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钦

●中国史研究

宋代隐士的身份认同与形象塑造
——以《宋史·种放传》为中心的考察

毛 钦

种放是宋初的四大隐士之一，他屡次接受朝廷的征召，却又屡屡辞归山林。以种放作为考察对象，对探究宋代隐士形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重要意义。种放隐士身份的确立是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结合的结果。《宋史·隐逸传》对种放形象的塑造既有刻意的拔高，也有秉笔直书之处，其对种放形象的塑造经过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给世人展示了一个世外高人与治国能臣相结合的形象，展示了一个“隐”与“仕”相结合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形成是政治与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宋代；隐士；身份；形象；种放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者拥有高洁的品德，或者拥有特殊的才艺，为世人所推崇。宋代隐士众多，《宋史·隐逸传》载有隐士43人，张海鸥教授又从多种方志中检索得到378人，①张海鸥：《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求索》1999年第4期，第85页。但这仍非宋代隐士的全部。学界对宋代隐士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既有个案研究，也有群体研究，既有文学上的研究，也有史学上的研究，②例如李瑞玲、毛安福《论宋代隐士》（《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张海鸥《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求索》1999年第4期）、朱战威《宋代隐士群体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陈瑶《宋代隐士研究——以〈宋史·隐逸传〉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2104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杏根《半隐半仕的宋诗人种放》（《语文学刊》1992年第4期）、马斗成《走“终南捷径”的名隐士种放》（《文史知识》1995年第8期）、马茂军《种放：宋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一环》（《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王洪芳《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栗艳《儒、道之隐逸观研究——以种放为例》（《科学经济社会》2015年第1期）。多从隐士归隐的原因、隐士的德行和心态、隐士与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对隐士的身份认同与形象塑造问题关注较少。论及隐士的身份问题大多只停留在“真隐士”与“假隐士”的争论之上。就史传记载来看，“隐士”并非只“隐”不“仕”，他们也有出仕做官的，种放便是其中之一。种放与陈抟、魏收、林逋并称“宋初四大隐士”，可谓宋代隐士的代表人物。本文从隐士这一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出发，以《宋史·种放传》为中心，考察史传对其形象的塑造，并揭示种放形象的形成原因，以期对宋代隐士的特征作出更丰富的认识。

一、种放隐士形象的身份认同

五代时期，因社会动乱，部分士人隐居不仕，而到了宋初则接受皇帝的征召而出仕为官，种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种放（955-1015），字明逸，号云溪醉侯，河南洛阳人，一生曾五次出仕，五次归隐。对于这样一位仕隐交错的人物，《宋史》仍视其为隐士，元修《宋史》将种放列入《隐逸传》表明了官方对其隐士身份的认可，那么种放的隐士身份是如何得到认同的呢？

胡翼鹏教授把马克斯·韦伯关于身份的论述做

第一，种放隐士身份的认同首先表现在自我认同。“隐”是隐士群体表现出来的首要特征，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独特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穿着打扮，并具备德行或才艺上的突出表现，这些要素构成了隐士这一群体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特征。所谓自我认同，即隐士在行为上自觉遵循这一群体的规范。从《宋史·隐逸传》来看，宋代隐士在行为习惯上有其独特之处，如陈抟“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②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陈抟》，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20页。杨璞“尝仗策入嵩山穷绝处”；③《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杨璞》，第13428页。徐中行“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炉”；④《宋史》卷四五九《隐逸下·徐中行》，第13457页。种放亦是“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⑤《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页，第13423页，第13423页，第13422页。在生活方式上，隐士多嗜酒，如刑敦“颇嗜酒”，⑥《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刑敦》，第13431页。吴瑛“宾客至必饮，饮必醉”，⑦《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中·吴瑛》，第13451页。种放亦是“性嗜酒，尝种秫自酿”。⑧《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页，第13423页，第13423页，第13422页。在穿着打扮上，隐士们大都衣着朴素，甚至是粗布麻衣，如代渊“巾褐山水间”，⑨《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中·代渊》，第13442页，第13442页。苏云卿“布褐草履，终岁不易”，⑩《宋史》卷四五九《隐逸下·苏云卿》，第13459页。种放亦是“幅巾短褐”。⑪《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页，第13423页，第13423页，第13422页。对于这些构成隐士形象的外在表征，种放是无一不符合的。隐士群体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外在表征，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隐士们穿着粗布麻衣虽然与经济状况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儒家看来却也是朴实品格的体现，如《论语》中颜回安贫乐道的形象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至于嗜酒，这大概是魏晋以来盛行于隐士之间的一种风尚，隐士们嗜酒不一定是逞口腹之欲，而是为了抒发隐逸之志，表达旷达洒脱的情怀，所以，纵情饮酒成为隐士彰显性情的身份标识。

