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荣

关于散文诗

没有血肉的存在，美的呈现犹如一张蛇皮，皱巴巴的，风吹得它四处飘动。

日常情绪的真实和大情怀容易导致的空乏，中间的边际取决于写作者自身的选择能力和生命能力。一般情况下，我讨厌喋喋不休，亦讨厌标语。前者让我觉得没活出质量和高度，而后者会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

没有读者的作品，如何伟大呢？这个问题我问了很久，还会一直问下去。

假定预设了读者，内心会惶恐。最后的结果是悲伤、绝望，还是允许有悲伤、允许有苦难，但我们还是不选择绝望？

不想成为散文诗的又一名热心者。真热爱，先从审视自身的不足开始。直面事物，仅反复打量，然后强加给读者一个感叹、一个升华。读者不愿意，其实，事物更不愿意。事物、当下，哲学或神性，与过去及将来有否关联，又怎样关联，岂能浅唱低吟或轻言普及就可了得？

真热爱，还需自我的内心坚定。

散文诗作为一种表达，当然可以道出要害，它不输于其他。除非我们说得太不好，说得过于千篇一律，说得南辕北辙。若否，我们尽可以从容。主流的某奖或某牌位，看轻些。唱过《国际歌》的人，不妨再唱一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倘若，因为你写散文诗，有人瞧你不起，你应对他说：你瞧不起我，但我瞧得起你。

大诗歌，不是给散文诗改个名字。说你是山东人或者四川人，不妨碍你更是一名中国人。反之亦然。当山东人或者四川人非常出色，整个中国人会向你学习，焉能眼中无你？同样的比喻：麦子当然是麦子，玉米也只是玉米。谁都不能因为只顾自身的权利而否定对方。麦子年年丰收，它完成了对农民和对土地的贡献，农民来年会更选择它，土地上它的分量能不更重？因此，麦子的理直气壮在于它首先要完成对庄稼的贡献。

感觉到散文诗多年来可能未被重视，我们在对自我进行反思后，说出一个态度，技术上再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散文诗群把一般意义上的大使命放在日常行走中。岂能不知凡写作者皆需个体努力的道理？每一个个体，只要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我在夜深人静，在阅读时，会肃然起敬。向别人学习，向别的文体学习，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东西要写？

更多的仍在心灵深处，就像更多的在海水深处：沉船、暗礁、海洋生物。你看到的渔船或炮艇又能代表大海多少？

写作，写出真实意义。

向远处看看，天哪，我们可以有远方；

向高处望望，天哪，我们也可以有高度。

日常生活中，不如意的東西一定很多，删除不了，删除不了啊。

那就搁置它们，让远处和高处和它们进行“共同开发”。

写作中的“搁置”和超越，能让读者有远方，能让读者从此不低看自己。文字的温度和词语的重量对写作者有要求乎？

直线和抛物线

都可以抵达目标事物，最好抵达其内部、本质及启示。直线意味着最有效率，与力量近些，与开门见山和真诚近些。而抛物线呢，离方式方法和美近些，离羞羞答答、朦胧近些，用得好的话，会产生寓意美、修辞美，会显示内涵的隐约。一般情况下，又很难用好。写作者自身如没有一条直线做基础，抛物线就危险了。读者起初会因流苏、红缨或华表而有印象，但不会满足于总徘徊在门外。古谓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是也。因而抛物线的“在路上”是艺术的不可或缺，但不能指着它来掩饰直线应抵达的位置。

倘若，仅有直线，仅会直线，我们该失去多少“富有意味的形式”？

我想发现、我想批判、我还想热爱

伟大的环境必须有利于事物的生长，而环顾四周，事物生长不好的环境确实不少。有根本性的原因，有人为的原因。怎么办？

散文诗是擅长对“环境”作展开性叙述的，发现环境中致命缺陷，当然要批判，要斗争，要改变，因为我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只能热爱。

对有致命缺陷的环境的叙述或情绪流动怎样选择与节制？

牢骚或诅咒每个人都有，我们以诗歌的方式要再发一次？伤口上不抹盐，但也不能不处理就包扎，所以要批判。相信江山会娇，相信事物会生长，相信一切丑恶和卑鄙虽然近期不会消失，但它们的名字只能是丑恶和卑鄙。

内心的坚定，只能坚定。

文字里要珍惜希望。一切尽收眼底，苦难的形式各种各样。“我爸是李刚”，李刚便是一种苦难。没事的，平凡的人，倒是能适应各种环境。因为它们比别的高高在上的人，更会忍耐。

最后的力量属于他们。

事物的生长、环境和人文性，写作时，我们是有眼光的人？

写古体诗的叫古体诗人？写分行新诗的叫分行新诗人？写散文诗的叫散文诗人？啼笑皆非呢。

一直以来，诗人似乎已专属。

我亦不赞成散文诗作家之说。因为一提作家，我会想到厚重全面，而“诗人”则让我热血沸腾，即便是忧患，也是先热血沸腾，我不会界定三者概念上的区别，只是感觉上诗人就是诗人。

我要经济节约的、从容的、独到的把一篇文章写成一首诗。结果发现，它本来就是诗。是散文诗。

盖因朋友皆知我读诗写诗的爱好，每次在聚会时必说几句：写诗可以，别太著名，更不能伟大，因为伟大的诗人不是疯了，就是死了。诗人，敏感的心，内心的宗教？生命中有太多的不可承受之重？别疯，更别死，咱好好地、卓有成效地活着，要疯、要死，也首先让给众人制造苦难的人先来。

朋友，诗人朋友，就此约定？

未见过面的人，他们在远方亲切着

这几年，每月收到许多各地的刊物，读多了，记住了许多名字。一般来说，如果某本刊物上发有我的作品，我很少再看，自己写的东西大多我可以背出来，因而主要读别人的作品。养成一个习惯，不轻易评价别人，尤其是对别人作品了解不多或不全面的情况下，更要三缄己口。

