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先平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面对那座建筑，我的怪异已不似从前，但仍心慌气短、耳鸣心跳，急迫与想入非非的感觉，还是在怂恿我想要跳下去，毕竟那条河还在，只不过它更隐秘、更宽广和深邃。而我在短暂的思想混乱后，仍清醒地意识到并没有人追赶我，他们不屑，但总有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后面咬。是什么呢？我不确定，咬急了我就掉头狠狠地给它一脚。我看不见咬我的东西，但能听见落荒而逃的声音，这时候我才笑。

平常我很少笑，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僵硬，说我脸上规矩得连笑纹都没有，他们说这不正常，按常规我脸上应该有三条皱纹，却一条都没有。这就不得了了，不但吓着了他们，也吓着了我——这不是妖嘛。可我是人，地地道道的人。为此，我操刀在皮肤上狠狠一割，鲜红的血就流了出来，的的确确疼得要命。他们还是不信，说至少应该有一条，说过去那么久了，中间还隔着一条长长的河，怎么就一点儿印记都没有？他们这样质问的时候眼睛瞪得铜钱大，把我可怜兮兮地压缩在其中，红外线似地扫描我身上每个毛孔牵引出来的纹路，最后他们失望了，下定论说：“这家伙不正常。”

不正常跟疯子有什么区别？我能吃能睡能想能做怎么就不正常？因为那条该死的河？于是，我要渡河，要修正，要去寻找我的过去。

二

过去的某一天，就像日记本的第一页，我翻开，就看见站在窗台上的我。窗台很高，我站在上面更高，头都要顶住楼板了，巨人一样，看母亲都像看小矮人。母亲手拿竹条，正站在屋子当中气急败坏地冲我吼：“你下不下来？下不下来？”母亲吼得满脸通红，两枚黑夹针夹在耳后的短发都 了起来，手上的竹条更是不停地抖。竹条在此之前抽打过我，因此我不怕痛。我说：“不。”然后死命咬住嘴唇傲视母亲的权威。我一只手勾住窗户，一只手高高举起，我要托住楼板，托住天堂。这样子天堂就不会压下来，我就不会死，包括母亲。就在那天，我知道并弄明白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死亡。

由生而来，由死开始，这真是太恐怖了。至此，我就在这样的恐怖中记住了这个世界，或者说身为人的骄傲和悲伤。我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非两件事，哭和笑，但也有少部分人不哭不笑或大哭大笑，一般这样的人都有神经病。我少哭少笑，因此不正常。

母亲没有来得及抽打我，灶台上的猪食锅就冒起了青烟，一股焦的味道直往屋里窜，母亲急忙丢下竹条跑去抬锅。养在院子里的猪们鬼精得很，早就在圈门边嚎叫了。母亲喂它们，抚摸它们，亲切地看着它们吃，就彻底把我忘记了。那时候的猪们比我金贵，一日三餐都不会少，对于生病不肯吃的猪，母亲还会在猪食面上撒把糠引诱它吃食。喂完猪，母亲门槛都没踏，挑起猪圈门边的簸箕担子就去石子坡锤石子了。

母亲走后轮到大哥教训我。他那时十四五岁，已经不读书了，整天吊儿郎当地到处晃，活脱脱就是人渣，可那时候他是英雄，至少我崇拜他。他要抱我下来，我不干，连踢带喊：“不要不要……我不要死……”

“死？我叫你死呀死。”大哥跳起来打我，不耐烦地冲我大叫，“下来，你死还早得很。”早？我已经不厌其烦，或者因为这个字而活不下去，从四岁到一百岁都没有意义。当然，没有人会听一个小孩关于死亡的恐惧，这超出年龄范围的问题本身就不正常，于是我的不正常继续扩大，大到整个童年、青年……

我用唾沫星子回答了大哥，他就不再管我，自顾自整理他的军帽。只要他整理军帽，就意味着他要出门。他先用报纸折叠成长条子，再卷成圈放进帽子里，那顶刚刚还软塌塌的绿军帽就挺立起来，很威严地扣在头上。他戴着这样的帽子神气活现地走出门。门外有人在吹口哨，有人在长声吆喝：“长龄……长龄……”

长龄就是大哥，他和二哥出生在老家的长岭岗，到大姐和我就跑到这里来了。因此，红砖楼房是我记忆里故乡的概念，所有像我这样出生在基地家属区里的孩子，从小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老家。而老家在我脑海里延伸出去的画面，就是弯着好大一个弯的铁轨，大到把我住的这个地方包围起来，它们一条条重叠在我头顶的上方，我像看太阳那样看它们。

因为有长岭岗的记忆，大哥似乎和我们断代了。与其说他是大哥，倒更像父亲，他总想代表着什么却又代表不了，这让他表现出来的个性敏感又骄傲，这种骄傲在我的记忆里就是那顶绿军帽。他拉门关上，用小铁锤一样的明锁，挂在壁扣里一按，锁“嗒”的一声合上，我就被反锁在家里。这下安静了，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我又从容地站在窗台上举天，看窗外的世界。我看见马路对面长春家的油毛毡房在冒烟，他妈妈正咳嗽着从屋子里跑出来，长春也在跑，这一跑不得了，他屁股后面带出一串火星子，噼里啪啦响。我担心得要死，怕房子燃烧起来，我正面对着它，不是要被烤焦？这是幻觉。奇怪的是三年后，当我真正可以有一点儿正常思维的时候，这栋住着四家人的油毛毡房真的被一场大火烧毁。

燃烧的那天，整个家属基地都沸腾起来，只见浓烟滚滚火苗高蹿，简直太壮观了。女人们都在围观，却束手无策不敢靠近。男人们都在荒山野岭建房子，我也很少见到父亲，但我从不想他。长春妈慌了神，披头散发地瘫坐在马路中央号哭，声音沙哑，像喘不过气来的老太婆。她在我记忆里永远是老太婆的样子，从没年轻过。和我一样大的长春没哭，他一脸黢黑地跑到我家窗前，靠在墙角盯着火看，看着看着猛地站起来说：“我的白球鞋在里面。”我说：“不要了，一双烂鞋，脚趾都拱出来了。”长春没吭声，浓眉却拧成了疙瘩。他又说：“体育课要穿。”我说：“穿我的。”“哼！”他大眼一瞪就不再理我。哦，我忘了我是女生，男生怎么会穿女生的鞋，即使是七岁的小孩，即使我跟他同桌，他都不许我超过他划的“三八线”。但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男生，这样的意识混乱一直到现在。

