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亮

论近代国人对德租胶澳公共卫生神话的建构

刘 亮

在青岛公共卫生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民众并没有全面享受西方公共卫生制度所带来的福利，殖民政府的各项公共卫生设施也有缺陷与不足，不似后人言说的如何先进。但是，时人却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大加赞誉。巨大反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士人是在救亡图存与保国强种的情况下开始接受西方公共卫生制度的，他们无暇思索这些方案到底是否适合中国，更无暇顾及众多下层民众的真实情况及感受；与此同时，为尽快洗刷中国被冠以的东亚病夫的蔑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青岛视作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象征与成功根植中国的样本。基于以上因素，最终建构了青岛公共卫生神话与形象。

德租胶澳；公共卫生；形象建构

殖民医学史是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目前学界的叙事模式主要集中于两类：其一，侵略-反抗、加害-受害模式，意在揭露其殖民性、残酷性；其二，进步-落后的叙述模式，认为殖民医学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公共卫生现代化。①参见李忠萍《新史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述评》，《史林》2009年第2期。然而，当我们立足历史语境，梳理史料，却发现时人对殖民医学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不适应到赞扬的大转变。这种情况在德租青岛尤为突出。时至今日，诸如青岛德式下水道神话仍在流传。于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下问题：民众态度为什么发生变化？态度的转变是否意味其对殖民残酷性视而不见，反而对其带来的现代化完全赞同？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揭示德租公共卫生的真实面相的基础上，重点对民众心理变迁过程及其真实蕴含作一深入分析，进而呈现国人对德租青岛公共卫生神话的建构。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为感。

一、移植而来的公共卫生

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后，为展示德意志民族的文明优越性，大力进行城市建设。正如时人所言，“青岛可谓为德国国内之一小模型，其市政制度、船坞规则、卫生章程及一切公家各举，无异于德国国内之一镇”。②《德督论青岛之将来》，《申报》1908年10月4日，第2版。其目的“不仅仅为了实际需要，它们同时也要发挥证明和展示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作用，要成为符号统治的支柱”。③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互相作用》，孙立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换言之，德国意在将其建成“模范殖民地”。学界认为，公共卫生现代化带给青岛地方社会的嘉惠是显而易见的，④杨发源：《1898—1914年间青岛的城市卫生事业》，《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它曾被欧洲游客誉为“亚洲最卫生城市”。⑤John A Moses edited, Germany in the Pacific and Far East, 1870-1914, 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7, p.194.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重视环境卫生。鉴于华人随地大小便及其带来的土壤、饮水污染等问题，德租伊始，殖民当局就制定相关的公共卫生规章。如1900年《设立厕所章程》规定，每所住宅须设有厕所，供大小便之用，房主应该每日清扫干净。若工厂工人超过10名，亦须设立厕所。中国人居住的大鲍岛，不准挖地坑用作厕所，必须备有铁桶或木桶。倘若有人违令，罚钱100元或监押1个月。如若再任意大小便，罚洋20元或监押1个礼拜。华人责打25板。①谋乐辑：《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1912年，第42-43页，第52-53页，第55-59页，第60页，第59-60页。1908年，《订立倒粪章程》规定，青岛城内凡未修下水道的地方，其粪便一律由官府派人拉走。凡修建处，其粪便应由下水道流出。②谋乐辑：《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1912年，第42-43页，第52-53页，第55-59页，第60页，第59-60页。此外，总督府在城区和大鲍岛“建了4处砌有围墙的华人厕所”。③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

