“世人”即是“末世之人”，首先包含的就有满清统治者。关于满洲八旗，《红楼梦》的作者除了用螃蟹比喻之外，在第七十八回中还用“黄巾”、“赤眉”等词语引导读者去注意，而“犬羊之辈”的说法显然和“犬戎名姓”的说法一样，隐含着作者对满清的讽喻和蔑视。

第三，《红楼梦》中有不少明显大骂满清的文字，很多学者都有分析研究，如潘重规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1951）、元之凡的《薙发案、吐番儿、耶律、荳童及其他——试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兼议论红楼梦的索隐》（1984）、冯精志的《悼红四题》（1986）、朱光东的《红楼梦吊明反清思想管窥》（2004）等等。但只有潘重规关于作者问题的观点比较明确，其余著述或者局限于作者是曹雪芹，或者不提作者问题。潘重规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认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是“站在汉人立场，大骂异族。”“曹雪芹本身是旗人，而代汉人大骂异族”，潘重规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段文字成了他反对著者是曹雪芹的根据之一，潘重规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必是明代的遗民。

不仅《红楼梦》的作者反对满清，就是脂砚斋、畸笏叟两位评点家也是反对满清的，他们通过批语明显表达了《红楼梦》的主旨和自己的思想倾向。脂砚斋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对英莲“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评语是：“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 ① 武侯之三分和武穆之二帝，分明讲的是山河破碎，二贤之恨是国破家亡和生灵涂炭之恨，可见《红楼梦》表面大旨言情，而实际上另有托言寓意之旨。

在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中有一段畸笏叟的批语，对理解《红楼梦》的主旨十分重要，这段批语前半部分照抄了庾信《哀江南赋》中的一段原文，后半部分则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大族之败，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余英时认为这条批语或反映了曹雪芹的反满意识，他分析说：“据我的看法，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因此，这个长批也可以加强我们对于曹雪芹具有某种反满意识的猜想。” [21] 160 刘梦溪先生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叟批语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笔者完全同意刘梦溪的观点，但批语的时间仍有待商榷，余英时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因此认为畸笏叟所说的戊子年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笔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与蒲松龄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是一位对明清易代之痛有着深切体验的明代遗民，并据此推测畸笏叟读庾子山文集的戊子年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因为脂砚斋和畸笏叟比较清楚《红楼梦》作者的良苦用心，他们上面的批语都表达出对国破家亡、朝代鼎革的感慨与痛楚，从常理来讲，离明朝灭亡越近的年份越符合情理。

朱光东在《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中多处论证了《红楼梦》作者强烈反对满清的思想倾向，附录中的两篇文章也都是通过日期来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反对满清的，但在作者问题上没有突破，仍持曹雪芹说，因此论证难免牵强附会。重视《红楼梦》中的日期研究是必要的，张贻柱在《〈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一文结尾说道：“……而是从明末清初历史变革这一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参照当时重大历史日期和事件来解读《红楼梦》，或许，我们还能从中领悟出更为深刻，更有新意的内容。”但是，在对《红楼梦》中的日期进行研究时，一定要结合其作者问题展开，唯有如此，才不仅能够领悟出更为深刻和更有新意的内容，而且能够自圆其说，持论有据。很多读者看出了《红楼梦》中时间的错杂和模糊，殊不知这正是作者尊重真实历史时间造成的。为了提示1642年和1644年两个具体年份，《红楼梦》作者通过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和五月初二未时交芒种节来进行暗示，可谓用心良苦，不愿明言年份，害怕罹祸，又担心读者歪曲本意，不解真味，因此用十分隐曲的方式来进行提示。《红楼梦》作者对1642年和1644年及明亡前后的史实有着深刻的记忆并将一些日期曲折写进了《红楼梦》，意在提醒读者注意结合这一时期的史实来进行解读。

至于《聊斋志异》中所表现的反满思想，在20世纪早有学者进行过论述，现在聊斋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肯定蒲松龄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对满清的倾向。但是，关于《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是否具有民族思想和反对满清的倾向，中国聊斋学研究者曾一度展开论争并出现过两种观点：一种是肯定《聊斋志异》有民族思想和反满倾向，如何满子的《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一书就认为聊斋小说中的《三朝元老》《林四娘》《罗刹海市》等篇，或讥嘲异族统治者，或鞭挞卖国投降的民族败类，或缅怀汉家衣冠，这些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的作品是值得珍视的。任访秋、杨仁恺、章沛、杨柳等学者都肯定《聊斋志异》有民族思想和反满倾向。另一种观点否定《聊斋志异》有民族思想和反满倾向，如王文琛的《〈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蓝翎的《〈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在哪里》等都否定《聊斋志异》有民族思想和反满倾向，蓝翎甚至认为，《聊斋志异》在总体思想倾向上毫无民族思想和反满情绪，即使通过个别作品也难以发现《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和反满倾向。晋驼在《〈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一文中分析了蒲松龄的民族思想，并列举了《林氏》《张氏妇》《张诚》《乱离二则》《韩方》《鬼隶》《野狗》《公孙九娘》《林四娘》《白莲教》《偷桃》《小二》《邢子仪》《张鸿渐》《地震》《水灾》《瓜异》《夏雪》等篇目作为例证进行了详细分析。赵俪生十分重视聊斋小说的史料价值，他积十几年之功从《聊斋志异》中找出了蕴含丰富史实的聊斋小说30篇左右，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读分析，撰写了《读〈聊斋〉札记》一文，文中也肯定蒲松龄具有民族思想和反满倾向。

