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开始前后的中共媒体形象

2017-09-12曹明臣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2期

曹明臣

摘要：全面抗战开始前后，《大公报》的大量报道与评论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形象经历了重大变化：从一个被国民党政权围剿的“匪”变成了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中共媒体形象之所以出现从负面到正面的积极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政策的调整。中共媒体形象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公报》代表的中国中间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由不抱同情到认可赞赏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抗战；中共；媒体形象；《大公报》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2-0005-09

Abstract： From the communist bandit encircled and suppressed by the Kuomintang to the important anti-Japanese force of Chinese nation， the media imag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a Kung Pao had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just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main reason of this significant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mage was the policy adjus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ange also reflected from one aspect that the attitude of China's middle class 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transformed from resistance to appreciation.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mage； Ta Kung Pao

中共媒体形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大众媒体中的反映，是经由大众媒体塑造并传播的形象，反映大众媒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认知情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评价和心理认同。全面抗战开始前后，中共的媒体形象经历了重大变化：从一个被国民党政府围剿的“匪”变成了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那么，全面抗战开始前后，大众媒体是如何反映中共形象的？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中共的媒体形象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又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这些问题，以往学术界研究并不多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多注重中共对自身形象塑造问题的探讨，如王建华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兼析新民主主义理论生成的实践逻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梁忠翠与马玉林的《重庆<新华日报>中的中共高层形象宣传探究》（《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刘兴旺与林志彬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体形象的塑造与认同——以〈新华日报〉为考察对象》（《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李金铮的《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张卫波的《抗战时期中共媒体形象的塑造——以党报党刊的宣传报道为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刘晶芳的《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等。。本文试图以全面抗战开始前后的《大公报》为中心，分三个阶段探讨此时期大众媒体中的中共媒体形象，借以回答上述问题为便于清晰勾画中共媒体形象的变化轨迹，本文将“全面抗战开始前后”定义为从1935年10月毛泽东抵达陕北至1937年底太原会战结束这一时期。。

一、毛泽东抵陕前后至西安事变前

此时期，《大公報》作了大量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评论。从这些报道与评论看，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形象主要是“匪”。不仅《大公报》如此，其他报纸亦然，如《申报》有《陕北剿匪各部均已动员》（1935年10月7日，第2张第5版）、《萧贺匪多向国军投诚》（1935年11月20日，第2张第5版）、《毛彭俘匪解陕感化》（1935年12月6日，第2张第7版）、《汤恩伯军追剿萧贺匪》（1935年12月22日，第1张第4版）、《陕匪被剿北窜》（1936年1月29日，第2张第8版）等；《中央日报》有《毛泽东匪残部已狼狈不堪》（1935年10月2日，第1张第2版）、《何应钦对记者谈赤匪最近窜扰情形》（1935年11月7日，第1张第2版）、《杨永泰谈川匪残余南窜真相》（1935年11月9日，第1张第3版）、《西北剿匪总部前日正式成立》（1935年11月3日，第1张第2版）。这一形象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剿匪”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领导的“剿匪”军事一直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媒体极为关注的重大新闻。以“文人论政”相标榜的《大公报》尤其热衷于“剿匪”军事的报道与分析，“剿匪”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在《大公报》中，“匪”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也指一般的土匪、暴徒，如《芜湖附近江面米船时遭匪劫》（1936年10月1日，第10版）、《冀省除一匪患》（1936年12月27日，第10版）、《彰德驻军逮获七匪》（1937年3月11日，第10版）、《崔二旦匪流窜豫西》（1937年3月13日，第10版）等；有时也指日伪军，如《察北伪匪军李守信扩编为五师》（1936年10月16日，第10版）、《伪匪军分三路犯绥》（1936年11月12日，第3版）、《傅主席赴平地泉，匪军昨继续进犯》（1936年11月17日，第3版）等。但总体上看，“匪”更多是指中国共产党。这些报道在涉及中国共产党时，用词较为多样。以新闻标题为例，《大公报》有时会用“共党”等中性词，如《凶犯或共党》（1935年11月2日，第3版）、《晋西共党遭遇打击》（1936年3月12日，第3版）等。但更多的时候是用贬义词，如用“剿匪”：《晋西剿匪军事顺利》（1936年3月22日，第3版）、《陕省剿匪节节胜利》（1936年4月25日，第10版）、《陕北剿匪推进顺利》（1936年4月28日，第10版）等；用“剿共”：《晋剿共军事收复汾阳属之三泉镇》（1936年3月5日，第3版）、《陕北国军剿共迫近河岸》（1936年3月28日，第4版）等；用“残匪”：《陕北残匪渐告肃清》（1936年4月27日，第10版）、《晋西残匪回窜后陕北驻军积极防堵》（1936年5月19日，第10版）等；用“共匪”：《晋西共匪窜回陕北》（1936年5月6日，第3版）、《共匪北窜后绥宁边境形势》（1936年11月4日，第10版）等；用“残共”：《川陕残共形势已不振》（1936年8月8日，第3版）、《陕北残共之动向》（1936年7月31日，第3版）等。在涉及中共领袖人物时，有时候也用比较中性的表述，如《毛泽东等在三交镇》（1936年3月3日，第3版）、《毛泽东等将放弃陕北》（1936年6月5日，第3版）等，但更多的是表述中带着贬义，如《毛彭窜甘》（1936年6月8日，第3版）、《毛徐主力西窜》（1936年6月16日，第3版）、《毛泽东等股由甘窜宁夏》（1936年6月26日，第3版）、《朱徐等残共又进犯岷县》（1936年8月30日，第3版）等。据笔者统计，该报在新闻标题中用“剿匪”一词次数最多，以1936年5月为例，共有13次之多。作为舆论重镇的《大公报》在用词上的取舍必然会影响到中共媒体形象的塑造。endprint

