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是“红色经典”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扮演着一个无可复加的角色。这时期“两性关系”成为人们忌讳的话题，作家普遍采取回避态度，从“两性关系”看待“十七年”革命女性将利于深入解读“政治话语讲述”年代中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女性形象；两性关系

一、追求“性”的道德纯洁

“两性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里如同一团变化不定的火焰，这团火焰可见可感如同我们这一百年风云动荡的生活本身，正是他们一起带来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质变。”性就像是暗藏在我们身体物质与精神深层的一种带有神秘感和本原追求的力量，它并非是身体的所有，却担当起指向身体承担潜在欲念和危险的东西，是“革命所要压抑或牺牲的能量”，这一部分着重体现在“十七年”革命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摹。

回顾1949年初期创作的革命小说，民族国家的构建要求革命女性在性的层面需与之契合，它决定着女性是进入文本象征秩序成为主要叙述还是被放置在历史的反面位置上。在革命历史小说的文字述说中，禁欲主义紧紧捆绑革命，对于“两性关系”革命者有着严苛的要求，性代表着肉体和精神的贪图沉迷，这对革命来说是不利的扰乱，革命定要反对“淫”，抛弃一切调动本性感官以及情思的事物。有点像欧洲宗教的清规戒律，革命党人在道德上保持忠直，而道德败坏的往往是反面形象的卖国贼、土匪棒子。

《青春之歌》中不管如何将林道静的情欲隐性地展现出来，“党的好女儿”的纯洁性地位不能动摇。不论是林道静痴情卢嘉川，还是同江华岁月如好，这些感情终将都被慢慢殆尽，永远面对的是遥远的将来，卢嘉川入狱意味着故意的逃避，卢嘉川就像林道静人生中无法越及的高山，不停苦苦追寻。江华第二天的离开就像忘记了与林道静的情感缠绵。男性的离去与故意逃避恰恰暗示着对霎那间暴露的身体欲念进行制止和掩盖，从而达到让女性身体保持纯洁要求的目的。

《林海雪原》里的蝴蝶迷作为反面女性形象，恰恰是在性道德上被给予严厉否定。蝴蝶迷是被典型丑化的，“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度与长度可不大相称，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蝴蝶迷与多位男性有染，自从做了土匪她又搭惹上了许大马棒，却又同时是他儿子的姘妇，许大马棒死了郑三炮又补上了缺，后来遭到郑的抛弃，蝴蝶迷变得更加猖狂无畏了。“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覆灭后，竟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招靠主。”

女性被置于民族斗争中，她们的身体被操纵着，女性性道德的不洁被认为是对革命事业的亵渎，所以性道德的纯洁被大力提倡着。“因为一个女人的身体代表着国家，女性身体被异族强暴便意味着民族遭受强暴，女性以身体符号唤起国人因受辱而激发的战斗情绪。”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择偶的革命选择化

择偶自古是因人而异较私人的问题，仔细探究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的两性关系选择，在不同时代却能提炼出相似的恋爱对象的审美标准。大众择偶标准趋同的背后其实紧扣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认同。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还未从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战时文化”中抽脱出来，继承了相同的焦聚人物特点。我们能在这段时间的文本中看到正面女性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革命男性，择偶标准集中于在于革命的男青年中。这些革命者大都出身于贫寒的工农之家，與地主阶级和敌人之间有着仇恨，有亲人遭到敌人迫害的经历，于是他们对革命事业更加坚定不移，勇于与敌人做斗争，不怕牺牲。他们被国家民族认可为“英雄”，例如卢嘉川，少剑波等等。理所当然，女性与之配偶就是投身了革命，支持正义消灭黑暗，民族和国家因此接纳革命女性。“这，通常是被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结果，女性挑中了那最‘革命的男性。如果要给这样的结构起一个称呼，套用一句惯用的术语，就是‘革命决定了恋爱”抉择的本身并未考虑女人的爱情到底如何，而是作为加入革命战队进而被叙写的敲门砖。

《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就很好诠释了女性告别不上进不思革命的“旧”男性，转而靠向革命男性臂弯的时代认同。“骑士兼诗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余永泽在林道静最无望时给予她关爱、知识，他们分享对文学的见解，谈民族独立出路……“除了感恩、知己的激情外，还加上了志同道合的钦佩……，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而他们的爱情走到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十七年”文学赋予的主人公革命者卢嘉川走到了林道静身边，此时余永泽“骑士兼诗人”般超然的风度在时间面前走向殆尽，卢嘉川完全异于余永泽，文中这样写道“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艺术和动人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余永泽整天痴迷着拜伦诗歌和雨果的《悲惨世界》，卢嘉川却给林道静讲着高尔基的《母亲》还有《国家与革命》，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对比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立马能辨别孰优孰劣。

三、冲淡的爱情烂尾

自古恋爱故事均伴随着好或坏的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关爱情的描写被作家搁置角落不说，假若未看见这少得可怜的爱情叙事，它们的结局还是被革命的巨大胜利忽视了，这使得小说描写的爱情也被冲淡了。她们作为男性的革命搭档，互相激励和帮助，女性把男性看作圆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业中孕育出花朵来，不过一旦将近小说末尾，总是到了该给爱情一个交代，给女性一个名位时，男人们常常在此刻被党和人民赋予重大的革命任务，革命的胜利等待着英雄，女人只好同情爱被放在等待的位置上了。

《红旗谱》中的春兰、严萍被安排了同样的命运。她们全力献身于革命斗争中边沿化和辅佐化的任务，她们也是在运涛和江涛投身革命后跟随他们参加的，运涛讲述革命的意义，春兰就敢穿上绣着“革命”两字的布褂衫赴庙会，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她对革命的向往。严萍十足是江涛革命的跟随者，她说“因为你革命”所以我革命。可以见得，文中两位女性的革命终始是围绕两位男主人公进行的。顺理成章的随着小说末尾男英雄的牺牲，小说赋予给她们的生命也便结束了，整部小说并未对她们的爱情命运留下句号。

四、结语

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看来，女性形象的描述始终是不自足的，是因为国家主体意识的制约，亦或是战争历来与女性生理特征的不符因子决定。总而言之，“十七年”女性处在文学史上，像一个空洞能指的符号，女性未能在两性关系发展中找到真正的自己。“女性的昨天、今天、明天并不代表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不会就此停留，时代的车轮仍旧会往前滚动，而女性的历史也会跟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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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露蔓（1996—），女，汉族，重庆人，西华师范大学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