第二，强调饮水卫生。胶澳租借地最初的饮水主要来自水井。然而，1899年由于天气大旱、土层较薄不易存水等自然因素，以及移民增加，水源供不应求，诱发传染病。总督府经过权衡后决定，在海泊村附近的一条大河谷中对自坡地流下的地下水进行截留，并通过检验来了解其中的化学成分、细菌情况以及水量。④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细菌学的检验显示水质很好，具备优质纯净饮用水的特质。⑤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从1901年9月起，经过长期卫生调查和技术准备，海泊河谷的地下水最终到达市区。自此饮水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第三，重视传染病防治。甫租青岛，德军即被传染病击倒，当局立即对患者及疑似患者加以隔离，并进行大规模的消毒及封锁疫区等。但是，痢疾、疟疾、霍乱等传染病仍时常发生。当局认为，青岛本身是非常卫生的，该处出现的传染病只是人们经海上或内地带入的。⑥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因此，他们寻求建立一套传染病防控体系。这套体系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颁行相关疾病防治法律。其中，特别重视海港检疫。如1904年《防护染疫章程》规定，凡有船只驶进青岛，无论出口或途中船上有人染患霍乱等传染病，都须悬挂旗帜，未经允许不得靠岸、不得下旗、不得与其它船只接触。凡有应当查验的船只，防疫官登船验船，船员应呈交医务日记。对于患者送至专备治疗的地方，死尸移埋他处。同船未患病者，进行相应的隔离。⑦谋乐辑：《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1912年，第42-43页，第52-53页，第55-59页，第60页，第59-60页。1909年的《防疫告示》规定，凡船只进出青岛，不准将死鼠抛在水中或弃在地上，须将之交给船政局或巡捕局，并且写明该鼠在何处何时捕获，以便查明该鼠是否染病。违律不遵者，关押2年。如因此将病传染给他人者，监押3月至3年为止。⑧谋乐辑：《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1912年，第42-43页，第52-53页，第55-59页，第60页，第59-60页。同时，建立了传染病报告制度。1906年《报明传染病证章程》规定：凡遇有麻风、霍乱、鼠疫、天花等传染病的患者或疑似患病者，治病的护士、家属、侍者、房主等都有义务报告。如有知情不报者，罚洋150元，无力呈缴者，监押6周。⑨谋乐辑：《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1912年，第42-43页，第52-53页，第55-59页，第60页，第59-60页。

其次，寻找传染病源、建立疾病情报体系。德国殖民当局为将传染病消灭在萌芽状态，积极派员外出寻找病源，并在当地建立医院医治病人。这种做法虽花费巨大，却收到了良好效果。他们根据调查发现，青岛主要的传染病属于传入型，于是在加强海港检疫的同时，又在山东内陆寻找病源。其中，2名海军医生分赴即墨和兖州调查。在即墨发现35例麻风病患者，在兖州发现16例麻风患者和多例疟疾患者。1906年总督府派军医前往兖州，帮助在此传教的天主教会设立医院。1906年11月医院正式成立，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第一年就诊治了26000多人。⑩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1903年又相继在李村、胶州、高密分别成立了门诊部。⑪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与此同时，教会医院与传教士还会定期寄送有关流行病爆发的报告和镜检标本。⑫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总督府据此可以及时了解山东省内疫情情况并采取措施。

最后，建立现代化医院。胶澳初期并没有医院，德国的野战医院也仅为德军所用。1901年9月，同善会成立了花之安医院，又名福柏医院，能收容60名病人。另外还有一座可供收容50名传染病员的临时棚舍，一个设有候诊室、诊疗室和手术室的小型私人住宅。由于起初诊疗免费，开业几天来就诊的就达200多人。⑬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57页，第149页，第301页，第528页，第249页，第306页，第145页。继而建成了精神病院、麻风病房及台东镇医院。如时人所言：“其实惠之及人最深感人最切者，则尤莫如医院有华人医院，有欧人医院，其任调治看护之责于华人医院中者，即系海军部之军医。凡会一人，其中养疴者，无论为欧人为华人，固莫不叹德医院组织之美备而感护者用心之周至也。”⑭甘永龙译：《言论：德人经营青岛之成绩》，《东方杂志》1908年第5卷第7期，第23-25页。

经过当局努力，青岛公共卫生状况得到快速、较大改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城市发展需要，得到时人赞赏。1904年有500名旅游者前来。之后人数不断增加。一位游客写道：青岛是亚洲最卫生的城市，最优美的夏季度假胜地，是远东的布莱顿。①John A Moses edited, Germany in the Pacific and Far East, 1870-1914, 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7, p.194.