因上班的地方分散在几处，每天总在车子里待二到三小时，读诗友作品便是我路上最大的享受。是啊，在路上，那么多人，没见过面，但通过读他们的作品，知道他们在远处，亲切着。散文诗，亦在路上。

简单——事实和能力

不光是生活观的问题，在写作中重墨用在重点。学会简单，文字才能灵光四射。一切的病大都与肥胖有关。

疯狂的，荒芜的，用剪刀或镰刀，裁掉。

唉，實际生活中的简单，其实有更多的无奈。

比如，亲切的面孔越来越多，一些陌生的本应成为新的亲切，但杂事和俗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且许多困难只能坚强面对。这样，只能推掉许多的聚会，这当然会造成误解。

往简单处想，最好简单。从做人角度，力所能及地帮助，但世界上哪一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之简单自己，不为别的，只为了能有多一些的时间读书写作——在日益繁重的俗事之外。

理想

盖因去年出版的散文诗集定名为《有理想的人》，诗友们每每会问：为何这么大胆，还用这个词作为书名？我答曰：我那些庸常的文字看来你没细读。

一个平凡人能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理想？我的理想其实已经走出了理想。只是想让麦子更像麦子，让花更像花，让人更像人，让我们众人都能眼里有众人，从而相安无事地活着。

大话与高调要完成对天下麦克风的总动员，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现实主义地写作，理想主义地让自己有点精神。

灵感 等待 恒远

写这些思考，其实更是写下我信口开河的说话。当我遇到烦恼时，我往往将烦恼扔下，走向另一种语言，自我安慰，甚至自我疗伤。

典型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踩到哪儿。写作的背景材料很多，大多在写作之外。外部的事物令人眼花缭乱，看准了什么，我们如何应对，有恒远的措施，更多的是临机处置。灵感来了，它与恒远如何关联？

秋天，撒麦种，这时候不说麦子。这时候说等待。以温柔的发呆的方式看着冬天的麦苗，在之后的季节，在天气热烈时，看完麦子最后的模样。

我们的生活，往往不允许我们一两个季节专门温柔地发呆。它以多种方式吹着哨子，让我们大家都选择迫不及待。

他们也可以承认诗歌

每年，总有许多从来不读诗的人可能是为了给面子，将书要了去。再见面时，不少人一开口便是诗歌。三教九流的朋友，能忘却各自的角色，让某个时刻与诗歌有关。

写作和阅读者的关系，其实很简单。不无中生有，让语言在普世情怀里生根，让众人觉得文字仿佛与他们有关。

伟大的朴素，要拒绝多少炫目的奢华？他们也可以眼里从此有了诗歌。这样的诗歌应该是怎样的诗歌？

苦与痛

唉，就是这样。书生常常在苦痛里成长。

苦痛不是我们的目的，在苦痛之上，要长出新的植物。海英菜长在盐碱滩，荷花长在污泥里。要战胜。

林柏松一生充满苦痛。他为共和国负伤，一生似乎成为职业病人。干不了别的了，他写诗。

人间有不公平，别人可能偶尔遇到，他相遇一生。他的诗歌，与苦痛同行，至今仍在同行。

“打工诗人”这一概念虽有点含糊，但郑小琼在历经底层的苦痛之后，以“铁”为意象，公告一种存在。

时间是最好的创可贴。些许的阿Q：苦痛如超不过岳飞和袁崇焕，便仍有理由幸福。

一些狗屎一样的朝代，如果碰上了，就只能坚强。写文章时，强忍着泪水，不骂娘，遥远的未来可能不再和我们有关，但去爱它。

时间、时间

看着秒表或撕下日历，以为时间就是这些？全部的内容，与人类有关的，更多的是无关的，都装在时间里。充满生机与腐烂、高尚与卑鄙、和平与战争、爱与恨，都在里边。时间这玩意，总在关键时给我们的生命作个总结，然后，它继续朝前走，它不会转身，它不会迷恋。我们所在的这个阶段辉煌也罢、险恶也罢，它都不纠缠。一马平川或崎岖坎坷，它只管走它的。文字里所显现的时光的痕迹，缅怀或期待，都是与人类有关。

时间对于世间人与事物是一视同仁的，它的表面的麻木不仁里，其实在等待我们对它的态度。

不说这些态度了，会老生常谈。

我只想说对时间的要求：既然什么都装在时间里，能否把那些奸的、贪的、欺行霸市的、鱼肉乡里的、疾病和战争等等，装在它里面？或者多腾出些面积，多装些美好的、高尚的、温暖的？

对时间提这样的要求是愚蠢的，时间只是一个单方向的容器，它一边行走，一边把一切装在袋子里。往里边填空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散文诗，是否也应该往时间里填些新的名堂？

骨头

骨头重，我可以去想象血肉，如骨头轻，血肉再丰满，也可惜了。

我喜欢阅读有骨头的文字。三年前，读过金所军的几首诗，至今印象深刻：《七十年代的葵花》《秋天站在树梢上》《黑》《不当老大已经很久了》等等，里面的骨头重且硬。诗人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多年前就会背，我的一位有豪侠情怀的兄长常常在酒后背诵。就是这样，硬骨头，再具血肉丰满，别人想忘记都很难。

焦虑与忧患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社会现象里有许多从理论上讲是不应该重复出现的，但它们就是不断存在。焦虑是一种病，但不焦虑可能病得更厉害。有两种情形：一、事物已经这样美好了，你还焦虑？二、事实已经如此糟糕，你还不焦虑？如果把焦虑的方向放在这些问题上，写作中实际已经超越了个人日常的情绪。忧患意识是格局的范畴，觉悟的范畴。写作的人有时虽食不果腹，也要先为天下寒士吁请。

耶稣说：难道焦虑会让你们活得更长久？对于那些迫切想改变自己阶级成分或迫切往上爬的人，他们当然有理由焦虑，直至精神压迫症。诗人的觉醒，是告诉众人明天的悲剧，可能阻止不了，但我们努力过。

