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

梁启超批“淫书”
——梁启超一则佚文解析

张仲民

梁启超曾经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过一篇未署名的批评文章《青年之堕落》，对清末出版的一本“淫书”《吾妻镜》大肆挞伐。该批评随后激起很多读者的反响，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应梁启超，指出其批评中的武断、轻率与自相矛盾之处，激进的《大陆报》甚至进而攻击梁启超人格。由此可反映出梁启超在清末知识界的广泛影响，一言一行都会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

《吾妻镜》；《青年之堕落》；梁启超；《大陆报》

关于梁启超佚文的收集，学界已经有很多成果，尤其是夏晓虹教授辑录的《〈饮冰室合集〉外文》，用力最多，收罗最广。但梁启超一生著述甚丰，仅仅在他主编《新民丛报》期间，就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字，如梁启超自谓：“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则立溃耳。”“此间自开《新民丛报》后，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①《与康有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2-273页。只是其中许多文字并未署梁启超名字。如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这篇引起不少反响的未署名文章，即出自梁启超之手，但并未被梁启超研究者及佚文收集者所注意，故这里颇有必要全文拈出作一解析。

1903年2月11日，《新民丛报》第25号“群俗时评”栏发表了一篇《青年之堕落》的未署名短文。该文针对清末出版的一本“淫书”《吾妻镜》及其作者大加挞伐，全文如下：

顷见有恶少年某某两人著一书，题曰《吾妻镜》者。吾今为誓言于此，吾若无杀人之权则已，苟有此权，不杀著此书之人，传其首于十八省，非丈夫也。书局遍上海，新出书目告白，充斥报纸。而东西大哲之书，有关学术道德者，未见一部，惟见所谓《男女交合新论》、《男女婚姻指南》等书，不下数十百种。其书中岂无一二关于卫生、关于哲理者，然劝百讽一，其害人心固已不少，然犹曰其中有一二言卫生、言哲理者存也。何物枭獍，乃作此等明目张胆、诲淫诲盗之语。彼以是为言女权、以是为言平等、以最（应为“是”）为言文明，彼岂知女权、平等、文明三字作何写法？以狗彘不食之败类，乃敢摇笔弄舌，以播其毒于血气未定之少年之脑中，若此等人不杀何待？不杀何待？此等之人、此等之书本，何足以污《新民丛报》之片纸，然吾深恫乎近日有新中国之新少年者，皆此类也。记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有此等腐败社会，然后此等妖孽之人、妖孽之书出焉。见被髮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吾安得不为中国前途恸也。吾为此评，于彼何损焉？彼之《吾妻镜》必骤多销万数千部，而彼花酒之费，又可阔数月矣。吾且恐艳羡彼二人而步其后尘者，将日出而未有已也，廉耻道丧，一至此极。国之亡也，复何慰焉？复何慰焉？②《青年之堕落（二）》，《新民丛报》第25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1903年2月11日），第78-79页。

此文发表后，马上引起了时人不少反响。读者一致认为该文系梁启超所作（详后）。大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梁启超对《吾妻镜》一书的批评是否为双重标准，及其中存在的随意和自相矛盾问题。

需要先声明的是，梁启超这里极力批评的《吾妻镜》，并非日本古代史书《吾妻镜》，而是与这本史书内容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本同名《吾妻镜》。其原书仅署“中国杨翥著、王晟校”，没有附其他出版信息。而根据该书中杨翥简单的《自序》及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的记载等情况可知，该书是由杭州图书公司在1901年出版的，全书为38章，每章字数多为200字左右，总计6000多字。书中颇多惊人之论，如公开提倡婚前性行为、婚姻自由，主张情欲解放和共夫共妻制，以及主张一女数夫，并从自然进化论角度公开反对男权独尊，明确主张情欲存在的合法性，将人品、学问与个人的性欲、性生活区分开来。这些主张无疑是在鼓吹一种新的性道德与婚姻观。①有关该书的具体内容及其作者情况，可以参看拙文《另类的论述——杨翥〈吾妻镜〉简介》，台北《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7年第15期，第195-21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唐权教授曾在拙文基础上，重点考察了杨翥此书内容的日本来源。参看唐权「『吾妻鏡』の謎：清朝へ渡った明治の性科学」，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4.2.12，1-71页。这些见解即使放在今天，亦是很激进的，遑论清末？该书出版之后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吸引了很多像孙宝瑄那样的趋新读者购阅，但也招致了不少声讨，被认为是淫书，就像前引梁启超的批评。

