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茂++王伟静

收稿日期：2017-01-18

作者简介：任林茂，铁道警察学院科研处讲师；王伟静，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思政部讲师。（郑州/450053）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2017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高端人才培育研究”（172400410363）、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2016年度调研课题“公安新型智库建设问题研究”（SKL-2016-235）、鐵道警察学院2016年度中央高校基科费项目“公安高校新型智库建设问题研究”（2016TJJBKY047）的成果之一。

摘要：我国智库机构数量众多，但是大而不强，发展极不平衡。针对各类智库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问题，应重点从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在发挥官办智库体制优势的同时，保持官办智库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利用高校智库人才和学术优势，促使高校智库重视并善于应用对策研究；根据社会智库独立灵活的特点，充分吸纳民间智慧，支持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有序发展。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服务水平，建设优势互补、发展均衡、布局合理的新型智库体系。

关键词：新型智库；决策咨询；高校

一、我国新型智库的内涵

智库，又称智囊团、思想库、智囊机构等。现代意义上的“智库”（Think Tank）这一专业词汇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指的是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人员在一起谋划军事战略的安全性很高的房间或环境。[1]战后，这一术语开始用于描述与国防部门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机构。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府不断加大对各类咨询机构的资助，“智库”从对外政策或军事战略的研究逐渐扩大为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研究。[2]至于智库的定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非常统一的答案。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智库的含义进行了阐述。加拿大智库研究专家唐纳德·E.埃布尔森提出，智库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3]我国学者薛澜、朱旭峰认为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4]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认为，与古代智囊团不同，现代智库服务于政府、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而不是服务于某个执政者个人；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但不仅仅限于出谋划策；智库是有鲜明社会公共属性的非营利性组织，而不是依附性的私人幕僚。[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语境下，智库有着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其功能主要集中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等五个方面。

二、我国新型智库的分类

（一）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断发展，近几十年来，全球智库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它们所研究的范围及对政策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进入21世纪，全球智库数量增速有所减缓，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智库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转型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智库为国家建言献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主任詹姆斯·麦甘博士主持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全球智库研究发展报告。该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美国拥有智库1835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6]实际上，由于对智库认定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统一，中国事实上的智库机构远比这要多。例如，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国智库名录（2015）》就收录了1137家智库。

（二）我国新型智库的分类

中国智库机构数量众多，各个智库的规模、专业类别、资金来源及运作方式等都不尽相同，因此对中国智库的分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著名的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按照智库的属性将其分为七类：自治和独立智库、准独立智库、政府所属智库、准政府机构所属智库、大学所属智库、政党所属智库、企业智库。[7]由于国情的不同，这种分类方法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智库的实际情况。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曙光、蔡继辉主编的《中国智库名录（2015）》按照智库所属系统将其分为六类：政府部门智库、政党系统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合作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根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圈层结构特点将其分为四类：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8]山东社会科学院崔树义、杨金卫根据目前中国智库实际存在状态，将它们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民间智库。[9]

基于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综合分析国内外各种分类方法，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将我国新型智库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这里所说的官办智库，指的是处于国家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或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包括官方智库和半官方智库两种。党政军系统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是最纯粹的官方智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则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是我国半官方智库的典型代表。高校智库，是指依托于高校研究力量、设立于高校的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一批优秀高校智库被入选为2015年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阵营。[10]社会智库，是指依托于社会力量设立的社会组织智库，包括社会团体智库、民办非企业智库和企业智库等。中国法学会、察哈尔学会、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即是社会智库的优秀代表。

三、我国新型智库的特点

（一）官办智库地位强势，但是缺乏独立性

1.官办智库地位强势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以政策研究室、党校、社科院为代表的各级各类官办智库数量庞大，实力雄厚，无疑是我国智库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前100名智库中，中国智库有6家上榜，其中5家是官办智库。[11]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当前的中国智库领域内，实力较强并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是体制内的官办智库。得益于其政府背景和体制内的身份，官办智库承担了政府委派的绝大部分课题，占据了绝大部分研究资源。同时，由于其贴近决策层，研究问题紧扣中心工作，研究成果直达领导，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也会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提供的数字，2014年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483篇，中央领导对其中121篇报告作出批示301次，不少政策建议对国家制定有关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我国官办智库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服务各级党委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中较好地发挥了智库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官办智库仍将是我国智库的主体。