由人类的过去，我们有理由希望未来更加美好，但从人类的所作所为，悲观油然而生。我预感到了可怕，然而，正是为了有希望，我们必须忧患。

性与性器官

我不虚伪，但我不会说，尤其不在诗里说。你如果偏要说，你有权利拿它和它们来说到别处。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记忆，精神，挂着窗帘的美好。

本性

大学时，很喜欢读斯宾诺沙。他认为世间的萬事万物都愿意坚持自己的本性。虎希望永远是虎，石头希望永远是石头。（博尔赫斯在一章散文诗里似也曾提及）也曾在泰戈尔《吉檀迦利》里读出泛神的痕迹。尊重事物的本性，“花更像花，麦子更像麦子，人更像人”（原谅我再次引用，有为拙作做广告之嫌）。这原是平常的，不平常之处出在对人的本性的认知上。本善？本恶？或善或恶？说不清了，所以我们都有强烈的期待，期待人的本性回归到纯洁与美好。能回归么？还是一直善在旅途？诸多偏离事物本性的现象对我们笔下的文字影响几何？不逃避，但能否同时也不放弃？

让泉水发挥些作用

2009年夏天，在湖北丹江口的一次散文诗笔会上，我曾就散文诗创作的现象说过几句粗浅的话：泉水在山里时，很洁净，也很清静。没有浊世的那么多是非，似乎在守住自身的高洁。这很易与文人的心性相通。因而，大多数散文诗作品把重点放在泉的净与静上，把品质和操守囿于远离尘嚣上。这种品质和操守的可靠性一定会让人生疑。我提到泉水应该走到山外，走进庄稼地和花草树木。让庄稼丰收，解决人间温饱；让花草树木茂盛葱茏，解决人间美丽。泉水在这种行走中对事物和人类就会起些作用，泉水就会变成有意义的泉水。当然，意义的过度解读会导致功利性的赋予。意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精神和物质，险恶江湖和卓尔不凡。存于一念，却凝重一生。

胸怀

伊姆莱的话言简意赅：生活，反正不是抗议，就是合作。

一辈子只会抗议的人，会很无聊。还不如选择一次战斗。一辈子只会合作的人，会很平庸。现实生活中，抗议的成本太大，所以一般情形下诸多的合作其实是无可奈何的。

为了合作的抗议也许是清醒的。允许别人赞美我的对手，我们同在生命场境里，都有着相同的权利。

胸怀不只是说说而已，它需要在实际生活里生根并检验。做一只无限大的容器，一切都可仿佛，原则的方向自可不改变。一只苍蝇不能就把我们气死，我们的容器里有现成的苍蝇拍。有胸怀的文字总能对别人有点用处。

世风日下或人心不古？做一个经常扩扩胸的人。

浪漫

我呼唤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拒绝追求的方向，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人、事物的关系。没有具体的后遗症，只是精神的特质。如果非要走近，像走进大自然一样，像摇晃装着小半杯红酒的酒杯，像在咖啡吧的某张桌子旁坐下，闻着咖啡豆的香。我反对以浪漫的名义去浪漫，但同情生活中那些伪君子，满口道德文章，却于事无补。

文字本身与文字背后

写作是个苦差事，它六亲不认。你是王侯将相或富可敌国，若想拿文章来说事，文字本身的功夫和文字背后的意义就不能僭越。

文字本身得像个文字，就像画面本身得是个画面，作家和画家的基本功早已为人所认同。

吸引、把玩、惊叹到珍藏，收藏家有心得。

散文诗文字本身的受重视，已经很久了。正的，倒的；里的，外的；远的，近的。文字的功夫用得不可谓不足。我们言必提到的一些名家，之所以作品为人传诵，其实更多的是文字背后的意义。

很多人在生活中不愿站在背后，想领一些风骚，想活得光鲜，这没错。但没有支撑，文章掩卷，把什么留给读者？在花言巧语和真话真说、真话巧说之间，出于对生活的认识和经验，我早已摒弃了前者。真话真说或巧说，首先得发现真谛，而发现真谛得有付出，得有痛苦，否则，就会满脸真诚的样子，却说出了一大篇谎言。

眼前的景象足可以让我们眼花缭乱，眼见为实当然还不够实，还需放在历史经验里验一下，放在哲学里加工一下，放在我们的再三思考里磨一下。

不管我们怎样表演，人们想看到的还是我们在表演之外的重量、格局、高度和情感纯度。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叫着“芝麻开门吧”，门开了，里面或许空荡荡。我们失望么？还是沿用经验式的安慰：我们的快乐在于行走本身。

泪水

唉，儿子现在已是个大小伙子了。他小时候我有两次对他动了手，都是和他因受委屈流泪有关。我告诉他，男人今后受委屈或遇到的困难还多呢，流泪是没有用的。眼泪是有尊严的情感，不能用它来为男人博得同情。其实，那时儿子尚小，我的理由多牵强附会，以致妻子到今天仍耿耿于怀。对不起，儿子。但我还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没为受过的委屈或失败流过泪，却常常因感动而流泪。多是独自一人，读到好的作品或在影院里的一个角落。比如去年重读弥尔顿的《失落园》，却为撒旦流泪，看《金陵十三钗》，十二个妓女为女学生去受过，当看到坊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被颠覆，我流泪；看《唐山大地震》，看到女儿喊母亲，为受误解的母爱流泪。我丝毫不掩饰自己有时孤独地看阳光和阳光下的事物，眼里会莫名其妙地湿润。

感动或被感动，泪水的意义在散文诗里或其他文体里都是特别重要的。我不赞成用泪水去表达人类的无助，提倡作品的目的地最好比泪水更远。流泪之后我们能想到什么，能做些什么。人类可以为喜悦、为感动、为真情、为温暖流泪，能否从此不为苦难？

诗人的心是敏感的，有的诗人动辄就会控制不住，其真情可贵，但将泪水流在无人处，我们会发现更有力量。

黑暗和过度诅咒

由于光不会拐弯，我们有时会站在阴影里。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觉得一些现象甚至本质让我们联想了黑暗。叹喟或悲伤当属情理之中。歇斯底里式的诅咒说明我们自己在失去平衡，失去别人客观公正评定我们的条件。