除了这些外在表征，隐士们更注重内在品质的自我塑造，体现在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行上。如戚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⑫《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戚同文》，第13416页。代渊“性简洁，事亲以孝闻”，⑬《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中·代渊》，第13442页，第13442页。种放也是“得束脩以养母”。⑭《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页，第13423页，第13423页，第13422页。忠、孝、仁、义、礼、智、信既是儒家精神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同时又是社会规范的外在要求，隐士群体的外在精神面貌通过这些品质特质得以展现。有宋一朝，统治者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士大夫阶层备受礼遇，隐士群体作为士大夫群体的一个亚群体，同样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一些在道德品行方面有突出表现的隐士，往往会受到朝廷的表彰。种放就因孝道而受到政府的表彰，史称“咸平元年母卒，水浆不入口三日，庐于墓侧。翰林学士宋湜、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知制诰王禹偁言其贫不克葬，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⑮《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3页。又，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作“赐钱二十万”，中华书局，1989年，第124页。宋代自理学兴起之后，理学家提倡儒家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隐士的道德品行，使隐士们自觉地在道德上向儒家所标榜的圣贤形象靠拢。

第二，种放隐士身份的认同还表现在社会认同。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情不会是单方面引起的，隐士的身份认同不是隐士一个人的事情，那些意欲成为隐士的人，无论在自我认同的环节表现得多么完美，最终能否取得公认的隐士身份，还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世人心目中总有一个隐士的完美形象，或者是《史记》中的伯夷、叔齐，或者是《宋书》《晋书》《南史》中的陶渊明，但无论是伯夷、叔齐还是陶渊明，他们都不是不为人知的山野村夫。隐士需要走出山林，需要与人交际，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接受着世人的检验。只有当他们的行为表现符合世人心目中的隐士形象时，他们的隐士身份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宋史·隐逸传》所载的隐士除了在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穿着打扮等方面具有相似的外在表征，还在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行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上有突出表现。由此可以概括出世人心目中隐士形象的两大要素：一是生活朴素，二是道德高尚。世人在检验某人是否可以称为隐士时，往往参照以上标准。

隐士身份的社会认同，通过社会舆论的形式来展现。韩愈在《伯夷颂》称：“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①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伯夷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页。可见社会舆论对隐士身份认同的影响是何等深刻。种放一生曾五次出仕，五次归隐，王夫之对此表示批判，“若种放，则风斯下矣。东封西祀，蹑履以随车尘，献笑益工，腼颜益厚；则其始授徒山中高谈名理者，其怀来固可知已。世为边将，不能执干戈以卫封疆，而托术于斯，以招名誉；起家阀阅，抑不患名不闻于黼座，诟谇交加，植根自固，恶足比数于士林邪！”②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卷三，中华书局，1964年，第68页。然而，以做官与否来评判隐士之优劣似乎并不足取，历史上本就有许多隐士是弃官归隐的，著名者如东晋之陶渊明。宋人程俱曾记载：“吴郡有二老焉，或仕，或隐，皆隐者也。”③程俱：《北山小集》卷三三《承奉郎致仕杨君墓志铭》，四部丛刊续编本。时人将做官与不做官的二位老者都称为隐士，摒弃了绝对的“隐”的特征，说明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隐士的身份认同起了决定作用。孟德斯鸠说：“把一切当代的观念用到辽远的古代去，这是产生无穷错误的根源。”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22页。故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争论正史中已经承认的隐士是否是真的隐士，似乎并不恰当。隐士身份的鉴别，不应以今天的眼光来评价，而应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以当时人的评价为依据。《新唐书·卢藏用传》载：“（卢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循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常招至阙中，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三《卢藏用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375页。卢藏用早年考中了进士，却故意隐居在终南山，装作隐士的样子，当时人只是讥讽他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也讽刺他这是做官的捷径，可见当时舆论并不认为卢藏用是隐士，因此《旧唐书》《新唐书》均未将卢藏用收入隐逸传中，而是另外作传。