非常吊诡的是，这时梁启超麾下的广智书局与《新民丛报》支店，也经常出版和代售一些类似《男女卫生新论》《处女卫生》《胎内教育》这样的性学书籍，且梁启超所著的《康南海》一书与《吾妻镜》，曾长期在《中外日报》上一起作捆绑广告。既然如此，梁启超居然还肯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这篇立场偏激的反对文章，实有些自相矛盾和让人费解！

进言之，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宗旨中，梁启超曾悬鹄甚高，号称“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②《与康有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3页。而《青年之堕落》这样的评论显然与此宗旨自相矛盾。这个批评同样也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关于新道德的标榜相枘凿：“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一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学界奴性未去，爱群爱国爱真理之心未诚也。”③中国之新民：《新民说三·论公德》，《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第6页。

这篇评论发表后，虽然未曾署名，仍被大家公认为系出自梁启超之手。梁启超的旧时好友宋恕就认为此文乃梁启超所为，梁这里对《吾妻镜》及其作者的指责有些过分，同梁素日主张方枘圆凿：“任公大骂上海新少年不留余地，于杨君《吾妻镜》，尤怒目切齿而骂之。任公素唱思想自由、议论自由，而乃若此，难明其故！”④宋恕：《致瑶女书》（1903年4月12日），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714页。再如经常阅读《新民丛报》的皮锡瑞，对此处梁启超批评《吾妻镜》的言论也印象非常深刻。当皮在天津朋友“受明处”知道受明藏有《吾妻镜》一书，马上推断出，此《吾妻镜》应该是“新民以为著者可杀”的那本《吾妻镜》，“必非朝鲜（应为日本，引者注）之《吾妻镜》也”。⑤皮锡瑞日记1903年6月9日记，见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1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1651页。

梁启超批评《吾妻镜》及其作者产生的回响，并非仅止于上述人等。如一署名“公人”的知情读者，就曾特意投函《新民丛报》，为《吾妻镜》及其作者辩护。该读者认为梁启超对《吾妻镜》看法有失公允、太过偏激，并提醒梁启超注意留学生在日本的困境。他还要求梁启超尊重留日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同时对留学生的翻译作品不能要求过高：

中国今日人心道德之堕落，可叹可叹！贵报以药石之言振之，所以转移风俗者不少，诚敬诚敬！如贵报批评门中，语语值万金，何敢异言？然某更欲进一言于中国之新民，弗以某辱附学生乃阿留学生。某知彼二人者，乃为彼二人解罪，不过曾读法理学，知有言论之自由。有所知，故欲言之耳。学生中日译数千字，以易数金，供其游学之资，若而人者，比比皆是，诚以今日游学界之困难也。彼等抛父母妻子，离故国，赤手空拳来游日本，亦可怜矣。其有不韪，纠之正之，固主清议者任也。然我辈知甘苦者，必谅其苦而不言。且我国民资格卑下，言者弗讳，译书虽不佳，灌输于内地人之脑中，亦非毫无影响。某来东京一年，未译一书，诚以译书任重事艰，为此言者，明非为私，为中国之新民知苦者也。倘愿闻之，夫英雄豪杰之异人者，以其不欲等于常人耳。当其事业未成潦倒之时，其所作为，必有骇常人耳目者，败名丧检，亦所不顾，彼卢骚、毕斯马克可为之证。某非曲护其短，以为若而人者，或非无为之人欤？况今日中国之无教育，必不能比受教育完全之国民。

彼著《吾妻镜》之二人，为之主者，年已三十余，生平好奇，有僻见。盖其脑质，已铸成矣。学日文日语，已三年余，非若仅读和文汉读法而操笔者；遍学欧美物质上学问，而无一卒业。然其制作程度，在日本高等学校上，心不可谓不热，而识不足以济之，故为事往往失当，所见往往过度，所语往往过偏。惜乎生于三十年前，无教育以济其才。若为之附者，年不过十余，其脑质之聪灵、学术之猛进，蔚然异日之大人物，我敢言之。且不徒富于思想，而兼有记臆力者也，《吾妻镜》即销数万千部，彼不得一钱。吾观中国青年，持道德心如彼者，盖尟！非夸语也，他日出现于世界，观之可知。中国之新民誓有权杀此二人，毋乃过乎？某非党彼二人为之讼冤，公言也，幸察之。①公人：《与〈新民丛报〉记者书》，《新民丛报》第29号，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第103-104页。

