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黎

海外的华文文学创作可以说源远流长，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几十年来，随着更多的中国人离开故土，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播，包括华文文学的繁荣，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令人瞩目的文化盛宴。异域生活的感受和跨文化的体验、世界的视野，使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拥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土壤和独特的创作思维，基于这种土壤、资源的写作实践，也为中国本土写作提供了很多的启迪和激励。

上海，历来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上海的文学界，也一直以来高度关注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为加强上海与海外华文作家交流，最近，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上海市作家协会华语文学网和复旦大学华人文化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16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共组织了九组作家与评论家对话。有趣的是，这次受邀参加论坛的海外作家几乎都与上海有着特殊的缘分，他们或是原籍上海，或曾在上海求学或工作。

海外作家因为“距离感”而更纯粹

张翎（旅加作家）：我的创作道路相对来说起步非常晚，我1998年发表长篇小说《望月》处女作的时候已经41岁了，很多国内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作家都已经功成名就了。介绍我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会说，这个作家是《唐山大地震》电影原著小说作家，我听到这个介绍，心情很复杂，一来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小众文学必须由大众媒体来推介到更多读者群里，但是我常常窃以为《余震》并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它使得我跟大众读者之间有了一个桥梁。

我1986年离开中国，整个错过了这30年改革开放最热闹的中国，尽管我现在每年都会回来好几次，但感觉上我是过客，我没有根，所以我缺乏那种胆气来碰触当下的中国。可是在我最近两部作品里面，一部叫《死着》，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心想事成》，这两部作品里我真的是接触了当下中国比较尖锐的问题。过去我总是觉得我是过客，我是外来人，我是局外人，我对中国现状没有很深入扎实的感觉。最近我突然想通了，我不可能改变局外人的现状，可是局外人难道不配有观点吗？我觉得局外人的看法跟局内人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这个勇气敢于尝试当下的题材，这是我迈出的勇敢一步，我不敢说成功。

陈瑞琳（旅美作家，海外文学评论家）：我关注张翎作品20多年。我觉得张翎最重要的成就，是她的距离感，距离美学。当我读她的作品，我强烈感觉到这个作家非常宁静，她在城外讲城内的故事。张翎的小说不批判、不倾诉，所以在她的作品当中，我们要注意她写的是时空美学，她表达的人物是灰色地带的人物，跟严歌苓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严歌苓的作品比较喜欢写刀尖上的舞蹈，具有戏剧性，张翎的小说温和，写的是灰色地带。她自己说，灰色地带层次越多，越能表达人性的丰富。她建构的美学叙述方式，是对人类疼痛悲悯的医治，这是我认为张翎小说的灵魂。她用春秋曲笔，把悲伤的故事推远，把人性剥离成碎片，她不控诉，她淡笔写来，然后把时代的风云录纳在一个绣枕之上，让我们看到里面是惊涛骇浪。

薛海翔（旅美作家）：当我谈海外华文文学，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一代都是从文革苦难中走过来的，我们当时写小说不是有别的东西，我们对文学其实不是很理解，只不过有很多话要说，然后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说，就用小说来说，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承载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文以载道”。我们的作品不大像是为艺术而艺术，一定会掺杂进对“道”的阐述，我们觉得社会上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的理想应该是什么，我们就通过小说来表达它。

有的人觉得，经过这几十年的文学思潮荡涤，这种创作思路肯定早就过时了，所以可能在中国新一代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没有这一类文本，但我们一批在海外的写作者，可能正像前面说的，因为“距离感”，因为是“局外人”，保留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创作形态，我觉得也挺好。也许等我们这些人老了，不写了，就没有人这么写了。

