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 徐倩

（南开大学，天津300350）

医患冲突升级中各类主体作用研究*
——基于对150个案例的分析

常健 徐倩

（南开大学，天津300350）

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主体可以分为当事方和第三方两类。当事方可以进一步分为直接当事方和间接当事方。第三方可以分为中介第三方、媒体第三方和旁观第三方。本文基于2002-2016年发生的150起医患冲突案例，分析了医患冲突升级过程中各类主体的作用频数和作用方式，并发现间接当事方的作用频数超过了直接当事方，旁观第三方的作用频数超过了中介第三方和媒体第三方。医患冲突的有效治理要综合考虑各类主体的作用，特别要加强对间接当事方和旁观第三方作用方式的研究。

医患冲突；冲突升级；冲突当事方；第三方

医患冲突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类社会冲突。它不仅发生频率高，而且升级快、烈度强，暴力伤医、杀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尽管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于2002年2月20日通过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于2002年9月1日起公布施行，但在2002年至2012年十年间，医疗纠纷却增长了10倍多，到2014年全国医疗纠纷案达11.5万起。学者们对医患冲突产生的原因、条件和后果作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对医患冲突升级的原因也作了一定的分析，但对医患冲突中各类主体对冲突升级的影响还缺乏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2002-2016年间中国发生的150起典型的医患冲突案例的分析，试图定量化地分析两类当事方主体和三类第三方主体在医患冲突升级中的作用及其具体方式。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150个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为了保证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选取考虑了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年度分布。我们选取了2002年至2016年每年影响力较大、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10个医患冲突案例。第二是信息的完整。我们从每年报道的大量医患冲突案例中选取了信息内容比较完整的案例，同时也通过整合由不同渠道发布的信息来形成相对完整的案例。第三是信息的权威性。选取的每一个案例至少曾被全国性媒体报道，或在权威的医学网站，如丁香园、中国医药协会等发布或讨论，或被省部级及以上的官员公开讨论过。

一、医患冲突中的各类主体

归纳150个医患冲突案例中涉及的主体，我们将其概括为两大类别，即当事方和第三方。

冲突的当事方是指涉及冲突事项并参与冲突过程的各方主体。根据与冲突事项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区分直接当事方和间接当事方。直接当事方是与冲突事项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直接参与冲突过程的当事方；间接当事方是与冲突事项具有间接的关系并作为直接当事方的协助者参与冲突过程的当事方，直接当事方的亲属、朋友、所在单位和直接当事方雇用的律师、医闹等都可以归为间接当事方。

冲突的第三方是指与冲突事项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以中立的身份参与冲突过程的各方。根据发挥作用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中介第三方、媒体第三方和旁观第三方。中介第三方主要是发挥居间公证、斡旋、调解、仲裁、促进和解等作用，如公证、检验和定损部门、社会调解组织、仲裁委员会、政府相关部门、法院等。媒体第三方是在冲突过程中传播相关消息的各种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旁观第三方是关注、评论甚至以某种程度介入冲突过程的各种群体，如路人围观者、起哄者、造谣者、参与打砸者等。根据以上区分，医患冲突中各类主体的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医患冲突中的各类主体及其角色

我们对150个医患冲突案例中各类主体在冲突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类别和类型主体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频数

由表2可以看到，在促使医患冲突升级的过程中，各类主体发挥作用的案例频数由多到少的排列顺序依次是间接当事方、直接当事方、旁观者、媒体和中介。值得注意的是，间接当事方和旁观者发挥作用的案例频数较多，但是以往对它们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由表2还可以看到，医患冲突未升级的案例数量不多，只有6起。但在这6起案例中，发挥重要冲突化解作用的是中介第三方和间接第三方。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间接第三方在冲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值得予以更深入的研究。

