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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下)

2016-12-16周伟洲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下)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以大迁徙、大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在这一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中,一些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画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吸收、交融,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民族关系

七、羌、浑和仇池国

公元5世纪40年代后,西部的凉、秦、雍、益四州的羌族大部分为北朝诸政权所统治。他们或与汉族杂处,逐渐汉化,或为他族所统治,仍居于原地。只有在今四川西北白龙江和白水流域的羌族形成了两个称王的小政权,即宕昌和邓至。

据史载,“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有梁勤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带水(一作“席水”,在今甘肃天水南)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众二万余落”[1]。宕昌羌分布在今甘肃天水南,白龙江上游,中心即在今甘肃宕昌附近。宕昌羌兴起于北魏时,与所邻的北魏、吐谷浑关系密切,不时向北魏称臣朝贡,又为吐谷浑所控制。直到564年至565年(北周保定四年至五年),北周大将田弘击灭宕昌,以其地置宕州[2]。此后,宕昌羌人一部分融入吐谷浑,绝大部分成为后来兴起的党项羌的组成部分[3](146)。邓至羌在宕昌羌南,原为前述之白水羌。史称其“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亭街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4]。邓至羌分布在今白水江一带,中心在邓至城(今四川九寨沟)。邓至在南北朝时一度役属于吐谷浑,552年(西魏废帝元年),西魏军逐吐谷浑出邓至,置邓州[5][6]。

浑,即吐谷浑之省称。吐谷浑原为辽东慕容鲜卑首领慕容廆之庶兄之名。公元4世纪初,吐谷浑与弟慕容廆二部由于人口及牲畜增加,争夺牧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吐谷浑愤然率部七百家(或云一千七百户)西迁至阴山(今内蒙古阴山)。312年至313年西晋永嘉之乱时,吐谷浑率部从阴山南下,经河套,越陇山,止于枹罕西北的罕开原。不久,吐谷浑又向南、向西扩展。317年,吐谷浑卒后,其子孙继续扩张,控制的地区东起洮水,西到白兰,南抵昴城(今四川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北达青海湖一带。这一广大地区从战国、秦、汉以来,一直是羌、氐聚居之地,吐谷浑据有此地,也就征服、统治了该地的羌、氐等族。329年至351年吐谷浑孙叶延在位时,正式建立政权,叶延以祖父吐谷浑名为姓氏,亦为国号和部族名[7]。中国史籍又称吐谷浑国为“河南”(南朝史籍,因其在黄河之南,故名之),而西北诸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阿赀虏”,唐代又称其为“退浑”“吐浑”或省称为“浑”等。吐蕃兴起后,沿西北诸族对其的称呼,名“阿柴”(Ha-za)[7]。

吐谷浑政权建立后,时值五胡十六国分裂割据时期,其与邻近的西秦、南凉、北凉均发生过关系。西秦曾多次出兵击败吐谷浑,迫其称臣纳贡。吐谷浑慕璝(424~436年在位)继立后,势力转盛,“南通蜀汉(指刘宋),北交凉州(指北凉)、赫连(指夏国)”,与西秦争战不已[8]。最后,吐谷浑联合北凉击走西秦,灭夏国赫连定,使吐谷浑进入兴盛时期。

至5世纪末,吐谷浑占据了西域的鄯善、且末之地。其政治制度也进一步完善,拾寅在位时(452~481年)大力吸收内地政权外制度,“建官多效中国”,国内原长史、司马等职官逐渐为王、仆射、尚书、郎中等所替代。在经济方面,吐谷浑的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培育的善马“青海骢”“龙种”十分有名,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岁岁向北魏等朝贡贸易。吐谷浑上层也开始由游牧转向定居;拾寅时,始“起城地,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8]。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吐谷浑的农业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中西陆路交通多经吐谷浑的青海、鄯善、且末一线,这样,吐谷浑就充当了中西交通的向导和中继者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吐谷浑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3](132~141)。

