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钇榕

依然是标志性的光头，铮亮铮亮的，原本浓密的眉毛有些稀疏泛白，嘴唇上方多出两撇胡子已染上风霜，一身深绛红的西装显得比较正式，但脚底的一双北京老布鞋却似乎悄悄地透露着他与众不同的“来路”。去年首届上海国际喜剧节上，当我首次见到陈佩斯本尊时，不由得有些感慨：当年的“陈小二”已变成 “陈老二”了。不过，即便很多年没进入大众视线，但陈佩斯只要一出现就会引发不小轰动。譬如那次他就把我的微信朋友圈引爆了，我借采访之便合了张影，随手发在朋友圈，点赞一片外，也引起了众声喧哗——有人好奇：“呦，是陈佩斯啊？好久不露面了，现在在干什么啊？”有人求带话：“问问他今年上不上春晚”；有人剁脚后悔：“蛮好带上我去拍照的，我特别喜欢陈老师。”有人大发感慨：“喜剧演员里，我最喜欢他了。”……

2016年11月，作为喜剧节艺委会主席，陈佩斯又来参加第二届上海国际喜剧节了。此次他还带来了自导自演的喜剧作品《戏台》，作为本届喜剧节的压轴大戏。一年来，《戏台》虽已是第三次来上海，但依然一票难求，当之无愧地获得了201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最佳人气奖。而在舞台下，陈佩斯也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人气王”，除大叔大妈们对他如众星捧月外，年轻人包括文艺小清新们也对他追捧有加。在那个人人都看春晚的年代，陈佩斯塑造的一系列喜剧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了今天，一看见他的脸，十几二十年前的记忆就风一样扑面而来。

1984年春节，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春晚上表演了小品《吃面条》，被广大观众熟识。从那年到1998年，这对黄金搭档在央视的春晚上表演了十几个小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了春晚舞台，人们还经常在银屏上看到陈佩斯。1979年，在轻喜剧电影《瞧这一家子》中，陈佩斯首度担纲主演。1980年代，陈佩斯与父亲陈强合作拍摄了《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傻帽经理》等一系列以“二子”为主角的系列电影，在喜剧电影界一时风头无两。1991年，陈佩斯在海南成立了自己的“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两年后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拍摄了几部电影。可惜，之前一路坦途的他并没有走上康庄大道，反而陷入低谷。影视投入巨大，回报却很惨淡，他不得不退出电影领域。1998年，因为版权问题，陈佩斯朱时茂将央视告上法庭，冲冠一怒的结果是：赢了官司，输了春晚舞台。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陈佩斯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人虽不在江湖，但江湖却流传着他的传说，其中最传奇的故事是：他被央视封杀之后，有一段时间无路可走，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座山种植果树，靠着贩卖果子赚来的钱，他东山再起。后来证实这是谣言。事实上，那两年，陈佩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大量的阅读、研究，他试图从多年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经验，开拓一个新的喜剧实践领域。思考良久后，他找到了另一种可能——话剧。

2001年，陈佩斯决定排演话剧《托儿》。周围人都很吃惊，因为当时整个舞台市场非常凋敝，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养家糊口。但陈佩斯一意孤行。这也是他的处事风格，他似乎从不看时代的脸色，一直有着自己的节奏——主旋律电影盛行时，他拍喜剧；春晚流行相声时，他搞小品；大部分人对“知识产权”四个字还蒙圈时，他不惜自砸“金饭碗”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剧场“黑着灯”的时代，他又开始做起了话剧。但在外人看来跟不上潮流的他，却走对了路。《托儿》全国巡演一年，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之后他又推出了《阿斗》《老宅》《阳台》《戏台》等，都是票房口碑双丰收。

演戏导戏之余，陈佩斯还做讲座。“喜剧大王”的讲座，应该很有趣好玩吧，可是听众一到现场就傻眼了，陈老师慢条斯理地从喜剧的起源讲起，整一堂喜剧理论课嘛。而且做讲座的陈老师不“可乐”了，舞台上那个精力旺盛、嗓门很大、有时还带着点狡黠油滑的陈佩斯不见了，讲堂上的他，严谨、不苟言笑，他太想把他一肚子对喜剧的见识和干货全抖出来分享给观众了。