二、当事方主体在医患冲突升级中的作用方式

如上所述，医患冲突中的当事方主体分为两类，即直接当事方和间接当事方。这两类当事方主体在医患冲突升级中以不同的方式促成冲突的升级或降级。据国外学者统计，80%的医患冲突直接由双方沟通不畅所致，其余20%与医疗技术有关的医患冲突，也都与医患沟通不到位密切相关。[1]李晚莲认为,医患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促进医患之间对抗性手段的过多使用。医生和医院的逐利倾向导致患者很难相信医生，医闹及暴力伤医事件的频发，使得医生也不敢轻易相信病人。医学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医患对话困难，加重了彼此的不信任。[2]常健和殷向杰指出基于医患相互不信任的心理，医生倾向于做更多的检查从而实现自我保护，加大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患者倾向于将正常范围内的失误归因为医生的不负责任，加重了其愤怒感，并更倾向于使用对抗性手段来维护权益。[3]

1.直接当事方

医患冲突中的直接当事方是与医患冲突事项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直接参与医患冲突过程的各方，主要包括医护人员、病患及其家属等。在144个医患冲突升级的案例中，有49个案例中的冲突升级是与直接当事方的行为相关的。直接当事人影响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言语不当、情绪失控、行为不当、拒绝接受解决方案等。表3统计了两类直接当事方采用这些方式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案例出现的频数和比例。

表3 直接当事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由表3可见，在直接当事方中，与医护人员的影响有关的冲突升级只有7例，主要涉及行为不当；与病患或家属的影响有关的冲突升级有62例，其中行为不当20例，情绪失控21例，拒绝接受解决方案12例，言语不当9例。

“海南暴力伤医事件”是一起由于患者家属情绪失控、言语不当、行为不当导致升级的典型案例。患者抢救无效死亡，家属无法接受死亡的事实，情绪失控，大吵大闹，辱骂相关医护人员，并殴打5名医护人员，使被打医生致脑震荡。

“武汉‘拆线事件’”中，医生的不当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及医学界的反思。患者因不慎割伤手指来医院缝合伤口，因无法付足医药费，在争执过后，医生应患者要求，将缝合好的手指又拆了线，这无疑加剧伤情。救死扶伤乃医生天职，该事件当事医生的不当行为已超越了医务人员行为准则的底线，让本就紧张的医患现状，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提升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已不容怠慢，亟需实施切实可行的医护德行考核，严肃杜绝“只要不出事故，大家都是满分”的考核。

“温岭杀医案”是一起典型的因“患者不接受解决方案”而引起的惨烈升级事件。患者对手术结果持有异议，多次前往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投诉，医院在此期间，为其组织医生先后两次进行会诊，但未找出原因；之后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邀请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五官科副主任医师汤某为其会诊得出“手术良好，不需再做手术”的结果。患者也曾前往台州市中心医院、浙医一院就诊，两次诊断结果都表明不需要再动手术。但患者坚定认为就医过程中有造假行为，多家医院串通一气在骗他，并到卫生局反映情况，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2.间接当事方

间接当事方是指与冲突事项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并作为直接当事方的协助者参与到冲突过程中的一方。在医患冲突中，间接当事方主要包括医护人员的所在单位、同事、亲朋好友、雇用的律师，病患及其家属的亲朋好友、雇用的律师或医闹等。殷向杰指出,医闹介入下的利益驱动使冲突对抗程度不断升级，尤其是职业医闹的介入，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索赔的期望值；同时，给了患者一个“合情合理”的挡箭牌，使患者克服了“要脸面”的心理障碍，心安理得地索要赔偿。[4]

在本文所研究的144个医患冲突升级案例中，其中有83个案例的升级受到间接当事方的影响。与病患方相联系的间接当事人影响冲突升级的主要方式包括占领医院设施、破坏医院财物、打伤医护人员、限制医护人员人身自由、威胁医护人员、与警方对峙等；与医护方相关的间接当事人影响冲突升级的主要方式包括医护人员举行抗议活动、院方行为不当等。此外，病患方与医护方所属的组织为其成员作出声援，也是导致冲突升级的方式。表4统计了各类间接当事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各种方式在医患冲突升级案例中出现的频数和比例。

