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阳

摘 要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是近年来，全球化确有放慢甚至逆转的迹象，英国脱欧预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巨大倒退，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并倡导大幅提高关税等反全球化举措，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困境。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在弱化，而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全球贸易规则面临重构。中国在享有全球化带来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等代价。但是中国不能由此否定全球化，而是应该通过自身的发展适应规则的变化，引领规则的构建，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 逆全球化；国际规则重构；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114.41；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5-0053-04

一、引 言

经济全球化成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缺乏动力，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大行其道，“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已经连续九年处于低迷的状态。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最新一期《世界貿易展望》报告中指出，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是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虽然很多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发展经济，但是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之前引领全球化的欧美等传统发达国家却倒行逆施，掀起逆全球化的思潮，对世界贸易和投资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1]。尤其是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预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巨大倒退，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并倡导大幅提高关税、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反全球化举措，表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入放缓时期，这些都更加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困境。

总体看来，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且依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发展中经济体出现群体性的崛起，各种贸易力量再重组以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趋势愈演愈烈。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应当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在此背景下，客观评估当代全球化的挑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已经成为了促进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1.关于全球化存在的争议

虽然当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都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其发展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国际上对于全球化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和行为时常存在，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均衡分配，反而加大了收入的差距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并非是多数人，而是极少数的私人垄断资本。2016年全球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远远的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来自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0～2007年，全世界最贫穷的40%人口在全球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只上升了不到 1%。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 100 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NP 反而不及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2]。在英国，支持“脱欧”的民众当中，主要是受全球化冲击较为严重的群体，包括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在德国，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加入TTIP，并抗议欧盟与加拿大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受到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失去往日优越生活的蓝领工人（此前为民主党传统票仓）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普朗，改变了大选版图，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与贸易对手国设置贸易保护措施，降低了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也抨击经济全球化，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种种的迹象都已经表明全球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次，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和“危机”的传播。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0%，有些国家甚至高达200%。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商品、资本、技术、劳务等资源在世界各国之间不断的流动，虽然提升了资源的配置，也会加速经济金融风险的传播，引发重大的危机影响，影响安全的稳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全球化使得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成为随时可能爆发的隐患。

2.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二战结束后，国际贸易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繁荣，但是受到雷曼破产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需求和贸易融资大幅下滑，2008年全球贸易额仅增长4%。2009 年全球贸易增速出现 25 年来的首次下滑，下降程度高达 12%，创 1945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世界贸易额下降了 23%，退回到 2006 年的水平。这次危机对全球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大萧条时期。虽然这次危机爆发已经8年有余，但世界经济复苏仍未踏上坚实的道路。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高负债”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新平庸”（New Mediocre）。美国学者萨默斯则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态。

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到目前为止一直缺乏实质性的进展，贸易全球化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各国都偏重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全球化一时之间难以取得明显的进展。WTO鼓励全球不同的经济体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的建设，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成为最重要的方式，区域经济合作有了很大的发展。FTA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内的生产以及供应链的整合，但是这种“碎片化”的片区贸易模式也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转移，在一定程度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纷纷推出措施以维持本国就业和生产，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过去曾经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也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根据WTO发布的公报，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20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已经达到了1 671项，其中绝大部分仍然还在实施当中，仅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就实施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就有近21项新的措施出台，为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2008～2016年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4天推出一项，位居世界之首[3]。

三、全球贸易规则重建

在2000年之前，全球的经贸规则主要是通过多边体制加以规范，从GATT到WTO，多边贸易体制始终是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平台。但是随着WTO成员国的不断递增，不同国家的诉求各不相同，很难平衡各方利益，达成共识，很多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所带来的对于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需求，各国在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同时，逐步的向签署各种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当前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蓬勃发展与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区域贸易协定逐步的发展成为各国商定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平台。截止到2016年底，全球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达到了625个，其中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有419个，其余的仍然处于谈判当中。众多的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发展，正在重现构建新一代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这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和国际贸易关系的调整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已经由最初的规则的接受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转变；另一方面，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不断涌现出了新的产业，全球化的新经济需要新的规则。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会坐等新兴经济体对传统贸易规则发起挑战，为了能够掌控规则制定的主导权，通过修改、制定一些新的经贸规则，强化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的体现自身的利益，寻求建立对其自身更加有利的区域贸易体系，防范最终被新兴大国超越。他们表现出来的所谓“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试图重塑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全球化。

以美国为例，为了能够重新塑造新的对外贸易关系，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先后于 2010 年和 2013 年启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其中，TPP 具有强烈的地域结盟性色彩，其目的是拉拢亚太地区顺应美国贸易规则的国家，形成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贸易合作圈[4]。经过5年多的谈判，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2个国家于2015年10月达成一致，并于2016年2月签署协定。协定覆盖的区域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TPP 在“原产地规则”、“国企标准”等方面设立了禁止性标准，实际上已经更改了现行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一般性要求，对全球贸易规则和全球经济分工体系都造成了潜在冲击。特朗普上台之后，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但是这并不代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回到WTO框架内解决问题，相反，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或者单边行动来解决贸易摩擦，其遵循的高标准理念不会就此废弃。