较之上文尚心平气和的解释、说明与劝说，对梁启超更激烈、更全面的质疑来自持比较激进立场的《大陆报》。该报先后发表四篇文章来回应梁启超的《丛报之进步》与《青年之堕落》两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中一自谓为昔日梁启超熟人的“新民之旧友”讽刺梁启超为“乡愿”，“既无自知之明，又加之以嫉恨”，②新民之旧友：《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大陆报》第6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寄书”，第45页。揭发梁启超之所以撰写《丛报之进步》一文，③梁启超该文见《新民丛报》第26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第81-83页。借点评上海和东京各杂志名义苛评《大陆报》，其目的在于“无非欲以此塞各报之销流，期贵报（指《新民丛报》）之发达”。④新民之旧友：《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大陆报》第6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寄书”，第45页。另外一人则说是由于早前《大陆报》第3期《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一文有不点名挖苦羞辱梁启超处：“即当世共称为通人，而彼亦自命为通人者，亦不过剽窃东籍中一二空论，庞然自豪于众。至询其根底之学，则亦盲然未有以应也。”⑤《敬告中国之新民》，《大陆报》第6期，“论说”，第8页。该引语又见《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报》第3期，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论说”，第5页。因是之故，梁启超以私怨报复《大陆报》。而梁启超之所以专文批评《吾妻镜》，乃是因为《新民丛报》及《新民丛报》支店出版的《百美图》、广智书局出版的《男女婚姻卫生学》等书，同各杂志及《吾妻镜》等书有比较激烈的商业竞争关系：

盖该主笔以为自有《吾妻镜》，而吾之《百美图》不能畅销。自有《男女交合新论》等书，而吾之《男女婚姻卫生论》（该为《男女婚姻卫生学》，原文如此，引者注）必至于滞塞，于是该主笔乃不得不作乡愿，而持哲理、道德、学术等字样以期压倒人。岂知彼手制之《百美图》，宁非导淫之广告乎？彼岂知哲理、道德、学术三字作何写法？“以狗彘不食之败类”，乃敢摇笔弄舌，以播其毒于血气未定诸少年之脑中，而复作乡愿以自文。此等之人不杀何待？不杀何待？⑥《〈新民丛报〉批评之批评》，《大陆报》第 6期，“批评”，第 72页。有意思的是，据该文作者自承，他之所以写作这篇《〈新民丛报〉批评之批评》，乃是因为友人“忧亚子”“持近出之《新民丛报》来索鄙人指摘其批评之不得当，以昭布于阅者”。⑦《〈新民丛报〉批评之批评》，《大陆报》第6期，“批评”，第69页。夏晓虹教授判断“忧亚子”即罗普，从此处情况看“忧亚子”不可能是与梁启超为万木草堂同学的罗普，其时罗普还正与梁启超合作担任《新民丛报》的译述工作。参看夏晓虹《和文汉读法》，收入《晚清的魅力》，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8-91页。如徐兆玮日记中的有关记载所揭示的，此“忧亚子”即唐海平，⑧之所以判定“忧亚子”为唐海平笔名，是因为《男女交合新论》《通俗男女造化机论》等书都标“忧亚子”译，而徐兆玮在日记中直接说这些书为唐海平所译。之前诸多研究者都试图考索出“忧亚子”究系何人，但均为误。参看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58-259页；夏晓虹《和文汉读法》，收入《晚清的魅力》，第88-91页；寇振峰「清末の漢訳政治小説『累卵東洋』について―明治政治小説『累卵の東洋』との比較を通して」，多元文化(6)，2006-03，95-107页。他这时在从事同样的译介工作，包括一些性学书籍，故此他在看了梁启超对《吾妻镜》的批评后，难免会有物伤同类的感觉，所以特意请“与该报主笔（即梁启超）相接近者数年”的该文作者“新民之旧友”撰写回应意见。

《大陆报》上另外一篇评论同样针对梁启超在《丛报之进步》一文中表现出来的导师心态与优越感，挖苦他“责任有余而自知尚不足”，并特意就梁启超关于《吾妻镜》一书的看法反驳道：

