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国++刘凤芸

摘 要 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经验证据上看，通过供给侧改革，我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且具有持续性，直至达到稳态增长。我国所要实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主张及西方实践虽有不同之处，不能照搬照抄，但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尤其在制造业、农业与房地产业等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以提高改革成效。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稳态增长预测；国外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5-0007-05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资源日益短缺、生態环境约束达到临界状态，过去依靠低成本要素、高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几乎走到尽头，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长期性、结构性的，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加以应对与化解。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实施供给侧改革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要求。当然，供给侧改革在短期内也许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将对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不断积累的积极效果，从而逐步实现转型升级的预期目标。

一、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

（一）马克思价值创造理论

当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无力了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就真的陷入困境或失去方向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都不是价值源泉，也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三驾马车”只是价值实现环节，价值创造的源头在生产或供给领域。货币主义所看重的货币因素，更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是间接影响需求的因素，或是为价值实现创造条件而已。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在有效刺激需求的时候，结果也仅仅是推动供给数量的反复，与供给质量无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创造财富，复杂劳动能够推动供给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升级，这需要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如果从供给侧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很大，因为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深层原因并非需求总量约束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使供给有效匹配需求，同时能够实现供给升级从而不断创造新需求，获得新的增长空间。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决定[1]。内生增长理论是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和吸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供给侧改革思想基础是，经济增长源于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能力可用生产函数表达为：Y=F（A，K，L），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投入，A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FP数值越大意味着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可以有更大的产出，它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全部要素，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制度等。产出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以及提高技术进步实现，不过，增加劳动不会提高人均产出，增加资本的结果是边际贡献递减直至没有贡献。所以，从长期看，以技术进步这种内生因素为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关键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

从供给侧结构演化升级来看，一个完整的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与供给老化4个阶段（见图1）[2]。新供给能够带来新需求，比如从微观层面上看，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不存在对它的需求，而当它问世之后，新需求被不断创造出来。在新供给形成阶段，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旧供给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步回升；在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被普遍接受，新需求也被新供给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会形成良性互动，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供给成熟阶段，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流向新供给领域，而这一阶段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下降，需求趋向稳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在供给老化阶段，由于成熟阶段形成的过剩供给在短期内难以消化，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新供给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进入萧条期。由此可见，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新技术、新供给与新经济，能够推动中国经济保持螺旋式升级态势与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测算——以追赶美国直至稳态增长为例

（一）达到稳态增长的经验证据

我国在1978～2011年间，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明显，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也进入了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是可以测算的。稳态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结果两个国家人均产值趋同。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供给侧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可以按照生产潜能实现全速增长，直至达到稳态增长状态[3]。以中国经济增长追赶美国为例，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能赶上美国，则中国经济会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并持续相当长时间，直至人均GDP赶上美国时，增长速度才会降下来。

德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都曾经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美国，从而出现稳态趋同的结果，这充分表明中国长期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国民经济都曾遭受重大打击，但它们的作为长期增长基础的储蓄率、教育水平等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没有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决定它们长期增长趋同的重要因素。二战前的西德地区，人均收入大概占到美国的75%，而在二战结束时，西德地区人均收入大概只有美国的25%左右。在此之后，经过长达20年年均超过7%的高速增长，1966年，西德人均收入再次达到美国的75%左右水平。日本在战后同样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人均GDP于1982年超越德国，并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亚洲四小龙同样于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跻身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

（二）稳态增长测算模型

任何一个经济体在未来都有稳态，离稳态比较远的时候经济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而越靠稳态时增长速度越慢，这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共性[4]。 根据稳态经济增长的条件，一个国家经济处于稳态增长状态时人均GDP为：

sAKα=（δ+n）K

对应稳态的人均资本为：

K=（■）■

处于稳态增长状态时，人均GDP为：

Y*=A（■）■

在两个国家资本折旧率、人口增长率、资本份额相同的条件下，两国稳态人均GDP比值满足如下关系：

■=（■）■（■）■

以上表达式中的s为边际储蓄率，A为技术发展水平，α为资本份额，δ为资本增长率，n为人口增长率，K为人均资本，Y为人均GDP。

（三）中国追赶美国的测算结果

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数据，近年来，中国总储蓄占GDP比重即储蓄率为50%左右，美国储蓄率约为18%，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速度）约为美国的40%。根据两国稳态人均GDP关系式，假设两国资本份额占比都为1/3且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不变，则中国经济达到稳态时的人均GDP是美国的0.42倍。2015年，美国人均GDP为55 904美元，其0.42倍为23 480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只有8 280美元（来源：国家统计局），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0.42倍相差甚远，所以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空间依然很大。以美國增长速度3%、中国增长速度6.5%（新常态下合理预期）为例测算，中国人均GDP赶上美国0.42倍的大概进度可用表1描述。

