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萍

翁同龢与庞钟璐交谊考

孙 萍

基于传统的地缘、学缘和业缘关系，海虞翁氏和庞氏构筑起绵延数代的通家之谊。本文通过对《翁同龢日记》的文本梳理，从政事交流、文人唱酬、家族往来三个方面，重点考察翁庞两家核心人物翁同龢与庞钟璐的交谊，从一个侧面了解翁同龢的人生事业、思想理念、处事为人及志趣爱好。

翁同龢；庞钟璐；海虞；通家之谊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追谥“文恭”，江苏常熟人。他出身名门，自1856年状元及第后跻身政坛，先后担任同治、光绪帝师，屡任学官，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等职，两次授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直至1898年因支持光绪帝发动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他从政四十余载，身为两朝帝师、中枢要员，不仅与许多王公大臣、地方大吏往来密切，而且与家乡常熟及苏南一带官绅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庞钟璐便是其中一位与翁同龢相交至深的常熟籍官绅。

常熟，又名海虞，今属江苏省。翻开近代常熟的历史：“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这八大姓均为当时的官宦世家、阀阅门第。位居八大姓之首的翁家，便是有着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入阁拜相，同为帝师；翁同龢、翁曾源叔侄联魁，状元及第的常熟翁氏。名列八大姓的庞家，则是出过一探花庞钟璐及兄弟翰林庞鸿文、庞鸿书的常熟庞氏。庞钟璐（1822—1876），字宝生。1847年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累擢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江南督办团练大臣、顺天学政、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官至一品，赐紫禁城骑马。庞钟璐长子鸿文（1845—1909），字伯，号 堂，1876年丙子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副使；次子鸿书（1848—1915），字仲劬，号劬庵，1880年庚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贵州巡抚。

本文在对海虞翁氏和庞氏基于传统的地缘、学缘和业缘关系所形成的通家之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对《翁同龢日记》的文本梳理，从政事交流、文人唱酬、家族往来三个方面，重点考察翁庞两家核心人物翁同龢与庞钟璐的交谊，从一个侧面了解翁同龢的人生事业、思想理念、处事为人及志趣爱好。

一

从联系人际关系纽带的角度出发，传统社会士大夫之间的社会关系根据其发生的缘由和性质，可划分为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关系。同处江南古城常熟的翁庞两家正是在传统地缘、学缘和业缘的基础之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构筑起绵延数代的通家之谊。

首先，从地缘关系来看，翁庞两家都位于常熟城区。翁宅彩衣堂始建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坐落于城区西北的旱西门西泾岸（现名书院街）以南、报本街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巷子内，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官绅宅第。1835年，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用通籍后多年积存的俸银，购置这所房屋作为孝养母亲之所，并取“彩衣娱亲”之意将新宅命名为彩衣堂。此后随着翁心存入阁拜相，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翁宅门前的这条小巷也被世人称为翁家巷。海虞庞氏世代居住在常熟西乡塘桥（1962年划归江苏张家港），是个耕读世家。至清乾隆年间，子孙繁衍，族以滋大，成为西乡第一著姓。后因贻安堂老宅人众，庞钟璐自幼年起便随父母庞大堃夫妇迁居城区方塔浜，并于1839年移居南泾堂、粉皮街交叉口的望仙桥新宅，后被称为望仙桥庞家；其叔父庞大奎亦已迁入城区西泾岸，后被称为西泾岸庞家。从翁宅彩衣堂沿报本街、南泾堂至望仙桥庞宅，步行仅350米，翁庞两家称得上是比邻而居，往来便利。翁心存购置彩衣堂后不久便回籍告养，在家乡长达十多年之久。他与庞大堃、庞大奎兄弟时相往来，过从甚密。大堃、大奎兄弟逝世后，翁心存分别为两兄弟撰写墓志铭。他在《国子监学录封光禄大夫庞君（庞大堃）墓志铭》中写道：“予与君晜弟交最久，知君学行最深。……君殁而予所兄事者无人焉。”①翁心存：《国子监学录封光禄大夫庞君墓志铭》，庞大堃《庞氏音学遗书》，1935年影印本，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悲伤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也就在翁庞两家移居常熟城区之后，随着父辈的密切往来，少年翁同龢与年长他八岁、已初涉科举征程的庞钟璐相结识。