种放的隐士形象正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豹林谷隐士种放母死，贫不克葬，遣僮奴告于翰林学士宋湜等，湜与钱若水、王禹偁同上言：‘放先帝尝加召命，今无以葬母，欲行私觌，是掠朝廷之美也。’壬申，优诏赐放粟帛、缗钱。”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九月己未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916页。种放在终南山豹林谷隐居，安贫乐道，母亲去世之后，竟贫穷得无钱替母亲下葬，以致于派遣僮仆向好友宋湜求救，但是宋湜等人却认为私自借钱给种放是掠了朝廷的美德，于是把种放的情况上报给朝廷，结果种放获得了朝廷的恩赏。《长编》这段记载透露出三点信息：其一，种放虽然隐居，但与士大夫亦有交往，如翰林学士宋湜等人就是他的至交好友；其二，种放安贫乐道的形象已被士大夫所认同；其三，种放的事迹经由士大夫传递到皇帝。《长编》又载：“兵部尚书张齐贤上言：‘终南山处士种放守道遗荣，孝行纯至，栖迟衡泌，历二十年，愿以备贤良方正之举。’乃赐放诏及装钱五万，令京兆府遣官诣山，备礼发遣。放辞疾不至。”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三月辛巳条，第1053页。种放被兵部尚书张齐贤评价为“守道遗荣，孝行纯至”，因而以贤良方正科向皇帝举荐。从种放多次被士大夫所称赞，并上达天听，可见种放的隐士身份已为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

隐士身份的最终确立取决于一代史家的历史书写，史家通过社会舆论对隐士的评价来甄别筛选，列入正史的《隐逸传》，对隐士的身份做出盖棺定论。总之，种放的隐士身份是由其言其行所构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舆论和史家做出的社会认同相结合的产物。

二、《宋史·隐逸传》对种放隐士形象的塑造

《宋史·隐逸传》对种放形象的塑造既有刻意的拔高，也有秉笔直书之处。出于政治宣扬的目的，《宋史·隐逸传》中的种放在入仕前具备世外高人、安平乐道、尊养慈母的隐士形象；在种放受到征召而出仕时，又突出其治国经世之才；对种放晚年的奢侈作风秉笔直书，并未刻意隐瞒。

第一，“尽日望云危坐”：赋予种放世外高人形象。

《宋史·隐逸传》载：“放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每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糗乏绝，止食芋栗。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每曰空山清寂，聊以养和，因号云溪醉侯。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溯长溪，坐磐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①《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4页，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7页。这段关于种放隐居时日常生活的记载，刻意将种放塑造成了一位超然的世外高人形象。种放曾受学于著名的道家学者陈抟，并著有《太一祠录》，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得辟谷术”“望云危坐”等语一般用来形容道士、方士之流，《宋史·隐逸传》以此来描述种放，既体现了他与道家的渊源，又体现了种放仙风道骨的气质。“空山清寂，聊以养和”“负琴携壶”“采山药以助饮”等语则将种放与平常的山野村夫相区别，表现了种放的雅趣。

第二，“结草为庐，仅庇风雨”:赋予种放安贫乐道的形象。

《宋史·隐逸传》描述种放年轻时“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表明种放归隐的志向。“未几父卒，数兄皆干进，独放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种放的几位兄长都入世谋求仕途上的发展，唯独种放与母亲一起隐居，且住在仅能遮挡风雨的草庐中，这段描写将隐居不仕的种放与追求仕途的“数兄”形成鲜明的对比，“结草为庐，仅庇风雨”“啖野蔬荞麦”等语又表现了种放生活上安于贫穷的态度。种放受到召见来朝，不久又称病求归，宋真宗称赞他:“闻其归，私居终日，默坐一室。山水之乐，亦天性也。”②《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4页，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7页。通过宋真宗的称赞，侧面烘托了种放安贫乐道的形象。

第三，“水浆不入口三日”：赋予种放孝子形象。

《宋史·隐逸传》中的隐士通常在儒家所宣扬的某项传统品德上具有突出表现，种放就被描绘成一个孝子的形象。关于种放孝子形象的记载有三处：其一，“从学者众，得束脩以养母，母亦乐道，薄滋味”，种放通过讲学收取“束脩”，作为学费来赡养母亲；其二，“淳化三年，陕西转运宋惟干言其行，诏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称疾不起。其母尽取其笔砚焚之，与放转居穷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节，诏京兆赐以缗钱使养母，不夺其志，有司岁时存问。”种放为了赡养母亲，不接受朝廷的征召，反而听从母亲之言，迁到更为偏僻的地方；其三，“咸平元年母卒，水浆不入口三日，庐于墓侧。翰林学士宋湜、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知制诰王禹偁言其贫不克葬，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③《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4页，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7页。种放在母去世后三日不食，在墓旁守孝，最后得到朝廷的资助，安葬其母。《宋史·隐逸传》通过这三件事将种放塑造成一个尊养慈母的孝子形象。