除了报道蒋介石的“剿匪”军事之外，该报还积极探讨怎样才能实现“剿匪”之目的。该报认为，“匪”产生与发展有“时代的社会的必然之背景”：

综合共祸之发生与扩大，一由于政治之不安，民生之困苦，青年之烦闷，二由于军队之复杂，官吏之腐恶，人心之不平。前者最足以加多其徒众，强化其号召，后者最足以加长其力量，证实其宣传。而近来外患侵迫，政府再三退让，终无以易片时之苟安，民众怨嗟，群情愤懑，转使共党振振有辞，而剿匪军心，亦受波动，是外患又不啻意外的发生助长共祸之作用。此外两广党务之长期纠纷，亦为形成政情之不安因素，又无异为共党之声援[1]。

摸清了“病根”，自然好“开药方”。该报以陕北为例，认为“根本的办法”在救民不在军事：“诚以陕北病象，集中于穷，民赤贫矣，纵无共党，已将揭竿而起焉……因穷而乱，乱而愈穷，不惟民也，兵亦惫甚……故望政府此番决计对陕北为根本之救治……推动大规模之救民计划焉，则陕北之共党问题，将立时解决大半矣。”进一步而言，该报认为“根本的根本”，在政治不在军事：“望政府于政治上更努力有以感格人心，化除戾气。其大要为树立人民对于政府负责救亡建国之信仰，一方对地方政治，青年出路，亦特留意。以仁胜残，以诚制暴，以民族热情与政治实绩，消除仇怨而服人之心。此岂特为反共计乎，救亡之路在是矣！”[2]

为了成功“剿匪”，该报甚至提出“诚能使共党放弃赤化中国之企图，则宜兼致力于招抚，庶几望内忧之渐消，亦可免外患之牵动。” [3]这无疑是希望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匪”的问题。可见，该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匪”，但并非一般的“匪”，不能一剿了之。

（二）“匪区惨状”