其次，传统社会的学缘关系通常是指师生、同窗、同门、同年。所谓同年，是指参加同一科乡、会试时中式的人。翁同龢父亲翁心存与庞钟璐叔父庞大奎“同补博士弟子员，同举乡试”，②翁心存：《湖北武昌府同知星斋庞君墓志铭》，《海虞庞氏家谱》卷21上，清同治癸酉（1873年）刊本，常熟博物馆藏。即为同年关系。1839年，翁同龢入学常熟县学游文书院。游文书院的学师都是本地品行方正、学问通博的知名学者，其中就有庞钟璐父亲、翁心存挚友庞大堃。庞大堃，1819年己卯科举人，官至国子监学录。后因父丧丁忧归里，绝意仕途，究心于音韵之学，著有《形声辑略》《唐韵辑略》《古音辑略》《等韵辑略》等。庞大堃作为一名学有根抵、颇有成就的朴学家，受到江南士林的普遍推崇，在当时被尊为常昭（时常熟分为常熟与昭文两县）境内一代经学大师。翁同龢曾在庞大堃学师指导下读书，而翁心存亦为庞钟璐的授业恩师。1843年，庞钟璐应癸卯乡试，因“患痢甚剧，勉强完场。而闱作甚为翁文端师心存所赏”。翌年是甲辰恩科，他再次应试，“中式第五十二名”，成为家中继叔父、父亲之后的第三位举人。为迎接三年后的会试，他返乡后“受业于翁文端师”，③庞钟璐：《知非录》，清光绪刊本，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藏。用功苦读，以搏取更高的功名。庞钟璐与翁心存的师承关系，也直接影响着他与翁师诸子的亲密友好关系。1847年庞钟璐高中探花，翁师长子同书“设榻相待，寓在椿树二条胡同”，庞钟璐盛赞翁同书“博学工文翰，剪烛剧谈，甚获教益”。1849年翁心存返京供职，庞钟璐与翁师之子同爵、同龢“订交”。就连庞家在京师做官居住的寓所也是由翁心存、翁同龢父子赠送的。1862年，庞钟璐擎家“移寓兵马司中街。此宅旧为黄左田先生钺，后圃翁文端侨寓于此。庭前有古槐三株，文端稍植花木，因以留赠而无力修葺，遂虚其丰”。④庞钟璐：《知非录》，清光绪刊本，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藏。在科举晋升的传统社会，乡、会试主考、阅卷大臣与应试者的关系，也被称为师生关系。1880年，庞钟璐次子鸿书进士及第。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三月，派充会试副总裁，正总裁为景廉，余与侍郎麟书、许应骙副之。四月十三日放榜，得士吴树棻等三百十人。知名之士甚多，同邑庞劬庵鸿书、杨莘伯崇伊皆中”。⑤翁万戈编，翁以钧校对：《翁同龢日记》第八卷，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832页。故而，庞鸿书不仅是翁同龢的同乡子侄辈，并且经由会试中式，直接成为了翁同龢的门生。翁庞两家如此紧密的学缘关系，使得两家交谊尤为深厚。

