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艺会堂”在报纸和电视上结结实实亮了一回相，牵她亮相的因由是某部荒诞悲喜剧在这儿首次商演。剧是好剧，倒也够不上现象级佳剧，之所以把两件事绑在一块说，乃是用心良苦的“策划”：用“首次商演”说事，让暌违已久而名声巨大的“文艺会堂”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撬动两项事关重要的功能。

第一项是恢复“上海文艺家浪漫左岸”的功能。所谓“浪漫左岸”的比喻取自巴黎，塞纳河的左岸因为活跃其间的巴黎文艺家们，从一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浪漫的形容词、一种精神象征、一个典雅符号、一笔文化遗产、一处文学与艺术的交融之所。当你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坐在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过的灯下、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所以，作为一种修辞，这样的浪漫表达放在“文艺会堂”身上颇为恰切。从前的文艺会堂不就是“浪漫左岸”吗？

稍微上了年纪的文艺家一定记得，当年走进文艺会堂，要是碰上几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师和名家，实乃家常便饭。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旧照片里，就定格下不少随手拍来的画面：这边厢，于伶、赵丹、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黄宗英正齐聚座谈，桌上喝得半空的啤酒瓶、插着烟头的烟缸和依旧冒着热气的玻璃茶杯暗示着席间的热烈与随性；那边厢，翻译家草婴正微微倾过身去，同一旁的朋友切磋翻译创作的心得，鼻子上架着的秀郎镜，身上的的确良衬衫和桌上那只纹样素雅的铁皮热水瓶是那个时代的审美记忆；以“文学是人学”而著名的作家钱谷融教授也是这里的常客，和老伙伴一起弄几个小菜，开两瓶汽水，吃吃聊聊，讲讲笑笑，不亦乐乎；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家就在附近，经常溜达着过来，和画坛老友切磋画艺……

号还是这个号，延安西路200号；地还是这块地，原址原地。不过旧貌换新颜鸟枪换炮，拔地而起的新大楼已经美轮美奂。但是，当新建加整修后的崭新“文艺会堂”以“高大上兼陌生感”的姿态面世后，是否还能恢复昔日盛况呢？功能齐全的会议厅、展览厅、报告厅、咖啡厅能否助推文艺繁荣呢？这是需要打上问号的。

所以，当文艺家在“赞乎大楼”的同时，如果发出“惜乎大师”的感叹，咱们不要责怪。确乎如此，在大师远去的今天，要想重现大师名家云集的盛况，不太可能。上海这个“中国文艺的半壁江山”正在变得名不副实，“江山”已失去不少，这既有历史变迁的原因，也有不够争气的缘故。这不是“自损士气”，而是客观现实。欲要重整旗鼓重夺江山，光靠大楼是没用的，要紧的是要有大师。这和大学是一个道理，大学再大，如无大师，照样“名”不起来。

咱们不能无所作为。大师远去了，还有中师小师在，假以时日，其间也会出现大师。要紧的是，如何营造让文艺家激发灵感、催生创作的氛围，让他们全身心地投身于文学艺术的创造之中。文化生态好了，才会有文化生物蓬勃生长。所以在“文艺会堂”重开张之际，大声呼唤“恢复上海文艺家浪漫左岸”的气质和功能，目的是回望参照物，增加心里的底气，这才是我们念兹在兹的。

第二项是开拓“扩大服务对象”的功能。此话怎讲？简言之，此前耳熟能详的“群团改革”之谓其实是要“落地”的，对文联而言，就面临着一个从“文艺家”到“文艺工作者”再到“文艺爱好者”的延伸服务课题。以前文联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业已成名成家的文艺家，然而现在不能满足于仅仅拥抱这个年龄结构老化的小众，还要延伸到整个“文艺界”，瞄准年富力强和年轻有为的各路才俊和文艺后备军，给他们创造“成长和成家”的契机。甚至于，还要面向普罗大众，让文艺家走入百姓中，让文艺惠民，让文艺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一部分。因此故，这个“荒诞悲喜剧”的首次商演，就是打开神秘大门的动作，让普通百姓和艺术家一起，在文艺的神圣殿堂欣赏文艺节目，享受文艺成果。

理想中的“文艺会堂”，就是一手挽文艺大咖，一手挽普罗大众，这才有可能让她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物质环境好了，难道人文环境反而“不好”了吗？这似乎说不过去。唯愿广大文艺家们一起努力，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外之家”，多来串门，多来聚会，经常流连忘返，使之蔚成风景，一旦集结起浓郁的人气，“浪漫左岸”便指日可待了。试想一下，在这个闹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在这个闹中取静的“文艺家之家”，一群才情满溢的文学艺术家在这儿脑力激荡，如痴如癫，这是怎样的胜景啊！

犹记得多年来，有人要来“上海文艺活动中心”，告诉出租车司机名谓，大多一脸惘然；再告知“文艺会堂”，立马顿悟，紧踩油门，可见其称谓的高知名度。如今“文艺会堂”的称呼从“市民口碑”中正式回来了，而最好的口碑，就是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