表4 间接当事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由表4可见，一方面，与病患相关的间接当事方所采取的占领医院设施（30例）、打伤医护人员（29例）、破坏医院财物（26例）、限制医护人员人身自由（14例）等行为在导致医患冲突升级中产生了重要作用。“3·14深圳恶性事件”中，家属因对诊疗过程有异议，组织十余人到医院大厅举横幅、烧纸钱，推搡殴打包括主治医生在内的多名医护人员，并强迫主治医生下跪烧纸钱。此案例中“医闹”这一间接当事方通过占领医院设施、打伤当事方及侵犯当事方人身权利等方式推动冲突升级。“广西瑞康医院医闹事件”中，医闹家属扬言要杀人偿命等，扣留主管医生及护士长等人，威胁直接当事方并限制人身自由。“深圳中海医院医闹事件”在职业医闹操纵下，围攻医院、群殴医务人员，将医务科主任打致昏迷，砸烂医院大门及办公物品，抛撒纸钱，严重干扰医院诊疗秩序，并与前来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安民警野蛮对峙。此案例中，职业医闹通过占领医院、破坏财物、打伤医生及对抗强制力量等行为使得冲突不断升级。同时，医院方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当，也会导致医患冲突升级。在“南海早产儿‘被死亡’弃厕所事件”中，医院不仅违规助产，而且轻率判断新生儿为“死婴”，将其弃于厕所。而医院对此不正面回应，也不道歉，从而导致冲突事件升级。

另一方面，与医护方相关的间接当事方也会采取相应的对抗行动使冲突事态升级。因病患家属的“医闹”行径，或高层的施压，或上级维稳态度，或强制力量的不作为，医护人员集体拒绝出诊，相关科室不营业，要求其他患者转院医治，甚至采取请愿、游行等抗议活动，使得冲突事态升级。在“重庆伤医事件”中，医患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将事件定义为“医患斗殴”，伤人者未受任何处罚，医院受到“必须收治患者”的压力。护士拒绝挂号、检验科拒绝出报告、麻醉科拒绝麻醉、医生拒绝手术，医护高举“伤医事件零容忍”“严惩伤医者”等横幅，在儿科医院门前进行抗议活动。冲突事件在医护的抗议之下，势态越发严重。

此外，直接当事方所属组织进行的声援举动，会引发民众热议，使冲突扩散和升温。典型案例有“中科院医闹”。在这一事件中，中科院“盖公章发公函”的行为是典型的间接当事方行为，纵然有“善意初衷”，但不足以打消舆论质疑。互联网环境下，网民对公权力有一种天然“抵触”心理，以“红头文件”求真相，隐含的目的很明确，拿单位的名义，而且还是有些地位的单位，给院方造成一种无形压力；北医三院的官微声明可以说是一种有罪认定，缺乏可证实的材料或证据，显然也经不起舆论追问，难以证据服人，带有主观色彩的推断言论为事件的升级埋下伏笔；中国医师协会官方网站力挺北医三院的声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事件舆情热度逐步升温。当医患冲突发生时，医患双方背后的单位要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事件，不可轻率作出主持公道的行为，第三方要立足事实说话，慎言慎行，避免舆论高压下事件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间接第三方能够为医患冲突的降级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医院输液错误致死案”和“护士搞错病例案”中，医生主动承认失误，医院这一间接当事方负责与患者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对患者家属进行经济补偿，使冲突得以平息。

三、第三方主体在医患冲突升级中的作用方式

医患冲突中的第三方主体在冲突过程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促使冲突升级或降级。如上所述，医患冲突中的第三方主体主要分为三类：中介第三方、媒体第三方和旁观第三方，它们影响冲突升级的方式各有不同。

1.中介第三方

中介第三方主要是指在冲突中居间发挥维护秩序、公证、斡旋、调解、仲裁、促进和解等作用的相关各方。在医患冲突中，中介第三方主要包括公证、检验和定损部门、社会调解组织、仲裁委员会、政府相关行政部门、法院等。