从《大公报》对“匪区惨状”的记述情况看，消息大多是获取自具有明显宣传作用的官方半官方资料。例如，1935年底阎锡山曾组织山西各县士绅代表团赴陕北“匪区”考察。考察团回晋后，曾书面向阎汇报“匪区惨状”。《大公报》对书面报告进行了详细披露。报告从十五个方面分析了“匪区”是如何之“惨”。关于“匪区人民之生活状况”部分，报告书指出，“匪區内除少数有权人员，享受优裕生活外，一般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所有粮食，悉数被共匪没收，其燃料食盐等物，更形感觉缺乏。”关于“共匪对人民胁迫利诱，欺骗残杀，桎梏监视之情形”，认为共产党“以分粮分地免税等口号，诱惑欺骗，但所有村庄，匪化成功后，则百般桎梏，其狰狞残酷之手段，遂形毕露，偶语者杀，违言者亡，于是民慑其威，只有俯首听命而已耳。”[4]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进入山西。该报后来刊载了一份山西静乐县县长的电报，其中称“匪经过各村，无论贫富均搜劫一空，不分老幼任意屠杀，娄烦镇一带，已焚劫净尽，村民畏匪屠杀，扶老携幼，逃避一空，各村已无烟火，并不闻鸡犬之声，情况异常凄惨，实千古未有之浩劫。” [5]红军进入山西后，陕北部分苏区被国军占领，这些地区情况如何？该报刊载了当时陕西省赈务会主席王典章致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的函，其中称“被匪扰”地区，“少壮者率皆被匪裹胁，老弱者大半转死沟壑，房屋焚毁无余，产业洗劫一空，哀鸿遍野，惨不忍闻，不特无家可归，即办理收容，求一较大房屋几不可得，请赈之书，多如雪片。” [6]另外，该报还刊载了榆林陕北清匪后援会给陕西匪灾救济会的函，其中报告了府谷等十县的匪情灾况。以府谷为例，“共匪所至之处，任意屠杀，所有房屋粮食契约以及什物等全行焚毁，并掳良民妻女编为洗衣慰劳队等，合计三年来死亡男女五千五百一十四名，逃迁七百余户，被绑去五百余口，难民流离失所者一万另八百余人，牛驴骡马损失四百六十余头，至三千余只，被掠粮食一万六千余石。”[7]

除了官方半官方的消息外，就是该报自己的专电或通信。1935年9月，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返回川西南。对于此时川西南的“惨状”，《大公报》进行了报道：“此次匪突回窜，川西南各县被扰，难民已达二十万之多，天寒岁暮，转徙流离，扶老携幼，状至凄惨……赤匪此次回窜川西之懋、抚、绥、崇、康属之丹巴、川南之天全、宝兴、芦山等各县屯，先后相继失陷。所过残破不堪，死亡枕籍，生者流离，哀鸿遍野，待哺嗷嗷。” [8]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该报也描述了贵州的“惨状”：“萧（克）贺（龙）残匪……逃窜黔西大定毕节，所过之处，孑遗载道，残酷惨厉，亘古未有，黔大毕号称黔中精华，现虽收复，元气已伤，恢复无日矣。”[9]1936年2月红军一部进入山西后，该报称红军“所到村庄，肆行抢掠，人民均逃避一空。”[10]

该报的“洪洞通信”称：“匪过洪（洞）时……以敏捷及酷烈手段，肆意劫掠，尤以万安一镇之受害为特甚，凡居民及商店所储粮食，无不捆载而去，对于俗称‘老财之富户，则用绑票法勒令缴款，现金之埋藏地下者，概被掘尽，各镇被掳财务，不下二十余万，以全县村镇计，当在百万元以上。”[11]毫无疑问，这些专电或通信所描述的“惨状”均为“共匪”所为，“共匪”似乎给中国社会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也作了一些较为客观的分析。如该报在毛泽东抵陕前后刊载的范长江系列旅行通讯。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信员”的身份到西北各地考察。他经历千难万险，实地调查了川西、川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等地，为《大公报》撰写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大量的旅行通讯。这些通讯对红军的阶级基础、红军的组织、红军的分裂、红军与共产党的关系等内容有基本正确的分析。再如，1936年初红一方面军进入山西时，该报也比较准确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土地政策上不再没收‘不作汉奸之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在外交政策上，不再‘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表示愿与同情中国之帝国主义携手。对内政治上，亦放弃一党专政之主张，而以联合相标榜。”[12]