我们的生命从黑暗中来，其实早已不惧怕黑暗，随便四处望望，大光明与太阳有关，小光明与萤火虫有关，当然，真正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我们的心里。散文诗文字的光亮，它的光源在写作者这里。多年以后，有两种叙述：

孩子，那时是多么黑暗，你瞧，我们不是走过来吗？

孩子，那时是多么晴朗，你瞧，我们费尽心血，却走到了今天的黑暗。

我们不诅咒，不控诉。逻辑或抒情式的批判，用文字的力量去抗击甚至减少黑暗。

月亮

同是光明，阳光和月光是不同的。太阳本来就该在青天白日里出现，而月亮之光出现在黑夜，是白天留给人们的心有余悸的黑。太阳的光明有温度，而月亮的光明仿佛冰镇过，它收敛。弯月，光明苗条；圆月，光明丰满。阴晴圆缺又引起文人墨客和普遍人类的诸多联想，青春惆怅时，多梦多雨又和月色撩人有关。

咏月，静谧、柔美，任何年代诗歌作品里都不可或缺。

月没变，事在变，人在变。变了的人和事面对不变的月亮会说出怎样的新的话语？

从我个人讲，我在写作中如提及光明，我是希望光明不仅要寻常化，而且还要有温度。但因习惯彻夜枯坐，我不能对月色无动于衷。昨夜，一个人驾车停在京北郊的沙河水库边，仰头看月，皎洁的月，柔美宁静得让我心痛。再看眼前的水库，水面依稀有水鸟掠过，有蛙声，一阵风来，柳影婆娑。

爱、恨、情、愁，浪漫和现实，悲观和乐观，能拒绝这轮月，以及月下这一方意境？

只是，月亮是相同的，而“我的”月亮却必须只属于我。

角色与诗歌原点

谁能规定只有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写诗？谁又有这个权利？官员写诗有权力延展化嫌疑；商人写诗有资本推动嫌疑；曾经有影响的诗人，如今再写，又有黔驴技穷或强弩之末之相。

世界需要宽容，诗歌同样。入眼入心之作可以多读，可否不去讨论哪类人才有资格写诗？人间万象，仅凭一己之力，又怎能穷尽？各方面的人一定有各自独到的发现，你指着一棵山楂，让它结一树苹果，你正确还是它在受委屈？

回到诗歌这一原点，让作品本身发挥作用。作品之外的其他因素皆可视为谋生之必需。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安然地活着，其他身份皆是路的一种，无高无低，无贵无贱。

这些年，虽清醒意识到自身才华之局限，但仍坚持认真写作，想告诉别人，在近处或远方，我究竟看出了些什么。因为以散文诗的方式写多了，不免对散文诗的整体环境多加留心。所做的一些与个体写作无关的事，那也是尽一己之力而已。当然，我更希望毋需尽这样的力，散文诗本身便能从容地发展，不左支右绌。未来会的？

你可以有权力爱，但不能强迫我接受

事物自身在平静生长，过程简单或者困难，强赋之以愁或强赋之以爱，似乎都会差强人意。从根部还原事物与人的本质属性，舍弃拖泥带水的芜杂的关联，取其最本质之处来启发或感染。我们一生到过许多地方，我亦读过许多状景或行吟之作，发现不少作品里充满过多的爱。我上午爱着自己的小村庄，下午就去爱苏格兰的一个牧场，明天，我的爱又到了别处，冰岛或有企鹅的地方。爱是你的权利，牛羊对苏格兰牧场的感受你同时不能剥夺。同样，企鹅也想胸怀全世界，当那里的冰都化完了，人类的世界就意味着温情脉脉？

一旦过分自我，错误便开始。尊重他者，不仅是生活里的见识，更是一种哲学。

不是我给你转身或舒展双臂的空间，而是我自己就需要转身或者舒展双臂。人们可以失去自己，但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本质、自由、个性的丰富与世界的美好。勿强加于人或事，人啊，能有此胸怀或者觉悟？

被伤害，依然要平静

一个人爱过你，然后，她又伤害了你。你怎么办？你的态度很重要，因为它会决定你作品的品质。那种轻易就本能性地揭短式的叙述会让文字只能趴着或躺着。恐怕趴着或躺着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我们接受爱，更要学会忍耐被所爱的人造成的伤害。坚强是这样出现的。说到恨或者还击，我还是愿意把枪口对准那些敢于令众人民不聊生的人，对准那些抢我河山、辱我尊严的强盗。在做这样的决定前，光靠坚强不够，我们得有坚强的本钱，能同仇敌忾，能有“夷技”去抗衡。

因为知道有大恨，所以我们努力不能被“小仇恨”扰乱心神。曾经爱，如今只是不爱了。一想到有过的美好，我们不妨原谅一切。

归来者

艾青《归来的歌》出版后，诗界给辍笔多年后又重新写作的人称为“归来者”。诗歌，一旦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就會不离不弃。无所谓去，又谈何归？因各种原因不写了，文字的诗歌可能变成了诗歌的注视，可能变成沉默的坚韧，也可以一声豪迈，一次叹息。更有人说，“归来者”因多年离开诗坛，对现在诗歌语境陌生了。经典的诗离开当下已千年了，我依然爱读。小技巧与大诗意，前者让人成匠，后者成师。匠人与大师，我们都需要。