第三方本来是促进冲突平息或化解的一方，但如果发挥作用不当，也会引发冲突的升级。在我们收集的144起医患冲突升级的案例中，超过8%的升级事件与中介第三方的行为有关。表5统计了第三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表5 中介第三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中介第三方为顾全大局、息事宁人作出不利于某一方的决议，会引发另一方的强烈不满，进而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从而导致冲突事件进一步恶化升级。与此相应，中介第三方在应当采取强制行为而选择了不作为，也会纵容一方采取使冲突升级的行为，并逼使另一方采取升级的对抗行为。在医患冲突中，由于政府对冲突方缺乏必要的强制性约束，造成设灵堂、打砸医疗设备或办公设备、堵大门、烧纸钱、围攻办公人员等使冲突升级的行为。在案例“福建南平医患冲突事件”中，患者术后突发变症，抢救无效而死亡，家属拒不移尸，扣留医生，要求医院高额赔偿；现场警察不作为，医生自行组织前往解救被扣医生，家属和医生大打出手；官方主导下医患双方签订协议：医方同意补助患方21万元，由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均有人员受伤，“双方同意责任自行承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协议直接诱发医生集体上访。相关领导表示，协议是“不得已做出的妥协”，认为应尽快平息事态，防止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建议医院顾全大局，做出让步。正是由于政府相关部门抱着这种消极维稳的态度，才导致“闹者快，医者痛”的局面在一次次的医患冲突事件中频频出现。

中介第三方对冲突事件定性不当或判定不当并据此作出不当决定，也会造成冲突升级。在案例“徐宝宝死亡事件”中，南京市卫生局在案件的首次声明中，否认了当班医生玩游戏及一系列冷漠表现。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仅仅相隔48个小时，南京市卫生局拿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调查结论，完全推翻了自己之前公布的结果。市卫生局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依托医院的调查形成自己的报告声明，显然对事件了解不够清楚，对事件的定性与判定皆是不当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介第三方在使冲突平息和化解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我们收集到的6起医患冲突得到平息或化解的案例中，有4起都与中介第三方的作用有关。在“王敏寻衅滋事案”“山东九名‘医闹’事件”及“镇海人民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三个冲突事件中，政府机关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让涉事人员及关注群体及时了解最新进展，适时安抚家属或者慰问医患人员；检察机关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办案效率，加快涉医案件的办案进度，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医案件，及时批捕、起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配合，坚持对敏感涉医犯罪案件的适时介入，协助公安机关做好侦查取证工作，共同研究和处理办案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确保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到位，及时锁定证据，排除分歧，形成共识，形成打击涉医犯罪的合力，从而避免了医患冲突的升级。在“泉州婴儿疑似‘烤死’事件”中，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调解，使医患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医患冲突的升级。

2.媒体第三方

媒体第三方是在冲突过程中传播相关消息的各种媒体，既包括传统的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也包括新兴的各种网络传媒。中国医药协会2014年相关调查表明，84.31%的医师认为媒体的负面报道是造成医疗场所内针对医务人员暴力行为的原因。[5]王卫华指出，媒体有失公正的报道加深了患者及受众对医方的不信任感，导致了医患矛盾的加剧。[6]赵帛妍认为，媒体对医患纠纷事件过度集中的报道，偏袒一方的报道，先入为主、带有成见的报道及主观臆断、妄下结论的报道等新闻炒作泛滥，加剧了医患紧张关系。[7]李俊蟠认为，媒体对医疗界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在助长患者对自己遭受不公平对待认知的同时，会使患者更加相信自己是有理的，使民众对医院的不信任指数上升。[8]

在本研究所收集的医患冲突升级案例中，有将近14%的升级事件与媒体第三方的参与有关。表6统计了媒体第三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表6 媒体第三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媒体第三方对当事方背景身份大肆报道，以“背景”为噱头吸引关注，会促使冲突升级。以“十堰法官殴打女医生事件”“南京护士被官员打伤事件”等为标题的报道，以及报道中关于“吉林省德惠市人民医院医闹事件中家属开警车打砸医院”“河北省任县县司法局局长(患者家属)聚众打死医生案”等描述，都是媒体第三方以当事方背景身份为噱头来吸引关注，引发公众强烈的愤怒情绪，从而导致冲突的升级。