再次，从业缘关系来说，翁同龢与庞钟璐、鸿文、鸿书父子先后有着同为京官的从政经历。继1847年庞钟璐探花及第、入仕为官后，1856年翁同龢状元及第，跻身政坛。除却1858年庞钟璐因父丧回籍丁忧，后出任江南督办团练大臣的四年时间，两人在京同朝为官十余载。翁同龢在日记中常尊庞钟璐为“前辈”，实则两人同辈论交，在朝中互相配合、彼此提携，遇事互通声气、互施援手，相识相知的兄弟之情、同僚之谊十分稳固深厚。1872年和1873年，翁庞两人先后因母丧离京返乡，丁忧守制。1874年，翁同龢丁忧服阕，回京供职。1876年及1880年，庞鸿文、庞鸿书兄弟先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直至1898年翁同龢被革职开缺，他与庞氏兄弟亦有着近二十载同朝为官的经历。这一时期翁同龢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当仁不让地成为常熟籍官员的领袖；而庞氏兄弟作为翁同龢的同乡晚辈及门生，自然十分亲近翁同龢，平日里翁同龢对庞氏两兄弟也有不少的关照和指导。同为京官的同僚关系，亦成为维系翁庞两家交谊的重要纽带。

二

翁同龢和庞钟璐在京同期为官十余载，又先后丁忧乡居一年有余，在京城和家乡常熟都留下了两人亲密友好往来的踪影。《翁同龢日记》记载所示，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两人少则见面五六次，多则见面十余次。例如，1864年6月翁同龢与庞钟璐见面的次数竟达15次之多，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大体说来，翁庞两人交谊可分为政事交流、文人唱酬、家族往来三个方面。

（一）心怀天下，政事交流

1853年，从广西金田走出来的农民军队攻占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1860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太仓、江阴各府县相继失守，常昭告急。正在家乡丁忧守孝的庞钟璐接到朝廷谕旨：“在籍前内阁学士庞钟璐为江南督办团练大臣，以江苏按察使汤松云帮办团练事宜。”①李滨：《中兴别记》卷4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下，中华书局，1979年，第769页。所谓“江南督办团练大臣”，是指在民乱这一特殊时期专管江南地区团练事务的临时职务。虽然操办团练繁难艰险，但沦肌浃髓的入世治平理念促使庞钟璐慷然接受朝廷的任命，投入到组织苏常团练武装对抗太平军的防剿事务中，尽全力重点防守常昭。但终因太平军攻势猛烈，9月常昭失守。庞钟璐旋赴崇明，复至上海，继续设局劝捐，开展办团事宜。这期间，他根据对时势的分析把握，参与了“苏绅遣使如皖营乞师”、官绅“借师助剿”之议、以及请奏朝廷“宽宥胁从，蠲免钱粮”三件大事。直至1861年冬，朝廷下旨将各省团练大臣一一裁撤，庞钟璐也在裁撤之列。1862年1月，他被补授为内阁学士。5月，他在接应李鸿章至上海镇压太平军后，正式从江南督办团练大臣任上退下，回京供职。

就在庞钟璐书生点兵、驰奉军务之际，远在京城的翁同龢密切关注着家乡战局的发展，时刻挂念好友的安危。他在日记中记有：1860年8月21日，“庞钟璐六百里报，六月廿三日在常熟发”。②翁万戈编，翁以钧校对：《翁同龢日记》第一卷。以下凡注明《翁同龢日记》具体年、月、日之处，不再一一标识。9月18日，“作书致庞宝生”。不久，翁同龢得到太平军攻克常熟的消息。10月16日，“闻庞报，常、昭失守，自请严议。南望乡关，不禁魂断”。1861年1月8日，又“得宝生十月廿八日书”。2月28日，翁同龢在朝中听闻“言将请庞宝生驻通州筹饷，进攻常、昭”，认为此乃“一隅之见”，不足取也。时至1862年夏，翁同龢方迎来好友的平安返京。7月17日，“巳初出城访庞宝生前辈，宝生奉其太夫人及全家航海来，盖自去岁撤团练大臣后又留办数月，至是始交卸回京”。