接着，“轰隆”一声巨响，油毛毡房坍塌了，焦黑的油灰混着火苗冲天而起，揚起漫天的烟尘……

三

油毛毡房烧毁两个月后，她们突然闯进我家院子里，气势汹汹的架势，总让我想起那场冲天大火。我用“她们”，是因为这家人除了爹就是妈和四个女儿，老三吴红梅和我一样大。我记事起她们就住在我家楼上，并且和我家有仇。这仇来的莫名其妙又自然而然，像村庄的族怨又不是。村庄绵长悠远，这里只是新垒砌起来的土墙，一些见风长的草，就像我、大哥、长春、这家的女儿们……可仇恨却在风靡，时大时小。小时，一口唾沫，一片发黄的菜叶，一次公用水龙头边用水的争夺，大时就像今天。今天，这家女人搬来了救兵，她是附近六枝老街上的女人，她能搬而我母亲却不能。母亲来自遥远的长岭岗，因此她单枪匹马，但她奋起反抗。

她们一来，就排山倒海般把母亲按倒在地。我听见“咚”的一声，像鸡蛋落地，母亲的头就脆生生打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板上，接着人群蜂拥而上。母亲并没有哭，即使被众人仰天按倒在地，还在一边骂一边不停地用手抓她们。她的黑夹针，在众多手的抓挠中弹跳出去，短发就彻底蓬松开来，使她看起来像一头被困发怒的狮子。她不停地骂着、踢打着，藏蓝色衣服的扣子随之也被撕开，露出里面雪白的汗衫，母亲从没穿过胸罩的乳房，就素面朝天地在汗衫里晃，像大食堂里碗口大的馒头。

我常被大哥叫去大食堂排队打馒头，食堂卖饭的窗口高，我拿着黄褐色饭票踮起脚尖递进去的时候，那个胖嘟嘟的服务员先把头伸出来确认我，再把馒头递给我，我就两只手一起接。当然，我从没在路上偷吃过，从没拿在手上狠狠咬一口。那天，我觉得母亲馒头样的乳房在被人咬，这让我愤怒，眼睛都瞪出水来。水在荡，母亲的乳房又在这样的水里荡成白花花的浪。浪翻滚着层层向我压来……我的愤怒被压成一粒粒沙子，只能任凭这浪把我打翻淹没……那天，大哥二哥都不在家，大姐回老家陪伴瞎眼的爷爷，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才七岁，我能怎么办？

仇恨、悲伤、惊恐无助，就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很具体地占据我童年的心。终于，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哭。我哭着，浑身发抖，双手紧紧抱住我家红褐色的门框……

女人和孩子们来了，她们说着南腔北调的话，拉拉扯扯吵吵闹闹。长春妈也来了，她家房子烧毁后，搬到我家前面的油毛毡房里，后窗就对着我家菜园，母亲时常会从窗子递进去一些青菜、葱什么的。但她只敢站在边上惶恐不安地看，浑身像我一样发抖，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她的咒骂，她骂着“地头蛇欺负人”……

父亲被叫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他显得焦虑万分，不住地摇头叹气，帽子也压得低低的，见到每个询问的人，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像是母亲给他惹下了天大的祸。刚踏进保卫科的门，保卫干部没等父亲与母亲搭上话，就把父亲拉到另一间屋子。半个小时后父亲出来显得更焦虑，本来就遮住大半个脸的帽子压得更低。他小声并有点气短地对母亲说：“搬走吧，听领导的安排，离远点就不吵了。”

“搬走？搬到哪里去？”母亲从凳子上跳起来，张着还有丝丝血迹的嘴冲父亲喊：“为哪样要搬？她住得我就住不得？我喂猪种菜都是在自家门口，没超出哪家范围，为哪样要搬？不搬。”

吴家女人也跳了起来，但她没有母亲的气势，尖声软语的，一双眉目传情的眼睛含花带露，这样子倒像是母亲欺负了她。她无限柔软地看看在工区当领导的自家男人，又不无得意地冲母亲喊，说母亲喂猪拉屎臭到她家里了；说猪屎堵住了下水管道，管道不通，她家倒不下水；说春天菜花引来的黄蜂刺伤了她；说我家整天乒乓作响吵死人……母亲反唇相讥，说她拉屎拉尿都不下楼，倒在下水管道里臭死人不说，把管子堵住还怪别人家；说自己喂猪种菜没碍着哪家屁事就要种…… 母亲声音沙哑，但脸上青筋暴跳。最终，母亲没有搬家，在这栋红砖房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成为唯一还守着这栋红砖楼房的老户。

事情不了了之后，父亲踏实下来，他在家里多住了几天，还赶场为我买来一双黑色凉鞋，这让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凉鞋是放在母亲从老家带来的方形竹篮里，竹篮很大，里面只有一把烟叶，然后就是这双凉鞋。父亲拿出鞋子递给我时，我一眼就看见鞋面小脚趾的地方，有一片叶子。可是为什么不是其他颜色而是黑色？尤其那片叶子，若是变成绿色，镶嵌在黑色鞋面上会是什么感觉？我突然想到森林里狰狞的巫婆。那时候我已经有一本《安徒生童话》，是大哥带回来给我的。他常常带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鬼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

他说：“安平，给你。”

哦，忘了告诉你们，我叫安平，据说生我的时候母亲难产，我被憋得青红紫涨才生下来。父亲用他上过三年私塾的手，在一个扉页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塑料小本上记下我的生辰，然后大笔一挥，我就叫安平了，既没有千娇百媚的水字旁，也没有柔软婀娜的草字头，父亲说：“平安最大。”

我接过书，抬起的头还在看大哥。我总是这样迟钝，手和脑几乎不能一致。而那时候大哥在我眼里就是山，我要看到他的鼻子眼睛，几乎要把头抬到背上。他拍了我的头两下说：“滚吧。”我就收起酸涨的头滚开了。

我滚到墙角的小板凳上继续吃饭，继续剔除满是猪毛的猪皮，然后翻他给我的书。我认不了几个字，但黑白相间、木刻一样的插图，让我似懂非懂地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我就是在这样的插图里看见巫婆和仙女。巫婆是黑色，仙女是白色。当我看到鞋上的黑色叶子时，有一瞬间我想到了仙女，但很快就被黑色的巫婆覆盖。这交叉互换的画面让我记忆深刻，就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反复复出现镶嵌在黑色鞋面上的叶子。

四

后来，当我和长春说起这仇的来龙去脉，目光自然落在红砖楼房上。这是一栋二层走廊式红砖楼房，是当时基地里最好的干打垒房子。母亲说，一天深夜，毛坯房刚刚修好，她就率领我们最先搬进去，抢占一楼有一大片空地的房间。在这块空地上，母亲用石块垒砌起简单的院墙和猪圈，还在院墙外面挖出好大一块菜地，偏坡的地方还搭建了储物间和厕所。因此，我家住在工厂里却像村庄的人家有年猪杀，这让我在长春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就像正房和偏房。但这种优越感很快被吴家人打破，有段时间我甚至恐惧这栋房子，恐惧楼上那些女儿们，她们个个都像施了魔法的妖女，精灵古怪又妖媚十足。