2.官办智库缺乏独立性

官办智库的身份特点使其与政府部门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渠道，有利于发挥影响政府决策的作用，同时也决定了其行政化氛围浓厚而独立性较差。我国官办智库基本沿用的是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模式，各种行政部门一应俱全，一些官办智库不同程度地存在官僚、僵化、管理落后等问题。官办智库的研究课题大多来源于政府部门的委派，使得这類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政策的解读和宣传上，难以进行独立的研究，提出创新性的意见建议或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我国官办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这些智库缺乏市场竞争意识，普遍存在着安于现状、人浮于事的现象。此外，由于机构设置的问题，研究人员不但要完成一定的行政任务，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被迫接受“外行管理内行”的现实，严重影响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官办智库这种行政化的运作模式使得智库的工作效率低下，缺乏灵活性、创新性和独立性。

（二）高校智库实力雄厚，但是与社会实际脱节严重

1.高校智库实力雄厚

据教育部网站显示，截止到2014年，我国高校数量为2824所，居世界第二。众多的高校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同时高校丰富的学术与人才资源也可以为我国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在我国庞大的智库体系中，高校智库广泛存在于国内各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主要包括各高校主办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各种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等，其运作资金大多来源于学校拨款和研究人员的课题研究经费，研究人员基本上以校内教师为主。高校智库一般隶属于大学或依托大学组建，因此具有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学科门类齐全、对外交流广泛和人力资源集中等诸多优势。相较于官办智库，高校智库有很强的学术独立性，研究方向和领域更为主动和自由，能够客观公正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产生创新性的思想成果。相较于大多数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的经费来源要稳定得多。高校智库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实力和诸多优势，往往能得到各级决策者的青睐。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各级政府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通常会向高校智库或其研究专家进行咨询。近年来，在教育部大力加强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等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高校智库对决策和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发展势头良好。

2.高校智库与社会实际脱节严重

高校智库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强大的科研能力，其提供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也更具科学性。但是由于考评机制和研究机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高校智库的研究往往是从学术层面入手，对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其研究成果与社会实际需求相去甚远，很难应用于现实，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高校传统的考评机制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术理论研究成果而轻视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现象，受此影响，高校智库也更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应用对策研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研究机制方面，大部分高校智库远离政府决策体系，对政策需求不明确，与实务部门间也缺乏积极有效的合作研究，造成高校智库“闭门造车”现象的普遍存在。此外，除了少数几个高校智库之外，大部分高校智库都没有畅通的成果报送渠道，研究报告完成后，很多都是束之高阁，或直接丢进废纸堆，不能及时进入决策视野和社会实践，严重影响了智库成果的应用转化。高校智库现实导向性的缺乏和报送机制上的不完善，极大地限制了其雄厚的学术研究实力在服务决策咨询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三）社会智库独立灵活，但是发展滞后

1.社会智库独立灵活

社会智库独立于政府存在，研究成果相对公正，运行机制灵活，易于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产品，是中国新型智库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社会智库可以打破官办智库的“部门本位”和高校智库的“学科本位”，能反映来自民间的意见，也能影响社会民众的舆论，使政府决策更加完善，也使民众更加了解政府决策。在欧美发达国家，智库往往代表公众对政府运行行使监督权利。[12]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社会智库作为第三方机构，可以凭借其独立性、灵活性等先天优势，担当起监督考核政府运行的重任。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社会智库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但是由于发展环境的限制，我国社会智库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发展艰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我国政府对社会智库的需求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央领导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后，我国社会智库得到了高层领导和整个社会的日益重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社会智库的快速发展必将对完善我国新型智库体系，增强我国智库的独立性、公信力和影响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社会智库发展滞后

与官办智库和高校智库相比，我国社会智库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缓慢，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显得十分薄弱，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资源集中在政府机构手中，庞大的官办智库垄断了来自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大多数研究项目，严重挤压了社会智库的生存空间。在我国政府信息还没有完全透明的情况下，除了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外，社会智库的研究人员很难获得第一手资料。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缺少制度性安排，无法直接将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送达党政决策核心部门及相关领导。此外，我国社会智库在资金筹措方面也面临着较大的困难。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捐赠是国际上一些知名智库的重要资金来源。[13]目前我国的社会捐赠文化还不发达，捐赠机制也不够完善，社会智库很难得到社会力量在资金方面的捐助或赞助，更不用说来自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捐助了。受到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的诸多限制，社会智库整体上自身能力不足，没有引起民众的足够信任和广泛关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也非常有限，缺乏社会的普遍认可。

四、我国新型智库能力提升策略

（一）保持官办智库的相对独立性

我国智库虽然数量众多，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但是大而不强。在全球智库前100强中，仅有6家中国智库上榜，其中实力最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只位居第31名。[14]国外智库之所以有很高的地位，关键的一点是它们都具有非常高的独立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其“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的定位而著称于世，连续多年在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居第一。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都努力做到基于事实来说明问题，而不被政治走向所左右，这是其成立的初衷，也是其最核心的原则。我们要建立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西方智库有着根本区别，我们的智库不能也不需要做到西方智库那样的“独立”，但是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仍然是必要的。对于占我国智库主体地位的官办智库来说，要确保其研究成果的公正客观，实现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1.要有一批独立思考的有识之士