总起来看，“剿匪”、“匪区惨状”等报道与评论显示《大公报》对“匪”的认识较为复杂。该报虽然在报道与评论中称中国共产党为“匪”，披露了大量“匪区惨状”，但是从“匪”之产生背景、“剿匪”途径等方面的分析又中揭示了“匪”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围剿与封锁，一般媒体无法获得真实可信的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统治自身问题的不满与失望。endprint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至全面抗战开始前

此时期，《大公报》中的中共媒体形象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匪”的形象逐渐淡化。期间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与中共媒体形象的变化关系重大。五届三中全会前，中共媒体形象主要体现于西安事变后媒体对“陕局”问题的讨论，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媒体形象主要体现于媒体对“共产党问题”的讨论。

（一）“陕局”中的中国共产党

这里的“陕局”是指西安事变后的陕西善后局势。西安事变发生后，即有一个善后的问题，此问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依然存在，直到1937年2月初中央军进入西安才基本解决。西安事变发生时，《大公报》从西安的通电中了解到张杨有“与共合作”主张 [13]。对此，该报一方面表达了反对赤化的立场，认为“中国不容赤化暴动，是擁护国家民族生存事实的绝对需要，是赣乱八年以来的活教训。” [14]另一方面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赤匪”有关：

东北军方面则因家室无存，年来移驻西北剿匪，不无损失，思乡之念无时无之，因误于所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谬论，无形中与赤匪之宣传相同，以是剿匪之效率大减……及蒋委员长以绥战紧张，赴洛主持援绥之际，西安方面即与赤匪有所接洽……西北各将领受人挑拨，误为中央军于清匪之后，或不甘于己，终乃藉口弹压“一二九”请愿学生事件，而发生空前之西安事变。[15]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人事安排与军队驻防问题西安与南京两方面意见相左，一时“陕局”问题为社会所瞩目。此时期，报纸上的大量报道显示了“陕局被共党挟持”如《申报》就有“杨受赤匪诱惑，仍固执成见，主张反抗到底。”（《西安方面调动甚忙迫》，1937年1月15日，第3版。）“毛匪泽东已派周匪恩来在西安大事拉拢张杨所部将领，冀图赤化西安，杨部左倾份子极多，一引即上。”（《米春霖到陕劝杨于服从中央》，1937年1月16日，第3版。）等报道；《中央日报》有“毛匪泽东六日偕杨虎城到渭南开会至深夜始散，七日起即断绝渭南与赤水间之交通。”（《中央期待杨于觉悟》，1937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杨虎城被共党劫持，尚无澈底觉悟。”（《陕甘局势不易挽回》，1937年1月20日，第1张第3版。）等报道。。《大公报》的类似报道也非常多：

陕人来报，毛泽东大股已到三原，咸阳等处，西安市共党贴标语口号甚多……毛匪泽东已到西安，共党及学生热烈欢迎，十三日偕杨虎城至渭南劳军，并召集前方各将领训话，毛匪须发长尺余，状极怪戾，并悉匪军已有一部到西安，与张杨部队联为一起……杨虎城背叛中央勾结共匪之迹益著[16]。

西安匪氛方炽，杨虎城等被赤匪包围，似入歧途，竟无觉悟表示[17]。

张杨所部政治工作人员完全更易，由赤匪主持……杨虎城等勾结赤匪，逆迹昭著[18]。

杨虎城为共党包围，周恩来在西安策动一切……西北中心问题在共军[19]。

陕局被共党挟持，日增严重，如再放任，关中不可收拾……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匪均在西安[20]。