其实，生活中的陈佩斯是个沉默、严肃的人，似乎平常的时刻都在省着精力为舞台积攒力量。对于过去，陈佩斯并不想多谈。他挥挥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回去了。得朝前看，得往前走。”眼前的陈佩斯，早已不是当年叱咤春晚舞台的小品演员了，现在的他是喜剧研究者和创作者。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他并没有只存在于观众的记忆风景里、湮灭在万马喧腾的市场中，而是再次崛起，运营大道文化公司，不断推出喜剧作品，成立大道喜剧院。他风风光光地做起了戏班“班主”，不仅是舞台上的，也是生活中的。那么接下来的访谈文章咱们就朝前看，从这些年的“班主”说起。

能演《戏台》感觉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戏台》的故事设定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时值洪大帅刚进占京城不久，闻名全国的五庆班将携大名角儿金啸天在德祥大戏院里进行为期三天的演出。五庆班侯班主和大戏院吴经理正在后台带着伙计们预备演出，二人正沉浸在戏票皆已售罄的喜悦之中，却不想一系列意外接连而至。送包子的伙计、来视察的大帅、出逃的六姨太、黑帮刘拐子、大名角儿金啸天等这些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全都阴差阳错地纠葛在一起，德祥大戏院的后台彻底乱了……

陈佩斯的大道文化公司出品的话剧《戏台》从2016年7月首演至今超过百场，平均上座率超98%。剧场里，演员们的表演让观众笑得欲罢不能，甚至笑出眼泪。泪水是复杂的，可能是如浪潮般一波紧接着一波的笑点所导致，也很可能是幽默外衣包裹下的悲凉内涵所催生。一年多时间，《戏台》在全国20多个城市完成了巡演，近日在北京完成了百场庆典。2017年，《戏台》的60场演出也已安排出去。

陈佩斯是《戏台》的导演，并且饰演戏班班主候喜亭。问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拿出时间参与文学剧本的创作。这也是那么多年了我还能立在这里，还能演演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从电影、电视剧一直到舞台剧，我都是跟编剧‘泡在一起的。我在舞台上获取了一些经验，就去跟编剧们讲，去影响他们，碰到思想比较宽松的人，容易接受，轴一点的呢，工作起来就费劲一些，就会有争吵，但终会磨合好。《戏台》的编剧毓鉞先生是我的好友，我俩都非常熟悉对方。我们在一起弄这个剧本的时候，很好地交流、互相影响，所以就没走弯路，这是这些年来创作最快的一个剧本。”

毓鉞擅长“严肃的戏说”，《戏台》里充满了智慧的幽默，也暗藏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深刻思考。拿到剧本时，陈佩斯很激动，“难得遇上这样一个好剧本。”等到不断演出了后，他越来越觉得“好像之前四十多年的艺术积累都是为了这出戏，之前的一切好像最后都是为了它。”他百味杂陈地感慨道：“为了它活了这么多年，总算不白活了。”

可就是这么一个等到胡子都白了的好剧本，待排演时，陈佩斯却把最出彩的“大嗓儿”的角色拱手让了人。其实《戏台》中的“大嗓儿”一角，起初陈佩斯是留给自己的，因为觉得好友杨立新在话剧上比他有经验，就请好友看看剧本、把把关。不料，杨立新一瞧，立马瞧上了“大嗓儿”，毫不客气地对陈佩斯说，这个人物真的很难演，你就别受这份罪了，这个角色只有我能演得了。《戏台》这个戏有很浓的戏曲色彩，“大嗓儿”这个角色要在戏里唱京戏，作为京剧“票友”的杨立新自然对此角色喜爱又自信。可是，陈佩斯是《戏台》的导演啊，自己“锅”里的男主角怎么可能给硬生生抢走啊。但是为了戏，陈佩斯让步了。“后来实践证明是对的。因为我有过不了的坡，一个是在台上自己要唱，我也能学，但是味就差一些；还有那勒头我勒不了，很多身段我处理不好。因为过去我对戏曲不了解。”他坦诚地说道。

《戏台》这个戏从剧本开始就准备了一年，然后排练了三个月，每天都在排练，所有人都在场。“我们排戏不像别的剧组。别的组如果大牌稍微多一些，有的戏他来不了，或者按照他的时间来彩排，整个戏排得就不完整了，可能一直到彩排了才知道这个戏连起来是这样的。我们《戏台》这个戏排得非常完整，从头到尾一点点排出来的。每一个演员，可能他只有前面或者后面一出才出场，但是都是从前面开始一点点在看的，所以我们的戏是三个月的100%的完整体验。”陈佩斯介绍道。