吐谷浑在夸吕在位时(535~591年),始仿柔然“自号可汗”,都青海湖西十五里的伏俟城(今青海共和铁卜卡古城)。在与东魏、西魏及北齐、北周的交往中,吐谷浑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邻近的西魏、北周,除了遣使朝贡贸易之外,双方因争夺领土和财物时有战争;对较远的东魏、北齐则采取友好交往,双方遣使贸易,相互通婚。西魏、北周多次遣军进攻吐谷浑,从其手中取得了不少地方,先后设置了洮州、扶州、廓州、覃州、芳州、叠州、宕州和邓州[3](52~54)。此后,吐谷浑仍在甘、青一带立国,最后于663年(唐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前后共存三百余年。

南北朝时,吐谷浑的疆域辽阔,国内民族成分复杂,主要有鲜卑、羌、氐、铁弗匈奴、西域胡及汉族等。由于各族长期在一个政权的统治下生活,逐渐融合,形成吐谷浑族,时间大致在南北朝后期至隋初。史称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幂蘺)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养纥则除之。”[9]吐谷浑人有原始巫术,后期也信奉佛教,曾遣使资财于南朝的成都立左军寺;514年,立九层佛寺于成都;540年,夸吕可汗遣使至梁朝,“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盘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10]。吐谷浑人的音乐皆马上之声,后传入内地,唐代鼓吹乐中就有“吐谷浑”的乐曲名;其舞马也多次向南北朝政权进贡[3](131~132)。

南北朝时,氐族最集中之地仍是在武都、阴平两郡,中心是仇池。在东晋十六国时,氐族豪酋杨氏先后在仇池一带建立了前仇池国(296~371年)和后仇池国(386~443年)。后仇池国是氐酋杨定所建,其盛时领有陇西南部,攻掠天水、略阳、陇城等地。杨定为西秦乞伏乾旧所杀后,其后代保武都、阴平两郡。到405年,杨氏势力增长,占据了今陕西汉中,后取西秦赤水(今甘肃岷县)以西之地;又寇刘宋益州之葭萌(今四川广元东南)、涪城(今四川绵阳)。443年,后仇池国终为东晋、北魏所灭。此后,氐族杨氏子孙相继建立了武都国(443~477年)、武兴国(478~553年)、阴平国(477~580年)。阴平国最后为北周所灭*参见张维《仇池国志》(甘肃银行铅印本),1948年;韩定山《阴平国考》(铅印本),1941年;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八、悦般、嚈哒等西域诸国

自东汉以来,西域地区分裂出的50多个小国相互兼并,到曹魏时,仅余下20个左右的城郭国。这正如西晋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所记:“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25~56年)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国)。”其具体兼并情况,据此书记载:“且志国(即且末)、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扜)弥国、渠勒国、穴(皮)山国皆并属于寘(阗)”;“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黎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修国、琴国皆并属疏勒”;“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

到西晋时,汉代的高昌壁的地位日益重要,西晋所设置的戊已校尉即驻守于此[11]。十六国时,前凉张骏于此正式设置与内地一样的郡县,置“高昌郡,立田地县”[12]*又见《初学记》卷八引顾野王《舆地志》。。此后,北凉残余势力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灭车师前王国,在高昌重建北凉政权,后为柔然所灭[13][14][15]。南北朝时,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成为西域重要的城郭国之一。

以上西域诸国相互兼并及发展情况,对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西域古代民族的形成均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西域诸城郭国从西汉末分裂为50余国,东汉以来相互兼并,并融合入居西域的匈奴及汉人,到魏晋南北朝时形成为几个较大的城郭国。其原有的民族成分(塞种人、吐火罗人、羌人等)已发生了变化,即以沿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各个绿洲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有一定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及以佛教文化为基础的较为巩固的族体。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将上述鄯善(包括且末)、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原车师)、伊吾及南北朝时帕米尔高原建国的渴盘陀等,正式称为西域古代民族,以其国名为其族称。这些西域以城郭国名为中心的古代民族形成后,仍然不断与移居西域的各民族相互融合,其民族成分不断发生变化,但其族称在西域历史上一直延续到16世纪新疆地区新的民族产生为止。