一些整天与诗关联的人，不一定就与诗亲近，相反，诗歌很可能成为一种工具，更像面包机，或者烧饼锅。

诗歌，含有超然的能量，你如果没有经历超于寻常的磨练，是不能真正感受到诗歌的作用的。

比永垂不朽更为不朽的，是那个人留下了超越年代的诗的念想。

诗歌究竟有什么用？

稍微读过书的人，就一定会接触过诗歌。久远的诗歌文字，当下的诗歌文字，算是一种眼见为实。另一种眼见为实，恐怕与诗人本身关联。瞧，这个人他写诗。那些动辄就说诗歌没有用的人，其实又多是在说诗人在今天没有用。每听到此言，我和每一个写诗的人同样内心不平。但我不再争辩，多言无益，我写诗，这是我的一种活法，我从未说写诗能避免腐败不公，更不能解决钓鱼岛或其他问题。周围那么多令我们难受的事我都忍了，我写诗，你们为何就不能容忍？其实，没人能真的就容不得我们写诗，我耕地不输于你，种庄稼或扛麻袋也照样行，劳动之余或夜深人静，我想些事，抒情或思考，我爱干这活儿，而且我并没有轻视不干这活计的人。事情就这般简单。说到“用”，更多的是关于权势或者财富。我必须不否认此二者确切有用，但如果否认除权势或财富之外其他一切也同样有用，会让更多的人绝望。所以，我坚定地认为，有用或者没用要看幸福来定夺。和珅有权又有财，一根白绫套颈，他生命的总结性发言不过如此。

几年前，因解决一件俗事，我办公室里来了几位青壮年。不请自坐后，将T恤脱下，我看到其前胸后背皆有大面积刺青，都是龙的形状。我笑了，他们问笑什么。我说你们的龙都在恋爱，它们的眼神多温柔，它们的爪子连指甲也没有，显然修剪过，更重要的是龙头都刺在你们心脏的部位，说明你们不是恶人，心里还有爱。为首的D开口了：哥们的话我们以前没听过，怎么听着像诗？我说，这些龙恋爱了，它们需要有点隐私。然后，他们把衣服又穿上了。再然后，都很心平气和。到今天，我心里着实喜欢他们的可爱和简单。偶尔，他们会送些茶叶来，说他们主要想听听和日常生活用语不一样的诗歌语言。

以诗歌的方式，江湖一笑泯恩仇。可以吗？

一位朋友，创业失败后，独自来到海边。 我怀疑他原本想一直向大海深处走，把自己从此走没了。接到他的信息后，我将十年前写的一章《男人》发给了他，并让他就近找一块石头坐下来，看看海，再听一听。后来收到的信息是：“平生第一次，我感到大海的大没有让我小下去，而是让我竟然可以和大海一样大。人，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切可以有。”唉，其他方式都不管用的时候，也许，就是诗歌显身手的时候。

1995年，当我决定留在北京时，我一个人从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向东走，走到天安门广场。直走到两边建筑物的窗子都亮起了灯。看看那些窗子，当时我是异常伤感。城市庞大，而没有一扇窗子是我的，没有一窗灯火是为我而亮的。

露宿街头又能怎样？我那天的结论是：没事，我需要的不是这些窗子，我需要的是整个天空。

诗歌有用否？

为了生计，我必须把一块空地说成是有形的房屋，并形成租约。一位行长带人看后，问：什么都没有？你把阳光和空气租给我们？恰巧，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我说，不是，租给你们的除了阳光和空气，还有一群鸽子。

后来，那单事做成了。

太性情，成为我自身的短板。我因此不会成为一般意义上成功的企业家，亦无此愿望。当别人将我与周遭环境比较性评论时，我便常常拿读书写作来自我安慰。更大的安慰是每当遇到不如意或失败时，古诗里一些励志的句子就会冒出来。不气馁，不是因为我坚强，而是气馁了情况只会更糟。因此，在看上去无助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咬紧牙关，坚定地说出热爱”。说到无助，失败时会，成功时亦会。无助的表现形式非常多，不仅与功名利禄有关，更与精神有关。诗歌，可以让我们从容地走出抑郁，但也会让我们从此走向抑郁。

感谢诗歌，她让我对天敬畏，而对人或事我可以无限忍耐，但绝不妄自菲薄，亦不会为利益而自折其腰。

可以是有，为什么就不可以是无？

中间的许多细节，我暂以诗的方式予以删除。

清谈

两种描述方式：

1.就自身之外的各式话题，有针对性或信口开河；在当下众人大多忙于自身活计的情形下，能清谈一下，总算良心未泯。可能提出很多方案，参加谈的人又都无力予以实施，所以只能清谈。文人的清谈古既有之，当局开明，可百花齐放，如当局量窄或短处过多，清谈没准还会获罪。

2.所以这第二种关于清谈的描述往往让清谈者不快：站着说话不腰痛。除了说些废话，干不了一件正经事。

民间议事往往体现自发的良知，匹夫有责是从这里边生长的，书生报国亦是。谈偏了，或谈错了，因为谈的人大多无能力进行实践，因此一般不会铸成实际效果的大错。

然而，在读各种诗歌作品时，我希望读到的是一箭中的的发现，读到人性该有的温度，读到人类一直困难重重但直到今天仍在生生不息。

何谓站着说话？难道站着就不能说话？

土地干旱时，需要雨。闪电或雷声，它们本身不是雨，但它们是下雨、下大雨的有机组成部分。

闪电、雷声、雨，与随后的禾苗茁壮是散文诗的系统工程。从闪电，我们看到了乌云里的光明；从雷声，我们需要一下振聋发聩；从雨，我们意识到人间可以不干燥，可以不起灰尘。而禾苗生长，更加关系到我们能否活下去。

“少即是多”

少，为什么就能成为多？设计师或写作者心里首先要有多，没有整条龙，何处去点睛？

拒绝复杂与繁琐，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复杂和繁琐已有足够的体会，我们的生命已难以承受太多的复杂，一些力量就是整天地支弄你，你想简单，他们不让，因为他們想简单，所以复杂的苦痛只能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没事，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体会一切。

慢慢地，我们也能一针见血或语重心长。没用的话留给风去吹，我们面对一扇窗，却也可以拥有一片江山。位高权重又能怎样？盘下整个山河，最终也只是看看，看上一辈子也只是看看。