她們年龄出入不大，像排着队来似的，一个紧挨着一个，中间仅隔一岁，因此总是成群出入，这对我形成威胁。一次她们堵在上学的路口不让我过去，我强行通过，被吐了一身口水，长春就说要教训她们。放学后，和我们同读一个班的吴红梅单独回家，半路上长春就把她按倒在路边的地里。长春骑在她身上得意地冲我笑，但并没动手打她，倒是她抓伤了长春的手。但长春的这个动作让我生气，尤其吴红梅身上那件火红色灯芯绒外衣，妖精一样在长春双腿间挣扎。我在那一刻定格了妖精的概念，就是像吴红梅这样，被长春压着动弹不得还在得意地尖叫，似乎不是长春征服了她，而是她征服了长春。我跺脚冲长春喊，不要骑在她身上。

吴红梅漂亮，像她妈，这是基地里的人好多年都在说的话题。她妈原是老街上刘姓人家的女儿，被她爸看中带回基地。能够吃上商品粮，并成为干部家属，是那个时候嫁得最好的当地女子，有点跃入龙门的味道。但吴家人却不认账，他们是1958年响应三线建设号召，第一批从北方来到这里的人，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大伯又是我们这个工程处副处长，因此，大权在握的北方人就自觉高人一等，看不起地方上的人，说地方上的人刁钻野蛮还难缠，不愿意来往。

刘姓女子自是欢喜，一口气为吴家生了四个女儿。也怪，尽生女儿的人家，女儿们各个都妖精似的漂亮，即使姿色稍微欠缺点的也是人精样的聪明，吴红梅的大姐就有出息，后来当了老师，大哥还喜欢过她。刘姓女子因得不到吴家人的认可自是怨气，但在母亲和长春妈这样的人面前，又自觉高人一等，不愿入流。我从没见她和别人坐下来聊天，她似乎从不串门，也很少下楼，更不要说像母亲那样到处揽活做小工，难怪母亲要说她拉屎拉尿都在楼上。她漂亮，但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阴沉沉的冷气，尤其那双眼睛，看人阴森森的，透着一股子寒光，像地主婆。我跟吴红梅做朋友后曾问她，你妈热吗？她惊讶地看我半天说，你怎么知道不热？

一年后，没有任何征兆的，刘姓女子吊死在自家的门廊上。吊死那天，太阳很大，明晃晃地刺眼，可我想起当时的情景，竟全是木刻凝重的黑——黑色的山，楼下黑压压的人，人们指指点点伸出的黑压压的手，包括不断嚅动的嘴和牙齿。这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恐怖在蹊跷和怪异，因此没有人敢上楼去，直到保卫科的人来。

吴红梅没哭，她站在公用水管的台阶上发抖，一脸的惊恐无助。我被母亲第一时间关进屋子里不许出来，就从窗子往外看，看见长春在台阶下拉吴红梅的衣服。吴红梅没动，木头样呆呆地抬头看着自家门洞。后来，吴红梅家住的那半边楼上就成了小孩子的禁区，没人敢上去。半年后，她爸给她们带回来一个后妈。后妈是北方人，在她爸的工区工作，她和吴红梅的妈性情截然相反，像辣椒一样火爆，粗气大嗓门不说，还整天骂骂咧咧，像是谁都惹她心烦。她不漂亮，甚至有点丑，但有正式工作，与吴红梅的爸爸组成那时候让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也自觉高人一等，不和母亲这样到处打小工的人来往，更不要说没有户口的长春妈。她说要去晦气，就到油漆班要来绿漆和红漆，把墙刷成绿色，把地板刷成红色，称之为“开花的屋子”。晚上，灯光一照，屋子散射出绿莹莹的光，像鬼屋。

为什么不把墙刷成红色而是绿色？我问长春：“花可以倒着长吗？就像人可以双脚朝天头顶在地上。”我在学校的沙坑里这样做过，一个跟头翻过去，双脚搭在沙坑一头的墙上，头就顶在地上了。

长春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

吴红梅却伸长脖子说：“可以。”说着高高抬起脚上穿着的一双红色灯芯绒布鞋。布鞋在阳光下发着绿莹莹的光，像她家屋子晚上发光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一股阴气逼来，脑子里就冒出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着：鬼？不吉利。

母亲说：“她家屋子犯红煞，住进去的人八字小了压不住。”

长春妈说：“难怪呢，个个都奔着一个地方去，是地基不干净？”

母亲说：“不怪地基，怪人，我家这头还是几个大磨坟。”

一天，吴红梅的大姐和北方女人打了起来，母亲破天荒去拉架，她紧紧拽住北方女人的手不放，让她没法动手打吴老大。也是从那个时候，吴家女儿们开始到我家来玩，尤其是吴老大，她喜欢听大哥讲故事，有一次大哥讲了一个鬼故事，吓得她不敢回家，大哥就送她上楼。我问大哥不怕？大哥问我怕什么？我说吊死鬼。大哥踢了我一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再神经兮兮乱说……

五

大哥回来了。他没有回到家里，而是被关到基地保卫科的拘留室，原因是他打碎了人家的石膏像。这证实了楼上那家女人的话，她骂母亲反革命家属，还把一盆脏水泼在我家院子里。

母亲刚从石子坡回来，火气正旺。她锤的石子，明明自己量的时候有四方，到了量方人手里就变成三方，母亲不服，理论了半天，气正没处发，于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爬上红砖楼房的二层，揪住吴家女人的头发打。她的头发也像母亲那样用两颗黑夹针别在耳朵后面，但头发不如母亲的黑。母亲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这遗传给了我，曾经我为头发太多又密集地长在前额上苦恼，觉得难看，不像吴红梅的前额光洁好看。

都说吴家女人有病，具体是什么病，直到她死也没有人知道。她常年待在屋子里不晒太阳，像养在水缸里的草，湿漉漉的，我甚至怀疑她家到处都是这样的水草，自是禁不住粗胳膊腿的母亲打，于是哭爹叫娘说母亲把她打成脑震荡，喊来了娘家人，这就是导致母亲被众人殴打的原因。

来人通知母亲的时候，毫无顾忌地站在院子里说：“你家长龄在拘留室，送饭去啊，不管饭。”

消息不胫而走，楼上的女人更是得意，她拍着巴掌靠在栏杆上阴阳怪气地笑，眉眼拉得长长的，像是彻底打败了母亲。

母亲感到丢脸不去送饭，二哥梗着脖子也不去，他把母亲用毛巾包好的一大碗饭递给我说：“你去。”我就去了。七岁的我走在茅草丛生的小路上并没有觉得丢人，相反我期待见到大哥，期待看他戴着绿军帽的样子。大哥已经出门好久了，没准又带回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给我。

