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户大迁移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历史特征，除了西北少数民族内徙和“永嘉丧乱”后北民南迁，实际上还存在南民北迁的情况。按北迁南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可分为宗室成员、大族士人、下层民众，而促使其迁徙的动因则各有不同。北方统治者在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之下，对各类北迁人员有不同的处置方法。这一时期的南人北迁，不仅增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更是南北之间由相互敌视、冲突转变为彼此认可和接纳的重要推动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中华一体”观念的出现有着重大的影响及意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南人北上;冲突;融合

作者简介：王娟，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师，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魏晋南北朝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两晋十六国地名研究”，项目编号：14CZS011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81-08

民户大迁徙是魏晋南北朝突出的社会现象，以往，学者们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西北各少数民族内徙和北民南迁上1，而对南人北迁的情况却留意甚少。其实，在北人南迁浪潮的掩盖之下，南人北迁也有着线形的持续性，且还出现了几次颇为集中的浪潮。也正是南方上至宗室大族，下至普通民众持续不断的北迁，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新局面，为最终以北方为主体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北迁南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为切入点，可将其分为宗室成员、大族士人、下层民众三类。

（一）宗室成员

魏晋南北朝，就南方宗室而言，由于身处分裂混战的乱世，即便是皇室贵胄，一旦国家被北方政权灭亡或南方政权产生变更等动乱，他们也难逃被逼北徙的命运。

就笔者检史所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出现宗室北上的情况是在曹魏景元四年（263）。蜀汉后主刘禅献降之后，司马氏为了从根本上瓦解蜀汉的统治基础，将原蜀汉宗室悉数迁往中原。太康元年（280）孙皓降晋后，孙吴宗室的遭遇与蜀汉相同，亦被逼迁至洛。至于后梁、陈朝等被北方灭国的政权，其宗室也同样遭到逼徙的命运。再者，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南方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残酷，许多宗室成员或为避祸或因被俘，被迫流亡北方。前者代表有司马休之、司马楚之、刘昶、萧宝夤等，后者代表如萧放、萧概、萧撝、萧吉等。

不管是因何种原因北迁的南方宗室，在入北后大多受到了北方统治者的诸种优待。如蜀汉“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受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1]（卷33，《后主传》）;吴主孙皓迁洛后，“赐号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十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1]（卷48，《三嗣主传》）。

东晋、南朝前期，南北对峙局面尚处均势，北方统治者为了利用南方宗室的政治感召力来吸引更多的南人北迁，除对流寓北土的南方宗室成员及其后裔授官封爵外，还大力倡导胡汉宗室通婚。北朝皇族与南方宗室及其后裔联姻15次，其中嫁给晋朝宗室及其后裔的有4位公主，其中司马楚之一门最为显贵，祖孙共尚3位公主，尤显恩宠。刘宋宗室刘昶，因所尚公主折翼，曾先后尚三主，一子一孙也皆尚公主，一女嫁与北海王元详为妃。据《魏书·北海王传》：“妃，宋王刘昶女，不见答礼。宠妾范氏，爱等伉俪，及其死也，痛不自胜，乃至葬讫，犹毁土遂视之。”[2]（卷21上，《北海王传》）显然，刘氏并不受宠，只得虚名。尽管如此，刘昶一门数代与北魏皇室曾先后建立了6次婚姻关系，可谓宠信尤隆。萧齐宗室萧宝夤与其子萧烈、其侄萧赞皆尚公主，萧宝夤的女儿也嫁给了北魏皇族子元德隆，萧齐宗室的一名族女还嫁给了孝文皇帝的孙子元宝月为嫔，可见萧齐宗室在北魏也是颇受宠信。

但到了北朝后期，随着北朝国力的增强，南朝流寓宗室在北朝的地位急剧下降，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梁中后期和陈朝时入北的宗室没有再得到娶北朝公主的殊荣;二是北朝授予南朝宗室成员的官爵，从早期的封爵王公，名列朝中重臣或授边镇守将转变为中低级官爵。如东晋宗室司马楚之入魏后，先被拜为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封琅邪王，后又封镇西大将军、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死后谥贞王，陪葬金陵[2]（卷37，《司马楚之传》），而梁中后期入西魏的萧大圜和萧大封只被封为“始宁县公”和“晋陵县公”。[3]（卷29，《萧大圜传》）