即如足下之诋恶少年，笔伐口诛，亦云至矣！何至以《吾妻镜》一书而欲传其首于十八省？然此为风俗人心计，发为深恶痛疾之辞，犹可言也。彼译书不佳者，奚至课以欺骗杀人之罪？足下岂将以戊戌年之威势施之于今日之译界乎？①《敬告中国之新民》，《大陆报》第6期，“论说”，第8页，第8-9页。

而且如果以梁启超的“杀人”标准来要求广智书局推出的译书：

所出《理学钩玄》、《支那开化小史》等书，其中误谬者几居其半……凡此皆足下之入室高足所为。足下苟欲实行欺骗杀人之政策，胡不援大义灭亲之例，先杀一二贵族以警其余，而顾于《新民》广告中听其铺张扬厉乎？②《敬告中国之新民》，《大陆报》第6期，“论说”，第8页，第8-9页。

之后，一位署名“东京留学生今世楚狂来稿”的文章，又继续挖苦梁启超看待《吾妻镜》等书的双重标准：

彼所深恶而痛疾者，莫《吾妻镜》等书若，而广智书局、《新民丛报》支店所恃以觅大利者，非《婚姻卫生学》，即《男女生殖器病秘书》，甚且费十余年之心力，百计搜求。二十年来之名姝秀媛小影，公诸普天下情人，使少年后生旷其正务、不胜见影相思之感。③东京留学生今世楚狂来稿：《论广东举人梁启超书报之价值》，《大陆报》第7期，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寄书”，第1页，第3页。

该函最后还就梁启超针对别家杂志、别家书商、其他译者的批评感叹道：“若《新民丛报》、广智书局等，固诩诩以噶苏士辈大豪杰之事业自比，而天下亦谬认之者也，今若此！其欺骗之工，贼害之甚，吾虽欲为当事者讳，吾安得不为天下正告之乎？”④东京留学生今世楚狂来稿：《论广东举人梁启超书报之价值》，《大陆报》第7期，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寄书”，第1页，第3页。另外一个号称系读者投函的文章《论第六期〈大陆报〉》则对梁启超及《新民丛报》的批评更为激烈与全面，因其并没有针对梁启超对《吾妻镜》的批评进行反驳，这里不赘述其内容。⑤东昭昭子：《论第六期〈大陆报〉》，《大陆报》第8期，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十日，“寄书”，第43-46页，第43-46页。

《大陆报》上这些针对梁启超的批评，虽然有同《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立场相左及互相竞争的因素，但也确实抓住了梁启超论述和行为之间的矛盾，“非敢吹毛求疵故为攻击，实因足下于学界时评尝陈忠恕之义。仆等心佩其言，而又悲足下之能言而不能行也”。⑥对于为何梁启超不作反击的原因，后来史家吕思勉曾有解释，他认为梁启超“辩品”很高，不护短，“虽与人辩论，绝不肯作人身攻击。人家对他作人身攻击者却不少，他从不肯作一次的报复，只是晓示人家以辩论不当如此而已……”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0页。梁启超对此完全没有回应，⑦东昭昭子：《论第六期〈大陆报〉》，《大陆报》第8期，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十日，“寄书”，第43-46页，第43-46页。只有其属下的《时敏报》实在看不下去，才针对《大陆报》第6期中对梁启超连带对康有为的批评进行了辩护与回应，却激起《大陆报》更激烈的反弹。⑧原《时敏报》未见，笔者是根据《大陆报》上的回应文章才知道《时敏报》曾为梁启超辩护过。参看《读时敏报》，《大陆报》第8 期，“论说”，第 7-11 页。

不过，《大陆报》上发表的这些针对梁启超的批评，被温州一个趋新读者张棡读到。张是一个喜欢阅读《新民丛报》和梁启超著作的人，当他看到《大陆报》上这些批评文字后，在日记里写下了偏袒梁启超的议论：“晨阅《大陆报》一节，攻诘梁任公《丛报》书，然语皆皮毛，不足损梁氏之价值也。”⑨《张棡日记》手稿本，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条，温州图书馆藏。此材料蒙华东师大瞿骏教授惠赐。而从梁启超将“公人”的投书直接在《新民丛报》上刊出的情况看，梁本人可能业已意识到那篇评论中的问题，已经在有意纠正自己之前立论的偏颇。