杨虎城被共党诱胁，决与共党联合抗命到底[21]。

陕局之重大不在张杨部队之问题，而为行将形成共党控制陕西之问题[22]。

以上这些消息来源不一，且大多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正是基于这些消息，《大公报》特地发表专文指责中共：

共党于陕变有密切关联，现时更成共同负责之势，然则试觉其迷而期其悟。为共党者，第一须自忏过去十年来对国家民族所犯之大罪……共党多年穷凶嗜杀，谋推翻整个社会，而自己又绝无对国际对国内之一贯认识，害国家，害民族，害自己，辗转战斗，由东南而西北，以至于今日，粗略计之，国军损失不下数十万，费财数万万，至于共党所杀害及其部众灭亡之数，更不可胜计。此诚可谓对国家犯重大之罪矣……中国立国之基础条件，必须为一个政府，一种军队，犹如人体之不能有癌肿。中国今日亟须建国奋斗，不能容忍内部之组织的摇动，故共党今日须切自忏悔，知大势不容，诚能以事实表示取消武装暴动之组织，使国家不复有赤色恐怖之危险，则国法自许其自新[23]。

这种严厉批评中国共产党并希望其自新的言论，虽不符合客观事实，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中间阶级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认识并抱以同情。

1937年1月下旬，西安方面表示服从南京中央的安排，“陕局”逐渐明朗化。该报才开始对“陕局”中的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

赤匪仍在三原，富平一带，西安城内仍悬党旗[24]。

共党在陕活动尚未公开[25]。

西安城内安静，除周恩来外，无他共党份，各军中亦无共党[26]。

此时，该报又特地探讨了西安事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认为中共因陕局而势力大增：

行将肃清之西北残匪，因各军撤防，停止进剿，势力因而扩大。加以西安方面主张联共，对匪复暗中加以接济……其势力扩张之速，实出一般人意料之外。除原有区域外，其势力乃展至三原，泾阳，富平一带。伪苏维埃中央政府亦由保安移设肤施（延安），由毛泽东主持。匪之组织亦由军长制改为集团制……可知匪之势力，较前确已增加不少[27]。

在西安事变后的陕西善后期间，由于国民党事实上停止了剿共政策，中国共产党虽没有“势力因而扩大”，但革命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巩固。期间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由存有偏见到较为客观的转变，是该报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发生重大变化的开端。

（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的“共产党问题”[28]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就在此后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范长江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揭示了西安事变真相，并依据作者当时的理解正面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因而成为“特大新闻”，在各界引起轰动[29]526。对于西安事变，该文认为：“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成为政治上之领导力量……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指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谓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该文也作了比较准确的阐述：endprint

双十二以来全国人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日等流行的政治宣传，而实际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各说，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共产党）外感国际情势之严重，眼见今日自身寄托之国家舞台，沉沦可待，遂渐舍弃阶级斗争之策略，而采民族革命的政纲[30]。

对于中共政策的变化，该报表示了一定的认可，指出此种新政策“果能具体实现，则当为国家之大幸也。”[31]尽管如此，该报仍不忘加上批评的词语：“十年来国家之惨淡牺牲，乃共党武装暴动所引起，此种事实不容不顾。共党近变更态度，闻者滋慰，然假使此种新趋势见于数年之前，则根本上无西北剿共之役矣。”[32]这实际上是片面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应为十年内战负全责。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共产党人，输诚受命”，通过“根绝赤祸案”[33]675。该案包括要求中共取消红军与苏维埃政府、停止宣传赤化与阶级斗争等四项内容。该案内容与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电在原则上相当接近，“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34]1247。《大公报》注意到国共之间已走向和平交涉，认为这是“国家之最大转机”，并特别报道了国民党中委张冲在国共交涉中的努力：

三中全会时中央决定根绝赤祸基本原则，中委张冲旋即不辞劳瘁，往返于京陕间，据关系方面透露之语气，接洽确有显著进步，但过程中之枝节自亦不免，例如收编部队人数，便颇费蹉磨，传陕北方面部队，一部分已易帽徽，并自动改换旗帜，由大势推测，关于陕北问题，前途似可望有若干进展[35]。

