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30年代创作最为丰盛，此时期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个极富独特文学意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学生涯的高峰期与转折期。在这一时期，他逐渐地摆脱了初期的幼稚，其创作变得较为成熟，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与此同时，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也作出了不小贡献，创作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书评文章。书评创作作为沈从文30年代创作的组成部分，生动反映了其在特殊时代背景的创作理念和思想情感，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品特点以及特定的文化审美价值，体现出他对文学的独到见解，接下来文章就试着通过对沈从文30年代的书评创作文本分析探究其中隐含着的作者独特的文学观。

关键词：沈从文 书评 文学观

一、文学政治化倾向的排拒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无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兩种文学思潮相对立，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对峙和互渗。作为京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沈从文是一位推崇超政治文学观，坚持文学独立自由立场的文学家。沈从文特别重视文学的独立性，他在30年代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与批评。

一方面，他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反对让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主张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追求纯粹文学，这就与左翼文学的文学主潮背道相驰。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和作家的独立人格思想，为此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他既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也同样反对左翼文学把“群众革命”挂在口边的做法，他认为作家应当具有自己的个性和创作思想而不是随波逐流。在1936年11月，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家间需要做一种新运动》，指责文学创作中题材、内容、风格“差不多”现象，其原因在于“记着‘时代忘了‘艺术”，号召“作家需要有一种觉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易将他媚悦流俗。”这就体现了沈从文对左翼文学的不满，抨击了当时很多作家只顾一味模仿复刻而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差不多”文学现象。实际上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总是将体现时代精神（政治方向）当做写作的目的，而文学成为政治的点缀品。1937年2月21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这就明确的表现出沈从文对文学政治化的厌恶之情，期望文学创作保持其独立性与纯正性。

二、文学商业化观念的抨击

另一方面，沈从文不但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而且同样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其观点体现在他对上海白相文学的批判之中。早在1933年，沈从文就在《大公报》上著文抨击当时文坛上的不良作风，即所谓的“海派”文学作风，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撑着所谓文坛的局面”（玩票：旧指业余演戏 白相：方言，游戏、玩耍 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流氓）。随后，他又写了《论“海派”》，给“海派”下了定义，认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随后许多上海作家左翼作家出来反驳论争，从而演变成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反对和抨击的是盛行在当时文坛上不端庄、不严肃的玩票白相文学作家的写作方式，这些作家把文学当作游戏以及赚钱的工具，为了获得利益，想方设法去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以这样的目的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最终沦为金钱的娼妓，商业社会的消遣品。此时作家已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失去严肃认真的文学创作态度，腐蚀社会人心的作品也大量流传于市面，消费性和商业化写作这种不良习气、不良作风弥漫于当时文坛。沈从文对上海白相文学的尖锐批评在其30年代书评创作中有所体现。沈从文在1935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论穆时英》一文中指出，“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其原因在于“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作品一味描绘都市世界的热闹与华美，虽然铺叙很广、字数很多，但也遮掩不了作品的空洞与浮薄；虽然作者所涉笔的人事极广，但由于其对于人生、都市爱情的了解不够深刻，作品呈现也只是文字的拼凑，理解也只浮于表面。同时，沈从文认为穆时英的作品是“假艺术”，是“适宜于画报上作品，写装饰等杂志作品，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这些作品若登载上述各刊物里，前有明星照片，后有‘恋爱秘密译文”，中有插图”“有主顾定出货的趋势。”“作品以都市男女为主题，可说是海上传奇。”沈从文为什么会对穆时英作品有这样描绘？旨在批判什么？沈从文一直推崇严肃认真的文学创作态度，与此截然相反，作为海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穆时英，其文学作品却充斥着玩票白相文学一贯的不严肃、不端庄的特点。这正是沈从文所反对和抨击的，于是对于穆时英的批判也就自然顺理成章了。

三、美、理性、健康等文学观念的宣扬

虽然沈从文推崇文学超政治观，倡导独立自由的文学观，对30年代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与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注现实人生，其实他自身的文学也带有社会功利性。沈从文追求的是一种纯然的文学价值，反对的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他受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中国社会人心人性的堕落、民族品德丧失的现实出发，强调文学“洗刷人心”的作用，重视文学的“再造”民族灵魂的作用。希望通过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道德世界的潜移默化影响来感化读者，重塑民族灵魂，进而达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国家的实际目的。由此可以得知为什么在沈从文30年代的书评创作中处处可见其对美、理性、健康等文学观念的宣扬。

首先，在他眼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有引人向善的力量，人们可以透过大自然感受到人生的爱与美。而作品对人性美与自然美的展示能够净化人心，使人们形成一种优美、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念。于是在他的书评中有着对不同作家作品美的赞誉，而这些美对人性的滋养起着重要作用：如周作人散文的朴素美，冯文炳作品的寂静美，朱湘诗歌的从容美，许地山作品的和谐美，罗黑芷诗歌的缥缈美，施蛰存《上元灯》的柔和美，闻一多《死水》的中和美与刘廷蔚《山花集》的自然美，等等，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美、感悟美，传达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其次，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理性的、有所节制的，过度放纵自己情感不仅不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心灵的洗涤，反而会影响作品的水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论冯文炳》中，从他批评王鲁彦“感慨的气分包围作者甚深，生活的动摇影响及于作品的倾向，使鲁彦君的风格接近鲁迅而另有成就，变成无慈悲的讽刺与愤怒，面目全异了”与赞扬冯文炳“文字方面是又最能在节制中见出可以说是悭吝文字的习气的”中便可以看出。《论郭沫若》中指责郭沫若写作不知节制，热情过了头就演变为废话连篇的败笔；《论闻一多的<死水>》中称赞闻一多的诗为一本理智的静观的诗，让读者学生安详地领会人生。

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活跃的时期，形成了多种批评模式与派别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在当时社会形势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界大多数书评创作往往以“把握时代精神”“表现伟大斗争”“写出新时代的英雄”这类题材为主导，而沈从文的书评成为主流书评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他30年代的书评创作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那就是对文学健康发展的关怀与呼吁。沈从文曾写道：“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须的情形。”于是他的书评创作通过对作家作品中低级恶俗趣味的批判抵制，从而实现其对美、理性、健康等文学观的提倡，进一步督促中国现代文学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沈从文不仅是一名杰出的作家，同时是一名出色的书评家，他30年代的书评创作主张文學的纯正性与独立性，倡导美、健康、理性等文学观念，具有沈从文自己独特的评价风格，在当时也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复杂思想背景的限制，这些书评在当时并没能引起轰动。但随着当代文学研究者文学思想的转变，笔者相信沈从文30年代书评不仅对研究30年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会是中国乃至世界批评文学史中一笔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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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文 江苏南通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