二、被遮蔽的另一面

当我们从民生的角度看待青岛公共卫生建设的成就时，发现除了殖民者，少数诸如前清贵族、大臣、买办和巨商大贾等华人外，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无权也无钱享受所谓现代公共卫生制度带来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第一，华洋隔离居住导致公共卫生制度天壤之别。德国殖民者基于种族卫生学、细菌学等理论，认为应当杜绝不同种族生活在同一空间，并强调对个人进行隔离与消毒的重要。因此，胶澳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特征是将中国居民与欧洲居民完全隔离开来。德国殖民当局以卫生之名，通过征购土地、划分华洋居住区、拆除中国人住宅等措施，迫使原先居住青岛口一带的中国人迁移到周边的大鲍岛、小鲍岛和台东、台西两镇。其结果是，家境殷实的中国巨商大贾重新聚集于大鲍岛区、埠头区，建造住宅、店铺，继续经营商业；大部分中国劳工、穷苦民众只能居住在小鲍岛、台东、台西两镇。而南方海滨一带的青岛区，则划为西人居住之地，严禁华人在此盖屋居住。②谋乐辑：《青岛全书》，第20-21页，第42-43页。于是，“华洋居住分离”的现象形成了。

欧人区多为公寓式建筑，上下水道、卫浴设备齐全，卫生条件较好。居住者多是殖民政府各大机关职员、富绅要人及外国侨民。③倪锡英：《青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37-139页。华人区的卫生程度与西人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台西、台东二镇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棚户区遍地，脏乱不堪，“矮矮的木屋，有的盖上几十片薄瓦，有的简直是用草坯，鸡棚便在屋旁”。④刘宜庆编：《名人笔下的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年，第42页。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德国殖民当局志在把青岛改造成合乎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城市，固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这种人为制造的居住隔离不仅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更是将广大下层民众的健康弃之不顾。

第二，华人无力使用公共卫生设施。以使用下水道系统为例。德租伊始，殖民当局施行的马桶制度满足了青岛最初几年清运粪便的要求。然而，总督府认为：“下水道结合抽水马桶在排掉粪便后，会立即使人免受昆虫的侵害和被其传播疾病，而排入下水道则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没有一个收集和清除的系统会做到如此干净的冲刷程度。”⑤托尔斯藤·华纳：《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青岛市档案馆编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第170页。为此，在欧人区全部使用冲水式厕所是总督府的长期目标。对于居住于大鲍岛的华人，则规定不准挖地坑用作厕所，必须备有铁桶或木桶。倘有违令，严厉处罚。⑥华人区虽未建设下水道，但据学者研究表明，青岛城建局实施了一个为期两年的“中国人厕所特别加装蹲坐板”的试验性工作，为蹲板和冲水厕所研制了特别的构件，价值50金马克。⑦然而，这种蹲式抽水马桶，因价格昂贵，普通民众无力使用。

再以城市供水系统为例。随着自来水管网的迅速增加，私人用户和一些工商单位接通了管道。水厂建成的前几年免费提供饮水，欧人区许多街道建设了可以取水的井站和水龙头。1904年4月1日，欧人家庭免费用水的历史结束，代之以收水费，即按照家庭居住的房间数确定应缴费用。至1907年10月，青岛已经有185户家庭安装了自来水龙头。⑧托尔斯藤·华纳：《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第177页。1901年海泊河水厂建成后，大鲍岛华人商贸区即已安装公用水龙头提供免费饮水。几年后，欧人区以西的台西镇安装了自来水，原因在于台西镇大量华人为欧洲人做佣工，需要保证他们的健康。1907年，有万名劳工居住的台东镇也接上了自来水，但1908年即开始收取水费。收费之后，除了“个别富庶的华人住户已申请并得到直接安装自来水管用水的许可”，⑨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第688页。绝大多数无力购水的民众，重新回到了自小水塘和未检查的井中取水的状态。自来水系统的建设效果显著，肠道性传染病患者人数下降，危害也随之降低。由于殖民政府这些措施的着眼点是保证德军及欧洲人的生命安全，保证他们在不适应气候条件下能过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因此，中国老百姓获益不多。