还有别的读者如张棡一样站在梁启超的立场上，赞成梁启超的批评并对之作了修正。如稍后的《新世界小说月报》第6、7期（1907年）合刊有一文《读新小说法》，就回应了梁启超这个批评，认为书的内容如何不重要，关键在于读者是否会读书。对于善于读书的人而言，“《美人手》可读，即荒唐如《吾妻镜》，亦何尝不可读？”对于不善读书的读者来说，“微特《吾妻镜》不可读，即孟德斯鸠之哲理、斯宾塞尔之学说，亦何尝可读？”但对于许多著译《美人手》《吾妻镜》这类书的人，《读新小说法》一文揭露其实质道：“世非无托西籍以欺人，博花酒之浪费。连篇累牍，不外伯爵夫人、男爵夫人之头衔；倒箧倾筐，不外《男女交合》《婚姻指南》之生活。”这说法正与前引梁启超在《青年之堕落》文中的观点类似，该作者也认为此类翻译书中所谈的内容并非全无道理、全无必要，但在表述时却剑走偏锋，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实际是歪曲了西方学说的本来意义：“言女权，必致一妻多夫；言平等，必致父不能有其子、子不能有其父。其崇拜则金钱而已，其敷衍则唾余而已，其希望则无赖少年、嗜淫大腹贾而已。”该文又说梁启超要杀这些作者，其实并不必要，因为“文不能只有韩海苏潮，而不有牛鬼蛇神”。只要读者善于读书，提高自己的分辨力，这些坏人心术的作品或译作自然没有市场，梁启超如此计较《吾妻镜》的危害，正表明他其实仍不善于读书，“仍是梁启超之不善读！仍是梁启超之不善读！”①以上引文均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73-279页。

与梁启超充满激情的批判不同，当时一个趋新的旗人士大夫贵林则试图从学理层面对《吾妻镜》一书进行批评，并直接致信作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是作者杨翥的回信却不能让其满意。他认为该书系作者自著，但虚妄之处太多：“杨君《吾妻镜》书，非译笔，乃渠自著者。立论近西人伯拉图之说，而幻妄过之。如云：宜于一女数夫，宜同姓为婚，私奔不宜禁，交合大益人等说。”为此，贵林还写了读后感寄给作者杨翥进行商榷，并引来杨翥的答辩。但贵林认为杨的答辩为“妄辩”，可笑之至，“弟曾著一《书后》径致杨君，复书妄辩，谓时至大同，舍一女数夫之道，虽以孔子为君，佛耶为相，亦不能治，并引妓女多夫则不生为比例。可谓笑语之至！”贵林一度还打算将杨翥复函抄给好友宋恕一观，“弟录有底稿，暇时当再钞呈，以博一笑”。②该段引文均见《贵林致宋恕函》（二），收入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引文标点有所更动。

其实，面对梁启超如此严厉的批评，最该站出来捍卫杨翥的，应该是之前对杨翥本人及《吾妻镜》一书都非常欣赏的孙宝瑄。③参看拙文《另类的论述——杨翥〈吾妻镜〉简介》，台北《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7年第15期，第195-210页。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读了《新民丛报》第25号后，经常喜欢在日记中品评梁启超文字及主张的孙宝瑄，在日记中并没有留下记录表达其对梁启超批评《吾妻镜》一文的看法，却评论了同期杂志刊载的梁启超的另外一篇文章。④从其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十二日日记中看，孙宝瑄对于第25号《新民丛报》肯定是读过，还从中摘录和评论了梁启超发表在该期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参看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663页。而通过孙宝瑄这一时期的日记记载还可以看出，他也阅读过同时期出版的《大陆报》，并有一些摘抄评论。《大陆报》上批评梁启超与《新民丛报》的文字他应该阅读到了，只是没有对此评点回应。此后孙宝瑄日记里再没有阅读或提到《吾妻镜》之类书籍的记载，亦没有再提及杨翥之处。这或表明孙宝瑄还是受到了梁启超此文的影响，改变了之前对《吾妻镜》的看法，转而认同梁启超对《吾妻镜》的批评。

可以说，透过诸人对梁启超批评《吾妻镜》的各种回应可知，梁启超在主编《新民丛报》时期的影响力巨大，其一言一行几乎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与重视，特别是在对当时的趋新读者影响方面，无人能出其右。⑤关于梁启超对当时读者的影响情况，可参看拙著《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17-344页。

（责任编辑：李孝迁）

*本研究受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专项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6JJ D770013）资助，特此说明和致谢。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中心教授（邮编200433），兼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