可是，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时入北的南方宗室，尽管北方统治者在婚宦上给予其许多优待，然由于南北方之间的民族差异，他们并没有生活在王道乐土之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北方统治者的排抵和嘲弄。如刘昶虽三尚公主，受封宋王，但仍会在公开场合遭到鲜卑贵族的侮辱，史载，昶“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高祖每优假之，不以怪问”[2]（卷59，《刘昶传》）。又如萧赞虽尚庄帝姊寿阳长公主，但在日常生活中萧赞“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4]（卷2，“城东龙华寺”条）。能够得到皇帝的赐婚娶到公主无疑是莫大的荣幸，可在日常生活中丈夫却以下官自称，这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中甚为少见，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南朝宗室流寓北土后处境的尴尬。

（二）大族士人

世家大族的兴起和衰落，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西晋代魏而立，先后灭掉了蜀、吴，为彻底摧毁蜀、吴的统治根基，将原蜀、吴两地的一大批军政实力派人物和有声望的土著大族一律迁往中原。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随后主刘禅迁往北方的就有三万家之多1。如诸葛亮之孙诸葛京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1]（卷35，《诸葛亮传》）;蒋琬、费祎的子孙“流徙中畿”[5]（卷91，《文立传》）。吴地情况与蜀相似，如周处，义兴阳羡人，父曾任吴鄱阳太守，本人任无难督，吴亡后入洛[1]（卷58，《周处传》）;华谭，字令思，广陵人，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吴平后入洛[1]（卷52，《华谭传》）。这些南士作为军事上被征服的“亡国之余”，入北后无论在仕途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北士的排抵和歧视，北人以“远人”、“貉子”来称呼他们，即便如李密、费立、陆氏兄弟等名士在仕途上亦举步维艰，只能充当司马氏王朝的政治点缀。

以永昌元年（322）刘隗“携妻子及亲信二百余人奔于石勒”[5]（卷69，《刘隗传》）为标志，揭开了西晋之后南士北投的序幕。此后，随着北方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南北边界线逐渐南移，北迁人数逐渐增多。就入北南士的情况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从人员构成上讲，各式人才皆备。若古代人才可大致分为文、武两类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入北的南方士人所怀才能的内涵和外延则远远超出文、武所能涵盖的范围。

从“文”的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文士指文化修为出众者，即主要指有文学长才的人，若推而广之的话，一些方技、艺术1人才也可以包含在内。但在东晋、南朝时期入北的南方士人，不仅有文学名士王褒、庾信、殷不害、颜之推，医学名士李修、崔彧、姚僧垣，书法出众的柳僧习、虞绰，擅长音律的万宝常，琴艺一流的柳远、柳谐，更有在建筑领域独具匠心的蒋少游、冯亮，烹饪手艺超群的毛修之。而柳僧习、毛修之等人的才能又不独独体现在“文”的方面，柳僧习是协助裴叔业降魏的豫州豪族之一，本身所怀的武功韬略就不容小觑;毛修之，晋宋之际为刘裕子刘义真司马，后为夏所俘，夏灭，复被北魏俘，“（魏主）以修之领吴兵讨蠕蠕大檀，以功拜吴兵将军，领步兵校尉”[2]（卷43，《毛修之传》），可见，毛修之在统兵御敌方面也有一定才能。

从“武”的方面讲，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无疑为武略出众者提供了一个展示雄才的舞台。扶猛、来护儿、麦铁杖都是凭借武艺高超北上后受到了北方统治者的青睐。而随薛安都降北的雍州豪强、随裴叔业降北的豫州豪强都受到北方统治者的优待，则不单单是凭借武功卓越。一方面，他们作为南朝边境将领，不仅肩负着抵御北敌的重任，而且他们手中所握的军队也是南朝重要的兵源，这无疑将“武略”的外延作了扩展，所以他们的降北对南朝的打击不仅仅是失去了领土与军事将领，更是丧失了兵力来源与战略要地;另一方面，作为南方豪强，他们身上又或多或少地承载着南方文化的先进因子，这样，这些雍、豫州豪强入北后所发挥的作用就在“武”之外，又带有了“文”的色彩。