第四，“每所询问，颇有可采”：突出种放治国经世之才。

经过皇帝三次征召，种放才入朝觐见，《宋史·隐逸传》多次描述宋真宗与种放问对时的情景，并采用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方法塑造种放治国经世之才的形象。“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放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余皆谦让不对”。“上谓宰相曰：放比来高尚其事，每所询问，颇有可采”。“今又访以礼乐之制，询其刑政之方”。这些记载通过正面描写宋真宗与种放问对时的情景，描写种放对答如流，并能提出可行政策，表现种放的治国才干。《宋史·隐逸传》还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突出种放。“尝曲宴令群臣赋诗，杜镐以素不属辞，诵《北山移文》以讥之。上尝语近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无知者。’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其目曰：《议道》、《议德》、《议刑》、《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政》、《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④《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4页，第13422-13423页，第13422-13427页。杜镐在宴会上吟诵《北山移文》讽刺种放，但宋真宗却告诉近臣，种放上书言事很多，并拿出种放所上《时议》13篇，通过杜镐对种放的讽刺和宋真宗为其辩白，侧面烘托了种放治国经世之才。

第五，“时议浸薄之”：直书种放晚节有亏。

从正史《隐逸传》体例来看，大多通过褒扬隐士以将其偶像化；从取材来看，一般选取有利的史料对传主从头到尾加以赞美，而对传主不利的史料则刻意回避。《宋史·种放传》则稍有不同，并没有从头至尾地对他加以赞美和褒扬。尽管《宋史·隐逸传》刻画了种放诸多正面形象，但出于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对他晚节有亏也是直言不讳的。“然禄赐既优，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规算粮具之直”。直书种放晚年生活奢侈；“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尝乘醉慢骂之。嗣宗屡遣人责放不法，仍条上其事。诏工部郎中施护推究，会赦恩而止”。①《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6-13427页，第13417页。直书种放及其门人族属骄横不法的行为。

三、《宋史·隐逸传》种放形象的形成原因与意义

王夫之在《宋论》称：“宋之以隐士徵者四：陈抟、种放、魏野、林逋。”种放是宋初的名隐士，以种放作为考察对象，对研究《宋史·隐逸传》隐士形象的塑造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然而种放又与陈抟、魏野、林逋不同，他屡次接受朝廷的征召，却又屡屡请求辞归山林，一生仕隐交错。王夫之对种放评价不高，“若种放，则风斯下矣”，而陈抟、魏野、林逋虽然屡次受到朝廷征召，却终不出仕，因此，“（陈抟）闲心云住，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魏野、林逋之视此，则超然矣”。②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卷三，第67-68页。种放的人生境遇与其余三位受征召的隐士截然不同，因而《宋史·隐逸传》对种放的形象塑造又有其特殊性。与王夫之的评价不同，脱脱等史官则在《宋史·隐逸传》开篇序言中为种放正名：“种放之徒，召对大廷，亹亹献替，使其人出处，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时止时行，人何讥焉。”③《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6-13427页，第13417页。在脱脱看来，种放的行为符合《周易·艮卦》所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因而《宋史》对种放形象的塑造经过精心的安排和处理，给世人展示了一个世外高人（隐）与治国能臣（仕）相结合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形成则具有深层的原因。

一是出于政治导向目的。自古隐士就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曾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有道”或“无道”之下隐士对现实政治的反应不同，换个角度来讲，隐士的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政治是否清平。《宋史·隐逸传》耗费大量笔墨刻画种放世外高人、安平乐道、尊养慈母、治国之才的形象，实际上是出于官修正史《隐逸传》的政治导向目的。按照“无道则隐，有道则仕”的标准来看，种放在五代乱世之季隐居不出，到了宋朝却接受征召而出仕，宣扬宋朝终结了五代割据纷争的政局，是“有道”之国。众所周知，赵宋王朝是建立在中原长期分裂割据之后。北宋建立以后，宋太祖和宋太宗深刻认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因而吸取五代分裂割据的教训，采取收兵权、改官制等措施，恢复了国家的安定。但是士大夫因“五季之乱，避世宜多”，针对这一批隐士，赵宋王朝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嘉奖和征召有声望的隐士，对不愿出仕为官的隐士也予以优待。种放老母在世时，尽管因声名显著而受到朝廷征召，但他并未接受，对此朝廷依然赐予其钱粮，给予优渥的待遇。种放经过三次征召，入朝为官后，又多次升迁官职，体现了朝廷对他的优待。其实种放只是宋代众多隐士的一个缩影，宋廷给以种放为代表的隐士以优渥的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出于政治导向目的，既树立了朝廷“有道”形象，又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