官办智库的使命不只是对政府政策进行解读和阐释，更重要的是对政府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和积极的改善对策建议，为国家治理提供集体理性。这就要求智库研究人员必须具备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研究品格，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对于一些不完善不正确的政策，敢于提出修改甚至否定的意见。只有研究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独立精神，避免揣摩上意的倾向，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才能保证智库的相对独立性。

2.保證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财政独立是保障智库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官办智库对政府财政资金的高度依赖，表面上看是保持了经费来源的稳定性，实则对智库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智库必须摆脱资金来源的单一化，通过多种渠道筹措经费，实现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稳定，尽量让研究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布鲁金斯学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创始人布鲁金斯的基金、社会捐款和出版物收入等，由学会财务部门进行专门管理，并在其官网上发布年度财务报告，接受公众监督，这种资金运作的方式对于我国智库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官办智库的研究课题大部分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委派，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策指引性，其决策咨询方案也不需要与其他机构比较，难以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并提出创新性的意见。因此，建议在决策咨询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养官办智库的竞争意识，激发其研究潜能和创造性。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建立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策评估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措施，广泛听取并及时回应各类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增强重大决策事项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如此便可切实保证官办智库独立客观地开展研究，促进其研究成果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极大提高。

（二）促使高校智库重视并善于应用对策研究

针对高校智库的研究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现象，首先要完善高校智库考评机制，使智库研究人员重视并乐于应用对策研究；其次，要改革高校智库研究机制，重视同政府和实务部门的合作与交流，使智库成果更加接近政策实践；最后，要加快建立智库成果报送机制，拓宽报送渠道，加大报送力度，使智库成果能够在有关部门的决策中真正发挥作用，并及时得到反馈。

1.完善考评机制

高校的优势是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而智库的研究是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受到所在高校考评机制的限制，高校智库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偏重基础理论研究，而缺乏以政策为主导的研究框架。因此，必须完善高校智库的考评机制，正确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引导研究人员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并乐于应用对策研究。在对高校智库及其研究人员进行考评时，除了对论文、著作和科研项目等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奖励外，还要对一些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政策研究成果进行奖励，不断提高智库研究人员从事政策研究的积极性。例如，在制定科研奖励办法时，对经各级领导予以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或被有关部门采用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指导作用的成果，以及被各级领导参阅的内刊采用的成果要报等给予较高的科研奖励，对于取得其他有重大社会影响和贡献的成果，提交相关学术委员会审定后也要给予一定的奖励。通过完善高校智库考评机制，切实发挥科研奖励的激励作用，可以逐步树立高校智库服务社会和领导决策的科研理念，促使智库所在高校集中各种优势力量，围绕党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和广大群众关切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在服务政府决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改革研究机制

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以校内教师为主，而校内教师除了要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务之外，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或行政工作，客观上造成了高校教师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脱节，高校智库的专家学者提供的政策咨询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高校智库应该摒弃传统的书斋式研究方法，重视同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智库研究从整体上向问题导向型转型，使研究成果更加接近政策实践。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广为大家所熟知，智库的研究人员有机会到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一些任期满后的官员也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这种畅通的人员转换机制在美国十分常见，也是美国智库成功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15]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可能简单套用美国的“旋转门”机制。但是在公务员制度和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中，可以借鉴美国人员流动和身份转换的作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中国的高校智库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旋转门”功能。高校智库为政府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高端政策人才，智库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挂职借调机制到政府部门工作，同时智库也可以吸引一些卸任或主动离开岗位的政府官员进入高校智库进行政策研究工作。通过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动，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将更加广泛和密切，智库的研究成果也更加接近政策实践。高校智库还要主动与实际工作部门联合组建研究团队，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研究基地，开展合作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具操作性。通过与政府决策部门、基层实践部门，及高校内部的合作，高校智库将逐步构建并完善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协同研究机制。

3.建立报送机制

目前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不太重视研究成果的报送工作，缺乏畅通高效的报送机制。为此，高校智库应尽快建立定向征集、集中报送、及时反馈的工作机制，加大智库成果报送力度，拓展报送渠道，建立资政报告数据库，定期收集、整理、分析和反馈相关信息。倘若成果报送渠道畅通，并且能够及时得到反馈，必将引起高校智库研究人员的关注和重视，激发其研究的积极性，且有利于其研究重点向应用对策研究方向转移。