陈佩斯曾跟媒体说，话剧《戏台》是自己创作生涯中“最好的一部”。这不是忽悠观众进剧场的宣传语，而是他的心底话。很多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会及时拿去跟编剧交流。从《阳台》的演出中获得的经验他也拿去反哺《戏台》。即便《戏台》搬上舞台获得成功后，他依然在拿着“放大镜”自我挑刺，不断调整、打磨。有看过五遍《戏台》的观众说，每场戏都有所不同。陈佩斯有些得意地说：“100场演出，每一场都有不同的东西，好多小细节处理都变了。这是舞台艺术的魅力，个人创作的空间比较大，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调整，每场一点点改，可以把一个不太完善的作品慢慢改得非常好。”

陈佩斯还坦言，这次的演出风格也不同于以前的风格了。“北京人艺老演员杨立新加盟带来了很多人艺表演风格，然后这个戏的风格按照他的风格跑了不少，我就退到第二位了，我这导演当着当着就没了。”说此话的时候，陈佩斯一脸笑意，没有一丝抱怨。其实不只是导演当没了，陈佩斯还当起了“学生”。戏演到快百场时，杨立新很直率地跟他提出：你的表演有问题。“然后在巡演地最后四场演出时，他开始帮我修改，一场一场改，一段一段改。现在还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陈佩斯说道。这话听着让人难以置信，“您不是老戏骨嘛？！……”“我这人不经夸，自己可能被别人这么夸着，所以台上就有点疯。杨立新说我这个人物有点使劲，可以再放掉一半的力气，再稳一点。我自己也想过，可能是有问题，就按照他说的一点点调整。”

杨立新曾笑言，陈佩斯最大的“缺点”就是“死心眼儿”，“在戏上是绝不放弃，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可是，身为导演的陈佩斯，身为《戏台》这个戏班“班主”却放低姿态，一再退让，如同他饰演的戏班班主候喜亭一样委曲求全。当然，他可能一点也不感到委屈，因为最终成全的是《戏台》。

创造笑声实际上就是在创造一个平等的环境

“从事喜剧那么多年到今天，我有一点感触特别深：就是笑声变了。过去在喜剧剧场里头，男人的声音特别大，我们一个包袱抖出来，吼吼吼，他们这样笑的，后来逐渐逐渐地男女声音平衡了。但是最近这两年，喜剧剧场里，女人开始直着嗓子笑，包括年轻貌美的女生，啊哈哈哈哈，这样笑的，高分贝盖过了男人的笑声。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素质在提高，妇女在解放，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时代在变化，我发现现在我们为女人写的喜剧太少了，这对我是个启示，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喜剧一定要跟上时代、表现时代。”在第二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开幕式上，陈佩斯面对台下上千位观众发自肺腑地说道。

其间，当陈佩斯说出“妇女在解放”时，全场笑声一片，咋一听，似乎“帽子”很大，但对陈佩斯而言，并非夸大其辞的“包袱”，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人群的笑声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人类社会失去平等的前提，笑声也随之禁绝。因此喜剧的笑声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识之一。

1984年他和朱时茂创作的小品，起初颇受争议，若上台，那是要冒着政治风险的呀。最后导演做主上了，节目上演后，电视前头的观众笑成一片。“这个事特别重要。它代表了一种政治信息，就是人权在被尊重。我们需要人与人平等的关系。社会创伤在修复，人与人的关系在修复，要不然不可能有这种节目。你想这个社会再往前倒十多年，笑声确实是非常少的。因此笑声对于我们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事情。没有它成吗？成。人也饿不死，还能活着。但是没有它，别人会怎么看我们？说实在的，没有笑声的社会，人就不是人，人就是一群狼，那是豺狼当代的时代。所以笑声很重要。”陈佩斯认真地说道。

在他看来，创造笑声实际上就是有意识地在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因此，任何一个喜剧艺人在台上首先要创造的是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可是陈佩斯敏感地发现，剧场会有不平等的关系，在这种状况下，剧场的“笑果”非常差。“比如说一个剧场里坐了几排干部，前面位置是局级的，后面是部级的，剧场边上的座位才是老百姓的。这个喜剧剧场的氛围就失去了。但是如果说换一下，普通老百姓坐在中间，这就不一样了。观众席里面观众位置的不同会影响舞台的效果。比如这场赠票多，就会冷清一些，因为能够要到赠票的人，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好的畸形的现象，普通老百姓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往中间看，看中间的人乐不乐，他们乐了，他再乐。”