魏晋十六国时,内地虽然处于分裂割据,但是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仍然紧密。曹魏、西晋沿汉旧制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不同程度地管辖西域诸国。十六国时的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前秦等政权均曾管辖到西域。此后,北魏灭北凉,北凉残余沮渠无讳、安周袭据高昌,最后为柔然所灭。北魏与柔然争夺西域,曾建焉耆、鄯善两军镇,后废置。到6世纪初,高车国、柔然、嚈哒、吐谷浑均企图争夺西域,控制丝绸之路。直到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西域诸国皆役属于突厥。其间,西域诸国深受内地汉族及漠北高车等族文化的影响,国内佛教盛行,祆教也在高昌等地传播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西域兴起了一些新的民族或政权,下面着重加以叙述。

悦般据中国史籍载,“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今阿尔泰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16]。尽管中外学者对悦般的来源是否为北匈奴西迁时价留余部有不同的看法[17](216),但关于北匈奴西迁有部分(不一定全是匈奴人)留于龟兹北,经过几百年与当地土著融合,于南北朝时形成悦般这一点的看法是一致的。当柔然兴起于漠北,悦般与之结好,其王曾率数千人入柔然境,欲与大檀可汗(414~429在位)相见。悦般王见柔然人不洗衣、不绊发,妇人口舐器物,于是对部下说:“汝曹诳我,将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派人追之不及,由此,两国交恶,“数相征讨”[16]。悦般与北魏也有交往,曾两次遣使朝贡,并提出与魏联合共击柔然[18]。至于悦般国内情况,史阙载,甚至连最后怎样消失的也不清楚。有学者推测,悦般或亡于柔然,或为嚈哒所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17](223~226)。

嚈哒中国史籍又作“滑国”(《梁书》)“悒怛”(《隋书》)等。“嚈哒”一名之由来,是因其有王名Ephthalanus(中国史籍译作“厌带夷粟陁”),故以王名为国名、族名*《文献通考》四裔引刘潘《梁典》等。。至于南朝称其为“滑国”的“滑”,应读作“户滑切”,即“胡”之异译[19]。中国史籍称嚈哒“其源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浒水(今阿姆河)南二百里”,系“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16],或说“车师之别种也”[20]。中外学者对嚈哒族源的看法有分歧,有源于康居、匈奴、突厥、悦般、柔然、车师、蒙古、乙弗鲜卑诸说,未有定论[19]。而其原居地“塞北”之所在亦众说纷纭。据多数学者意见,嚈哒原在塞北,大约在4世纪70年代初越过金山,西徙至中亚索格底(Sogdiana),当时还十分弱小,臣属于柔然。这就是中国史籍所说:“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20]。由于嚈哒人皮肤较白,西方载籍又称其为“白匈奴”[21](209)。此后,嚈哒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磐等国,开地千余里”[20],成为中亚强国,都拔里延城(今阿富汗巴克尔)。嚈哒与南北朝诸政权多有通使贸易关系。在5世纪末6世纪初,嚈哒积极向今新疆地区扩张,与高车国、吐谷浑等争夺高昌,攻灭高车国南部,杀穷奇,俘其子弥俄突。后嚈哒又支持弥俄突返国,立为高车王,与柔然争夺西域的霸权。522年柔然内乱后,可汗婆罗门又与嚈哒通好,其三个姊妹均为嚈哒王妻子。但自婆罗门寇凉州为魏军擒获后,嚈哒与柔然的关系断绝。柔然被突厥灭亡后十年(565年),嚈哒也为突厥与波斯的联军所攻灭,领土被瓜分[21](222~223)。

最后叙述西域的乌孙。自魏晋后,乌孙之名很难见于史籍。公元437年,乌孙曾与龟兹、车师、悦般等八国遣使入贡于北魏。魏又遣黄琬、高明等出使西域,北行到乌孙,受到乌孙王的欢迎,并“发导译使”,助魏使到破洛那、者石等国。后董琬等东还,乌孙等又遣使入魏朝贡。公元5世纪后半叶,乌孙已衰落,史称其“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今帕米尔)山中”[16]。从悦般占有乌孙故地看,乌孙之西徙应在5世纪初,柔然兴起之后。此后,有关乌孙的情况再也不见于史籍。