熟知庞钟璐品性才能的翁同龢，对其在团练大臣任上作为有着公允的评价：“而龢则服公在兵间，久而不轻言兵事。推贤与能而不尸其名，为国家任艰巨而不骛苟且补苴之术。千虑百图，若畏若讷，易所缜密而不出者，公足以当之矣。”③翁同龢：《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尚书谥文恪常熟庞公墓志铭》，庞钟璐《知非录》。这里的“公在兵间，久而不轻言兵事”，是对庞钟璐严谨、踏实、自律之君子风范的推崇；“推贤与能”是指庞钟璐促成并接应李鸿章率淮军援沪一事；“为国家任艰巨”是指庞钟璐在江南辛苦办团一事。但透过翁同龢评语不难看出，身处纷扰乱世的庞钟璐缺乏干事的大气魄、大手笔，“久而不轻言兵事”，以致未能同淮军领袖李鸿章那样脱颖而出，成为创榛辟奔、前驱先路的人物。

庞钟璐自1862年返回熟悉的京官任上，先后回翔于工部、礼部、户部、兵部、吏部、刑部衙门，参与承修东西陵工程、天坛工程，管理沟渠河道，盘查三库内库，任文宗显皇帝（咸丰）实录编纂副总裁，充经筵讲官，编撰《文庙祀典考》五十卷，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中对此都有所记载，例如：1863年7月12日，“庞宝生转礼左，仍署吏右”。1869年2月4日，“庞、潘得经筵讲官”。1870年5月8日，“贺庞宝生擢总宪”。7月31日，“宝生署工部尚书”。1871年3月19日，“庞宝生署刑尚”。等等。应该说，这一时期庞钟璐所任职务皆为清贵差使，事务较简；后荣升工部尚书仅半年、任刑部尚书不及两年即离京回籍丁忧，因此庞钟璐的周历六部与翁同龢光绪年间职掌多部、两参军机并不相同，他未能够跻身晚清政治第一线，但这无妨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他与翁同龢时常就时政作深谈。翁同龢在日记中常有“庞宝生侍郎来谈”“夜宝生来长谈”“访晤庞宝生”“夜诣宝生”“夜饭宝生处，畅谈”等的记录。

庞钟璐任京官期间还屡任学官，玉尺量才，奖掖后进。传统社会中科举取士是统治集团输入新鲜血液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指派三年一度的各级科举考试主副考官，还是委任学政，执掌一省文衡，这些司职一般都由品行方正、才学广博、翰林出身的部院官员方能担任。庞钟璐多次典试湖南、顺天，督顺天学政，充辛未科（1871年）殿试读卷大臣。他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坚持公允廉洁，努力革除科场弊端，深得众人敬仰。而翁同龢也多次奉命入闱，担任乡会试正副考官。翁庞两人互相推崇，共同为振兴文教、选拔人才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翁同龢为庞钟璐撰写的墓志铭中就有如下的称赞：“公之学，治经守师法，长于制举之文。居台阁以词赋名，一为学政，久任国子监祭酒，以经学造士。……海内之士，以文章、学行推公。”①翁同龢：《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尚书谥文恪常熟庞公墓志铭》，庞钟璐《知非录》。

（二）文人雅兴，交游唱酬

除政事外，翁同龢和庞钟璐私交甚笃，关系密切。在一起时，或步访书肆、寻觅字画，或交流学问、切磋诗文，或同邑聚饮、游园赏景，更多的是习惯性的探视和闲聊。

翁同龢和庞钟璐都极爱古籍书画，两人经常相约游厂肆，逛书铺，搜求古籍、字画，有凡京师博古斋、论古斋、丛谷斋、积古斋、尊古斋、宝古斋以及宝文堂、三槐堂、积古堂等大小书铺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翁同龢在日记中时有记载，例如，1862年11月10日，“偕宝生游厂，得一青玉印，曰‘食邑万三千户’，旁镌八分，曰‘中平元年’，篆法浑厚”。1863年6月15日，“宝生拉往厂肆买书，遂同乘往，于宝文堂得见《大观帖》五册，一、七、八、九、十。神采沉厚，疑是宋拓。又于文宝堂见《长沙帖》五册，此虽后人复本，然不多见，当考之”。11月2日，“与宝生到书肆，于尊古斋见群玉堂刻怀素《千文》一册，筠清馆集帖四册，数年前曾见之，二物皆耆相家所藏。借得泽古堂丛书，内惠氏栋《读说文记》，席氏子衎《读说文记》两种”。1865年1月25日，“与宝生到厂，宝生购殿板《廿三史》，《三国》配监本，《新唐》配道光四年本。凡一百三十五金”。1866年3月5日，“饭后偕宝生游厂，得汪文盛刊《新五代史》古香斋、《朱子全书》”。等等。因翁同龢和庞钟璐是厂肆书铺常客，1869年3月21日琉璃厂书商们在文昌庙举行酬神活动，还专门邀请翁庞两人一同参加。