拘留室在一栋民用平房的最里頭，前后都有高高的土坎围着，里面阴暗潮湿。后窗的土坎上还有一棵长得曲里拐弯的树，树皮皲裂干苍，只在树巅还长着稀疏的绿叶，长春说是成精的树，我觉得像女巫的脸。也没有人看守，一把大锁就把大哥关在里面。我蹲在窗前的土坎上，从没有玻璃只有生锈窗条的小窗里，看见大哥就坐在草堆上，他没有穿外衣，外衣被他小心地挂在墙壁的钉子上，只穿着已经发黄破败的白衬衣，但他的绿军帽还很威严地戴在头上，我相信那里面一定垫着有纸。

我把饭放在窗台上说：“大哥，吃饭。”

大哥走了过来，有点惊讶地趴在窗台上问我：“妈叫你来的？”

我说：“不是，是二哥。”

大哥有点失望，就没再问。他解开母亲用毛巾包好的碗，露出压实的一大碗苞谷饭，饭下还埋有巴掌大一块厚实的腊肉。大哥狠狠咬了一口腊肉，又扒拉进嘴里一大口饭，才鼓着腮帮子问我：“你吃了？”我吞咽了一大口口水，点点头表示吃过了。其实我没吃，媽说要给大哥送去才能吃。

大哥一边吃，一边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刀递给我。那是一把用八号钉子在矿山火车铁轨上碾压出来的小刀，我和长春、吴红梅都这样干过，只是没有大哥给我的精致。这是一把精心打磨过的刀，亮晶晶的，刀柄上还有小洞，用红毛线系着红缨。大哥说：“有人欺负你就用它砍。”

这能砍人？我用手指比画它的长度，立马想到用它一刀一个砍开压倒母亲的那些人。我想告诉大哥母亲被人打的事，又想大哥肯定知道，要不怎么会给我一把刀。后来我想把刀送给长春，讨好他。他当了我们班班长，尽管我极力帮他维持班上的纪律，比如老师上课之前，我冲着乱哄哄的教室大吼一声“不要吵了”，教室里就安静下来。可他还是喜欢和吴红梅说话，就是那个妖精。

六

几天后大哥从拘留室回来了，他进门时，母亲正在喂猪，见大哥进来看都没看。等喂完猪，大哥正在换衣服时，母亲从门后面抽出竹条，一脸严肃地走到大哥跟前，要教训大哥，因为她还听见楼上的女人骂大哥是贼，说大哥偷人家单车。“偷”是母亲决不允许的，即使那时候大哥已经十六七岁，她也要打得他跳起来。

母亲说：“你偷人家单车？”

大哥眉眼一瞪，冲母亲吼：“哪个说的？我砍死他。”

“偷没偷？”母亲提高了声音，握紧的竹条高高举起。

大哥看着恼怒的母亲跺脚直喊：“别人乱说，你也乱说，不信就算。”说着拿起外衣就要往外冲。母亲一把拽住大哥的衣服不放，拉扯间，大哥龇牙咧嘴地叫起来，母亲才看见大哥背部的白衬衣上全是血迹，有的都黑透了。母亲震惊了，握紧的竹条从手中滑落，她一把撩起大哥背上的衣服，看见大哥背上青一道紫一道全是疤痕，有的疤被他抠掉，露出鲜红的嫩肉。母亲愤怒的嘴都紫了，一连串地问大哥：“是不是保卫科的人打的？”

大哥挣脱母亲的手兀自笑起来，轻哼一声说：“他们敢。”

“那是咋回事？打架打的？”

“不是，我自己整的。”大哥挣脱了母亲的手，迅速穿上外衣。这是一件藏蓝色卡其布干部服，有四个荷包，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也是大哥那时候最好的衣服，出门就穿，回家就换下来整齐地叠放在枕头边，他还弄了一支钢笔插在上衣口袋里。见母亲不依不饶的，大哥从裤兜里掏出一团卷曲着用胶筋扎住的钱递给母亲，说：“给你，我在窑上背砖挣的。”

“背砖？”母亲一惊，拿着钱币的手抖起来，“你不是修铁路去了嘛，咋又去背砖了？”

两年多了，母亲一直以为大哥在修铁路，修铁路是国家工程，就是正规活路，因此大哥十天半月不回家母亲也不过问，哪里想到是在做小工背砖。母亲刚从老家来到这里时也在砖窑背砖，那个苦她知道。

“修铁路人家不要我，说我抬不动枕木。”

“仔哦……”母亲叫起来，用地地道道的老家方言——母亲二十三岁从长岭岗来到这里，来时大哥五岁，二哥一岁，三年后有了大姐……一直到现在乡音未改。

“仔哦……哪个喊你去背砖？你家公晓得了要骂人……”

公是我瞎眼的爷爷，奶在世时公的眼睛还有一点儿见亮，奶死后就一点儿不见亮了。公是独子，到父亲也是独子，所以奶死后大姐就被送回去陪伴公，在大哥终于被招工进厂当工人那年，母亲觉得负担轻点，房子也可以腾出一间，就把公和大姐接了回来。这下子家里更热闹，五口人变成了八口人。

母亲又生了小弟，和长春的二妹一样大，母亲就是背着小弟去接公的。生小弟母亲吃上了兔子肉，兔子是母亲曾经喂养又丢失不见，在生完小弟几天后，突然带着一窝兔崽回来的兔子夫妻，母亲说多亏有兔子肉坐月子。

让我奇怪的不是兔子而是长春爸，我一直没见过他，长春妈咋为长春生二妹？那时我已经知道生小孩和男人有关，但关系在哪里不知道，我实在好奇“生”这个问题，就像懵懂初开好奇“死”那样。

我问吴红梅：“男人和女人是怎么生出小孩的？”

吴红梅说我流氓，然后小声告诉我：“抱着男人的衣服睡觉就会生小孩，她妈就抱过她爸的衣服睡觉。”

我不信，又去问长春：“怎么老不见你爸？”

长春正在聚精会神地用胶布粘他的解放球鞋，根本不打算回答我。我就冲着他的耳朵喊：“我说你爸。”

长春才说：“我爸忙得很，晚上才回来。”