其二，从地域范围上看，豫、雍、青三州南北交争之地大族豪强的向背，成为了左右南北局势天平的关键。北朝后期之所以能在南北对峙格局中胜出，战略上非常重要的一笔就是占领了这三州。豫、雍、青三州处在南北边境线的交界地带，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导致该地区的豪族在受制于南方政权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可南可北，虽然从政权归属上隶属于南朝，但对南朝政府来说，要管理这些地区又显得鞭长莫及，这就给了当地豪强发展自身实力的空间;二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这些地区承担着抵御北敌的重任，而在南朝无兵可驻守这些地区时，当地豪强就有了自行招兵的权力，这又使这些地区在军事上保持相对独立性。而刘宋统治者没能充分认识这三个地区的特殊性，将一场原本只是皇室内部夺权的泰始之乱蔓延到了整个南境，雍、青二州豪族也被牵连在内，最终导致雍州豪族薛安都据彭城降魏，青州亦失陷，南朝失去了边境上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支撑地区。随后，萧齐统治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以裴叔业为首的豫州豪族心怀猜忌，最终将他们逼上了集体反叛的道路。相对南朝统治者的驽钝而言，北朝在管理这三地上，采用了灵活的安置措施，对于主动归降的薛氏子弟，北朝对他们授予官爵，但都派往他处任职，这无疑是在防止他们利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再次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对于据守不降、降后企图南逃的青齐豪族，北朝统治者将其以“平齐民”的身份强迁代北，就近管辖，防止变乱;对于集体北归的豫州豪族，北朝统治者表现出了“开明”的一面，允许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羁留原地任官。

（三）下层民众

相对于身处社会上层的宗室、大族而言，史籍中关于下层民众迁徙情况的记载少之又少，但作为移民队伍真正的主力军和民族融合的具体而广泛的实践者，下层民众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容我们忽视。

三国伊始，曹操就不断通过战争的手段强徙南人北上。西晋时期，下层民众的北迁情况也有史可证：晋武帝灭吴，于太康二年（281）三月，“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5]（卷3，《武帝纪》）。尽管这里没有十分明确的数量，但从普遍地“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说明数量是不小的，而且能“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加之没有选入者，数量也当不容小觑。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战争绵延不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常常掠夺东晋边境上的人口，或将在战争中投降和俘虏的晋人迁至本国的中心区域。南北朝时期，北朝除仍以战争的手段俘掠人口外，已有部分南民自发地从南方徙居北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区域。

江淮地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南土未宾，世祖亲驾……略地至于陈汝，淮北之民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于兗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之，拜（李）祥为太守，加绥远将军，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2]（卷53，《李孝伯传附李祥传》）。傅竖眼镇合肥时，“萧衍民归之者数千户……竖眼善于绥抚，南人多归之[2]（卷70，《傅竖眼传》）。

徐兖地区：魏高祖时，韩麒麟“乘传招慰徐兖，叛民归顺者四千余家”[2]（卷60，《韩麒麟传》）;魏高宗时，罗伊利为兖州刺史，“善抚导，在州数年，边民归之五千余户”[2]（卷44，《罗结传附罗伊利传》）;延和初年（432—434），刁雍奉诏南侵，并“诏令南人，以乱贼境。雍攻克项城。会有敕追令随机立效，雍于是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延和二年，立徐州于外黄城，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2]（卷38，《刁雍传》）。

荆州地区：裴佗为东荆州刺史时，“（田）敬宗等闻佗宿德，相率归附。于是阖境清晏，寇盗寝息，边民怀之，襁负而至者千余家”[2]（卷88，《裴佗传》）。李佐在荆州时，“威信大行，边民悦附，前后归之者二万许家”[2]（卷39，《李宝传附李佐传》）。

尽管我们无法掌握南北朝时期南人自愿北迁的具体数量，但从上述所引至少可以看出，西晋末年开始的北民南迁浪潮，到南北朝时期有了“人口回流”的趋势，这对当时人口并不算多的北方政权无疑打了一剂强心针。而这些南民之所以自愿北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北魏官员招抚有方，二是北魏政府也比较重视徙民的安置问题。早在太延元年（435）拓跋焘就曾下诏：“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2]（卷4上，《世祖纪》）北朝既有“民俗虽殊，抚之在德”[2]（卷2，《太祖纪》）的政策，又有身体力行的官员，这对那些不愿留居南朝之人，或漂泊不定、居无定所的流民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感召力。

需要特别提及的还有一种特殊的南民北徙情况，即豫、雍、青三州的一些民众，他们在跟随边境将领北投之后，虽居住地没有迁徙，户籍却发生了改变——由南籍改著北籍，可以说豫、雍、青州的部分民众是随着将领在不徙其居的情况下从南人变为了北民，从而为这三地与北方发生交往提供了条件。

