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凌虹

秦怡

著名表演艺术家。1922年2月4日出生于上海， 16岁时为参加革命离家出走，辗转来到重庆，先后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剧艺社。在动荡的时局中，她参演了一系列话剧《中国万岁》《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钦差大臣》《野玫瑰》《清宫外史》《董小宛》《结婚进行曲》等。当年她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一起被称为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抗战胜利后，秦怡于1946年回到上海，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参演了一系列影片，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比如《母亲》中的主角母亲，从二十多岁演到七十多岁，《马兰花开》中的推土机手马兰，《女篮五号》中的母亲林洁，《铁道游击队》中的抗日妇女芳林嫂，《青春之歌》中的女革命者林红，《林则徐》中的渔民阿宽嫂，电视剧《上海屋檐下》里的主角杨彩玉等。秦怡炉火纯青的演技受到大众喜欢，并囊获众多荣誉，如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世界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中国十大女杰奖、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奖、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等。

这些年，就不同的话题，我曾采访过秦怡老师多次，其中印象尤深的是，几年前，她告诉我，她写了个剧本，想拍成电影。闻此，我既佩服感动，又暗叹此想法实现之艰巨。没想到的是，2015年在秦怡老师的不懈努力下，由她出品、编剧、主演的《青海湖畔》上映，梦想终于实现了。近日，我在秦怡老师家中再次专访了她。粉红色的衣服衬托得这位“95后”分外年轻，银发矍铄、红唇印染，她依然是那么的优雅美丽，那么亲和，像跟亲友聊天一样亲切地向我述说她的近况。她告诉我，《青海湖畔》拍摄完后，她走路时腿总是不太舒服，没力气，去医院一查患了腔梗，是青藏高原拍戏太累留下的后遗症，现在腿正在慢慢康复中。虽然因戏得病，但是她并没有丝毫后悔，因为电影是她的挚爱啊。也正因为这份对艺术的挚爱让她承受住了生活中绵长的苦楚。秦怡老师的表演道路与人生经历已经融合在了一起。

以前几次专访，我更多的是听她讲自己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此次采访主要是听她谈对电影艺术发展现状的思考。如今虽已95岁高龄，但她依然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的发展，对电影行业的一些问题，比如国内部分明星的高片酬问题，文艺片难进院线的问题等，她都有中肯理性的看法；对于创作者如何真正地深入生活，电影艺术如何更好地发展，她都有深入的思考。

谈明星高片酬和使用替身

记者：近年来，国内一些明星的高片酬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动不动就分走一大半制作费，遭到了各界的批评。对此，您怎么看？

秦怡：现在一些演员片酬太高，动辄上千万元。一共这点制作费，如果演员拿了大半钱，就只能压低前期创作、后期制作等环节的费用，那作品水准势必要降低。当然，一些演员付出很大，也可以多拿一点报酬，但要有一个度。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不少演员并不计较报酬，比如《青海湖畔》拍得比较艰苦，很缺钱，我没有拿酬劳，唱主题曲的毛阿敏、主演佟瑞欣听说后，也都表示不要报酬。我们以前拍电影没有酬金的，就拿工资，加工资大家加，不加都不加。我们不会纯粹为了挣钱去拍电影。除了演员的片酬问题外，我觉得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比如置办服装、装饰这些小环节。准备服装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很内行的话，可能会买了很多衣服，结果演员一试都不合适，这就会造成浪费。我拍《青海湖畔》的时候，我穿的所有的服装都是我自己的，虽然戏中要上雪山，但我说，不用买皮大衣，戏里我扮演的是工程师，穿棉袄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服装等小细节上也要注意，加强管理，要更加细致一点。