翁同龢和庞钟璐志趣相投，彼此切磋诗文、互赠字画，十分相得。翁同龢1863年2月5日记，“宝生以所著《槐厅述闻》见示”。1864年6月，翁同龢贺庞氏任湖南乡试正考官，特“为宝生写礼扇赤金廿柄、赏扇一百五十、赏对二百”。1866年2月20日，翁同龢还为庞氏写一虎字，并调侃曰“谓须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寅命人书之，不知何所本也”。翁庞两人及一般志同道合者还经常切磋鉴藏，品骘字画，研摩碑帖。翁同龢1866年12月28日记，“宝生邀夜饭，看其新收惠红豆所校《十三经注疏》，通部朱墨都遍，精校至此，至宝也”。1868年7月3日，“宝生来，以《大观》一册示，明时复刻也”。1870年1月28日，“午后邀徐荫轩、宋雪帆、鲍花潭、庞宝生饮，桂莲舫、广少彭期而未至。出宋刊《集韵》、《苏诗》共赏，座客叹为奇绝”。1871年1月23日，“宝生以金农画唐宋人文字意小册见示，文多节录，然有趣盎然，疑非赝作”。3月6日，“复赴宋雪帆兄弟之招，星斋、宝生、云生在坐，观其书画，甚乐”。等等。

闲暇之余，翁同龢和庞钟璐常召集同邑乡人及至交好友一起聚会消遣，游园赏景，饮酒赋诗，每每尽兴而归。检视《翁同龢日记》，记有：1862年11月19日，“夜宝生侍郎邀余及诸同乡小饮，有一崇明人在坐”。1864年6月18日，“宝生、汴生来，拉余至市楼晚饭，蓉洲、价人在坐，所谓吃梦是也”。1867年2月9日，“邀王蓉丈、庞宝生、赵价人、邵汴生、陆云生至小园小酌，午集申散，甚乐”。1968年6月4日，“晚同人各携酒肴到小园一叙，庞宝生、赵价人、杨鹤峰、张午桥、陆云生，又两人秦谊亭、潘伯寅后来者也，看月归”。1870年8月6日，“宝生生日，召客于龙树寺，宋惠人、吴望云、赵价人及余也。薄晚始散”。1871年1月15日，“出城，赴宝生消寒局，在坐皆同邑”。等等。彼此因公事出京或返京，二三好友也会相聚践行或洗尘。如1864年6月25日，“夜同乡公饯宝生，余便衣往”。又如1867年1月16日，“夜在价人处公饯蓉丈，并为宝生洗尘”。

1872年和1873年，翁同龢和庞钟璐先后因母丧离京返乡，在籍丁忧。相较于旅京为官忙忙碌碌的营生，省亲守墓的乡居生活显然有更多的闲暇时光。除为慈亲服丧尽孝、处理家族事务外，他们时常约上志同道合的乡绅友好，出游踏访山水，鉴赏文物古籍，进行文化雅集交流。沈潜教授《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一文对翁同龢充满文化韵味的丁忧乡居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点评。②沈潜：《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现择翁庞共同参与的两三事简要述之。翁庞两人皆嗜书，重返故里后最重要的一次访书活动是拜访有清一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1873年9月19日，翁同龢应庞钟璐约请同舟前往罟里村（今常熟古里），诣瞿宅（铁琴铜剑楼）观书，拜访了瞿秉渊（敬之）、秉清（濬之）兄弟，见到所藏宋椠诸本，“如游群玉，目不给览矣”。①翁万戈编，翁以钧校对：《翁同龢日记》第三卷，第1027页，第1058页。乡居期间，翁庞两人除就近饱览虞山尚湖风景外，还有过一次结伴出行远游的经历。1874年3月5-12日，翁同爵、同龢兄弟偕庞钟璐等同游苏州邓尉，过木渎镇观钱氏端园；登灵岩山赏梅，凭吊范仲淹、韩世忠墓；经光福镇至圣恩寺赏奇石，复至司徒庙观古柏；南至太湖之滨，登石壁寺万峰台，“坐揽湖中诸山，若凫鹥著水”。②翁万戈编，翁以钧校对：《翁同龢日记》第三卷，第1027页，第1058页。一路上寄情山水，寻古探幽，怡然自得。

