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七年抗日小说又称十七年革命通俗小说，它是当时革命历史小说的一部分。十七年抗日小说在对传奇英雄革命的身体叙事的同时，也对两种类型的反革命的身体进行书写，一类是民族罪人形象，包括汉奸、特务、叛徒形象，另一类是日本侵略者形象。从对两种反面形象的身体叙事中可以看出身体承载的政治、阶级、民族等复杂意义，反动的身体被打上文化政治学的色彩，成为被规训的身体叙事。

关键词：抗日小说 反面形象 身体叙事 意识形态

一、引言

十七年的抗日小说又称革命通俗小说，是当时革命历史小说的一部分。十七年抗日小说在紧张、曲折的故事中塑造传奇英雄的同时，也对两种类型的反面人物的身体进行书写，一类是民族罪人形象，包括汉奸、特务、叛徒形象，另一类是日本人形象，它们共同构成传奇故事中英雄的敌手，组成弗莱所谓的“魔怪意象”和“鬼魅世界”。从两种反面人物形象的身体叙事中可以看出血肉之躯构成的社会身体承载的政治、阶级、民族等复杂意义，反动的身体被打上文化政治学色彩，成为被规训的身体叙事。

二、民族罪人形象的身体叙事

十七年抗日小说在讲述历史时，对民族罪人形象的塑造往往从书写他们的身体开始。创作主体运用艺术夸张手段将这人物形绘得面目可憎，成为抗日小说文本中一道独特的反动身体景观，从视觉效果上增加人们对其的恶感。这样与英雄形象美好的身体书写构成鲜明对照：冰与火、阴暗与光明、魔鬼与天使、混乱与有序、放纵与节制、邪恶与善良，丑陋与美好的二元对立模式。

这类民族罪人反动的身体叙事具体呈现通常是“贼眉鼠眼”，丑陋不堪。叙事者常用非人化的“绰号”方式对这类形象命名，包含强烈的讽刺、揶揄效果。《烈火金钢》中的汉奸刁世贵人称“吊死鬼”，本是色棍赌徒，“四十来岁，长得非常难看，瘦长个子，佝偻着腰，两道眼眉和两只眼都往下耷拉着，长大疮长得把鼻子烂掉了一块”。另一反面人物形象高凤岐因为是铁杆汉奸，人称“高铁杆儿”，对他的身体叙事是这样的：“因为高铁杆儿的样子实在叫人恶心：他長了一个瘦长而弯曲的身子，像个大海虾的形状；穿着日本式的军服，上身棱短，两头尖的枣核儿脸形，还留着断梁胡髭。”[1]《敌后武工队》里的汉奸苟润田的绰号叫“哈巴狗”，特务侯鹤宜的绰号为“侯扒皮”。对“哈巴狗”苛润田的肉身书写就是魔与兽的奇怪组合，“长得像个地魔，胖得像个猪，……一双狡狯的小三角眼安在螃蟹盖脸形上”[2]反动的肉身同时兼具几种动物特征，这样身体的丑陋和畸形如同其阶级身份一样被叙述者和读者所鄙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吴赞东、高大成和蓝毛等反面形象是一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的奴才嘴脸，如高大成自愿做日本顾问的“胯下一匹马”，这种自觉将自身沦为“畜生”的反面人物老奸巨滑，出卖民族利益。这类人物形象的出身多是来自地主阶级、商人家庭或小资产阶级，是被历史所审判的反革命形象。《烈火金钢》中的何世昌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投靠日本人，出卖民族利益，大儿子何志文作日本人的翻译官，为侵略者卖命，二儿子何志武是特务，同样服务于侵略者；而在这个地主之家却意外地出现了三儿子何志忠参加抗日部队，女儿何志贤参加八路军后改名林丽，在大家族内部构成了势同水火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革命阵营。抗日小说中的汉奸、特务等反动人物形象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死心塌地为侵略者服务，心狠手辣，残害百姓，与抗日英雄作对，反革命的本性暴露无遗，内部之间还为了各自私利明争暗斗，甚至为抢女人争风吃醋以至丑态百出，对本能快感的充分享受，暴露出他们色厉内荏的精神虚空，使得反动的肉身深陷放纵、堕落的深渊，成为民族罪人和民族败类的典型代表。