也许这也是陈佩斯不愿意提高票价的一大原因。他说：“虽然我们的戏票房很好，但也只是刚够本。因为剧场坐满了就这么点座嘛。有人建议提高票价，但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要培养这个市场，不能用高票价。其实我们现在的票价，比我十几年前演出时还低呢。”

2004年，陈佩斯创作话剧《阳台》时，开始试着融入自己的喜剧理论。后来，《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阳台》，戏结束但大幕还没有完全合上时，一个学生从舞台一侧直接下台了。陈佩斯立即严肃批评了这个学生。他说，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们要尊重舞台。在场的学生都愣了，之前学校老师没跟他们强调过这一点，而陈佩斯告诉他们，舞台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陈佩斯心底，不仅戏大于天，观众也是大于天的。哪怕带着《戏台》来到上海国际喜剧节的舞台，看着外国的喜剧纷至沓来，他也没有主动想过要走出去踏上国际舞台。“这是我们给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准备的戏，不是为国际舞台准备的。如果是为后者的话，我从小就学芭蕾了。因为我们说的是中国话啊，外国人是听不明白的。”

多年实践中，陈佩斯熟谙观众的心理，并找到了笑声产生的条件。“喜剧中一定得有人倒霉。”陈佩斯用大白话点了喜剧的真谛。他进一步解释道：“喜剧的根本点在剧中人物互相的不知情。知情者是谁？是观众。由此观众对于角色就有了无限的超越感，于是笑声就有了。喜剧人物往往是愚蠢的，观众熟悉了他的弱点、缺点，便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逗乐了。喜剧首先要造成观众俯视这些人物的状态，所有笑的表现都是因为优越感生成的。”

在陈佩斯的心中，喜剧是平民的艺术，这个理念跟他父亲有很大关系。父亲陈强是著名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曾赢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印度尼西亚第三届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等奖项。按现在的说法，陈佩斯是名副其实的星二代。可惜当年他不仅没沾到星光，还受了不少苦。陈佩斯15岁时，父亲因为扮演反派角色被打成右派，陈佩斯被下放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里的人大多来自贫民阶层，在与这些贫困百姓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骨子里也产生了平民意识，这也使得他日后的表演十分接地气。文革结束后，备受磨难的陈强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喜剧表演的天分，鼓励陈佩斯走喜剧这条路。陈佩斯回忆道：“当时父亲觉得亏欠了老百姓，当年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做宣传的时候，许诺给百姓很多东西，但都没有兑现，所以他有一个心愿，想给老百姓带来快乐，所以希望我也走这条路。”

“喜剧是平等的艺术，喜剧是一个平民的文化，喜剧不是高雅艺术，喜剧既可上殿堂，也可下厅堂，也可到民间，也可走村窜室。它是一个可增可减可高可低，一个对人类社会非常有益的艺术活动。”陈佩斯总结道。他这样告诫年轻的后辈：“你们将来可能会有发达的那一天，如果还想吃喜剧这碗饭，姿态一定要低。你要让人们永远能看到你，能俯视你，就是最佳的喜剧人状态。当你红了，千万别保镖前呼后拥，这些会在生活上消解自己，这可能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起码要伪装得像平民，这是我们的职业精神。”

喜剧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传统在哪

《戏台》中，陈佩斯饰演戏班班主候喜亭，虽然不是第一主角，但他把这个小人物外在的市侩油滑以及内在的无奈悲凉塑造得入木三分，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目光，让很多观众看得掉下了眼泪，甚至不由地感慨道：瞧人家陈先生多不容易啊，他生活中就是这个“侯班主”啊，真难呐，多可怜啊。当观众浮想联翩的时候，陈佩斯在背后嘻嘻地乐：“其实我比他幸福多了，我有一帮伙计，他们都是能人。这一群能人凑在一起，这戏才能完成，这个大梁才能扛得起来。”

2009年，陈佩斯所在的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创立了北京喜剧艺术节。排戏、演戏那么忙，为何还要创立喜剧节呢？陈佩斯的回答特别实诚，“起初是为公司考虑，每个新剧本、每个戏推出时要宣传，但慢慢的宣传的力度就没了。有媒体朋友说，你的戏真好啊，我也真想为你宣传，可是你的戏就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老写啊，你哪怕弄点绯闻出来，我们也有话题可写啊。然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做一个喜剧节，把同行的作品聚集起来一起宣传。这样呢，也就形成一种合力。”

2012年7月25日，在北京21世纪剧院地下一层的小剧场，陈佩斯担任艺术总监、朱时茂担任名誉顾问的“大道喜剧院”正式开张。经过面试考核遴选的10个年轻人成为“大道喜剧院”的第一期学员。陈佩斯希望向更多年轻人直接传授积累多年的喜剧理论。