所以，我更喜欢明代的木器，比起清代的繁琐复杂，明代的匠人更显得简洁入骨。

文章的简洁，它需要有深处的意味。因而，入骨则体现写作者的功力。这种功力往往在诗外。

海浪

近读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海浪》，她是当作小说来写的。其实更像大章散文诗。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意义等元素皆被颠覆。人生需要设计，但更是不可设计。世上如果有什么不能按照规划来展开，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极像海浪。一道浪、又一道浪。浪到了海滩，浪继续涌来。被浪画满的水面一望无际，就成了大海，大海就成了我们的生活模样。

对海浪的过分重视会让我们误判大海的实际情形。跳开此话题，谈到不久前我与一年轻诗人见面时，他说：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后面的浪把前边的浪推到沙滩上。他不相信往事。

他把海浪说到别处。浪就是浪，前边的和后面的都是海浪。你推别人，或别人再推你，不是我们评定别人或自身生命价值的好的比喻。前边的浪是往事，后边的是未来。否定往事的人，你这一浪也会被否定。

海浪多了，像满脸皱纹。原本平静的大海，不由分说地起了波澜。我们长满皱纹的脸庞，内心亦满是沧桑。理想、爱情、价值、自由等大词汇，有的沉在海底，有的邈远成点点帆影，有的像海鸟，飞来，又倏忽飞走。

生活的故事有时不需要主题，一浪又一浪的律动。但我们不能忘却大海深处，不能以为海浪就是大海的全部。

浪漫主义

三十年前，在大学读欧美文学，总碰到浪漫主义诗人之说。像雪莱、拜伦、海涅、普希金、歌德等。诗人，倘不浪漫，就会被淹没在现实中，窒息或沉沦。这里的浪漫，是指对现实的一种能动，是超越和努力在现实之上获取另外方式的精神图腾。但冠以浪漫主义，总觉得有些别扭。什么事，一旦成为主义，就意味着找根绳子把自己捆起来。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他若想纵火浪漫，得先从绳索里解脱出来。

嫩芽一旦出土，就会向空中浪漫。如果是果树，它会浪漫成花，浪漫成果实的甘甜和芳香。但它的根本是土地的现实存在。用一种风格去圈定一个诗人，往往忽视诗人的复合性，忽视诗人对土地现实的需要。他以浪漫的调子，给予桎梏我们生命的现实环境一些超然，一些豪迈，一些飞的感觉和永不绝望的抒情。

今天不好，明天更好；或者，明天局势可能更严重，所以，今天就很不错了。浪漫主义也许就这么简单。它一定基于现实，欲改变或实现。可能是浪漫现实主义，可能是浪漫象征主义，也可能是浪漫表现主义。这么说有些不严肃，然而绷着脸说出的不一定是真理，那像是政治报告。

现实尽收眼底，浪漫些，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恩赐。别人冷落我们，我们自己身心荡漾。灵魂飞扬，在天空里。那儿没有联防队员，没有欲盖弥彰，毋需暂居证，心绪可以自由自在。

假如被浪漫主义了，你一定不能从此瞧不上现实。因为还有另一种力量——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更加不堪其苦的是现实主义。危险的现实主义。有短不让你揭，哪怕是建设性地揭短。你存在于现实中，往往对现实的一切不如意有切肤感受，故一旦被现实主义，情何以堪？所以不少写作者干脆选择不现实了，以文字的方式云游，雾里，云里，寻访桃花源。

现实哪有不沉重的，我们把沉重也看作是精彩。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现实的叹喟，结尾的咏调是情怀式的，是悲壮的浪漫。他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浪漫的，他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浪漫的。与现实主义比，中国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是真正的伟大。所以，谈浪漫主义，李白一人就够了。谈现实主义，国人就差了点儿，因为道统上总敲山震虎、指桑骂槐、借汉说唐或者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就是例子，美国已经很明目张胆了，我们还是在“有关国家”上兜圈子。

现实主义对写作者的要求是高的，要有穿透和洞察，要有扒开毛发捉虱子的本事。为了人类对未来还有信心，还想继续活下去，我们不能因为现实主义而沉沦或直取功利。

我呼唤当下散文诗以各种方式“现实主义”一下。

家

所谓男儿四海为家，甚或地球就是我的家，那皆是大话。

不要挽留我，以爱或以恨。不要挽留我，以一个情节或一片风景。我要回家。

家，就是这样。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想蓬头垢面，想把脚跷在茶几上，把书一本一本地翻，然后扔得到处都是。我是自己的主人。

散文诗，太需要回家。它有自己的家。它被散文挽留，被小说挽留，被情书挽留，可以略作停顿，然后让它回家。

巢，就在屋后，几只喜鹊在飞。如果是五月，槐花会香。

上中下

事物的基本结构，更像社会的实际图景。下，最为有形，最广泛的群体每天的现实存在，所见或所想，小喜悦或大叹息，都取决于基础部位好的与不足的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的笔极易从底部开始书写。民间或底层状况，尽管最大的事都是最必需的事，但被忽视或者干脆以过于普通而推诿，势必会引发人们小喜悦的失去，大叹息的增多。2009年，我曾写过《英雄》，是把平凡者看为英雄，他们本都是英雄的子民，大英雄的名字容易被历史镌刻，小英雄依旧平实着，大小英雄在历史上曾互相转化。一般情形下，小英雄们把公共的义务以契约方式签出，为的是换取幸福和尊严。这是个底线，任何人都不会把此权力签出去。2010年写过一章《沉默的砖头》也是从上层建筑的对面看基础的“砖头”形态的存在，亦是关乎“下”。农民工进城引发大量的“底层写作”。甘苦和复杂，我想读到坚韧的精神，不屈的精神，和最广泛的具有决定性的社会的意志。但不能忽視另一个极端，似乎不写“下”就是缺少普世良知。整个板块是个系统的问题，上中下都协调了，问题才会减少，希望才会变多。“中”的力量表面上在增强，但最被漠视的恰恰在于此。“中”，自立的能力强些，忽视它理由似乎很充分。一株植物，中部很少出故障，要么根部溃烂或根须干脆罢工，要么顶部枯萎或花谢叶落。一个事物，倘上下出了问题，便是整体问题。可是一提及“上”，常讳莫如深。对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常看得模糊。身体各部件都好，精神系统有了问题，这一定是个大问题。