此外，受高校传统研究方法的影响，高校智库习惯于套用理论，在语言表述上也更多地体现出研究成果的理论性，而不太符合研究报告的策论文章风格。因此，在报送研究成果时，高校智库还要学会“通过分析和解释，将复杂而多变的问题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能接受的文本，而不是将其变得更加艰涩难懂”[16]。

（三）支持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的转型期，党和政府对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过去只有一少部分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智库工作，而在社会日益开放和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高手在民间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充分吸纳民间智慧，及时反映民众意见建议，才能保证政府决策的全面性和正确度。社会智库主要承担着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功能，在促进公众参与政治和引导民众舆论方面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智库的生存环境还比较脆弱，在信息获取、参与决策和资金筹措等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整体实力不强，民众关注度和社会认可度普遍较低。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建立和完善与智库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对社会智库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社会智库也要巩固自身实力，多渠道筹措资金，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要通过网络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自己，树立品牌，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1.健全制度保障

智库研究必须有足够丰富的数据信息，但是目前我国政府信息还不够透明，致使社会智库的研究举步维艰，难以产出优秀成果。因此，各级政府应主动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准确地将可公开的政务信息向社会发布，方便社会智库开展研究工作。同时，要公平对待体制内和体制外智库，打破官办智库的垄断地位，通过公开择优的方式提高各类智库的服务质量，满足政府多方面的需求。上海地方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这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上海市政府通过建立决策信息、数据等公开发布制度，建立完善的项目招投标和决策研究咨询机构的评估制度，从而在制度上公平地将社会智库纳入公共决策的程序，打破了体制内智库在决策方面的垄断局面，为上海各类地方智库释放了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17]

2.多种渠道筹措资金

针对我国社会智库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除了政府给予其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外，还应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个人捐赠智库事业。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建议企业捐赠智库具有抵税资格，从而营造社会捐赠氛围。此外，社会智库自身也可以通过会员的会费、活动与出版的收入、研究合同所得的款项、基金会及投资收入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18]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5 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数据显示，投资收入占基金会总收入的47%，捐赠占基金会总收入的43%，而其余10% 的收入由租金收入、项目收入、会议中心租赁收入等组成。[19]美国兰德公司的运营经费来源也呈多元化趋势，主要由合同收入、政府直接财政资助、企业或社会团体捐助，及出版所得等多种渠道。[20]多元化的资金来源能为社会智库的运营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保障社会智库的健康快速发展。

3.多种形式传播智库成果

社会智库的主要功能除了要影响政府决策外，还应起到传播思想、教育公众、沟通政府与群众的桥梁作用。大多数社会智库缺乏内部参考、舆情专报等渠道传播决策咨询成果，因此可以广泛采取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研讨会和学术交流等形式影响大众和知识分子，进而获得官方的关注和认可。国外的一些智库甚至自建电台、电视台直接向大众传播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很多智库也都通过自建的官网来发表看法，推广研究成果。但是很多网站在维护和对外宣传上做得还很不到位，影响了智库成果的广泛传播。建议智库及时在官网上更新研究成果，并开设英文网站，且与中文网站在内容上要保持一致，以扩大智库的国内国际影响力。随着多媒体形式的不断出现，智库也要与时俱进，通过各类终端、博客、微博、微信平台等现代传播方式及时传播智库成果，时刻保持与公众的互动交流，营造良好的舆论宣传环境，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五、小结

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方兴未艾，各类智库建设主体要找准自身存在的不足和发展的短板，突出特色与优势，通过改革创新和转型发展，提升智库服务决策的能力和影响力。各级政府要切实采取措施，在体制和机制上有所突破，规范和引导各类智库健康可持续发展，统筹推进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智库多元主体良性竞争、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局面。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日益完善的新型智库体系必将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促进我国与世界的沟通与交融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3][加]唐纳德·E.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胡光宇.大学智库[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4]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J].科学学研究，2006，24（3）：321-327.

[5]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8][11][14]James G McGann.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Z].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ies Progra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6-02-09.

[7][10][17]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5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6.

[9]崔树义，杨金卫.新型智库建设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2]徐曉虎，陈圻.智库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J].中国科技论坛，2012（7）：63-68.

[13][19]栾瑞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运行机制与发展动态[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3）： 81-90.

[15]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国际问题研究，2010（2）：13-18.

[16]赵博.智库必须思考如何以新形式传播成果[N].文汇报，2014-2-17（9）.

[18]余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策略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6.

[20]汤珊红，秦利.兰德做法对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启示[J].理论与探索，2014，39（9）：30-34.

（责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