记者：现在有的人气演员过多使用替身，或者在剧组里甩大牌，这种现象也被诟病。您怎么看？

秦怡：以前剧组就有替身，但是演员们往往自己可以做就自己做，比如往火里钻，水里跳，骑马跳过山头。你要做演员，这些都要学起来。那个时候，我拍《梦非梦》，在剧中饰演一个歌剧演员，因为演员的丈夫突然在车祸中丧生，女儿接受不了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天女儿跑到了高楼的天台上，我就赶到天台追女儿，一边唱一边追，试图用歌声呼唤女儿回来。当时我走在天台边的一个石条上，导演很紧张，怕我一不小心从高楼上掉下去，一会儿让我系个绳子，一会儿让我系个钢丝，我说都不要，我会掌握好。他们还是不放心，在石条下边搭了个台，让我脑袋稍微往里面侧一点，这样如果掉下来就掉在防护设施上。后来《梦非梦》在北京放映过一次，观众们看到我走到石条上呼唤女儿时，全场起立拼命鼓掌，让我很意外。我忙说，谢谢谢谢，大家先坐下来看电影。之后有人问我，拍到这样的戏，演员可以拒绝吗？我回答道，不可以。记得以前有一次拍电影时，导演要求演员骑马向前跑，有一刹那马尾巴碰到了火车。那时我们用了军马，虽然更好指挥一些，但是火车一启动，已经在前面跑的马听到火车声被惊吓到了，立刻往前冲，最后马尾巴和火车真的碰上一点点，我们大家都站在旁边看，都吓坏了，幸好这场戏拍得很成功。很多时候，导演提出了很难的要求，我们作为演员都尽力去完成。比如拍《铁道游击队》时，导演让我把手榴弹丢到陈述扮演的角色的脚后跟上，他一直在前面跑，在动，这怎么扔啊，太难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很自然地一天到晚盯着他的脚后跟，盯了好几天。等到拍戏的时候，真的扔到他的脚后跟上，而且一次就成功了。参演《铁道游击队》时，非常辛苦，大太阳底下，我得穿着大棉袄，围着围巾，于是就得了痱子，长了一身，还要去陪外宾。日本名演员乙羽信子看到我后喊了起来，怎么会长那么多痱子？她说他们绝对不会让演员弄成这样。上世纪60年代，我们去过日本，呆了一个半月，看他们拍戏，发现他们是很重视很照顾演员的，一般会准备一个房间，可以在里面吃饭、休息，也可以在里面为戏做准备，没有外人干扰。他们的拍戏条件好，演员们也不带助理进组，摄制组里的人都很照顾演员。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借鉴这种方式。现在很多明星都带助理进组，有些一带5、6个，我曾看到一个助理趴在地上给一位明星弄裙子，让人有些看不下去。因此不妨像国外那样，演员进组不要带助理，需要帮忙的，剧组里的工作人员自然会提供帮助，这样剧组既节省了开支，关系也比较融洽，工作人员并不比明星低一等，大家一样都是为了工作。

谈演员下生活和体验生活

记者：现在的影视界，很多戏都在赶进度，拍摄时间越来越短，有的演员一人同时接几部戏，忙着到处串场，连剧本都来不及好好阅读，被观众吐槽，演来演去都是一个人，一张面孔。您演过一系列话剧、电影，您如何演绎出不同年龄、个性的人物？现在很多剧组拍戏都不会下生活了，当年你们是如何深入生活的呢？

秦怡：在演戏过程中，我们碰到很多的角色，都不太熟悉，对人物所处的生活氛围也是陌生的，那就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我们到过山东莱阳老区、张北农村、水利建设工地等地方，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一到农村，我们就从打水、挑水做起，一举一动都要是那么回事，不只是像就行。所以体验生活是最重要的，有了生活，演起戏来就很自然。我曾去西康矿山体验生活。锌矿、铜矿、煤矿我都去过，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在来去的路上，每天大量的人死于翻车，各种无奇不有的事情和无法描述的险情时时刻刻发生，不知有多少次我都可能死于非命，幸运的是，我活下来了。这四个月离奇艰苦的生活对我影响很大，我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内心也变得更加坚强。还有一年，寒冬腊月，我跟着摄制组为拍《农家乐》奔赴胶东莱阳深入生活。我们住在堆牛粪的草屋，牛粪加暖炕，把鼻子堵得透不过气来。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都咬紧牙关去战胜困难。我们每天都要结合生活谈人物形象塑造。当时我们摄制组人员的关系都很融洽，纪律有素，真有点像部队。接下来，我们还要根据角色需要各自进一步深入寻找学习的对象。我被分配到崭头村，住在一位农妇家中。她非常年轻，我俩每天形影不离。在劳动中，我向她学了不少干农活的本领，也从她身上捕捉到一种纯朴的气质。我一下子感到角色离我近了。那时，她要掏家里的粪坑，我也跳下去帮她，她就大叫着让我上去，因为她觉得城里的女人不能做这些事，但我觉得自己就是要去吃苦的。那个时候农民多苦啊，到镇上买东西要骑马、骑毛驴，早上四点不到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挑水。我做了这些农活后，才真正体会到一个农民每天的生活。那时，没有拍戏任务的时候，我们也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了解各个工种。做演员就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经历，体会越多越好，这样无论拍哪种职业的角色，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用临时抱佛脚。

记者：那如果需要去塑造一些特别的人物，比如革命烈士，作为演员很难去体验她们的生活，您会怎么办？

秦怡：那我就更多地从阅读中获取灵感。比如《青春之歌》中，我要扮演的林红对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林红的镜头不多，主要的戏都在监狱中，而且大部分通过自述性的对话来表达人物情感和性格。刚开始时，我感到要表现她的光辉一生比想象中还困难。为此，我白天阅读有关《青春之歌》小说的材料，晚上阅读剧本和许多革命斗争史、英雄烈士的生平事迹。拍摄前几天，我完全沉浸在那些材料中，并产生了一种愿望，一种激动。同时，我还把这种愿望与现代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我发现在现代，我们周围同样有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奉献的优秀人物，这帮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就这样，越理解人物，我就越能感受林红的精神世界的实质。回顾我的人生道路，我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出生、成长，创作生涯与生活道路是不能分割的。

