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锦菁　刘学莘

摘要：在现代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发展中，慕课以颠覆性的革新面貌在新型教学模式中脱颖而出。进/X-2013年，“慕课热”出现了降温的迹象：高辍学率、低完成率、有失公允的同伴评价等饱受争议，这直接关乎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本文试图揭示人（政府、平台运营商、高校、教师、学习者）与非人行动者（课程资源）进入慕课平台时各自所面临的障碍和困境，以探求慕课在本土化进程中永葆续航力的路径走向。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慕课；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1-0071-03

在大数据时代下，为满足“数字原住民”对私有化空间的青睐，对碎片化学习的推崇，对人机互动式体验的诉求，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简称MOOC）以颠覆性革新的姿态在技术驱动型教学模式中崭露头角。“2012慕课元年”见证了西方学界以美国为主导创建的Udacity，Coursera和edX三大平台系统。自2013年起，国内知名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陆续加入该建设大军，先后启动了“学堂在线”、“中国大学MOOC”等中文平台。

与这股“慕课热”形成反差的是，国外学界率先表现出审慎的态度：在教学质量上，面对基数庞大的高等教育需求群体，因交互模块功能有限导致高辍学率，Allen和Seaman（2014）针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术负责人的调查结果显示，25%的受访者认为包括慕课在内的在线教育在学习效果上比不上面对面教学；在学术严谨上，学分认证和同伴评审法饱受诟病；在教师处境上，慕课的品牌效应影响部分教师的生存空间，甚至“加速教授空心化的过程”；在大学发展上，慕课若过多占用学术智力资源将影响大学的科研进步。

在本土化进程中，慕课亦不乏质疑声。从适用对象看，受众“缺乏利用优质课程资源能力、课程完成率低”；从学习成效看，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承继与创新”值得深思；从课程建设看，由于“实际上线的课程数量与我国健全的学科门类与专业课程体系不相适应”，课程内容目前尚无法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从运营情况看，我国高校慕课平台尚未形成完备的经费保障体制和运营模式。更有学者犀利地指出慕课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新形式，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新载体。

以上这些问题直接关乎慕课在本土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依托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本文考察慕课行动者所面临的种种障碍，试图揭示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走向。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慕课

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龙和约翰·劳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社会学家基于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批判，构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

1.三大核心主张

在认识论上，ANT将社会科学诠释为“展开一稳定一合成”这三个任务的实现，即通过追踪世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来展开社会世界，追随行动者去解决由不确定性引发的争论，进而将社会重组为一个共同世界。在此，巴黎学派秉承广义的对称性原则，打破了人与物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赋予非人类因素以行动者地位。换句话说，此行动者（agency/actant）不仅指人类行动者，亦包括諸如观念、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正如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指出的，在信念形成的解释框架中，“我们必须对称地考虑人与非人的资源”。

在本体论上，实践本体论是ANT所倡导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预设也不可能知道在实际行动之前是否有这样一个一般性先驱的存在架构，告诉（规定）我们世界有什么、是什么……总是必须经过实现具体相关知识与事物的过程而被稳定下来，而世界是在此实现过程中被具体化的”。这一本体论思想贯穿于“网络”的内涵界定中。在ANT中，网络是一系列的行动，工作、行动、流动、改变是探求异质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所在。

在方法论上，ANT诉诸于常人方法论，即行动者知道要做什么，而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做了什么，也要知道他们怎样以及为什么做了那些事情。为此行动者组成的网络需借助转译（translation）的5个环节联合发挥作用，即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t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zation）和异议（dissi-dence）。其中各主体之间需要有共同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简称OPP）。

一言概之，ANT以行动者、网络和转译为三大核心主张，在消解传统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以“转译”构筑主客体间的异质型网络联结（如图1）。

2.基于ANT的慕课研究架构

慕课从2008年的cMOOC发展至2012年的xMOOC，不同行动者在维系其纵深发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政府制定政策、出台规则；平台运营商提供网络常态化运行的技术条件；高校协助慕课团队的创建，设立教师的激励机制，优化证书的学籍管理；教师负责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学习者进入慕课学习，反馈学习体验；课程资源既有显在的学科框架下的知识库，也有隐形的在学生学习进程中催生的海量数据。由此可见，慕课平台在基于免费教育资源的多方互动体验中充当了联系技术支持、教学交互、市场运营的强制通行点。在进入通行点时，各行动者面临着各自要克服的障碍，即“问题呈现”阶段（如图2）。

二、ANT对慕课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目前，慕课已嵌入中国教育改革的深水区，并触及如知识产权保护、隐私权利与安全权利等法规。对此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但较之国外“名校+名师+名课”的建构模式，国内慕课在社会乃至国际的辐射效应仍有巨大的可为空间。

作为核心行动者，政府在规约其他行动者的同时，宜采取国际的办学视野，站在本国文化价值观和软实力建设的高度上，加强顶层设计，以利益赋予使各行动者被征召为联盟成员：以利好的政策制度导向吸引潜在的投资者，为慕课注入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以优化人机双向互动机制，活化在线学习的场景，开创“企业一消费者”（B2C）的运作模式；为满足高校对接实际的迫切需求，推进慕课校内与校际的学分认可与学历认证，发挥校企合作的创新协同性，推动其向行业、企业、职业的方向发展；为协助教师在应用型转向下向“双师型”目标靠拢，积极引导教师理性平衡虚拟学堂和实体课堂的时间分配，启动线上学习和课程研讨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打破专业藩篱，从个人作坊式向团队合作式发展，在智慧教学中从主导者扩展为引导者，从独白者扩展为对话者，从教学者拓展为研究者；为帮助学习者适应未来的学习型社会，激励他们成为学习体验的能动者，学习知识的构建者，学习发展的关注者，学习动力的促进者和学习效果的评估者。最终在宏观调控上指导行动者们开发与创生具有本国特色的慕课双语模式。

在ANT的关照下，尚未被重视的非人行动者——慕课资源得到关注。利益联盟驱动下所积聚的资源库，蕴藏着对慕课成效的监管作用，可用于研究学习者的学习模式，预测学习者的学习进展；潜藏着人才发展资源的原始数据，可用于建立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数据资源库；珍藏着对异质行动者网络的反拨效应，在多维动力与阻力的张力中留存异议的力量，以发挥慕课的续航力。

三、结语

由上所述，慕课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以政府这一核心行动者以利益赋予和征召的方式引导各行动者攻克各自所面临的障碍和困境，形成网络化的利益联盟，并充分发挥课程资源的监管功能和反拨效应，形成“‘政府支持，高校主体，企业参与的平台建设格局”。

[责任编辑：马妍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