“走呢？”我继续问。

长春不耐烦了，冲我恶狠狠地说：“要你管？神经病！”又说他的白球鞋就是他爸买的，他一觉醒来就在枕头边放着了。

哼！我有点不屑，觉得长春在撒谎，他那双白球鞋早烂掉不见了，还一个劲提起。

七

公来后第二天就喊我的名字，只不过他喊的是“大平”。没人这样叫我，别人都叫我“安平”或“平子”，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叫我“大平”的人。公叫道：“大平，给我倒开水。”我就屁颠屁颠地跑去给公倒水。一开始公是自己从小屋子里走出来，绕过走廊和厨房，来到堂屋中间喊。后来就不喊了，我会主动到公的小屋子去倒水，这成了我的任务。公裹着青色头帕，一身青色对襟襻扣的衣服，一手杵拐杖一手拿着瓷缸站在堂屋中间喊我的样子，是公留给我最清晰的记忆。

仅仅一年，公就不大对劲了，他突然大半夜跑到外面去。公可是瞎子，一个瞎子跑出去做什么？那时我家前面的油毛毡房已经拆除，正在建基地里第一栋带阳台的房子，母亲的菜园和储物间都被占用，只剩下院子和猪圈，公住的小屋的门就对着这栋房子。小屋很小，只够放一张小床和凳子，是母亲特意隔离出来，方便公自行进出和大小便。凳子靠头这边的墙放着，上面有公喝水的瓷缸和酒壶，公有日夜喝酒的习惯，另一头就是公拉屎拉尿的桶。

每天早上我要给公倒好开水才去上学。那天我去给公倒开水发现公不见了，我叫起来：“公不见了，公不见了。”

母亲气急败坏地从屋子的另一头跑来，她很忙，正往饭盒里装中午要吃的饭。母亲没有锤石子了，自从上次那些人克扣了她的石子方量，她就去做小工。她先去馬路洗煤厂洗煤，觉得路程实在太远，又到老街对面电厂的运煤车间捡矸石，好歹能够早点回家，但也总是早出晚归，根本没空管我们和公。母亲嚷着：“跑哪里去了？一个瞎子能跑到哪里去？”

公是跑了，也有可能是爬着去的，他跑到新房子那里，找到他的时候，他蜷缩在乱石砖头铺满的竹架子下面。母亲气得骂，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还要乱跑，就不怕砖头掉下来砸头。公不停地翻动深陷的眼睛不作声。

母亲以为公是老糊涂了，就没当回事。隔几天公又半夜跑出去，趴在竹架子下面等，直到天亮把他找到。母亲又骂，这回公轻声软语地说：“你家奶在这里嘛。”“奶？乱说。”母亲冲公吼，“奶都没来过这里，几千里路咋会找这来。”公并没有消停，隔段时间就要跑出去，他在密布的竹架子中间摸索着，像在找什么，问他就说奶在那里，母亲都疲了，就随他跑，第二天找回来就是。

公最后一次跑出去是冬天。那天我就是睡不着，打着电筒在被窝里看书。那是一本但丁的《神曲》，大哥把书递给我时，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冥界吗？”他用手指指天地。我跟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就看见站在窗台上举天的我，就脱口而出：“天堂。”大哥吓了一跳，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拿书打我的头说：“不对，是地狱。”其实我根本看不懂，也不喜欢看，但大哥说现在流行看这书，我就看。

我正看到这一段：“因此，我为你安全着想，认为你最好跟我来，把你带出此地，前往永恒之邦……”就听见公的房间里有动静， 窸窸窣窣的。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冥界”这两个字，接着周围的黑就跟着扩大开来，床也跟着飘起来，并不断地上升，我甚至感到自己在左右摇晃。我害怕了，使劲蹬睡在另一头的大姐，我说：“公又跑出去了。”大姐说：“明天找回来就是。”又呼呼睡去。

哦！我要窒息了，心绷得紧紧的，觉得自己正在掉进一个怪圈里。在这个黢黑的怪圈里，我看见了奶，她正站在半空一动不动，眉骨凸起，眼睛大而深陷，正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整个表情威严而专注。可我从没见过奶，再说奶的眼睛怎么会那么大？我们家都是小眼睛，包括母亲，但那一刻我清楚明白地确信，父亲像奶。后来，老照片证实，那天晚上我看见的真是奶的模样。

黑暗里，隐形的光芒再闪，咚咚乱跳的心慢慢安静下来，我不再害怕了，而是专注地等待一个时候的到来。我等着，四周安静极了，连大姐呼吸的声音都听不见……许久，我在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里，下床来到公的房间。

公果然跑出去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公没穿衣服，一丝不挂地蜷缩在小腿粗的竹架子下面……那晚没有月亮，也没有路灯，冬日的夜，黢黑、寒冷、安静、肃穆。我就站在这样的夜里，像着了魔的妖女，镇定自若地看着公月白色的身体，像青蛙一样四肢屈膝匍匐在那里，随时准备跳跃的样子。我看着，泥塑一样一动不动，像是怕惊扰到什么……果然，公的身体开始舒展了，曲线柔软像流动的水，水慢慢流动着，最后公侧身一倒，卧在竹架子下面，像一条银白色的鱼。哦！真好，嘿嘿嘿嘿！！公变成鱼了。

母亲叫人把公抬回家的时候，愤怒地给了我一巴掌，然后是一顿臭骂，骂我看见公一丝不挂地躺在架子下面也不晓得喊人。她在骂的时候脑袋不住地摇，那是对我的否定。就在那天，我的怪异和冷漠，被母亲大张旗鼓地在众人面前印证。

公再也没有跑了，他跑不动了，躺在小床上不吃不喝，但也没有痛苦的表情。母亲暂时没去做工，她买来蛋糕，公不吃，打蛋花，公不吃，最后请来医务室的医生。医生左看右看说不出公有啥病，只说准备后事吧。父亲被叫了回来，大哥也回来了，他们整夜守着公，直到公落气。

公落气那会儿，被人扶坐在椅子上，早已被母亲安排好的人就开始给公剃头洗澡，收拾干净穿戴整齐才放进棺木里。公用的是红布被子，枕边有一只报晓的红公鸡。等棺木合上，母亲才趴在棺木上大哭，她哭得很伤心，数数落落的，从老家的长岭岗到家属基地，从十五岁做人家小媳妇到现在。

第三天早晨大殓的时候，道士先生打开棺盖让父亲和大哥看公最后一眼时，我也要去看，长春妈紧紧拉住我不放，说小孩子魂魄轻，怕压不住。我想对她说，公从青蛙变成鱼我都看见了，我不怕。但我没敢说，因为公的事，人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他们会凑上来上下打量我，又不和我说一句话，然后毫不客气地把我甩在一边。我看他们竟也是远的或者虚的，像在玻璃里看人。