从表1中计算可以看出，如果中国年均经济增长6.5%，美国年均经济增长3%，那么要赶上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0.42倍，需要三十年左右时间。当然，如果美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3%，那么，追赶时间会短一些。要指出的是，以上预测只是从理论上说明中国未来经济有可能维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形势下，要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需要有步骤地实施供给侧改革，推动创新与技术进步。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能在人均收入上追赶美国或不断缩小与美国差距，重视科技创新是关键。

三、供给侧改革的国外经验

从行业层面来看，我国供给侧改革重点任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农业和房地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去产能与整体转型升级、农业降成本与生态化发展、房地产业去库存与实现供需结构平衡等问题。在这些领域，其他国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尽管国外与中国经济形势不同，但很多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一）制造业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与关键技术自主化

1. 美国“再工业化”与“高端制造”

2008年，美国推出“再工业化”重大战略，包括“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标”、“买美国货”，以及“促进就业措施”等战略部署与措施。美国一直强调在制造业供给端发力，他们依靠强大的研发基础、完善的金融服务和丰富的科技转化经验，高端制造业发展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并非过于强调需求刺激，而更加注重制造业供给侧改革，将重振制造业的重点放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先后推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同时设立了有关先进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中心，如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中心等。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企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确难以逾越美国企业的技术和规模水平。例如，美国波音公司2012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817亿美元，储备订单价值达到3 900亿美元，而拥有200家企事业单位、近30家上市公司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2014年的销售额不足500亿美元[5]。

2. 德国“工业4.0”与《高技术战略2020》

谈到制造业，不得不提德国，因为它是全球制造业最强的国家之一，也是制造业发展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制造水平及其国际竞争力，离不开关键技术研发，该国在机械、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方面具备全球领先水平，尤其在嵌入式、自动化等工程领域具有超高的技术水平，从而也确立了在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从供给侧的技术和制度层面入手，提出有关高技术战略规划和制度创新。比如，在2011年提出“工业4.0”概念，而2013年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实际上是将“工业4.0”从概念阶段转化成实质性战略规划与实施阶段，其总体目标是实现“绿色的”智能化生产，使他们的关键技术上在国际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德国政府还颁布一系列针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有利政策。

3. 日本“掌控关键技术”与“去产业空心化”

很难想象日本这样不大的国家，制造业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全球第三。在全球日本制造无处不在，大到飞机、汽车、船舶，小到电饭锅、拉链、马桶盖。日本并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靠的就是他们掌控了很多领域的关键技术。比如，日本拥有全球35%以上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占据着全球90%以上的数码相机市场。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的设备都少不了日本制造。金融危机后，日本失去了不少制造业市场份额，为此，提出了有关应对“产业空心化”举措。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而迅速地转移到国外，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日本政府加大金融和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向企业提供补贴，防止国内企业将其业务转移到海外；日本央行也加大干预汇市的力度，遏制日元升值势头，提升本土生产的价格竞争力；在汽车市场，日本政府通过减税以减轻与汽车相关的纳税负担；在电器生产领域，日本的松下、夏普、索尼等各大生产商也在不断调整升级产品结构。

（二）农业供给侧改革：高效化与生态化

1. 美国“精准农业”

目前，美国农业已经成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口少、生产效率高、产出规模大，体现着现代农业大国和强国的特征。当然，美国农业也存在供需矛盾、高库存、农民收益缺乏稳定性等问题，为此，美国农业法案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措施，包括对水土保持储备（CRP）、农业保险（ARC）、出口扩张（EEP）、目标价格制（TPS）、反周期支付（CCP）、农作物实物补贴（PIK）等[6]。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效率，美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产、销等各个环节同时着力，努力打造现代化“精准农业”。在生产方面，美国通过现代化农机设备对土地、种子、农药和化肥等生产资料进行精准定位和准确配套使用，这种精准的生产方式既能减少生产资料浪费，使土地资源发挥最大效应，同时能够节省人力和时间。在销路方面，美国采用以农业合作社为核心的供应链模式，农业合作社因掌握了多年产销数据，对农产品销路市场熟悉，保障农产品销售顺畅，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由此增加了农户收益。

2. 澳大利亚“绿色农业”

农业发展不仅会减少林地、草地、湿地面积，可能还会导致地下水超采、农业水源污染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为此，要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必须走绿色化发展道路。澳大利亚在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强调将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特别重视环保责任的落实和监管。澳大利亚政府在农业环保管理上，职责清晰、分工明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负责制定重要的国家环境法律；州政府担负环境保护和管理的责任；市政府提供废物处理等公共事业服务，因此，澳大利亚在农业发展中取得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效果[7]。例如，针对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纤维作物产地墨累达令盆地的农业生产用水与废水废料污染问题，澳大利亚成立了墨累达令盆地管理局，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并建立水资源产权制度和完善的水资源交易系统，从而兼顾和提高了水资源的经济与生态效益。澳大利亚为了发展生态农业，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生产标准体系和监管制度体系，目前其生态农业种植面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3. 印度“农业三色革命”

