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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林外史》看江南士绅的发展和社会地位

2017-04-26李卉

青春岁月 2016年23期
关键词:社会地位儒林外史发展

李卉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摆脱了传奇的性质,展现中国18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揭示了封建社会晚期的腐败。士绅阶层的发展与消亡牵动着封建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当今的知识分子要从士绅阶层的发展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儒林外史;江南士绅;发展;社会地位

根据《儒林外史》的记载,江南之地在清朝应为江南省和浙江省,即今江苏、安徽、浙江、上海三省一市所属的区域。《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在南京“三藏禅林”,郭书办问吏部掌案的金东崖:“金老爷一向在府上,几时到江南来的?”以及“天长杜十七老爷”慎卿首次出场,作者赞道:“这人是有子健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天长县在安徽省,位于长江以北)接着,萧金铉对杜少卿道:“先生尊府,江南王谢风流,各郡无不钦仰。”更说明了天长杜府属于江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安徽和江苏两省并且旁及浙江,因此将江南作为主要的描写区域。

士绅阶层是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后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所谓士绅是指在野的、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明清的士绅阶层主要是指未入仕而有功名的读书人,也指有官职但是闲居或者退居在家之人。20世纪50—60年代研究乡绅最有名的学者小山正明认为:“明末的乡绅阶层是科举制度发生变化后(明以后举人、监生、生员与官僚同样享有免除徭役特权),继宋至明中期的形势户、粮长层之后兴起的新统治阶层。”

一、士绅的组织方式

首先,通过家族获得士绅身份。明代的恩荫制度规定:文官自正从一品至七品的官员可以恩荫子孙一人,其荫由正从五品至流外品的上中下三等依次递降。清代的恩荫制是给予官员子弟入读国子监和出仕的权利,荫生分为三种:恩荫、难荫、特荫。在恩荫的制度之下,官员子弟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士绅的身份并且可以候选得官。

其次,通过科举考试获取某种功名、学衔的士人,构成士绅阶层的主要部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经相当的完备,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梯:未入学的成为童生;经考入学的为生员;省城乡试中试为举人;京师会试及第者称为进士。举人以上者拥有做官的资格,但大部分因朝廷招录有限未能入仕,构成上层士绅的一部分,士绅的下层人士则主要是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中举之后未能及时参加会试但是周围人对其称呼已经变为老爷,衣着、服饰、住所都发生改变,这种迹象表明范进已经加入了士绅阶层。

最后,“异途”出身的绅士,通过捐监生、贡生甚至直接捐官职。这部分士绅人数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明清统治者开捐纳是想以此方式解决财政困难,抑制科举“正途”出身的绅士,却造成了吏治的腐败。例如:《儒林外传》中周进考到64岁依然是一个老童生,还是依靠几个吃茶的客人帮助捐了一个监生的身份才最终得以高中。

二、士绅的社会地位

费孝通先生认为士绅阶层是在中国的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介乎于国家和地方民众的阶层。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总结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功能时说道:“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有着两道防线阻止专制君主变为暴君,第一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中无为的理论,第二为绅权的缓冲”。

在士绅与中央的关系层面,士绅利用儒家思想宣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将官府的意旨传达给乡民,帮助统治者控制基层社会协助皇权在基层的运作,作为皇权在地方的代言人;在地方事务层面上,士绅通过修建庙宇和祭祀,从思想上控制基层民众。由于士绅一般是知识分子,更易成为族内有声望之人,对宗族内部的事情起着决定权,成为乡土社会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者。

因此士绅是官民的中间力量,对上帮助统治者控制民众思想,管理基层社会,对下代表基层民众的诉求,成为官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但士绅身份的获取依赖于皇权,只能算是皇权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的地方的利益诉求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独立于政府权力。

三、士绅的社会作用

乡绅在许多问题上充当了乡民的“代言人”,因为国家政权里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县,因此广大的乡村都处于“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之下。很多乡民除了在赋役、诉讼等问题上受官府制约外,其它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因此士绅的作用就开始显现。例如,在康熙年间,浙江余姚县中河、高桥、千孟等村因晚稻需水,盗决上虞县夹堰,引起水利纠纷。上虞县乡绅辅县衙请求行政干预使这次水利冲突得以解决。

士绅在某种程度上可充当乡民的“保护伞”。士绅有赋役“优免权”他们享有法内的免役权和田赋拖欠权,因此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乡民们情愿以“投献”、“诡寄”的方式将田产隐托于士绅的门下,甚至投身为奴。虽然他们变为了士绅的附庸,但却逃避了官府摊派的赋役。

士绅阶层与中央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对政府机构以及政策措施都有影响。例如,万历32年(1604年)的东林清议运动,无锡顾宪成和高攀龙因为政治失败隐居乡里,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重新修复宋朝杨时创立的东林书院,主持读书讲学活动,他们与当时的执政人物密切配合,影响了明后期的朝政。

四、士绅阶层如今的消亡

由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旧嬗替的社会变革,士绅阶层开始多元分化,逐步走向消亡。士绅阶层面对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最先觉醒,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提出的“自强”、“求富”,中国的官绅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这一过程加剧了士绅阶层的分化,一是转向近代资产者;二是转向自由职业者;三是走向下层社会。

在现今社会条件之下,士绅阶层自然不可能有生存的土壤。但士绅文化根深蒂固,新兴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富有的商人以及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存有在以往士绅阶层的影子。因此士绅阶层虽然消失,但士绅文化并未消失。

《儒林外史》是一部摆脱了传奇的性质,展现中国18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揭示了封建社會晚期的腐败。士绅阶层的发展与消亡牵动着封建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当今的知识分子要从士绅阶层的发展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 儒林外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2] 顾鸣塘.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3] 岑大利. 乡绅[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4] 李汉秋. 《儒林外史》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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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费孝通. 中国绅士[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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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立增. 清代乡里制度研究综述[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4.

[10] ﹝日﹞檀上宽.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明清乡绅论[A].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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