声音从四处传来，我向哪里凝望？如果有了方向，我们能否望得更远？所以我不断想到灰尘，这个意象我是如此不喜欢，但又必须每天面对。当我们列队经过时，有风起尘，事物不像从前纯净，但我们确实又在进一步行走。尘埃，你惹与不惹，它在空中弥散。一场怎样的雨才能洗净天空？如果雨迟迟不来，我们的目光就从此不能看得更远？

未必。

心中有纯净，污垢也从容。你可能深陷污泥，我宁愿在尘埃中走远。

上层建筑的重量，不全是泰山压顶，鸟有翅膀，在山顶上飞，我们可以攀登，站在山顶。

孔子在未落魄时，说：登泰山而小天下。

你在高处，看芸芸众生如同蚂蚁，你在高处，同时也会小成蜜蜂或苍蝇。这取决于下面的人怎么看你。

尧

写这位人物是不容易的，太远，太模糊，史书里有限的文字都是说他的好。那么，我也只能说他的好。《尧访》这章散文诗写于2009年11月，系应丹菲之约。她当时在编《炎黄地理》尧都专刊，让我和灵焚、大卫、赵宏兴同题作文。

如果活到负四千岁，我可以见到尧。他与其是位帝，不如更是一位慈祥的长者。那时恐怕还没有宪法，靠天道和德在治国。谷子可以从容生长，莠草会感到羞愧。那时更没有“为人民服务”或“执政为民”之说，但尧没有皇帝的架子，他坐在人民群众中间，用陶碗喝着甘草泡的茶，他的眼神里是仁，他的声音平静真实。我在往回走的路上，见到后来的一个又一个朝代，尧的眼神被淡忘了，他的声音似乎也被风吹散。所以，一个朝代兴起，随即又亡。历史的宿命，凭我们人类的智慧为何无法避免？

假如社会充满沉疴，从过去，我们能否找到启示？是积极面对，还是听之任之？

尧访归来，尘埃依然未落定。

比如此刻，凌晨四点，在书房的灯光下。室外，纺织娘不间断地鸣叫。

好长时间我是坐着，满脑是亨利·米勒《巨大的子宫》一书里的影像。

世界正被一点点地装进一只口袋，谁是谁的乾坤？谁是口袋的制造者？谁是口袋的主人？即使装得下，所有物件拥挤在同一袋子里，怎能有好的感觉？我的肉体只是件简单的容器，里面除了灵魂，皆属空空荡荡。

肉体与这个世界怎样关联过，时间知道，灵魂知道，还有，那些被关联过的人与事，知道。

红处方、处方、非处方

人有病，天知否？凡生灵哪能无病？只是人类的病更被人类自身所关注。病因很多，病症亦杂，身体之病象寻常事件，自不必太显惊奇。看看社会，精神患疾，何药可医？

为防毒性的副作用，为避免嗜毒成瘾，医者开的最谨慎的处方叫“红处方”，女作家毕淑敏写过一部同名小说。革命，曾是历史的“红处方”，当不能擅用；改良，是历史的常规处方；而社会的保养和保健，竟然靠我们自觉地重现“非处方”。

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开出怎样的处方？谁开？谁用？有病的给没病的开？那些药是否真的有效，会不会没病吃出病来？

阅读的时候，想寻找答案。写作的时候，想给出答案。一不小心，就会越来越痛苦。最终，会陷入绝境：我们谁是谁的病人？

对于平凡者，忍耐是最好的处方。忍耐之外，看看周围丰富的一草一木，它们也认真地注视我们。慢慢地，它们成为我们的非处方药。女诗人爱斐儿的《非处方用药》我又认真地读了一遍。她动员草木为我们治病疗伤。被漠视或误会，不要紧，它们以默默生存的方式等待被发现。除了它们能起到的一些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希望我们能同时发现它们内在的情感。人类的精神正在枯萎，草木的关心反而更加自觉。我们有愧否？

有一天，救你的是一根枯藤，而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名字。

无数不知名字的枯藤，一起救救我们这个世界？

误会

一条路走下来，所有的误会都留在了身后。就你见到的和经历的，不谈你对诸多事物的爱和感受，那些事物无一不热爱你，它们不论高矮胖瘦，都希望被你留意和爱恋。

但你得行走，有些爱可能你会说出来，有些迷恋极有可能沉默在心，许多时候，轻声叹息，然后继续地走。

有多少误会由此产生？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没有停顿，不是冷漠或者绝情，只是你如此喜爱金黄的麦田，但麦田不能与你一起走，你感谢蒲草或芦苇邈远了生命的局促，但你无法带着它们前往下一个驿站；你为一朵莲花流下了泪，但你行将赶往的地方是沙漠，你可以爱莲花，但又不能带着它变成大漠上的枯萎；你继续行走，经过村庄，经过都市，经过森林和河流，你心里知道，你爱它们，但你继续行走。

相对于爱就要厮守，你的行走意味着一次又一次告别和远逝。它们说，你的爱永远只是远方？

丰富的事物，不厮守的爱如何表达？心头日益沉重，误会甚至埋怨越来越多，你就此停顿？

你的身影渐渐远去，误会或者爱恋，它们或留在身后，或凝成形而上的意念。

想想一缕风、一抹夕照或一泓溪水，它们对人间万物都是热爱呢。你走远，渐渐地也会成为一缕风、一抹夕照或一泓溪水。

沙龙：诗歌内外

沙龙一词当是舶来品。有朋自远方来或寻常近处的友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行业的面孔，围茶而坐。瞬间各自对一话题要完成表达，当各显话语的重量。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能讲出的道理应该不是一般的道理。如此沙龙一下，竟能开阔眼界，辽阔视听。