（三）亲如弟晜，家族往来

海虞翁氏和庞氏通家之谊牢固深厚，翁同龢和庞钟璐也“亲如弟晜”，最为莫逆。两人都是对方寓中的常客，举凡祭祀敬神、婚丧寿诞、岁时节庆等家族大小事宜，皆时相往来，关怀备至。

1862年冬，大学士、同治帝师翁心存因入值受寒、投药无效，于12月26日与世长辞。翁心存是庞钟璐的授业恩师，又是其父辈挚友。在翁师病痛期间，庞钟璐接连数日前往翁宅探视问候。翁师逝世后，他徒步往哭，凭吊祭奠，帮助翁同龢及其家人料理相关事宜。翁心存逝后，由清廷赐谥“文端”，入祀京师贤良寺。贤良祠是清廷祀王公大臣之有功国家者的专祠。翁心存神位入祀仪式于1863年7月2日举行，亲友宾客到场者四十余人，由庞钟璐担任众宾主祭者。1867年6月15日（五月十四日）适翁心存生日，翁宅合家行祭礼，庞钟璐送香烛并应翁同龢之请任主祭。翁心存逝世前夕，心心念念最为牵挂的是因办理寿州绅练仇杀事件不善而被参革、羁押在狱中的长子翁同书。1864年2月，清廷将翁同书改为“加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行前获准开释返家。庞钟璐探花及第、步入仕途之初，曾得到过翁同书的不少指点和帮助。2月2日，当庞钟璐获悉翁同书返家的消息后，即赴翁宅“相慰藉”；后又将所藏康熙地图借给翁同书、同龢兄弟，供临摹校对新疆地图之用。4月29日晚，庞钟璐来与翁同书话别，“痛饮至夜分而去，意甚拳拳”。两天后翁同书启行，庞钟璐偕“同邑诸君送于三晋庙”。③翁万戈编，翁以钧校对：《翁同龢日记》第一卷，第334、349页。这足以显见庞钟璐对待朋友交往秉持传统的以诚相待原则，不因友朋遭厄运而选择离去，而是雪中送炭、嘘寒问暖、不离不弃。

同样地，翁同龢也十分看重翁庞两家的交谊。1865年9月，庞钟璐夫人周氏患疾甚剧。时庞钟璐简任顺天学政，驻通州，需巡历全省举行岁科两试，并按临各府州县学考核生员。自8月起，庞钟璐出京考宣化、承德、永平、遵化，家中留两子鸿文、鸿书照料。翁同龢等京中好友常至庞宅，问候庞夫人病情，延医诊治。11月22日，庞夫人病逝，庞钟璐闻信驰归。翁同龢接连赴庞宅，帮忙料理庞夫人身后事。其1865年11月23日记，“在庞宅料理一日，二鼓归。致宝生书，今夕适住通州也”。11月24日，“凌晨赴庞宅。宝生归。巳刻事毕，与宝生谈至申刻散。今夜五更宝生仍驰赴通州”。12月30日，“宝生夫人出殡，送之于大街上杠”。翁同龢尽心尽力为庞氏父子分忧，尽到了朋友应尽的责任。亲人辞世后，因家乡常熟仍为太平军占领着，无法归故里。直至1868年翁同龢扶送父、兄（同书）和亡妻的灵柩回籍安葬，④1864年5月，翁同书启程赴疆。时因新疆回民起义，通往戍所的道路不通，翁同书经准改道前往甘肃定边花马池，参与指挥清军同陕甘回民起义军作战。1865年12月，翁同书因病客死边陲。庞鸿书亦护送母亲庞夫人灵柩回归故里，翁庞两家结伴同行，一路上互相扶持、彼此照应。