九、民族大迁徙的原因和类型

从匈奴政权灭亡到突厥汗国的建立,460多年间,北方民族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各族大迁徙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大融合。关于民族大迁徙的情况,前面按北方各民族已作了重点叙述,这里只作进一步综合分析和研究。从这一时期北方民族迁徙总的趋势和特点来看,大致有边疆游牧民族向内地的迁徙、诸族在内地来回迁徙、漠北游牧民在草原地区的迁徙三大类型*民族迁徙类型本应以迁徙原因、性质或特点来划分,但由于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原因、性质和特点太复杂,而且往往交织在一起,实难理出头绪,故采取最简明的办法,以迁徙的方向和地区(其中也包括民族的因素)来划分迁徙的类型,原因、性质和特点等划入类型中论述。。

第一种类型是边疆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向内地迁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从东汉末年始,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漠北和东北边外的匈奴及其属部、乌桓、鲜卑、高车、柔然,西北边陲的氐、羌等族,一批又一批地向内地迁徙,主要有下列几种。1.内地分裂战乱而乘机迁入者。如东汉末年至曹魏初,沿边八郡南匈奴部众向汾水及陕北等地的迁徙;吐谷浑乘永嘉之乱,从阴山向陇右、青海一带的迁徙;等等。大漠南北拓跋鲜卑、东北的慕容鲜卑等,更是乘内地战乱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迁徙的根本原因是北方草原民族争夺“生存空间”。这一说法虽不尽妥当,但这种迁徙可视为北方草原文化与内地农耕文化相互吸引、相互碰撞的结果之一。2.漠北游牧民族“慕义向化”,或因政治斗争失败,或因内地政权的招诱而内迁者。这种内徙在西晋初形成高潮,有北狄十九种数十万口“慕义向化”而内徙。当然,这一内徙也有漠北遭受自然灾害及晋武帝招徕政策的因素在内。此外,曹魏时,邓艾之招诱秃发等部鲜卑,使之入居雍、凉,以抗蜀汉;前秦苻坚之允迁铁弗匈奴部入居河南;北魏初年,漠北高车之为拓跋珪徙往漠南;高车国衰亡后,部众之内附北齐高欢等,均属此。3.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战争而强迫内徙者。如曹魏与蜀汉对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氐、羌诸部的争夺;北魏与漠北柔然的长期战争,掠迁漠北高车、柔然,人数不下数十万。

关于边疆游牧民族之内徙,大致可为四个阶段。一是东汉末至三国,主要是乌丸、鲜卑和南匈奴部众的内徙,以及西北边疆的氐、羌向关中等地的内徙。据《晋书》卷一《文帝纪》引景元四年(263)十月诏说:四夷之款塞内附者,“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这一数字有些夸大,且并非全部内徙。二是西晋初,北狄十九种内徙,“慕义向化”者总数不下数十万,致使“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三是西晋末至十六国,东部鲜卑、拓跋鲜卑先后入主中原,建燕国及代国。乞伏、吐谷浑之入徙陇右、青海等地,建西秦、吐谷浑政权。四是北朝时期,北魏之迁漠北柔然、高车入内地;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后,六镇鲜卑等族之南徙内地;等等。总之,这一时期边疆民族的内徙不仅延续时间长,高潮迭起,而且民族成分复杂,数量惊人;所谓“六胡”“六夷”大部分是内徙诸族。

第二种类型的迁徙是已居于内地的诸族因各种原因在内地来回迁徙,或向边疆地区迁徙。其实,这种类型的迁徙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但在这一时期,这种迁徙又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1.由于这一时期基本上整个北方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族政权统治者为了兼并对方而相互战争,使内地经济遭到破坏,人口减少。因此,各族统治者每征服、占领一地,就强迫当地各族人民迁徙至自己易于控制的地区(一般是都城附近),以增加兵员和劳动力。从东汉末到南北朝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十六国时达到高潮,诸族所建政权(包括汉族所建的后凉、西凉)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掠迁居民的政策[22][23]。2.因分裂、战争或掠夺,失败一方民族逃亡,有因战乱的流亡,也有因饥馑而迁徙就食者等。其中最大的迁徙莫过于十六国时至北朝,北方汉族士家、百姓一批一批向南方迁徙。又如晋末陇西略阳巴氐等徙入汉中、蜀地就食;并州“乞活”至冀州求食;后赵亡后,原徙入关东的氐、羌先后返回关中;等等。也有由内地向边疆地区的迁徙,如晋末关中汉族向河西的迁徙;北凉亡后,沮渠氏残余迁入高昌;晋末中原汉族向东北慕容部地的迁徙;等等。3.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迁徙,即在分裂割据时,各族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统治,将本族子弟和士卒分徙各地重要城镇或边地驻守。最典型的是前秦苻坚于380年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关中氐户十五万于诸方要镇,以为“磐石之宗”[24]。北魏统治者也将鲜卑贵族、士卒分徙各地驻守。