对于国共和平交涉，《大公报》表示了欢迎：“十年来戡乱之牺牲异常重大，今果能平和解决，从此可以专致力于政治上经济上之建设，不独元气易复，且将进步无已。”[36]

至于国共和平交涉中的共产党，该报则认为其地位不能与国民党对等：

须知此次之事，纯为中央政府执行国政之问题，并非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党的关系问题。故所谓“容共”，所谓“国共妥协”之名词，皆不正确……中央主旨，纯以政府之地位，谋国家永久之安全。果能贯澈四项，保证安全，则当然开其自新之路，不然，决不姑息，以贻后患。此岂能以“容共”或“妥协”之说解之……是以究极言之，是共党自容于国家与否之问题，非容共不容共之问题；是共党自愿恢复普通国民之地位与否之问题，非妥协不妥协之問题也[35]。

西安事变发生后至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匪”的媒体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作为“匪”被卷入西安事变与“陕局”善后。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之间开始和平交涉，中共已经成为国民党的谈判对象。虽然《大公报》认为其不能与国民党处对等地位，但此时的中共无疑已不是“匪”了。中共形象上的重大变化，表面上看是源于“根绝赤祸案”，实际上则更多源自中共策略之变更。

三、全面抗战开始初期

抗战开始初期大体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至当年底太原会战结束的时期。此时期，《大公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该报对中共媒体形象的描绘，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国共合作的反应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谈判步伐加快。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并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37]592。对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很多报纸在次日即全文刊载。从宣言内容看，中国共产党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承诺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赤化运动，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对此，《大公报》发表社评，对中共尊重三民主义表示赞赏：

中国是以三民主义为立国原则的，此次中国共产党宣言，声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这是个要点……此次共产党宣言，特别标明了民权政治，也是尊重三民主义的一证……中国今天，是整个团结了，共产党这样捐弃成见，共同奋斗，是加强这团结的[38]。

该报认为中国共产党“捐弃”了自己的“成见”，尊重三民主义为立国原则其他报纸的看法与此类似。例如，在全文刊载中国共产党宣言时，《申报》用的副标题是“愿为澈底的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赤化运动停止没收土地政策，实行民权政治取消苏区现有政权，红军改编为国军受军委会之统辖”（1937年9月23日，第3版）；《中央日报》用的副标题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实行取消苏区改编红军”（1937年9月23日，第3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情况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调整了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转而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但未放弃自己的最终理想与目标。但这种政策的调整也足以使媒体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促成了中国的整个团结，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合作对象，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这种媒体形象与全面抗战开始前的情形已完全不同了。

（二）太原会战中有关八路军的记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对敌斗争，主要是参加1937年9月开始的太原会战。在太原会战初期，八路军即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大公报》曾以短评的方式予以报道：“上海战很胜利，而晋北平型关线这一战更可特别庆贺……这一战的立功军队，是那几军，我们没有宣布的自由，但可以这样说：其中有在南口一带苦战建功的好部队，及新加入前线的某某生力军。”[39]这里“在南口一带苦战建功的好部队”主要指高桂滋的第17军，而“新加入前线的某某生力军”即为八路军。此后，《大公报》通过连载通讯《大战平型关》介绍了战役的基本经过，并发表专文总结平型关战役的经验教训。即使到了11月份，该报仍有评论在回顾此次战役时予以高度评价：endprint

至九月下旬，我军有平型关之捷，扫荡日军精锐的第五师团，为华北战场第一次大胜利，足证我军对于军事地理确有深刻认识，给予国民以极大的兴奋。自是以后，晋北阵线虽不免常有入出，但此类“聚而歼之”、“平型关式”的战略，相信可以层出不已，军事专家尝称平型关一役，已开华北战事的机运，而为华北战场的关键，诚非谤言……我们要继续作“平型关式”的歼灭战，如黄帝灭蚩尤，方不愧为黄帝子孙[40]。