三、国人对德租公共卫生制度印象的转变及缘由

作为青岛建设主体的华人，大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公共卫生带来的便利，而且青岛作为殖民地，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屈辱的经历。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与中国传统治理方式差异较大，绝大多数民众出现不适应的情况，甚至感到恐慌。再者，殖民政府采取华欧分离的住宅隔离制度，中国民众备受歧视。总之，殖民初期，中国民众感到屈辱与不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曾被时人提起的种种弊端消失于笔端，代之以对青岛公共卫生建设的认同，甚至赞扬。时人认为：“十余年间，德国经营青岛，不遗余力，至近年而成效卓绝。”①汉声：《德国青岛之经营》，《东方杂志》1913年第9卷第12期。“街道整洁”的印象，屡屡出现在游客游记乃至长住者的回忆录及民国报刊中。尤其是德式下水道，成为时人称赞与效仿的对象。时任南京市长的马超俊曾言：“青岛之卫生行政，在德人租借时代，已有相当设施，其下水道工程之完善，尤为国内各都市之冠。”②马超俊先生言论选集编纂会：《马超俊先生言论选集》（第1册第1编论著上），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67年，第15页。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

首先，这种转变与近代中国人的公共卫生经历及对公共卫生建设的期待有较大关系。据学者研究，20世纪以前，“卫生并不构成确定实体性的知识。这个词的外延是松散的、不明晰的，可以引起多种联想，而所有这些关联都指向个人为达到健康而使用的技巧。它并未同清洁、气味或污垢相联系，同国家、民族、种族或公众也并无联系”。③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之后，它得到广泛使用，并结合了民族、种族、国家等概念，遂在中国争取现代性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近代以来，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城市的评价相当负面，他们认为中国居民缺乏卫生习惯，个人卫生观念极差，对公共卫生没有认识；政府没有负起维护公共卫生的责任。相反，西方的公共卫生事业却发展迅速，为中国除旧布新改变落后面貌提供了学习的样板。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西方强大的秘密及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发现中国人素乏公共卫生常识及习惯，一旦生病，往往诉求仙佛。荒谬的思想是阻碍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发展的因素之一。总之，时人认为中国人忽视公共卫生，以致“虽有广大之土地，适宜之气候，富美之蕴藏，众多之人口，宛如病者卧床，虽见珍馐满前，不知其美。即知其美矣，亦苦无力烹调而享受之”。④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页。因此，救国之道之一在于讲求公共卫生。可以说，国人积极倡导公共卫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比较和选择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欧美国家的成功证明了公共卫生的力量，其理念与制度也成为国人最终的选择对象。已被证明的公共卫生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事实。拥有事实的理论一定是能够征服人心的理论。因此，公共卫生的理念慢慢为中国人接受。

与此同时，国人更把公共卫生当作救亡图存的重要工具，把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来看待。中国的精英分子面对“华人不洁”与西方公共卫生巨大成果的反差，试图通过公共卫生建设来唤醒中华民族强健身体，以达到强种强国的目的。1932年11月，《东方杂志》向各界知名人士征集对未来中国的梦想。名人们纷纷表达了对富强、文明的未来世界的美好展望，其中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说：“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⑤陈平原：《花开叶落中文系》，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307页。胡适在1947年北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也表达了对抽水马桶作为现代象征的认同：“美国的天空比中国蓝，所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美国专家多，研究抽水马桶也有专家，没有他们，美国城市就变成臭城。”⑥马少华主编：《百年口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这种想法得到政府认同，成为朝野一致追求的目标。这些言论代表了近代以来国人公共卫生观念的巨大转变。