印度“农业三色革命”分别是指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70年代的“白色革命”和80年代后期的“蓝色革命”，这三次革命是印度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使印度的大农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绿色革命”解决了粮食问题，“白色革命”解决了奶业问题，“蓝色革命”力图发展水产养殖业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例如，通过“白色革命”，印度牛奶产量和消费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并为印度成为世界最大产奶国地位奠定了基础。目前，印度牛奶年产量达1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7%以上。实际上，印度的大型奶牛养殖场很少，主要是农户个人饲养，奶牛养殖很分散。虽然奶牛分散养殖会有一系列的弊端，但印度政府并没有力图改变这种养殖模式，而是通过运营机制创新，主要是建立完整的牛奶产销三级合作社网络，对牛奶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专业化管理，从而实现牛奶生产经营效率的大幅提高，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行业内部竞争，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合力和整体竞争优势。在印度牛奶产销三级合作社网络中，奶农是核心也是股东，在获得销售收入的同时还能够获得分红。

（三）房地产业供给侧改革：政策重构与去库存

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房地产都曾出现过房价高企或断崖式下跌、产能过剩、库存严重等失衡问题，这些国家大都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等层面提出改革方案和多重去库存措施。

1. 美国房地产去库存对策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房地产企业、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导致美国经济衰退，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首先，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比如，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法案，通过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盘活房地产存量；通过各种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推动供给侧投资结构优化，鼓励市场释放需求；还通过调节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贷款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其次，量化宽松回购房地产债券。美联储2012年9月13日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每月新增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从而在短期内使住房抵押贷款担保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得到改善，对推动房地产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第三，救助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冲击，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2008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承担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的房利美和房地美，通过购买优先股向房利美和房地美各注入1 000亿美元资金。第四，吸引外国人购房。2015年底，美国调整了对外国资本投资美国不动产的税率，并规定外国养老基金在美投资房地产时，享有与美国养老基金同等待遇，这大大吸引了海外投资者进入美国市场。

2. 日本房地产去库存对策

在1987～1990年期间，日本低利率和充足货币供给导致了房地产经济泡沫，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楼市价格在短期内断崖式下跌，建筑投资额从1991年至2011年的降幅达47.5%，同期城市土地价格指数下跌62.7%[8]。房地产价格暴跌使大量不动产企业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银行业出现严重信用危机，大量建筑成为“烂尾楼”，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首先，大量发行国债。利用国债建设公共配套设施，同时运用支出调整与支出转换政策，恢复房地产业活力，提高房地产附加值。其次，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比如通过多轮降息、以零利率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等，以降低购房成本来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第三，调整房地产金融政策，缓解供需矛盾。一方面放宽限购，鼓励市民贷款购房；另一方面帮助开发商建立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实现融资互助。

3. 俄罗斯房地产去库存对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俄罗斯的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约7%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大批建筑企业濒临破产，房地产市场整体萧条，库存严重，为此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首先，增加政府购买。2008年政府从住房公用事业改革促进基金中划拨500亿卢布，用于购买完工程度较高的住宅，从联邦预算中出资320亿卢布为现役军人和贫困居民购买住房[9]。其次，实施房贷重组计划。2009年俄罗斯政府下拨250亿卢布专款给国家房贷局，由各地区房贷局和银行共同执行房贷重组计划。第三，将产业政策调整为优先支持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对企业实行融资支持和税收优惠。第四，出台住房激励计划，如通过授权对外经济银行向商业银行和企业发放外汇贷款、用外汇储备清偿非国家外债、启动主权基金注资商业银行等措施，为开发商及买房者提供住房抵押贷款。根据俄罗斯央行数据，2014年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达101.23万笔，总额达1.7625万亿卢布，分别比2013年增长22.7%和30.18%。

[参考文献]

[1] 靳涛，陶新宇. 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解析与比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1）： 74-89.

[2] 滕泰. 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 世界经济研究，2013（12）： 3-8.

[3] 文建东，宋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37（2）： 20-27.

[4] 张军. 中国经济实现稳态增长关键在于转型[N]. 经济参考报，2015-12-25.

[5] 黄军英. 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未来经济增长[N]. 科技日报，2015-11-16.

[6] 江小国，洪功翔. 農业供给侧改革：背景、路径与国际经验[J]. 现代经济探讨，2016（10）： 35-39.

[7] 赵宇恒. 全球视野下的农业现代化改革[EB/OL]. 中国农业新闻网[2016-02-29].http：//www.farmer.com.cn/xwpd/btxw/201602/t20

160229_1184335.htm.

[8] 欧阳辉，常杰. 从美日看中国楼市去库存的风险[EB/OL].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02-2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6361.

[9] 朱光. 国内外房地产去库存案例与经验[J]. 上海地产，2016（8）：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