最后，道士先生喊：“起——了——”公就被人抬出去，葬在东风水库的山上。水库是电厂发电用水建造的人工湖，每天电厂循环放水的时候，一声气闸爆响，水面上就蒸腾白茫茫的雾气，宛若仙境般。公的坟就在水库旁边一座山的半山腰上，地势高远开阔。站在坟前看出去，近前是绿水悠悠，远处是望不到头的山，连绵起伏。人们都说：“好啊！大路通天。”我还是怯怯地问：“可以到长岭岗？”大哥正跪在父亲后面，他的孝帕比我们的都长，有一大截堆叠在小腿肚上。他转头瞪我一眼，小声警告说：“不要在坟前乱说话。”

八

我的怪异达到顶峰，居然听见长春妈的尖叫。我去喊长春上学，刚走到他家门口，还没来得及喊长春，就听见长春妈“啊……哦……”地叫，声音拖得长长的，还伴随着哧溜的吸气声。

那时长春爸已经回来了。他从电线杆子上摔了下来，这并不是太大的事情，比起食堂那个卖馒头的胖厨师，他很幸运，至少长春妈这样想。胖厨师是去给山里建房子的工人送新鲜蔬菜，回来的路上翻车摔死的，人拖回来停放在基地坝子里的时候，他家的女人哭得死去活来，整个基地的人都知道。

长春爸摔断了脊椎。那时候到处都在栽电线杆子，他是电工，在电线杆子上架线的时候从上面摔下来，当时就人事不省，但这在家属基地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以致我绞尽脑汁想他出工伤时人们的反应，都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我记住的就是他瘫痪、坐在轮椅上的样子。

长春妈和长春的户口都解决了，他家搬到路边一栋双开门平房里，这样的门，方便长春爸的轮椅进出。我第一次看见长春爸，就是他用手推着轮子在马路上走的样子。他优哉游哉的，一脸的谦和，你看不到他因残疾而烦躁的表情，他似乎也不烦躁。在漫长的、不能走动的日子里，他學会了配钥匙，母亲让我去配钥匙的时候，他正斜躺在床上，旁边放着他的轮椅和一台配钥匙的机器。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他。他的脸真白，肉嘟嘟的，浓眉大眼，慈眉善目，长春长得像他。但他的两条腿在宽大的裤子里细得像两根麻秆，这与他双下巴的脸形成鲜明对比。我真怀疑他能活多久？事实上他活了十年。

我把钥匙递给他说，配一把钥匙。我没有像吴红梅那样叫他宋叔。他并不介意，笑眯眯地接过去就开始为我配钥匙。他先把两把钥匙并在一起卡在机器上，我听见一阵吱吱地响，只见碎末星子乱迸，钥匙的雏形就出来了。他又用锉刀很仔细地锉，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一直都是斜躺在床上，用半边身子和胳膊支撑着，身子的下面还吊着半袋子黄色的尿。我看着恶心，但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等。他一边锉一边问我：“长春是班长啊？”长春当班长都好几年了，他居然还要这样问。我点头表示肯定，他就笑。

长春妈正在厨房煮四季豆。她不做小工了，专职照顾长春爸，白天夜晚算两个工时。她很满意单位这样的安排，自家男人自己照顾，方便还有工资领，可以了。这时候她把头发剪短了，衣服也是灰黑色，有两个荷包和小方领的那种。我不知道她有几件这样的衣服，但我记住的就是她穿这种衣服的样子，现在也是，就像她的头发，几十年不曾改变。

她从厨房伸出头说：“是平子呀，都放学了？我家长春还没回来。”她是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人，说话带着浓浓的川音，虽高低顿挫，却柔软得像水，我曾奇怪长春咋会叫北方那座城市的名字。长春说话完全没有一点儿川音，四平八稳的，就像我，吴红梅……我们说着没有地域性的话。我“嗯”了一声，她又消失在厨房里。

一会儿，她提着装满豆汤酸菜的桶，热气腾腾地走出来。她没有穿外衣，只穿着一件发黄的半袖汗衫，一对硕大无比的奶子活蹦乱跳地在汗衫里晃，像两个滚来滚去的篮球。这让她的身材看起来很不协调，像两头被捆扎束缚住中间却膨胀开来的麻布袋子。

顷刻间，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为这样的发现和看见，罪恶感频生。见我盯着她的胸看，她恼怒了，骂道：“死女子净看些不该看的东西。”就迅速拿衣服穿上，并认真仔细地一颗颗扣扣子，直扣到脖子下面最后一颗，她是我见过扣扣子最认真的人。穿好衣服，她又啪啪拍打几下，确定衣服的妥帖后，才走到长春爸床前，费劲地把长春爸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去，再把装满豆汤酸菜的桶，放在长春爸轮椅后面的踏板上，就推着去基地的菜市场卖。他们没要配钥匙的钱，只说让我赶紧回家。

他们走远后，我才心慌气短地回家把钥匙给母亲。我没有说不要钱的事，我怕母亲问起，我会啰啰唆唆说一大堆话，会忍不住把长春妈胸大的秘密告诉她。但这件事却折磨着我，我的错误首先是不该发现，女孩子怎么能有这样的发现？可我就是发现了，其次就是不该把这个发现告诉吴红梅。我说：“长春妈的胸那么大。”我比画给她看。

“哈哈哈哈！”吴红梅笑弯了腰，她说：“你以为就你看见了，傻瓜，看见也不要到处说嘛。”很快，这个妖精就把我的话告诉了长春，长春开始不理我。

九

我开始明白自己的样子，这让我越来越不自然，越来越孤单。大哥看出这一点儿，无限悲悯地摸着我的头说：“可怜的家伙，长大怎么办？”长大？我能长大？我已经预感到我长不大，或者他们看不见我长大。现在不是印证了和我一样大的人都老了嘛，他们脸上的皱纹岂止是三道，简直是皱纹密布。

长春彻底和我疏远了，他变得深不可测，尤其他那双迷人的大眼睛，它们绿莹莹的，有时像猫有时像狼。这更让我着迷，觉得这是深奥，是看不见的远方的丰富，就像我，越来越不说话的背后，谁知道我在看冥界。但长春不这样认为，他是彻底觉得我怪，或者我不像女生。我不穿红衣服，母亲也从来没有给我做过一件红衣服，她好像忘记我是女生，把这方面的心思都放在大姐身上。

吴红梅自始至终都爱红色，包括她的嘴唇，她会用廉价口红把嘴唇涂得猩红，然后穿着大红衣服招摇在大马路上。她的漂亮使她醒目又放肆，这招来不少小伙子的围攻，她却一点儿也不在乎，张口就说长春是他的男朋友。这时候长春已经不读书了，他顶替父亲做了一名木工，就在吴红梅父亲的工区里。刚开始领导说：“做电工吧，电工相对清闲。”长春说：“不，我要做木工。”他喜欢戴着安全帽站在高高脚手架上看图纸的样子，其实是他觉得这样子有文化，再说，谁愿意走父亲的老路。长春成绩好，但他注定不用操心考试就会有工作，他是父亲的接班人。