TTIP 则是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自贸协议，2013年举行了首轮谈判，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15轮谈判，由于受到各国领导人选举等诸多因素影响，谈判的进程较为缓慢，美欧双方未能就任何一项条款达成一致，并且英国的“脱欧”公投给TTIP的未来进程增加了一定的变数。但是，如果TTIP能够最终达成，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覆盖8亿人口，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和50%的贸易活动。

虽然从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TPP、TTIP 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但是，它们都代表了发达经济体争夺话语权的努力，并为全球经贸规则树立了最高标准，会对各类贸易和投资协议谈判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贸易规则重构期内，多边贸易协定的推进难度较大，而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大幅增加，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的重大变化，使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组，这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和国际贸易关系的调整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四、我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是前一个阶段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程度正在稳步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的双边贸易额在不断增长，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中国在享有全球化带来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等代价，但是中国没有由此否定全球化，而是体现出很强的战略定力，不断地参与全球化，并极力地推动全球化，同时，也做好了引领全球化的准备。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地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以及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期待。

1.在全球层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

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低迷，是对抗逆全球化风潮的根本途径。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经济体，中国对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的提升，同时，中国受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也在加深。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2016年我国GDP达到74.4万亿元，年增长率达到6.7%，经济增速位列世界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同样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因素”影响越来越大。在进入到新的开放阶段，中国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在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无法取得新的进展的情况下，中国应当继续积极主动地推动多边贸易谈判，为世界经济复苏、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5]。

2.在地区层次，加强区域合作，积极地推动并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在对外区域合作中，不应该局限在降低关税等传统的方式，在区域合作谈判中可以更多的加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园区共建、国际产能合作等議题，丰富区域合作的内涵。截至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已经签署了14个FTA，涉及 22 个国家和地区，另外还加入了1项优惠贸易安排——亚太贸易协定（中国、韩国、老挝、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国）。中国与已签署协议的22个自贸伙伴之间的货物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8%。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已经同11 个国家签署了FTA，与 56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另外，中国正在积极推动8个FTA的谈判，涉及日韩、海合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完成谈判后，中国的自由贸易伙伴将会上升到35个，涵盖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中国还可以启动同全球大国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例如主动提出中英、中欧双边启动自贸谈判的研究工作，在战略上获取主动权。中国积极的推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加强自贸区建设，在谈判中更多的加入环境、竞争政策等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表明中国在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新规则的制定。

3.在国内，不断深化改革，维持世界经济开放的动力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国内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市场的自主选择权，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创新的主体地位[6]。同时，加快国内自贸试验区建设，助推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即将挂牌，我国将形成“1+3+7”的自贸试验区梯度发展的新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进一步彰显。通过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进一步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着力构建与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相适应的制度[7]。

4.从价值观上，主张世界经济应当平衡和包容

中国倡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全球化，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为基本价值观，是一种包容、互建、互相尊重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尊重各国意愿、平等协商、共同推进的全球化，而不是自身价值、自身利益单方面的输送和扩张。中国倡导的全球化强调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可以平等的参与到全球化当中从而获取发展，共享成果。中国主张兼容并包，也不排斥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与各方一起合作共赢。不管是在促进全球多边贸易进程方面，还是在建立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中国都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做出积极的贡献。

五、总 结

回顾历史，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一直相伴而生，全球化进程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不断深化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逆全球化用反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近年来全球化确有放慢甚至逆转的迹象，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复苏、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投资机会减少有关。英国的退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并不能证明是全球化的倒行，而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主要国家维护和争夺全球化话语权的一种表现。我们应正视反全球化的诉求，也应看到全球化的大趨势并未改变，面对目前的态势，中国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继续推进开放战略。

[参考文献]

[1] 景丹阳.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危机和“驯服”全球化[J].国际展望，2017（1）：56-73.

[2]廖淑萍.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应对策略浅议[N].证券日报，2017-01-07（A03）.

[3] 毕夫.全球贸易的失衡与再平衡[J].对外经贸实务，2016（11）：93-96.

[4] 祝明侠.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及我国的因应对策[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14-121.

[5] 刘艳霞，黄吉乔.“去全球化”浪潮的发展趋势及深圳应对[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6（1）：86-90.

[6] 郝身永，那艺.更加关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因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积极调整[J].当代经济管理，2015（4）：1-5.

[7] 陆燕.国际贸易新规则：重构的关键期[J].国际经济合作，2014（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