文学要关注全人类困境

华纯（旅日作家）：1984年日本举办47届国际笔会大会的时候，上海的巴金先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演讲，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巴金说，多少年我一直在寻求一个答案，我已经追求了一生，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进入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每一本书、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答案。所以，我想我走上这个创作道路，其实也是像巴金先生说的，是通过一个生活的实验，找出这样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很多留学生写的一些作品，如《上海人在东京》《北京人在纽约》，我觉得他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基本上是从人生的失败方面，想找一些出口来发泄情感。这些作品可能反映了时代的一些变化，但是你不能说留学生文学一直是这样的面貌，它总是要走出来，总是要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展现一个新的局面，我要写一个比较新的题材，把我的感受写出来。

《沙漠风云》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1998年出版，写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工程里面写到有日本人、中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在一个国际化的舞台里面发生的一些事。在这个里面，描述的是“地球人”。在这个地球上面，我觉得人类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我觉得文学是不能够拯救世界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呼唤和拯救人的灵魂，用文学家的写作对人类社会的演变留下一个验证。华文文学本身并不是一个文学的新内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通过作品来关注人类的困境，关注人性的问题。

王列耀（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刚才华纯也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留学生文学比较关注留学期间的各种悲伤情绪，或者更多是说自己的故事。但是华纯出现的时候是90年代末期了，她身后的一群作家，他们的写作面对的就是两种，一种是叙说留学生在日本群体的悲伤，第二种是叙说20年前、30年前中国的故事。那么怎么去迎接这个挑战？怎么走出这个困境？怎么表达当下的真善美？实际上对他们有很大的挑战。很多作家是憋着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很多日本的华人是憋了一肚子的故事说不出来，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华人作家，他们是找题材，寻找故事，可是在日本的华人作家，是一肚子故事。

陆士清（复旦大学教授）：华纯父亲是原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母亲是复旦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当中母亲被摧残致死，她到日本想创作的时候，开始要写伤痕文学，后来她说要超越伤痕文学，所以第一本小说《沙漠风云》写中日友好人士中国治沙。撒哈拉沙漠那时候非常荒芜，现在的撒哈拉沙漠有5500万亩绿地，她写治沙过程，不像其他留学生写的是中国人艰苦奋斗精神，也写了日本环卫人士要在世界治理沙漠的愿望和毅力等等。这个小说还写了中日人民的友谊，当然也有仇恨，但是友谊是主要方面。她的创作作品当中，能够深入到日本人精神生活中，批评日本民族的弱点。比如说对侵略战争，死都不愿意承认，或者从根本上的悔恨。这是我看到她作品的特点。

“北美华文”一枝独秀

陈瑞琳：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上，我们看到东南亚华文现在有了新的变化，澳华正在崛起，欧华也在崛起，日华也在崛起，但是我还要说北美华文文学目前作品量最大、作家最多，尤其是女作家。在我看来，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特别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二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进行独特的中国书写。前者为“离散”的经验，后者为“回归”的反思。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北美华文女作家的创作更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文化桥梁，今天的海外汉语女作家已经摆脱了早期创作的“无根”之痛，也逐渐消解了游子思乡以及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窠臼，开始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与人类关怀，努力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施玮（旅美作家）：我觉得北美文学从一开始的直述北美生活，到今天北美的生活不再具有猎奇性，特别是年轻一代出去学习的越来越多，他们可以从哲学上、文化上进行中西方比较，会从故事表面的叙述再进行深层挖掘。我相信未来文学很难用地域来划分，而是用你的视角、你的心灵、你的审美深度关注面来划分文学。因为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所以我想北美华文文学一直发展下去肯定要突破地域和表面的描述。

曹惠民（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海外华文写作者，旅美的一直是绝大多数，并且一般都是新移民。所谓的“新移民文学”相对于老移民文学，“新”和“旧”是相对的概念，正因为新移民和旧移民是相对的概念，所以新移民这个“新”能用多长时间，到22世纪的时候，还能再称各位是“新移民”吗？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不少移民作家得诺贝尔奖，这就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实际上世界移民文学总的来说也是个文学门类，当中最重要的是华文移民文学。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们一直沿用“新移民文学”这个概念呢，还是应该思考一下，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整个世界移民文学当中的一部分。