吴红梅也没有读书了，她在等着嫁人，她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嫁人。她首先想嫁的人就是长春。长春出事后，她就无所谓了。我则稀里糊涂以全校最高分考入技校，母亲说：“就填技校，稳妥。”还说，“大姐在老家耽搁学习已经待在家里，你得赶紧有个工作滚蛋。”毕业后我就滚到长春所在的工区做了一名钢筋工。这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日子，我不知道该用重生还是结束来形容。在这里，我的怪异被彻底挤压到头顶，我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要么爆炸泄压，要么疯掉。

我讨厌这个工作，它让我因为力量不够而无所适从，我忘不了因抬不动绑扎好的钢梁，差点连人带钢梁扎进一人多深的梁槽里；忘不了弓背驼腰背水泥，水泥却从头顶翻滚出去；我努力推装满砂浆的车，像那些力大无穷的人们推得飞快，以示自己存在的理所当然，但常常因一个小包的阻挡，掌控不住翻车，车把手打在我的下巴上，好多次我都以为我的下巴飞了……我怕提升架，怕这个毫无遮拦的大家伙突然失控打滑掉下去，无论站在上面还是下面，都会瞬间变成肉泥。我怕东风大汽车，怕它威猛高大的车身，它的轮子就有我高，每次面对它上下总是令我胆战心惊，我得赶紧找好支撑点，再跳起来寻找手能够抓住的地方，然后快速爬上去，我怕慢了轮子飞起来把我卷走，那些开车的傲慢的家伙根本没有看见我是女生。当然也有女生坐在驾驶室里，她们不是妖精就是女王。我尤其怕那些嘴，那些心，那些流成河的汗……怕自己被当成强盗，厚颜无耻地抢别人碗里的饭吃。

在这里，因为力量的悬殊，我的无能和怪异达到顶点，越发不说不笑。这给了那些嘴皮子发达、又成长快速力大无穷的家伙们任意指责的权力。他们说：“丑家伙，你能干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干。”尤其是吴红梅的后妈，作为钢筋班资历最深的大妈级人物，她有权训斥和骂人。那时候班组开始优化组合，我被她勉强收编，这让她的破锣嗓子得到尽情发挥，动不动就冲我吼：“你，你，你，快点，不要因你一个人拉慢了大家的进度。”她在说完这话后，屁股一歪，就坐在地上等。如果等了片刻，我绑钢筋的速度还是跟不上，她干脆暴跳起来，丢下钢筋到工棚里躲太阳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在楼板上暴晒。我不怕晒成干鱼，但我怕被人一脚踹下船。可是我不是蜗牛，绝对不是。

长春在旁边看图纸，他已经是木工班班长，他趴在楼板上看图纸的样子简直帅呆了，我好羡慕吴红梅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他是她的男朋友。更重要的是，他和我一样年轻，但没有人敢轻视他，包括吴红梅的后妈。他就像一颗力量巨大的磁石，吸引所有人向他靠拢，每个人都相信他前途无量。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强烈幻想自己是男生，或者把头发剪短戴个帽子混进男人堆里，这样子谁还敢对我吆三喝四。可是，这样的幻想在一天的清晨被打破了。哦！长春，他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话，去做那样的事？

十

长春要去帮吴红梅打架，他拿着钉锤愤怒的样子简直像一头狮子。我说：“别去，他们人多你打不赢。”长春不听，他用狼一样的眼睛看我一眼，就骄傲地离去。我被他的狼眼剥离得真像一条干鱼，干瘪得无地自容，却闻到了血腥的味道。巨大的恐惧和悲伤袭来，就像四岁那年闻到死亡。我追上去，固执地说：“不要去，会出事的。”

这回长春的眼睛变成了猫，水汪汪的。他轻轻拉拉我宽大的藏蓝色铁路服说：“别老是穿你姐的，领工资去给自己买件红衣服。”

红衣服？是在暗示他喜欢红色，也就是吴红梅？可是她不吉利，不吉利。

我一直不相信长春和吴红梅在谈恋爱，吴红梅妖艳得刺眼，长春却深邃得望不到边，明暗相容怎么合适。但他还是走了，头也没有回。我极度地不安和烦躁起来，就悄悄跟在长春后面来到小河边。事实上吴红梅骗了长春，根本没有人摸她的胸，也没有人等在小河边打架。夕阳里，只有吴红梅火红的纱巾在大风里飘。长春说：“人呢？”吴红梅粲然一笑，就把火红的身体靠向长春，她踮起脚尖，扬起鲜红的嘴唇，满脸火红的明媚对长春说：“我就想试试你，看你着急不？”

长春早已不是学校那个白面书生了，他的脸，他的胸，他的膀子，他狼一样的眼睛，都被太阳烧烤灼黑，散发出油亮的光泽。他故意敞胸露背粗野狂放地来，以示他的力量和权威，却被吴红梅告之都是假的，只为迎接她火红的胸脯。长春被激怒了，他狠狠地把钉锤砸在地上，狼一样扑向吴红梅，把她按倒在河风狂吹、乱草铺地的河坎上……

“哎哟……长春，你要做什么？”吴红梅叫起来，颤栗而尖锐。“长春……”她叫着，“你弄疼我了……”

“你……不是喜欢叫嘛，喜欢叫……你叫……叫……”

“啊……哦……”吴红梅果然大叫起来，“……长春……你抱过安平吗……没有对吧？没有……”

“不许提安平，不许……”

……

天呐，我感到无数刀子向我刺来，它们寒光闪闪冷漠无情。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要跟来？活该，蠢蛋！

我站在泉水边，隐蔽在齐腰深的草里。那时候到处都是这样疯长的草，不像现在是平整的路和花园。我躲着，一步步后退，最后退进水里。水源源不断地从砂岩里冒出来，一股股冲刷我的脚背、膝盖，冰凉刺骨，我却感到浑身灼烧滚烫。我的眼泪，它们像烧红的金球，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这是我第二次哭。我哭着，紧闭双唇……

第二天，长春就从百米高的架子上摔了下来，像水一样砸在地上……

那时我正和吴红梅的后妈较量。她正在气急败坏地教训我，说我绑的钢筋不直，大小间距不匀称。她戴着白色纺织帽，蹲在四楼的楼板上不停地摔打长长的板筋。六个圆的板筋就像蛇一样，从她那头跳到我这头，带钩的钢筋头，就狠狠地打在我已经被扎丝划烂的指头上，鲜红的血顿时流了出来，滴落在太阳灼热的铁板上，很快凝住。