太原会战期间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八路军经常通过多种方式主动报捷。例如：

各绥靖公署，省政府，省党部，各报馆，捷报。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向前，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克取。敌兵尸横山野，一部被俘缴械，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现残敌溃退小寨村，被我四面包围中。八路军参谋处宥（二十六日）[41]。

八路军顷电省报捷云，捷报。我宋支队于二日下午三时袭击井坪镇，当即将该敌千余人全部击溃，敌向东南方面逃跑，我军收复井坪，并缴获坦克车八辆，装甲车十五辆，步枪三十六枝，机枪两挺，机枪弹八箱，毙敌二百余人，俘虏五十余，其他军用品甚多[42]。

大公报馆，捷报……我右翼军自上月二十五日败敌于平型关后，该军一部于十日夜袭涞源城，守城之敌向易县逃去，我缴获军用品颇多……第□□集团军十五日亥[43]。

肤施申报，捷报……[44]

膚施申报馆，捷报……[45]

八路军有捷电到汉云，我军某团在杨明堡附近袭击敌飞机场，敌伤亡百余人，我烧毁敌飞机二十架，朱德彭德怀二十日[46]。

这些刊载在当时有影响的大报上的捷报（电），足以说明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很注意塑造自己良好的抗战形象，借以扩大影响，博得社会公众的赞赏与支持。

（三）对中共领袖人物的访谈

太原会战期间，《大公报》刊载了数篇对中共领袖人物的访谈。这些访谈不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也比较详细的记录了中共领袖人物的言行举止，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共媒体形象。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在晋北战场屡出奇兵，予敌以沉重打击。一般人对这支军队“都抱着一种热烈的希望”。因此，《大公报》于1937年10月21日刊载了一篇对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与彭德怀的访谈。该文详细记录了朱彭二人平易近人的形象：

上午八时，我们在八路军的总部，一个着一身旧灰布军装，载着一顶有党徽军帽的人，正坐办公桌前翻阅电报公事，经介绍后，才知道他就是彭德怀，八路军的副总指挥。相互的招呼一下，我们注意力也就集在他身上，服装简朴，与他们的勤务兵是一样，也许还赶不上勤务的整洁。因为他正在办公，我们不便打扰，顺便看着室内的布置，四壁满悬军用地图，中央两张方桌拼成的办公桌，一副满沾墨迹油迹的白布覆着，文具极简单，大概只敷他们每个人使用，坐的是几条长木凳，此外再没有什么了……下午我们又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载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踏进了门，可是他们的参谋长立刻过去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总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们没有符号，没有领章，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只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辨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虽说善于识别人的新闻记者，到此也技穷了……记者和两氏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们起初给我的平凡印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散了[47]。

该文重点记述了朱彭二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作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朱彭二人，从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士兵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普通士兵，这至少与一般的国民党军队是不一样的。

1937年12月7日，《大公报》刊发了对毛泽东的访谈。由于该访谈是以专电的形式刊发的，字数不及三百，内容极简单。20日，该报以《毛泽东谈抗战前途》为题全文刊载此次访谈内容。该文首先记载了毛泽东的忙碌与朴素形象：

延安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地区，一切的人，都为了抗战而紧张地工作着，毛氏的紧张与忙碌，当然更不能例外。他最近仍未改深夜办公，有时甚至于竟夜工作，早晨迟起的作风。在上午十一时，记者遵约往访，那是他一天中比较最有暇的时间。屋子里堆满了书籍，简单的陈设，那环境像是踏进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卧室中。

他穿着一套棉军服，与在延安所见的士兵服装，完全是一模一样。热诚的握手，招呼坐下。使我相当奇特的是，他亲自倒了一杯茶之外，还在另外两只茶杯倒了些本地的白干酒。他一边喝茶，一边呷酒，便根据了我的发问，兴高采烈的展开了谈话[48]。