媒体第三方不符合事实的报道，以及对事件性质的主观认定或评价，都会导致冲突的升级。例如，在案例“产妇肛门被缝事件”中，事件一经媒体报道，引起舆论哗然。后经央视《新闻调查》深入调查发现，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博取公众眼球，赚取点击率，在未充分调查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凭患者单方面的说辞和自己的推测，撰文写出了这则影响广泛的“缝肛门事件”。

众多媒体对同一事件的集中过度报道，形成巨大舆论压力，也会导致冲突的升级。在案例“中科院医闹”中，经中国日报网、财经网、财新网、北京青年报等众多媒体介入报道，导致事件舆情热度急剧升温，三大权威机构对事件处理的不当言行被舆论不断放大，各方公信力都不足以赢得公众完全信任，致使事件一步步升级。

需要注意的是，媒体对某一事件的集中报道，虽然会促使冲突升级，但如果这种冲突升级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会使冲突更快得到解决。在“魏则西事件”中，患者最初对就医经历进行控诉，通过知乎论坛的曝光，得到知乎网友关注并转载至新浪微博平台。经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进一步传播和发酵引爆舆论，网民对百度“竞价排名”进行激烈的谴责控告。在社交媒体舆论热点的“倒逼”下，传统主流媒体调查跟进，将莆田系医院过度宣传和治疗、部队医院科室外包等医疗乱象问题呈现在大众而前，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推进了政府对医疗市场秩序的更严格管理。

3.旁观第三方

“旁观者”（onlookers），一般是指“置身事外，从旁边观看或者观察的人”。在公共冲突领域，“旁观者”主要是指那些非冲突利益相关方、但处于冲突情境中关注冲突的人们。[9]但在医患冲突中，旁观者往往不仅围观，而且以某种方式介入到冲突过程中，评论、起哄、造谣、辱骂甚至参与打砸。在现实中，旁观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自媒体平台而产生的网络旁观者，另一类是出现在冲突事件发生现场的围观者。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认为，每一次冲突都至少包括两部分力量，即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与被吸引到“现场”的旁观者。直接参与者的每一次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冲突的结局；而旁观者是否成功地进入或者退出冲突，决定着冲突各方的成败。[10]普鲁特(Dean G.Pruitt)和金姆(Sung Hee Kim)的研究表明，外在支持者对于冲突升级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为当冲突方得到外界支持时，冲突会倾向于更加剧烈。[11]原珂和齐亮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旁观者基于不同的行为动机对公共冲突事件的围观，分析了他们如何通过聚集围观、言语评论、情绪积累三个阶段而逐步介入公共冲突事件，并对公共冲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12]

在本文所研究的144个医患冲突升级案例中，有近17%的升级事件与旁观者的介入有关，表7统计了旁观第三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表7 旁观第三方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具体方式

旁观第三方围观看热闹，通常会增加冲突当事方对抗的“底气”。在本研究收集的冲突升级案例中，有24起与旁观者大规模的围观有关。在另外22起中，旁观者夹杂主观感情和判断的言语评论进一步推动了冲突事件的升级。在案例“北医三院产妇死亡事件”中，知乎上的网络旁观者用户，对死去孕妇及丈夫发表了一些看似头头是道，却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言论，只是由于符合对一些医闹的“认知逻辑”，就被很多人认可，认可程度甚至远远超过知名医生对事件的医学分析。更有甚者，某些网友只是为了站队，显示自己的“理中客”，硬是从只言片语中脑补出自己想要的场景和故事，煽动网民一拥而上，将事件推向白热化。还有11起案例因为旁观者传播负面信息，扩大事件影响范围，促使更多参与者介入，导致了冲突事态的升级。还有一例由于旁观者介入冲突行动导致事态升级的案例。在案例“钦州二医院近百人拉横幅停尸门诊大厅”中，院方多次与患方沟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患方不同意尸检、不同意将尸体移送殡仪馆，拒绝司法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和走法律途径，直接赔偿的要求未被满足，多次组织近百人在医院大门非法聚集、拉横幅、停尸医院门诊大厅。部分旁观者从最初聚集围观看热闹，满足其想了解事实的猎奇心理，逐步发展到介入事件中，根据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判断，采取评论、起哄帮衬等方式，表达态度和倾向，使以往就医过程中的不满情绪被激发出来，并迅速扩散。此后，旁观者传播各种负面信息，并介入冲突行动，进行推挤打骂，导致冲突不断升级。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近十五年来备受关注的150起医患冲突案例中各类主体作用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本研究发现，有两个类别和五种类型的主体在医患冲突升级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这提示我们，医患冲突治理要全面考虑影响医患冲突升级的各类别和各类型主体，不仅要考虑各类当事方主体，而且要考虑各类第三方主体。