陈佩斯认为，喜剧发展的最大问题还是基础性的问题：人才培养的后备力量的匮乏以及历史知识和理论常识的缺乏。“现在都说要继承传统，可我们喜剧人根本不知道传统在哪。一个人的发展要有目标方向，这个方向从哪来的呢，不是从原地出来，而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当方向没有的时候，谈发展是不可能的。”

陈佩斯坦言，《阳台》成功后，他曾非常自满，“那时候狂妄之极，觉得无人能望我项背，以为再过十年也没有人能看到我的后脑勺。”可是，当他在故纸堆里回望历史的时候，他感到汗颜。“我读到辗转流传下来的南宋的《张协状元》时，发现它是一个喜剧的故事，而且和明清两代文人写的喜剧完全不同。明清两代文人是以人的缺陷为主要创作手段。而这个南宋的喜剧，却是以结构为主体的，太漂亮了。但是要读懂它，一定要有相当的喜剧经验。”陈佩斯说道，“我们以前做小品时，觉得自己非常了不得，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可是过了二十多年后，学习了古代剧本后，才发现喜剧短剧这个形式，在唐朝就已经有了，古人的喜剧技巧和他们的创作思路，太了不起了。在解读古代剧本的时候，我突然也有了一个最重要的感受：我不孤独了，原来900多年前，已有很多先师先圣创作了那么伟大的作品，我们现在赶都赶不及。”

近些年，舞台市场日渐繁荣，尤其是大城市里很多剧场每晚灯火通明。但陈佩斯指出：观众接受程度更快，但是市场未必更好。“因为现在不是纯市场化运作。有关政府部门参与戏剧活动可能对于今天是好事，但有时国家投入力度过大之后，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这可能是我们以前忽略了的。受资助的剧团有场所，有资金，有人帮助，有新闻媒体报道。这个就是不对等条件。相比之下，每个民营的、市场化运作的剧团就是弱势群体。那如果大家都去争取政府的支持，可能就乱套了，这当中人性的弱点就可能出来了，到时候反而害了市场。所以还是希望有关政府部门在支持国营的同时，不要用力过度，不要影响市场正常运作。”

谈及市场时，陈佩斯对于上海的演出市场赞不绝口。“现在戏剧活动市场化运作最好的地方就是上海，可能是唯一的一块风水宝地。我们全国巡演过很多地方，市场做得好的地方太少了，上海这方面是首屈一指，每天有那么多台戏上演着，太不容易了，这是上海人值得骄傲的。”陈佩斯说道，“上海的观众也特别了不起。很多喜剧包袱，在铺垫的时候，刚开始抖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上海人特别懂这个路子。上海观众也很喜欢看京味的戏，我们每次来上海演出，票房都特别好。另外，你会发现，女人的笑声盖过男人的是从上海先开始的。”

由于对上海的这份特殊感情，当上海国际喜剧节对陈佩斯发出邀约时，他立马接下了这根橄榄枝。用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上海国际喜剧节总监喻荣军的话说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而且当作自己的节日干。”陈佩斯说：“到这里来是份内之事，为喜爱我的观众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是应该的，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除了自己的戏以外，这就是第二件事了。”

话说得轻松，实际上陈佩斯已经分身乏术。“自己一摊事，那边还有一群年轻人，年轻人又分成两拨，所以只能演出之余的休息时间全给他们，上午一拨，下午一拨，给他们排练。年轻人演戏不固定，他们还在摸索阶段，你帮他们稳定了后，演着演着就走样了，现在小孩有想法着呢，所以你还得再去给他们收拾收拾。”辅导年轻人虽然麻烦，但陈佩斯乐于当喜剧班的“班主”，他希望把自己逐渐建立的一套体系，自己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传给后辈，“希望后人不要像我们盲人摸象一样的开始。”

话剧是个很消耗体力的活儿。陈佩斯毕竟上了年纪，有次演出，他下场后晕倒了，排练时也出现了忘词的情况。问他，63岁了，已经有了后继人才，儿子陈大愚也接了他衣钵，为何还要那么辛苦地坚持在台上演呢？“你不知道，到了台上，当组织的包袱取得了想要的效果，观众一波一波的笑浪涌过来的时候，真是太享受了。这真是只属于我们艺人的享受，太让人眷恋了。所以辛苦点无所谓。其实谁不辛苦呢？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陈佩斯满面春风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