反面人物形象中的叛徒形象是革命过程的“中途退场者”和“变节者”，这类反面人物形象往往也是地主家庭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烈火金钢》中的叛徒形象刘铁军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教员，表明了其小资产阶级性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叛徒形象高自萍出身剥削阶级，他曾疯狂地爱慕追求美丽的地下女交通员银环，被捕后因贪生怕死而叛变，造成党领导杨晓冬的母亲被捕。《敌后武工队》中的叛徒马鸣，一出场就交代他没落的地主家庭出身，言行举止虚伪轻浮，对革命的叛变似乎已经初露端倪，由于他对革命的叛变，导致女英雄汪霞的被捕。有意味的是，马鸣这一叛变者形象在人物形象序列中处于最末等的位置，是一个孤零零的反动形象，表明其在“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之间的尴尬地位，深刻揭示出叛徒在政治、革命上的摇摆性与动摇性。而他的叛变理论则流露出变节者内心深处的意志薄弱和革命不坚的相似心理，是叛徒形象心声的形象表达：“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就不管良心的存在。眼下，谁有奶，便是娘，乐呵一天少两半晌。什么国家、人民，管他呢！”[3]暗示出革命的信念理想对人生三观重要的塑造作用。这类经不起革命考验的软弱者最终背叛革命投入到反革命的怀抱和阵营中，同样充当侵略者的帮凶，对民族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样是被革命的对象。正义的人们对叛徒形象的感情，充满深深的憎恶，他们是银环所说的“人类里的渣滓，《圣经》中的犹大，革命的叛徒，出卖同志的凶手。不但是从思想上，从生理上都厌恶他；好比睡梦中醒来突然有癞蛤蟆爬到赤裸的胸脯上一样。”[4]这可能是人们对革命中的“中途退场者”普遍憎恶心理的最好注脚。因而，叛变不得善终，他们的最终命运是逃脱不了被惩罚的可悲下场，“除奸”情节成为反映抗日类传奇英雄们革命行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不足之处是叛徒的变节行为后对其心灵的深度透视与其变节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心理的思考被忽略。这不仅是创作者的历史局限，也是处于政治文化环境中的时代的局限。这里，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是同义语，无论是阶级敌人、民族敌人，还是革命战争中的叛徒，还是属于狼狈为奸的“一丘之貉”，他们的所作所为比日本侵略者更为可恨可憎，他们的存在也更让人们有所深思和警醒。

在鬼魅般的反动世界里，男性敌人面目可憎、凶残自私、放纵堕落，沉溺于身体的本能享受，是活生生的“本我”尽情表演。反革命阵营中的女性人物则是放荡妖艳的负面形象，她们是反革命的男性玩弄、享乐的玩物，是“鬼窟”和“藏污纳垢”世界的一欲望对象。“在肉身的等级制中，女性的肉身无疑处在最底层，……在男性目光的注视下，这种风情万种的坏女人除了是‘帮凶外，还必然是‘玩物——别的男人，尤其是坏男人的玩物。于是，在这些男性性别叙事中，‘破鞋总是比‘破鞋的玩弄者更加可憎，这种深刻的鄙视与仇恨之后隐藏的是同样深刻的欲望、不平和关切，……”[5]《敌后武工队》中风骚、妩媚的“二姑娘”是汉奸“哈巴狗”苟润田的老婆，又和夜袭队长刘魁胜有染，过着放荡不羁的混乱生活；《烈火金钢》中的“大苹果”形象又白又胖，日本鬼子、伪军和特务为争抢她闹出人命，趁机逃到养母家的她与汉奸何大拿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这个风流女性成为邪恶敌人的欲望对象，成为猪头小队长、高铁杆儿之间争风吃醋的对象。《平原枪声》中汉奸杨百顺的老婆“红牡丹”和汉奸苏金荣鬼混在一起。这些魔窟中的反面女性形象在低级欲望中沉沦，身上多有妖艳、淫荡、堕落的“荡妇”特性，就像古典小说《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形象在民族、国家、阶级、政治等现代复杂情形中的再生，她们不守妇道不讲妇德，践踏人伦理道德，没有民族大义，和纯洁、坚贞、英勇的女英雄——革命的“天使”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作为“反革命肉身”男性的附属品，自然是他们动物本能发泄的客体对象。从对其身体书写中感受到叙述者阶级与性别的双重视角。