可以干不同行当，但我们面对的又是同一世界。艺术的、哲学的、经济的、军事的、历史的、文学的，你可以专一，可以努力纵深，但不可以不闻达，亦无必要单薄下去。眼观六路，心想八方，然后可以不受妨碍地静。

你掏心窝地参与或者当个好听众，只是不能总缺席。日子流逝，一些声音会萦绕耳际，一些面孔会时常浮现。更为珍贵的，是在你绝望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声音，它也许令你豁然开朗。

诗歌之外，会帮助我们更有诗歌之内。

实在无人可聚时，就坐着，自己和自己对话。内心的沙龙，让我们不孤独。

刨根究底与佐证

这几年，散文诗作为诗歌重要存在已被其日益丰富和多元的写作实践所证明。与一些诗人聚谈时，常被问及散文诗在中国古代或近代国外的源踪。我也经常反问他们，你们还记得自己最初的祖先吗？多答不知。我说，这并未影响你们今天的茁壮成长。散文诗的存在似乎总要被问及理由，何为理由？要写好它，它要有些意味，它要更為自由地表现我们当下的立场：忍耐或斗争、高尚或卑鄙、闲混或奋斗。

看，第一棵麦子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麦子长满田野。麦芒在阳光下多像我们众人的坚强，谁敢忽视它们的存在？饿死他，或者让他想想群众的长矛。

东方与西方

这个话题有点大。其实我想说得具体些，只说我最近一个月看的书：西方黑塞的《悉达多》《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荒原狼》，东方孙浩晖的五百余万字的《大秦帝国》。

黑塞生在西方，却具有东方智慧。佛与道对他解释事物和消除纠结一定发生过作用。而战国中晚期及短暂的大秦着实令我既感慨又扼腕生痛。

我迷恋万象丛生的年代，极度钦羡允许万象的年代。不取决于统治阶层的宽容，而是统治阶层处于自危的条件下。小人或佞臣如当道，他们亡，或国亡。诸子百家都可风光，但法家胜出。

感谢大秦，我们今天的大一统和泱泱之概念有了缘起。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因大学时学的是英语，后来又学的国际文化交流，兼之极度喜爱西方哲学，年青时总呈现异类思维。那时，还未到过西方，因而谈诗谈生活总有些装腔作势。

系统读国史和国学的是在三十岁之后。

我觉得古人更是人。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后来的技术和信息，人只能在人上做文章。古人想了很多问题，概述而不赘言。快到五十岁了，我发觉自己愈发喜爱自己的古人。

我希望东风与西风今后能皆是平常心，都不去压倒另一方。都只是风，都只是地球上空气和空气的流动。

任何对另一种存在的过度批评都是为自己的平庸找借口，为自己的维持找理由。

我们积极锻炼身体，我们敢于面对自身的缺点，我们是理直气壮的存在。

刮什么风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写诗的同时，还能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再也不能如此乌烟瘴气了。

剑气与普洱

我不会拿一把军刀去舞太极剑，此二者格格不入。说到刀剑，倒是搜罗了一些。短的长的，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和现当代的。每当坐累时，会随手拿起一柄，摆弄几下。通常在夜深时候，在外边夜色浓重时，看看这些剑锋和光泽。

请原谅我把自己的血性留在无人处，留在黑夜里。许多现象需要我们在沉默之外，尚需月光里透出剑气，血液里流动斗争。

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种精神。

不是对剑徒叹，而是亮剑之前首先要有发现。

我们发现了什么？人云亦云，或者仅从自身生存缺憾发生局促的怨言？

社会是个大局面，让它不纷纭是错误的。它只能纷纭并且复杂，谈世道人心，孟子曰性本善，荀子曰性本恶。始善会终恶，始恶亦可终善。在世道人心之外，事物的秩序有否出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修了一条斜路，车子开不直，是驾驶的问题，还是路线的问题？

夜深时看剑，确属自寻烦恼。不为别的，只为不失心性。而更多的时候，我只能选择普洱。陈年普洱。我努力让自己平静，先避免简单的冲动，几遍茶之后，如果我还想冲动，我就不会去压制手中的笔。

在剑气与普洱之间，有一个过程叫平静，平静里有一个子目录叫思考和发现。

然后，是你的写作，是你写作方向的选择，选择剑气还是一杯普洱。

愤青

豆瓣网有个读书会，《有理想的人》出版后，上面有些评论。有的言好，在此先略去。有一则评论是一位叫谢思独的读者写的，他（她）提出两点批评：一是该书的语言平白无奇；二是把我的写作归入老愤青行列。

化妆，是一门精加工的艺术，只要不是过分涂脂抹粉，只要有利于事物真实特性的表达，化妆，我从未反对过。只是我自己有喜欢素面朝天的权利，有一眼能见真相的权利。素面朝天的背后，一定有别的做支撑。朴素的文字深处有无思想，一方面在写作者，另一方面又在读者。不仅仅是阅读口味的问题，更是读者自身的人生阅历和对社会、生活认识的问题。如果把对眼前社会场景所存在的遗憾和惆怅的揭示，简单地理解为愤青行为，那一定是读者把生活过于理想化。更况，在我写作过程中，不管我看到多少人间苦难、幸福或人为的悲苦，我一直坚持让自己的文字有人性的温度，坚持人性的温暖，可以忍耐，但决不轻言绝望。当然，谢思独的批评我是接受的，我希望能读到他（她）多年后在走进生命深处后的新的感想。

诗歌，再见？

多少次，我想对诗歌说再见。

我不想讲自己的权利和安慰，只是日益感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压力。太多的人会提醒：你应该全力以赴地应对自己的环境。

我的环境是什么？它就真的与诗歌不兼容？灵魂和精神会延伸我们存在的记忆，但许多力量不顾及这些。我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但总是不断地纠结。

我有时会钦佩那些敢于让自己一无所有的行吟者。幸福，来自于对一切事物仍然都有感觉。

是的，我愿意无动于衷，甚至麻木不仁么？

唯愿诗歌继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