平日里，翁庞两家作为同乡世交，自然是关系密切，交往频繁。1867年1月2日，翁同龢为嗣子翁曾翰（字海珊，小名筹儿）30岁生日置酒庆生，庞钟璐应邀来赴宴并赠二十金。1870年1月24日，翁同龢母亲80岁寿辰，合家称庆，庞钟璐等“来祝者约百六十人，亥正客散”。翁同龢还热心地为吴仁杰与庞钟璐胞妹说亲。吴仁杰，字望云，号孟金，江苏无锡人，186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时年28岁。其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后官至江西学政、国子监祭酒。经翁同龢撮合，吴庞于1865年8月缔姻，并于两年后完婚。

翁庞两家家眷也有着密切的往来，翁同龢在日记中时有“慈亲诣庞、赵二宅”、“慈亲到庞宅”的记载。1867年7月23日，庞钟璐母亲庞太夫人70岁寿辰，翁同龢侍奉母亲至庞宅祝寿，翁同龢“少坐即归”，翁母则在庞宅听清音戏，“竟日归”。1868年2月11日，庞鸿文娶妻，与已故工部尚书张祥河之女缔结百年之好。翁同龢又陪同母亲至庞宅祝贺，“晚间再往饮酒而归”。1971年8月28日，适逢庞钟璐、宋雪帆（晋）、鲍花潭（源深）三人“皆正寿”，一同“于谢公祠置酒演剧”，应庞母邀请，翁母在三媳妇陪同下前往观剧。不难理解，翁母、庞母由儿子接到京中侍养，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之余，难免会有寓居京师、远离故土的思乡愁绪。恰京中有同邑家眷，共同的乡音乡情，使得两位老太太相知相惜，成为闺中好姐妹。1872年2月2日，翁同龢母亲因病去世，庞母前往祭奠悼念。翁同龢在2月22日的日记中记有，“庞年伯母来哭，吾母约为姐妹者惟庞母一人耳，惨切同于天属，声声是血矣”。

1872年和1873年，翁同龢和庞钟璐先后因母丧离京返乡，丁忧守制，在家乡常熟度过了一段闲适的乡居生活。1874年，翁同龢丁忧服阕，回京供职。未曾料到，时隔仅两年，庞钟璐在家乡病逝，享年55岁。同在京城供职的庞钟璐妹夫吴仁杰向翁同龢报信。翁同龢惊闻此噩耗，悲痛万分，疾呼“伤哉伤哉”！几日后，吴仁杰再次拜访翁同龢，两人“相与流涕，以为宝生知己惟吾两人耳”。①翁万戈编，翁以钧校对：《翁同龢日记》第三卷，第1253页。

三

上文对翁同龢和庞钟璐数十年交谊经历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考察，可以说两人亲如弟晜、引为知己的深厚交谊，是海虞翁氏和庞氏通家之谊的集中反映。从区域文化角度作深层次思考，翁庞两家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土壤。历史文化名城常熟，文教事业兴盛，号为“学道名邦”，民间历来有“子弟皆幼而读书”“耕读而仕”的风尚。明清二代，邑中文章冠冕，科第兴旺，才士荟萃，出现了众多家学渊源深厚，并为地方所认同的世家大族，翁氏和庞氏便是其中的代表。翁同龢和庞钟璐在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熏陶，系统完整地接受了与举业有关的严格训练。两人未及弱冠即中秀才，又均于23岁中举人，且庞钟璐26岁探花及第，翁同龢27岁状元及第，他们远比一般读书人更早地完成科举考试的全过程，科举之路可谓畅达。顺利踏上仕途后，深受儒家思想侵染的翁庞两人，在人生志向、思想理念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皆以家国天下为重，具有经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守正不阿，注重操守，以读书人的道德标准严格自律。他们交谊的基础正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和近似的行事准则之上的。而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文化品位、志向爱好，又使得翁庞两人有着相互吸引的亲切感与认同感，两人的交谊往来时时洋溢着文化的情趣，并兼有相知相勉的至亲温馨。