第二，本研究发现，在当事方主体中，间接当事方比直接当事方影响冲突升级的频数更高，近60%的医患冲突升级案例与间接当事方的影响有关。这提示我们，要特别注意对各类间接当事方在冲突中作用的研究，包括医护人员的所在单位、同事、亲朋好友、雇用的律师等，以及病患及其家属的亲朋好友、雇用的律师或医闹等。

第三，本研究发现，在第三方主体中，旁观者对冲突升级的影响超过了中介第三方和媒体第三方，近17%的医患冲突升级案例与旁观者的影响有关。这提示我们，要加强对各类旁观者在冲突升级中作用的研究，包括医患冲突中的围观者、评论者、起哄者、造谣者、辱骂者和参与打砸者等。

第四，本研究发现，各类主体对医患冲突升级的作用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尝试建立以下关系模型来说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医患冲突升级中各类主体的关系结构

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患冲突治理的效能，应当深入研究各类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并依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对各类主体实施有效的管理。

[1]LAING R D.The Use of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in Psychotherapy[J].The 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Jeffrey Zeig(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1985 conference in Phoenix,sponsored by the Milton Ericlkson Foundation,1987.[2007-01-04].http://laingsociety. org/colloquia/psychotherapy/evolofpsych.htm.

[2]李晚莲.基于信息不对称视域医患矛盾风险及防控[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47-50.

[3]常健、殷向杰.近十五年来国内医患纠纷及其化解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68.

[4]殷向杰.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研究[D].南开大学，2014：57-58.

[5]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EB/OL].[2015-05-28].http://www.cmda.net/xiehuixiangmu/falvshiwubu/tongzhigonggao/2015-05-28/ 14587.html.

[6]王卫华.医患矛盾报道中媒体的社会责任[J].医学与哲学，2012，33（15）：22-24.

[7]赵帛妍.积极引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新闻媒体在医疗纠纷报道中的几个问题[J].新闻知识，2011，（10）：44-46.

[8]李俊蟠、李奉华.医患矛盾与新媒体关系的思考[J].医学争鸣，2016，（2）：43-45+49.

[9][12]原珂、齐亮.“旁观者”现象:旁观者介入公共冲突的过程分析及破解策略[J].社会主义研究，2015，（1）：93-100.

[10]E·E·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人民山[M].任军锋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1]Dean G.Pruitt，Sunk Hee Kim.Social Conflict：Escalation，Stalemate，and Settlement[M].New York：McGrraw-Hill Companies,2004.

The Roles of Parties in the Escalation of the Doctor-Patient Conflicts——Based on 150 Cases

Chang Jian/Xu Qian

The parties in the doctor-patient disput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interested parties and the third parties.The interested partie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ested parties.The third party can be also divided into mediators, media and onlookers.Based on 150 cases of dispute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during 2002-2016,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requency and mode of actions taken by various parties in the process of conflict escalation,and finds that the impact frequency of the indirect interested party is more than frequency of the direct interested party,that the impact frequency of the onlooker is more than the frequency of mediators and media.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oles of all kinds of partie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indirect interested party and the onlooker should be strengthened.

Doctor-patient Conflict;Conflict Escalation;Interested Parties;The Third Parties

（责任编辑矫海霞）

D922.164

A

1009-3176（2017）04-004-（9）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公共领域冲突管理体制研究”（13AGL005）。

2017-4-7

常健男（1957-）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倩女（1991-）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