第三种类型的民族迁徙是漠北草原诸族在草原地区的大迁徙。漠北诸族原皆为游牧之民,其经济特点和风俗即是逐水草而居,迁徙是正常的事。但在这一时期,也有因其他原因而大规模迁徙者。东汉时,北匈奴西迁,引起漠北草原各民族大迁徙,东北的鲜卑向大漠南北的移居,北海丁零向南深入蒙古草原的中心。最后,突厥兴起于金山之阳,灭柔然而进入漠北,称霸于欧亚草原。

通过以上对三种类型的民族迁徙原因、情况的简约分析,可知这一时期北方民族迁徙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产生这种民族大迁徙的原因,追根溯源,还在于自秦汉以来,北方各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加强,以及这一时期处于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具体原因。至于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迁徙的性质,大量的迁徙应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产物,是各族统治者之间、统治阶级与各族人民之间矛盾激化而发生战争的结果之一。其次,也有因自然灾害或“慕义向化”自愿迁徙的情况。

这一时期的北方民族大迁徙,特别是内地各族的迁徙,大都带有强迫的性质,呈现出阶级和民族矛盾的双重性质。战争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乱,田园荒芜,被征服的各族人民还要被强迫迁徙。他们饥寒交迫,辗转流离,生命财产没有保障,等待他们的是沦为营户、佃客和奴婢。从这方面讲,大迁徙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对整个北方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这一严重的后果是无可讳言的历史事实,也是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另一后果是整个北方少数民族人口骤增,几乎与原有汉族人口相埒,因而使整个北方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之一是各族居地形成大错居、小聚居的局面。这一局面又不断为新的迁徙所打破,再形成新的杂居局面。漠北的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等族,西北的氐、羌等族像沙子一样逐渐渗入到汉族聚居的中原内地,与汉民杂处,意义十分深远。大迁徙第三个后果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他们与内地汉族之间在语言、习俗和经济等方面有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这种矛盾又因各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而趋向激化,因此,造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矛盾中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十分突出。这些民族矛盾和战争往往与阶级矛盾和战争交织在一起,这些战争又反过来使民族迁徙。

尽管这一时期民族迁徙造成上述后果,使当时北方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一定的破坏,各族人民饱受迁徙和战争的苦难,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大迁徙造成另一方面的后果及积极意义亦是十分巨大的。第一,对内迁的漠北诸胡族和西北氐、羌来说,因迁徙引起居地地理环境改变,与汉族农业经济和封建社会制度接触,并逐渐纳入内地统一的封建体系之中,内迁各族原有的游牧经济逐渐变为定居农业或半农半牧经济;其原有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前述之乞伏、秃发、吐谷浑、鲜卑、拓跋鲜卑等,以及进入中原内地的匈奴、氐、羌等均是如此。这一转变过程对内迁各族的社会发展来说是一种飞跃,并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第二,民族大迁徙及因此而形成的各族杂居错处的局面进一步加强了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影响。这种交流和影响,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讲,都远远超过秦汉时期。周边各族已纷纷内迁,与内地汉族直接相处,在一个或几个政权的统治下共同参与生产和政治斗争的实践。第三,大迁徙造成上述种种后果,为民族大融合创造了条件,从各方面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民族矛盾和战争使民族迁徙更为频繁,各族人民在反对共同的统治者的斗争中更加接近;内徙各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逐渐一体化,在语言、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等方面与汉族日趋一致,从而使内徙诸族通过不同途径,最后绝大部分融合到汉族之中,为汉族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十、民族大融合的规律和特点