在访谈中，毛泽东指明了华北抗战的光明前途，同时针对国内民族失败主义的抬头，分析了抗战初期的光辉成绩，认为我们从战争中取得了教训，在抗战中改造了我们所有的弱点，展开了新中国的远大前程。另外，该报在1938年1月2日又发表了《毛泽东谈抗战》一文，再次表达了毛泽东“抗战前途甚可乐观”的观点[49]。这种观点无疑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前途充满乐观的坚定抗战立场，极其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

从此时期《大公报》的报道与评论中可以发现，该报已经改变以往对中共所持的排斥、批评与指责态度，转而对其认可、赞赏与褒奖其他报纸所持立场与此基本一致。例如，《申报》在报道平型关大捷时，专门配发了一张标题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照片，以示敬意；王少桐的《晋北前线朱彭会见记》不仅在《大公报》上刊载，也刊登在《申报》、《中央日报》等其他大报上。这必然有利于改善中共的媒体形象。。大众媒体的正面报道，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匪”的媒体形象，完全以一种新的抗战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四、余论

在1930年代，《大公报》是一个舆论重镇，其言论足以影响全国。美国学者易劳逸就指出，《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独立无党派报纸”[50]178。作为一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该报是当时中国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大公报》之所以能够赢得那么众多的属于‘中间势力的读者和作者的喜爱和支持，正是因为她代表了他们的意志和声音。”[51]前言第20在旧中国，中间势力就是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外的广大阶级与阶层。由于全面抗战开始前夕中国共产党偏居西北，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与封锁，外界很难了解到关于中共的真实情况。对南京国民政府持支持态度的《大公报》必然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一些偏见，并持排斥、批评与指责态度，称中国共产党为“匪”。西安事变后，该报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才转变了之前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匪”的形象也就慢慢褪去，抗日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这种媒体形象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公报》代表的中国中间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由不抱同情到认可赞赏的转变过程。endprint

当然，中共媒体形象之所以出现从负面到正面的积极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政策的转变。在毛泽东抵陕前后，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此时对于維护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大公报》来讲，中共的形象自然是负面的。在中华民族面临日本入侵这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率先打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将原来的反蒋抗日政策调整为联蒋抗日，此后又积极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为之发挥了积极作用。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当局接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公报》正是基于以上事实，才抛弃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直接参与太原会战，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此时中国共产党无疑已是中华民族抗战的积极参与者，《大公报》自然对其认可、赞赏与褒奖。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前后，中国共产党也在主动地与媒体发生联系，试图通过与媒体的互动来塑造其良好的媒体形象。例如范长江在《大公报》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就是受益于与毛泽东的谈话并受到毛泽东的鼓励。该文发表后，毛泽东还专门从延安致信范长江表示感谢：“你的文章，我都看到了，深致谢意。”[52]1122 又如，在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积极通过捷报（电）等方式宣传自己在对敌作战中的成绩，而中共领导人也抓住与记者谈话的机会，展现自己紧张工作与简朴生活的共产党人形象，并通过阐述自己的主张来塑造中共的抗战形象。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与媒体进行互动无疑有利于改善其媒体形象。

参考文献：

[1]社评：防共欤？长共欤？[N].大公报，1935-10-28（2）.

[2]社评：晋陕间军事之善后[N].大公报，1936-3-19（2）.

[3]社评：再论晋局[N].大公报，1936-3-5（2）.

[4]陕北匪区惨状[N].大公报，1935-12-3（8）.

[5]劫后晋西一片疮痍[N].大公报，1936-4-2（3）.

[6]陕北匪祸陕南春荒[N].大公报，1936-4-28（10）.

[7]陕北各县匪区惨况[N].大公报，1936-5-9（10）.

[8]川西匪区难民达二十万人[N].大公报，1935-12-10（10）.

[9]萧贺扰后之黔西[N].大公报，1936-4-13（10）.

[10]封锁沿河各渡口[N].大公报，1936-3-25（4）.

[11]晋西剿匪观察记（一）[N].大公报，1936-5-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