陈瑞琳：我们实际上都属于华人移民文学，我们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在华人移民文学旗帜之下，移民是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最大的现象，是移民造就了今天世界的格局，是移民促进了民族的发展，是移民导致了文化的交流，所以我觉得移民文学是特别有希望、有内涵、有未来的一种文学。我们看很多作者，今天生活在非洲，明天又成长在欧洲，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这样的作家我想会成为未来一种趋势。移民文学里面分了很多部分，比如我们把台湾留学生的文学，叫做台湾留学生文学。这一代从大陆出来，就叫新移民文学，为了跟台湾留学生文学有区别。下一步移民文学怎么发展，我觉得文学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

叶周（洛杉矶华文学会会长）：北美的华文文学为什么这么繁荣？以我们所在的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为例，我们有个常设平台就是海外华文文学论坛。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都到我们那儿去进行交流，尤其去年5月我们有一个盛况空前的活动，国内各个高校将近40位华文文学的教授学者在我们那里举行活动。我记得瑞琳从外地赶过来参加了那个活动。这种活动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创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相比起来，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上海的作家来的太少。现在我们协会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怎么样使我们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队伍年轻化。洛杉矶是移民重镇，有很多中青年移民当中有杰出人才，所以我们把重心放在他们身上，只有这样，我们的海外华文文学才会永远枝繁叶茂，一直走下去。

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正在扩大

陈瑞琳：汉语是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坛，但是我要说汉语文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汉语文学从语言到它的语言成就和它的精神思想成就都没有办法站在世界文坛的高峰。我认为目前当代文学需要两个途径：一个是国内作家的努力，一个是国外作家的努力，双向的作用互相为鉴，才能打造当代中国的汉语文学。汉语文学进行全球化写作之后，我们的当代文学只有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才有它的现代意义，我们的汉语文学要想登上世界文坛，仅仅靠海内作家我认为不够，还是需要海内海外共同联手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文学时代。

陈思和（上海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世界华文文学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世界华文文学大致上有三类，一类是华侨文学，马来西亚有很多在地的华侨，或者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这样的华文文学，虽然用华文写作，但我认为他是马来西亚文学。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很多国家确实是多元文化国家，他们有主流文化比如马来文学，也有民族文化，我觉得华文文学就是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个观念，来自于台湾，包括在回归前的香港，包括澳门，这大块地区本来是中国的，但是因为1949年分成两个地区，有很多作家从台湾到国外去，有的在地出生，或者是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包括有些人就是台湾人，本来就是台湾原住民，那些原住民文化等等，这是非常特殊的形成。我们从大的政治背景下，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其实里面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包括语言、制度等等，这是一块，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学，这块一定要研究，不能说不研究港台文学。更有一些舆论说中国不属于华文文学，中国的概念和台湾的概念完全变成两个领域，现在很多学科就发生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文学，我讲文学史，是从1895年开始讲起，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分成两类地区，一个是半殖民半封建，还有一个殖民地文学，包括香港、台湾，包括伪满洲国等等，中国的文化一直在殖民半殖民双重文化下形成的，台港文学当然是中国的。第三个观念，我认为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中国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出国了，现在全球化了，更重要的是文化，更重要的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当代文学，所以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故意没有设这个概念。徐学清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不久跟我做过一次争论，他的观点是，张翎属于加拿大作家，她在加拿大大学开课，将来加拿大会慢慢接受像张翎这样的华裔文学，我一点不反对。如果加拿大文学史上把张翎写进去，这是好事，但问题是今天的加拿大文学不会写张翎，即使会，也不会像中国大陆对她有那么深的理解。所以我是这样看的——张翎当然是中国作家，严歌苓当然是中国作家，所以我在文学史上照样写严歌苓。我们不关心他们，谁来关心他们？所以在今天我不是在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这样一个概念，我就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这批海外的作家，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样的研讨非常有意义——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存在，我们中国文学的空间被扩大了，在全球都产生了影响，这是我们今天重视海外作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