三、侵略者形象的身体叙事

与英雄的强悍、健壮、俊美的充满“神性”的革命的身体叙事相反，作为英雄敌手的反革命肉身总是充满了畸形的“魔性”和“兽性”。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身体叙事也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道德化倾向。《烈火金钢》对“猫眼司令”的身体叙事“六十多岁，瘦长个子，骷髅脑袋，留着板刷式的黄胡髭，两个黄眼珠子挺大，传说他夜间看事和白日看事一样，他的眼珠子跟猫的眼珠子一样——按照子午卯酉起变化。”这种漫画丑化的艺术手法无疑是一种恶毒、刻薄之语；对“猪头队长”的身体叙事则是人与猪的杂交品种：“他的额头上有三道又深又长的皱纹，好像砍了三刀的伤痕，他的鼻子往上翻着，嘴唇噘出老长，嘴挺大，他要一叫喊，两边的嘴角子就要咧到耳根子上去。要光看他的脑袋，真像三分像人，七分像猪。”这种兽化的反动形象读来就不禁让读者顿生恶感，而“毛驴太君”这一形象自然长相就和毛驴差不多了，“看年纪不过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脸儿挺白，上嘴唇留著一小块墨黑的卫生胡儿，就是脸形太长，上宽下窄，老百姓管这样的脸形就叫驴脸。”[6]单从称呼上可以看他们动物化的“非人”性质。因为创作者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身体叙事中包含民族、政治、革命等多种复杂情感，将他们降低至非人类的动物层次，才能减轻因他们犯下的罄竹难书累累罪恶带给中国人精神心灵方面的深重创伤，如此丑陋兽化的身体叙事也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阅读审丑快感。

历史上，对侵犯我国东南沿海边界的日本人，人们曾称之为“倭寇”。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由“倭寇”进而被广泛定义为“鬼子”，这一称呼继续沿用到十七年时期，即使处于21世纪的我们谈起那段抗日历史及表现抗日战争的文学影视作品时，就自然地想到“日本鬼子”这一特定称呼，它就成了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可见历史记忆对人们的深远影响。这一称谓无疑就把日本侵略者的形象与传统民间文化中的“鬼神文化”和“鬼神观念”联系到一起。“鬼神文化”“鬼神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是解读民族文化心理的密码。在民间传说和想象中，“鬼”总是与阴森的地狱和阴间相联。在十七年抗日小说借助这一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将侵略者想象性、象征性地“阉割”，使其成为文本中一个任意夸张、非人的鬼化与兽化的可憎形象。抗日战争的过程似乎等同于古代的“驱鬼”故事和情节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和重演，作为“人间正道”的降妖除魔的驱鬼仪式胜利结束也预示着将要“换新天”时代的开始，只有人间的魑魅魍魉彻底消灭，才能建立有序的人间天堂和大同世界。

所以，在文本中，作为异族形象的日本人从“鬼”到“人”的转变几无可能。他们出现在文本中只能宿命般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妖怪”“阎王”“无常”等恐怖形象联系在一起，成为鬼怪妖魔在人间为祸人间、作恶多端的替身，也成为一群“行尸走肉”。这种概念化、脸谱化和“鬼化”的异族人形象成为阅读者快意仇恨和蔑视的对象，也折射出民族文化中悲剧精神的缺失和反思意识的缺席。