然自1840年以来，外来之物诸如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逐层加码式地从四面八方源源而入，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亘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如此变局该如何应对，成为摆在每一位士大夫面前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庞钟璐作为一介儒生，身怀传统读书人儒雅的内敛气质，无论是书生点兵、身历戎行，还是周历六部、职掌文衡，他都办事严谨踏实仔细，但对时变事变的回应缺乏大气魄和大能耐，以致未能跻身晚清政坛前沿，仅是以“清操雅望”博得恪谨君子的美誉。②“清操雅望”乃两江总督、湘军领袖曾国藩在朝议是否裁撤江南北团练大臣时对庞钟璐的评价，其曰：“庞钟璐之在江南，激劝乡民，俾知同仇敌忾之义，办理极有斟酌。惟目下逆氛正炽，断非团练所能立功。……庞钟璐清操雅望，内任最宜。应请皇上天恩，撤去团练差使，乃饬回京供职。”（李滨：《中兴别记》54卷，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下，第861页）翁同龢与庞钟璐的交谊主要集中在咸丰、同治年间，两人同朝为官、密切往来的十余载，正是翁同龢仕途生涯的前期。翁同龢入仕后先简任陕西学政，后回京供职翰林院，继而被命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进讲帷幄，出入宫廷，与外界接触并不多。从他与庞钟璐的交谊经历亦可看出，这一时期的翁同龢更多地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本色，忠君守道，忧国忧民，关心民疾，但对西学西艺尚无敏锐的反应。

但是，翁同龢的政治思想及仕途生涯并未止步于此。进入光绪年间，也就在庞钟璐逝世的这一年，翁同龢入值毓庆宫，授读光绪帝，再为帝师。此后二十余年中，翁同龢职掌多部，筦钥户政，屡柄文衡，两参军机，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支持光绪帝发动维新变法，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有重要活动。谢俊美教授对翁同龢政治思想的演变有过精辟的论述：甲午战争前翁同龢赞成洋务，甲午战败后他赞成变法。由于不断地汲取西学，加上民族危机的刺激，翁同龢“把他的变法主张具体而明确地归纳为‘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并成为他在整个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指导思想，这是翁同龢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是他由洋务派转为维新派的重要标志”。①谢俊美：《翁同龢维新变法思想简论》，《河北学刊》1998年第5期。当时，在翁同龢周围聚集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爱国官僚士大夫，其中就有庞钟璐之子鸿文、鸿书两兄弟。百日维新期间，给事中庞鸿书就振兴农务、商务设局、创修铁路、开拓矿务、改革武科科举制度等新政措施提出过建议。维新失败后，朝中稍有维新意识的大臣都缄默不敢言，刚升迁通政使副使的庞鸿文自知事不可为，抱“幽忧之疾”，②庞鸿文：《重修常昭合志》卷末，《总叙》，清光绪甲辰（1904年）活字本，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托病辞官归里。庞鸿文、庞鸿书兄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维新变法的支持以及对翁同龢被逐的同情。翁同龢开缺回籍后结庐隐居于虞山，庞鸿文、庞鸿书数次入山探望，给予翁同龢精神上的慰藉。时庞鸿文主持修订常昭县志，他还多次携稿向翁同龢请教，请他草拟全志大纲，审阅部分初稿。凡此种种，皆为海虞翁氏和庞氏通家之谊的延续。

（责任编辑：李孝迁）

孙萍，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邮编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