我愤怒异常，却不敢吭声，我怕她把我的优划掉。这样子回家，怎么跟母親交代？

“老巫婆，老不死的，老变态……”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的催生，我第一次勇敢了起来，在心里恶毒地咒骂她，虽然那时候她也不过四十多岁，就像现在的我。但在二十岁的我的眼里，她已经太老，老得皱纹密布眼瞎耳聋，老得思维混乱鼠目寸光，她就是恶毒阴险、刻薄坚硬如钢筋混凝土的老巫婆。第一次我没有诚恐诚惶地顺应，我捂着手没动，用沉默以示对抗，任她继续摔打钢筋，继续指手画脚，继续从容说笑融进所有人的目光里。笑声在血味弥漫的风里四处飘。

就在这个时候，长春从那座百米高的建筑物上摔了下来，当场毙命。那座建筑实在是太高了，我在楼板上都要抬头仰望它。当长春接到任务，率领四人小组，一层层支模加高的时候，我曾无数次换算它作为楼房的高度。三十层？四十层？它高而陡立，因此它有两个死亡指标。可是，为什么要有死亡指标？为什么是长春？

我的恐惧大过了悲伤，山崩地裂的感觉，竟然是以长春的死来化解。长春，我就说过她不吉利，为什么还要去碰她？

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都放下手里的活路仰望那座建筑，就连刚刚还火气冲天、恨不能踹我两脚的吴红梅的后妈也怒气顿消，露出一脸的惊惧。她大张嘴巴，缓缓站起身来，那顶白色纺织帽就像蘑菇一样顶起。

十一

提升架没有人开了，瓦工和木工们都跑了下去，人们都在向那个方向拥，潮水一样，楼板上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要不要也跑过去？还是不要了，长春已经看不见我了。真安静呀！我就喜欢这个样子，一个人想，一个人看，一个人走。

我走到楼板的边缘，双脚垂吊到墙外面坐了下来。七层高的楼房，已经盖到四层，外面被钢管脚手架牢牢围住，还有一层绿色安全网罩在外面，长春摔下来的建筑就在不远处立着，它一枝独秀地耸立在那里，像一根箭插向天空。我看见长春背着木工包一层层加高它的样子。已经是最后一层了，最后一层怎么会掉下来？

长春，不就是停电吊笼不能运行，要多等几个小时才能下来嘛，你着急下来要去哪里？你不知道那么高的地方风有多大吗？那些钢管支架又有多滑？你会像断线的风筝被大风吹走。我倒愿意你可以像风筝一样轻，那样就能随便挂在哪棵树枝上。可你是人，年轻气盛密集结实如石头的人，怎么能乘风而去……

长春，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你定是被魔鬼附体不知来路，否则怎会一头撞去而忘记曾经说过的话。还记得那座螺丝山吗？现在都叫文笔山了，它已经被无数高楼包围，成为城市中一道骄傲的风景。你曾坐在尖尖的山顶上，面对夕阳镀得通红的红砖楼房，满腔抱负激情昂扬，说：“将来这里会变成城市。”我不信，说：“那要等多少年？”你说：“等我们长大。”我们长大了你却独自去到另一个世界。长春，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我真愿意天堂有路，或者天梯，我高高举起的双手，可以给你指路，那样你就可以回来，看见你画地为牢的那座建筑已经不是最高的了，你投身为河的地方鲜花满地……

哦！我看我是疯了，即使是鲜花我也不要它是红色，我把这一切的罪过都归咎于红。我讨厌该死的红色，魔鬼的红色，妖媚的红色……天蓝得好奇怪啊，一朵云彩都没有，炫目又辉煌。长春，你砸在地上的血，一定和我流在铁板上的血一样，瞬间凝住，血就不会那么红了……

那天，我没有哭，我觉得哭是吴红梅的事。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直想得脑袋空洞身子轻飘起来，我觉得快要昏昏欲睡了。就在这个时候，空旷的楼板上居然有人在叫我，像风带过来的声音，她说：“你在做什么？小心掉下去。”

是老巫婆，她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总是“你你你”或“喂喂”地叫我。她没有走，或者因为我而重新爬上来，真是难得。但我懒得理她，渺小怯弱讨好她的时候，她以为她是我的王，可以轻易主宰我的命运。滚蛋吧，长春都不在了，绿都变成了焦躁的黄，我不稀罕。

“问你呢！”见我没有动静，她提高了声音，并走到我的身后，用她那戴着严谨白帽子的头俯瞰着我说，“快走吧，今天不干活，下班了。”

哦！老巫婆的普通话竟然很动听，没有了破锣的声音。可是我能做什么？自杀？纵身一跳跃下去？鬼话，我在看河。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一条海一样宽广、平静、深邃又清澈的河。它轻荡涟漪，无限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脖子、脸和眼睛。沉浸在这样的河里，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自由，如鱼得水般在这条河里沉浮。上面，是长春摔下来的那座建筑，它孤零零地立在水面上纹丝不动。下面，有油毛毡房，红砖房子，那棵曲里拐弯的树，小路，猪圈，围墙……还有长春，他也像公那样变成了鱼，纵身一跃，跳进这样的河里。我也要跳下去。于是我跳了下去，很快淹没在这条河里，从此再也没有人认识我，直到现在。

现在，母亲已经很老了，她已经八十岁，老得不是她吼我，而是我吼她，尤其她用那雙皱皮姜干的眼睛还在怀疑我长大与否的时候，我就斜靠在红砖墙壁上吼：“老都老了，不要再管年轻人的事。”大哥也老了，他似乎比母亲老的还快，走路都成问题。但他的头发仍旧黑油油的，没有一根白发，这让他看起来年轻又苍老，像在交界处挣扎。

长春爸在长春走后的第二年也走了，留下长春妈和二妹。长春妈依旧穿着那件深灰色外衣，衣领仍旧扣得严严实实的，头发还是那么短，还在卖豆汤酸菜，还生活在那栋双开门平房里。前段时间上头来人规划要拆掉老房子，拆掉门前的花园和树，只留下齐刷刷的大门门槛。长春妈还是没有搬走，她说再等等，这一等又是一年。奇怪的是，她似乎定格在我看见她奶子时的那个样子，不年轻也不苍老。那对硕大无比的奶子没有松软垮塌，依然膨胀地挺立在胸前。

吴红梅家的房子还在，门口的红砖都变得黢黑发亮黑咕隆咚的，像一个山洞摆在那里，依旧没有人愿意上去。她家的人一个个都不知去向，先是吴红梅，最早说是嫁人，后又再嫁，不知道嫁到哪里去了。老巫婆肯定老死了，她老的速度惊人，我见过她一次，仅仅十年已是满头白发。那时我就在心里打赌，她活不过红砖楼房。

至于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人开始温和地叫我安平，或安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