其次，国人赞誉德租青岛公共卫生建设，而不是其治下的汉口租界、天津租界，也不是之后日本治下的青岛，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德国极其重视胶澳租借地，力图将其建设成为展示德国进步和现代的窗口。正如曾在胶澳担任中国人事务专员的单威廉所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为中国人树立模范和榜样的考虑出发兴办的；到处充斥着对中国人施加积极影响的思想。”①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互相作用》，第238页。为此，德国对包括公共卫生建设在内的胶澳的投资不遗余力，时人评论道：德人经营青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自财政上，德国以国库的财力培植青岛；而并非以青岛租借地的利益来反哺德国。一般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或租借地的态度，都是想从该地剥取一点利益，补助本国的财政。而德人之于青岛，却是反而施行一种倒贴的政策。②倪锡英：《青岛》，第25-26页。相比而言，德租汉口、天津租界的意图是既不得给德国带来风险，也不要求帝国付出代价，开发模式并不一致。与邻近的英租威海卫相比，英国政府最高层是无目的的行动，当局明知无重大价值又非要占领，因此，秉持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并无发展意愿，建设程度赶不上胶澳。③克拉伦斯·B·戴维斯、罗伯特·J.高尔：《英国人在威海卫：帝国非理性之例研究》，王瑞君译，《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第二，中国人之德国观的变化。1895年，德国强占胶澳后，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国内舆论主要集中在德国暴行及在胶澳的统治政策。仅以《东方杂志》为例，清末民初时期此刊刊载了大量反德文章，如1卷4期的《德兵横暴山东》《德人拒我矿章》，1卷6期的《论胶济铁路与德国权力之关系》。随后则渐渐转向，聚焦于德国在胶澳的具体经营及青岛城市化各个层面的记述，如5卷7期的《德人经营青岛之成绩》、8卷11期《德国之经营胶州湾》、9卷第12期《德国青岛之经营》、11卷6期的《德意志之山东经营》、17卷18期的《青岛之面面观》、19卷15期《青岛一瞥》。之后，更是爱屋及乌。在诸文本中，德国国民性被概括为节俭、勤勉及严谨，其国民性的具体表现为亲历稼穑、乐于运动、饮食习惯以及建筑的质朴无华注重实用。④参见曲晓雷《屈辱与认同之间：清末民初国人眼中的德国形象—以胶澳租借地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1921年之后，德国通过与中国签署单独媾和协约，成为首个放弃在华所有不平等条约西方大国，中德关系由此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走向正常化，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金色20年代。⑤参见孟虹《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一言以敝之，中国民众对德国的态度发生过一个较大的变化，从最初不满、愤恨和仇视，到超乎一般的好感、认同甚至崇拜。

第三，日本占领期间，从表面看其公共卫生建设方针大致沿用德国的方法，即提供无菌的饮用水、以科学为名实施污物扫除及传染病预防、保持市街的清洁等。⑥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总务部编：《病院要览》，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总务部印行，1921年，第16-17页。然而，因其占领青岛的目的在于将青岛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总体上则呈现残酷性和掠夺性。这种前后对比，在无形中又为德租时期的德国形象增色不少。

余 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在青岛公共卫生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民众并没有全面享受西方公共卫生制度带来的福利，殖民政府的各项公共卫生设施也有缺陷与不足，不像后人言说的如何先进，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时人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们是真的充耳不闻吗？其实，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士人是在救亡图存与保国强种的情况下，开始接受西方公共卫生制度的。他们将之视为能把中国引向文明与进步的良方，他们当时没有心情亦无时间来思索这些方案到底是否适合中国，更无暇顾及众多下等民众的真实情况及其感受。⑦详见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33页。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实状况反而在之后的生产过程中被美化与夸大。这中间贯穿着时人对西方先进公共卫生制度的想象与向往，也贯穿着他们对自我的期待与反思。换言之，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力图洗刷中国被冠以的东亚病夫的蔑称，在很大程度上将青岛视作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象征与成功根植中国的样本。正如学者所言：西方的“优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灌输的或憧憬出来的，清季那种“中不如外”甚或“今不如昔”的感觉本身也可以是建构出来的。⑧罗志田：《帝制面临的挑战：新政的制度困境和伦理转换》，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08页。基于以上因素，最终建构了青岛公共卫生神话与形象。

（责任编辑：孟钟捷）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住房问题及应对研究》（16B Z S029）的阶段成果。

刘亮，南京工业大学生态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讲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兼职助理研究员（邮编21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