俄罗斯是国际聊斋学的研究大国，在苏联时期曾深入研究过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汉学家乌斯京（П.М.Устин，1925-）和菲什曼（О.Л.Фишман，1919-1986）等都肯定蒲松龄的民族思想和反满倾向。乌斯京通过比较青柯亭本和手稿的影印本发现青本编刻时改动较大，有25篇未收，对题目、“异史氏曰”部分和许多字句进行了掩盖和删改。[22] 453 乌斯京认为删改的原因是这些小说中表现出明显的反满倾向，刻印人深知有违时忌之处，所以他们删改了那些诋毁满清的词句，如《仇大娘》《夜叉国》《促织》《王成》《公孙九娘》《王者》等篇。《仇大娘》一篇，稿本中 “……乃引旗下逃人诬禄寄资。国初立法最严，禄依令徙口外”一段，青本篡改为“……时有巨盗，事发远窜，乃诬禄寄资，禄依令徙口外”。关于《夜叉国》一文，乌斯京认为：“蒲松龄描写夜叉社会，刻画了满人的生活、制度和风尚，将他们描绘成缺乏精神生活的野蛮民族。”《王者》一篇，乌斯京认为“一人出，衣冠汉制，不言姓名”一句中“衣冠汉制”对理解蒲松龄的民族思想倾向十分重要。乌斯京还认为蒲松龄批判科举制度也是反对满清的一个重要体现，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3] 40-45 顺便提及，明代戏曲《节侠记》第五出“虏侠”中有“礼乐夷风归正，衣冠汉制常新”一句，其中出现了“衣冠汉制”，蒲松龄对元明戏曲十分熟悉，此或可作为借鉴之一例，还有不少遣词用语表明《红楼梦》的作者和蒲松龄都借鉴了元明戏曲和《金瓶梅》中的用语，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菲什曼认为，青柯亭本中有意删削的句子都暗指满清政府的残酷压迫，青本凡“旗下”都删去，“奴”改为“仆”，都是明显的佐证，她认为《三朝元老》《厍将军》《秦桧》等篇深刻揭露官场黑暗，批判叛国投敌，表现出了明显的爱国主义思想，她同时很赞成中国学者章沛对《夜叉国》的看法：蒲松龄描写的夜叉国暗指清廷，讽刺了满人排外，从其中官员的着装、女人着男装及善于骑射等特征来看，应当是影射满清。[24] 32-34 菲什曼认为，《聊斋志异》反满思想表达比较含蓄是由于时代背景方面的原因，她列举了当时的残酷文字狱事件来进行说明。

因此，《红楼梦》和《聊斋志异》都通过文本表现出了民族思想和反对满清的倾向，两部小说名著的作者都站在汉族文化立场上，把满清视为蛮夷，对满清入主中原过程中的野蛮屠杀和掳掠曲笔进行了记载和控诉，这应该说是两部名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或类似的一种证据。

结语

当然，《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之间的联系还有很多，比如，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早已有学者发现了两部小说名著的共同之处，但囿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使论证陷入困境。有学者曾指出，《红楼梦》对程朱理学人性论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同《聊斋志异》一样，对自然人性进行了大胆的肯定，同时还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社会内容作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揭示，这就大大加强了其批判力度。《聊斋志异》和《红楼梦》都无例外地继承了中国思想史中的既有成果（包括正面成果和负面成果），它们所呈现的思想面貌尽管十分复杂，但其中心和基本特点是“以心为性”、“以情为性”，对“心”的感性作用的强调和突出。这种思想是明中叶以来在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阳明心学思潮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发扬。[25] 221 很显然，这种论断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囿于《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表述不够恰切。实际上，阳明心学思潮在所谓的曹雪芹生活的雍正和乾隆时期难以发扬，很难想象，在雍乾时期会出现产生《红楼梦》的社会思潮，因为这一时期文网森严，文字狱不断，不会容许阳明心学思潮高涨，而阳明心学思潮在明清鼎革易代时期自然而然地发展和张扬则为《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思潮条件。因此，通过《红楼梦》与《聊斋志异》在社会思潮方面的相似性来看，《红楼梦》的原作者与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应该相差不远。

笔者还发现，《红楼梦》和《聊斋志异》都受到了《朝野佥载》《金瓶梅》《影梅庵忆语》《秣陵春》《坚瓠集》等作品的影响，而这些作品的流传，除《朝野佥载》和《金瓶梅》外，也多具时效性，多集中于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时间内。另外，《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在人物命名和遣词造句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在人物命名时多用谐音，都使用了一些相同的词汇，如俺、可儿、鞑子、樱唇、随喜、蟒玉等等。因此，从《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影响源和语言运用方面入手，也可以找到两部小说名著之间存在的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测，《红楼梦》的作者与蒲松龄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两人都经历或感受到了明清易代之悲，从鲁迅先生所概括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悲情基调来看，《红楼梦》作者的体验更为深刻。两位作者都反对满清，崇尚朱明王朝和汉族文化传统，旌表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人，对于没有剃发，能留发全节，忠君爱国，胜过须眉的女流更是赞颂有加，把满清视为蛮夷，极尽含蓄辱骂之能事，讥讽投降满清的变节之流，等等。因此，《红楼梦》作者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不少研究成果对乾隆时期的曹雪芹提出了质疑和批驳，此曹雪芹非彼曹雪芹，《红楼梦》里提到的“批阅增删”者、悼红轩主曹雪芹到底是谁，需要把他置于明末清初的背景下继续考索。从《红楼梦》与《聊斋志异》的联系角度来考察《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则因为《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生活时代十分具体而更具说服力。今后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研究应该适当结合《红楼梦》与《聊斋志异》的联系并扩大研究视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工作，比如《红楼梦》前八十回所涉戏曲，几乎都是十分具体的，深入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答疑解惑。笔者认为，在目前史料不足、外证阙如的情况下，立足文本，从《红楼梦》文本所表现的知识内容与某位可能作者所具备的条件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证，是从侧面探究《红楼梦》作者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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