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是十分引人瞩目的。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各族的融合并非一律汉化,而是曲折、复杂的,有匈奴及其属部与汉、鲜卑族的融合,有鲜卑族三次汉化高潮,有内迁氐、羌的进一步汉化和漠北柔然、高车、吐谷浑等族的融合,等等。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存在的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各个时代又有不同的规律和特点。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规律和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这一时期北方诸族融合的前提和基础,乃是各族的内徙及在内地的往来迁徙而形成的民族杂居错处。只有频繁的迁徙才能形成杂居的局面,才能不断打破那种小聚居、大杂居的局面,从而创造民族融合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条件,才能使各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别尽快消失,而与被融合民族渐趋一致。比如漠北游牧民族迁入内地,地理环境改变了,他们不得不尽快适应和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经济。他们内迁后,不是在汉族政权的统治下,就是在其他民族或本民族所建政权的统治下,原有内地较为先进的文化必然对之产生决定性影响。诸如慕容、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先后建立政权。他们征服、统治了广大汉族,同时也为汉族先进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二,由于这一时期内迁民族众多,关系复杂,有频繁迁徙和相互杂居、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等各种关系错综交织。因此,内迁各族融合的主流虽然是汉化,但在融合的过程中,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道路是曲折的。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内徙诸族直接融入汉族,如内徙氐、羌大多如此。二是先融入他族,然后随他族一起融入汉族,如内徙柔然、高车,先融入鲜卑,然后再与鲜卑一起汉化。三是与内地其他族融合,形成一种“杂类”或“杂胡”,然后再汉化。这种形式的融合较为特殊,是这一时期特有的现象,值得重视。这一时期的“杂类”“杂胡”很多,如乌丸杂类、屠各、铁弗、卢水、休官、稽胡、拔也稽、赀虏、费也头等。他们大都是先以一族为主、融合了一些族(包括汉族)而形成的,由于长期与汉族接触而最终汉化,到隋唐时,除稽胡外,其余均在史籍中消夫,说明他们已与汉族融为一体了。四是内迁各族在进入内地之前已经融合了他族,尽管族名未变,但原来的族性有了差别。这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内徙诸族之中,特别是鲜卑族中的拓跋、乞伏、宇文等部。内徙之后,这些民族仍然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第三,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有各族统治者的强迫同化,然而更多的是自然融合,甚至出现被融合的民族统治者采取强制性政策使本民族融入他族。如这一时期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往往采取“以夏变夷”之策,用汉族传统法教(包括刑律、军队、赋役、文教等)去同化四夷,其中有强迫因素。强迫同化,往往导致各族民族意识日益强化,但在这一时期并不突出。相反,那种各族人民在生产和阶级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融合趋势占了主导地位。汉族人口多,当时经济、文化较为发展,自然吸引和同化内徙各族。甚至内迁民族所建政权,为了更好地统治广大汉族,继承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促进了他们自身与汉族的融合。

第四,这一时期促进民族融合的诸因素中,较为突出的还有内徙诸族建立政权及其灭亡。十六国及北朝诸政权中,五胡所建政权占大多数。这些政权统治下有汉族也有其他各族,统治者均采取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统治方法。这样就必然加深了作为统治民族内部的分化,促进了他们的汉化进程。而被统治的各族人民在统一政权之下,共同参加生产和阶级斗争实践,有利于打破聚族而居,有利于相互融合。特别是这些政权灭亡后,原统治民族沦为被统治民族,或被分割迁徙,或逃奔别土。因此,诸胡政权的建立与灭亡,实际上也就是作为统治民族的共同体瓦解的开始[25](331~350)。

第五,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即内迁各族通过不同途径最终融合到汉族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融合诸族的民族属性完全消失,简单地变为汉族,而是被融合诸族的一些民族属性,诸如体质、文化习俗、服饰甚至语言等也影响了汉族,为汉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正是经过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才能出现中国历史上的隋唐盛世,出现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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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凤】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2-0005-07

作者简介:周伟洲(1940-),男,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民族史学家,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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