谈电影产业和电影票房

记者：回顾以前的一些老电影，依然觉得很好看，没有过时。可惜现在的电影数量多，被吐槽的多，能留下来的少，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秦怡：我们那个时候，剧本中人物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哪个电影风格、哪个电影流派，总离不开人物。其实每个人物在生活里都是很复杂的。写人物前，要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物性格是怎样的，在哪里工作，是什么身份，以及他原来是怎样的，后来是怎样的，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周围的环境如何，这就是人物的发展。有了人物才有思想意识的发展，想好了人物以后，就有了事件，故事就出来了。但是后来变掉了，现在的戏，编剧觉得只要故事吸引人就好了，往往故事先有，比如抢钱啊，家庭不和啊等等，定好了故事，再把人物“装”上去，这样对于影片很多地方，观众看了就感到不真实，因为人物的塑造太简单，反映的生活很肤浅。而且演的不知道是谁，只晓得演员是谁。我们演员塑造角色，就要把人物的发展过程演出来。不管是电影还是话剧，要有人物，要有故事，要有思想，这样戏才会动人。

我们以前演话剧，演戏前，搭档经常会在一起对词，如果扮演的是夫妻，就必须是夫妻间的对话，如果扮演的是兄妹，就必须是兄妹间的对话，这样，戏就容易出来了。在话剧中语言是很重要的。而电影艺术要考虑的东西更多，电影可以通过蒙太奇的手法体现内在的东西，不一定是大镜头，你的手、你的脚等各处都可以表演，比如倒开水的颤抖的手，可以表现出内心的焦虑；再比如，主人公碰到一件非常气愤的事情，一下子解决了，电影镜头就可以转到晴朗的天空，虽然拍的不是人物，但是体现了他海阔天空的心情。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是很重要的，能传达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运用还有待提高。电影是全世界的，可以跨越时空，就像以前拍的《母亲》，到现在看还是很感动。我看过很多外国的影片，像俄罗斯、意大利以及一些很小的国家的影片，拍得都很好，因为他们是从电影技术入手，把人物内在思想的东西拍出来了。

记者：对于电影艺术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秦怡：首先类型要多样化一些。现在家长里短的、武打的电影有很多，也很吸引观众，但是影院里老是放映这类影片也不行。还有一些爱情片，讲爱讲得简单极了。电影一定要反映现实，紧跟时代。我十几岁时看的电影大多是反封建的。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一大批电影迅速反映现实，反映抗战，宣传抗战，比如《故都春梦》《浪淘沙》《一剪梅》《壮志凌云》等。后来我进了中华剧艺社，演的基本都是抗战题材，或者是配合抗战的戏，不仅主题好，艺术上也站得住脚。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涌现了一批优秀影片，都跟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我出身封建家庭，之所以从小树立了反抗意识，16岁高中没毕业就离家出走，一心想到前线去，就是因为看了大量反封建的电影，看了许多宣传民族危亡、宣传抗战的电影。好的电影能激励人。

近十几年来，社会上都在说要提高电影产业，因为拍电影钱花得多，同时也可以挣很多钱。我觉得，产业是要提高的，但是电影艺术不能在电影产业下面。因为电影是很高级的艺术，电影可以通过各种故事体现很多意义，容易感动人，所以应该更加重视电影事业。现在电影产业抓得比较多，电影票房上升了，但其中一些影片一味强调娱乐性，张扬的是拜金主义或者消极颓废的意识，这样的影片会误导观众，降低他们的审美水平。作为电影人应该多拍一些能提高观众审美水平的影片，哪怕写谈恋爱也要提高了写，不能一味迎合观众，而是要培养观众。与此同时，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也应该加强思想素养的提升，包括演员不光要漂亮，还要多了解各方面的知识。

近些年，国内每年生产的电影越来越多，电影的票房也是越来越高，但是不要听着这些数字就以为中国电影繁荣了。我们算算看，每年生产的几百部国产电影中能有多少部和观众见面？之前我参演的《我坚强的小船》是一部优秀影片，在美国洛杉矶获得第四届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但是国内放映的场次很少，好多人反映看不到。也许发行方、影院也有苦衷，要考虑票房，考虑经营成本，压力比较大。但我觉得总这样不行，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观众群，有不同的价值和市场，发行放映应该尽量满足多方面的需求。这个产业需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商业化运作下，老百姓也应该能看得起电影，能选择类型多样的电影，等到这一天，咱们的电影市场才算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