二是衬托皇帝形象。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④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官修正史记载的是帝王将相的发家史，为何却会耗费大量笔墨记载一群游离于政治边缘的隐士呢？笔者认为，史官撰写《隐逸传》并没有脱离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这一藩篱。从《宋史·种放传》来看，刻画种放形象的同时也衬托了皇帝的形象。种放虽是传主，但没有忽略皇帝形象，反而处处突显皇帝。首先，种放多次受到宋太宗、宋真宗的嘉奖和征召，突显了皇帝尊贤的形象。例如淳化三年（992），陕西转运使宋惟干向宋太宗言其才行，太宗派遣使者来征召他。但是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种放称病不去，并且隐居到更为偏僻的地方，宋太宗嘉奖他的节操，诏京兆府赐缗钱给他供养老母，并让有司岁时存问。咸平元年（998），种放母亲去世，宋真宗“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其次，通过皇帝征询种放治国方略，突显皇帝虚怀若谷、兼听纳谏的形象。种放第一次接受征召时，宋真宗就在崇政殿接见他，“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其后又多次与种放对话，并询问其治国之策。宋真宗曾诏谕说：“每所谘询，备详理道，载观敷纳，蔚有材谋，深简朕怀，颇思大用。然以群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来同，万区思乂，方崇政本，庶厚时风。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国强兵之术，陈制礼作乐之规。”宋真宗还曾感慨：“每所询问，皆据经以对，颇多裨益。朕优待之，盖以激浮竞也。”最后，通过宋真宗为种放辩白，突显皇帝知人善任的形象。“尝曲宴令群臣赋诗，杜镐以素不属辞，诵《北山移文》以讥之。上尝语近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无知者。’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①《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3-13427页，第13424页。这一段记载并不直书种放上《时议》十三篇以表现他的治国才干，却转换叙述主体，通过宋真宗为其辩护，正面描写宋真宗的英明睿智、知人善任。

三是宣扬儒家教化。隐士是游离于政治边缘的一个特殊群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士人尽管归隐江湖依然心忧百姓，与政治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作为隐士，“隐”的一面则通过道德实践来体现。如前文所述，种放在归隐期间安平乐道，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表现了一种高洁的品质，同时他还尊养慈母，重视孝道，这些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准则。宋真宗曾说:“放体格高古，闻其归，私居终日，默坐一室。山水之乐，亦天性也。……朕优待之，盖以激浮竞也。”②《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种放》，第13423-13427页，第13424页。“盖以激浮竞也”一句，表明用尊崇隐士来抑制官场的浮华和争名夺利的意图。种放是一位“居庙堂”与“处江湖”相结合，“仕”与“隐”相交错的人物，他“隐”的一面体现了儒家在道德层面的修身准则，而他“仕”的一面则反映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所以《宋史·种放传》“隐”与“仕”的形象都是出于宣扬儒家教化的需要。历来统治者都注重德教，宋代理学兴起后更是如此，隐士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节操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以种放为典型，《宋史·隐逸传》将隐士的品格进行儒家式的强化，从而起到了儒家教化的作用，这是官修《隐逸传》塑造隐士形象的一个重要目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隐士之所以取得隐士这一身份，是由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双重评价标准所确立的。《宋史·隐逸传》所塑造的种放形象与后世文人笔下的种放形象有较大差异，明代文学评论家单宇认为种放“本无操守”，③单宇：《菊坡丛话》卷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影印明刻本，第274页。跟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一样是没有操守的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批判种放“若种放，则风斯下矣”。④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卷三，第68页。然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考量，正史《隐逸传》的修撰有其特殊的政治意图，《宋史》虽为种放立传，却实为衬托皇帝尊贤尚士的形象。种放的归隐符合儒家在道德层面的修身准则，他的出仕则反衬出宋朝的“有道”，也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理念，故而《宋史》塑造种放的“隐”与“仕”都是出于宣扬儒家教化的需要。

（责任编辑：李孝迁）

毛钦，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邮编430072）。了一个概括，认为身份是指社会对一些人或职位赋予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身份群体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群体本身表现的共同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对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评价。并认为隐士的身份是一个动态的建构生成过程，是由隐士个人和尊仰隐士的社会群体共同建构的。①胡翼鹏：《“隐”的生成逻辑与隐士身份的建构机制——一项关于中国隐士的社会史研究》，《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第47页。胡翼鹏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隐士，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由此可以认为隐士之所以取得隐士这一身份，是由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双重价值评价标准所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