四、身体叙事的意义

弗莱认为，在传奇中的英雄被赋予年轻、青春、活力的旺盛生命力的同时，往往将敌人与严冬、黑暗、混沌、贫瘠、老年及生命垂危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英雄都有忠实的伴侣或其他与他形影不离的人，也有与之作对的叛徒。因为“不管人们把辨证唯物主义设想成什么样的哲学，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人们作为血肉之躯，其行为或佯装的行为总是辨证的。如果英国与法国打仗，那么英国人就会把英国方面的弱点和法国方面的优点一概忽略；人们不仅视卖国贼为最恶劣的罪犯，还会气愤地否认卖国贼会有什么正当的动机。肉体的或盲目崇拜的东西取代了精神上的真正辨证法，人们都靠打折扣的真理生活着。”[7]这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共同的人性弱点，也体现出思想精神的辩证法。从一点看十七年的抗日小说对反面人物形象的身体叙事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反动的身体叙事和十七年文艺“新的方向”的建构有着密切联系，而这种建构早已蕴含在1942年的《讲话》中。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局部区域形成了政治区域上的分割局面，呈现出文化风貌与不同基调。“战时形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发展、风貌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8]解放区的文学整体上呈现一种明朗、朴素、乐观的话语基调。“工农兵”成为文学的主角，并对文学民族形式的大众化、民间化作出自觉探求，形成“新评书体小说”“新章回体小说”等新文体，在小说民族化、大众化的内容、形式上保持了自己的文化文学特色。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是这种政治话语最终确立的标志。它主要从文艺的外部关系进行阐述文学而忽略文学自身的审美性、规律性，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9]这种政治美学目标对建国后十七年文艺产生深刻影响，使得那时的文艺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话语特征：处于小说中心地位的主人公多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即“工农兵”英雄形象，而塑造的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形象多处于陪衬的地位，成为不可调和的、“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反动的肉身叙事具有警醒功能。李英儒曾说：“写反面人物不仅是为了陪衬对比与烘托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本身也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外的帝国主义在疯狂备战的同时，不断勾结反对势力，偷伸特务黑手。写出活生生的反面人物来，可以作为反面教员，提高大家的警惕。”[10]这种反革命的肉身叙事的动机在《平原枪声》中得到了证明。在小说结尾，作家有意补上一条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尾巴”。它不是将叙述的镜头对准抗日战争后连续的历史时间中——解放战争的革命图景，而采用电影“蒙太奇”的叙述手法，令人突兀地就转到“十年之后”，使故事讲述时间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历史时间的“断裂性”：这里的叙述是进入了50年代的和平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抗日战争中的漏网之鱼——曾是汉奸的“反革命暴乱分子”地主苏金荣终于落网，其反革命罪证是看得见的“物证”“国民党的党旗，美制手榴弹，卡宾枪，反动印信……”对此马英意味深长地严肃地说：“不过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敌人没有睡觉，他们永远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1]文本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到一起，暗示出“历史小说”的现实政治意义：与“千万不要忘记”的时代政治文化氛围一样，它提醒人们对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保持着高度警惕，从而达到实现政治教化功能的目的。这无疑是十七年特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思想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惯性投射。

总之，这些反面形象的身体书写是一种被革命、政治、民族等宏大话语所规训的身体叙事，包含了创作者鲜明的政治革命立场，被建构的身体形象因此打上文化政治的烙印和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涵。

注释：

[1]刘流：《烈火金钢》，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84—85页，149页。

[2][3]冯志：《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第381页。

[4]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

[5]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6]刘流：《烈火金钢》，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25页，31页。

[7]王清彬等译，[美]悉尼·胡可：《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13—514页。

[8]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三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21，826页。

[10]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1]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494页。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