不论是强制迁徙还是自发移民，相较于十六国时期移民管理的混乱无章，北朝对这些下层徙民采取了较为有力的管理措施。一般情况下，强制移民多被安置在京畿附近，而自发移民则大多会被纳入到一些郡县当中，集中管理。同时，由于强制移民是被俘掠到北方的，所以入北之后待遇较差，大多没籍为奴，而自发移民则多会以自由民的身份在北方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在这两种治理方式之下的南人遭遇不同，但这些南人却大多就此在北土定居，为北方重新统一全国，奠定了人力上的基础;同时，他们也在与北方诸民族的交流中，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使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南人北迁的动因分析

分析人口迁徙动因，需从人口迁出地和人口迁入地两个方面来考虑。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将人口迁入地的动力称为“拉力”，人口迁出地的动力称为“推力”。当然，拉力也好，推力也罢，都有各种具体因素对它们起着作用，同时具体形式也表现迥异，有的表现为“吸引”，即以己方某些因素来吸引南人主动北上，或表现为“强迫”，即以强制手段将对方纳入己方控制的北方地区。

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7次颇为集中的南士北迁的浪潮，分别是公元196年曹操定都许昌之后，西晋灭蜀、吴统一全国之际，东晋末年，宋泰始二年（466）至泰始五年（469）之间，齐梁易代之际，南梁太清二年（548）至绍泰年间，隋开皇九年（589）灭陈之后。下面我们就从迁入地和迁出地两方面来分析其动因。

首先，我们来分析由迁入地，即以北方政权的拉力为主导而出现的移民浪潮。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定都许昌，结束了北方战乱割据的局面，同时凭借政权的“正统”性，吸引了一批本已迁至南方，但以效忠汉廷、仕宦勤国为己任的士人北归，自然，他们北归带去了整个家庭、家族乃至依附于他们的其他人员。在此次的迁徙过程中，迁入地的“政治性拉力”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晋灭蜀、吴后，强徙两地的宗室贵族、官员名士入洛。与西晋相同，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之后，亦将陈后主及王公、江南名士全部迁往长安。陈朝诸帝子孙众多，有史料可考的入北者共49人[6]（卷28）。显然，推动这两次北迁浪潮出现的主要力量是迁入地的“政策性拉力”。如果说人口迁移是空间上的转移的话，那么迁移政策则给这种人口流动强加上了一种政治目的——将潜在的政敌及其附属人员置于京畿或指定地点，这样做既可防止敌对国家的死灰复燃，又能在短期内增强本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利益。

其次，我们来看由迁出地，即以南方政权的推力为主导而引发的南士北迁浪潮。东晋末年，政局混乱，许多宗室成员、大族士人被牵连其中，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保全性命，流寓北土。如司马休之、司马楚之、刁雍、王慧龙等，都是在东晋“政治性推力”的作用下北上的。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次北归高潮中北徙的大族人士多达数百人[7]，如果包括家族、部下，实际数量当远不止此。

再次，我们来分析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北迁浪潮。在南朝170多年的政治舞台上，由于最高统治阶层内斗不断，许多边境将领被牵连其中，一些人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北逃避祸，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手握重兵，引起统治者的猜忌，惧怕遭受迫害而选择北降。前者如薛安都、毕众敬等，后者如以裴叔业为首的豫州豪强。而与南朝统治者这种无意识的“政治性推力”不同的是，北魏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有策略的“拉力”。这种拉力表现为“政治性”和“军事性”两个方面。

宋泰始二年（466），薛安都、毕众敬举城降魏，使北魏坐收淮北。可以想象，他们的降魏必然与之前入魏者，如司马楚之、王慧龙等人大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尊崇和优待有关，北魏的这种做法本来就带有“政治诱导性”。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还善于抓住南朝内讧无暇外御的时机攻城略地，青齐地区就是在这种“军事性拉力”的作用下被北魏收入囊中的。虽历经了三年激战，但最终的成果十分显著，北魏俘掠了大批“民望”北上，不仅彻底摧毁了青齐豪强叛乱的可能，也为孝文帝改革储备了人才1。

齐永元元年（499），裴叔业率豫州豪强集体降魏，掀起了南士北迁的又一次浪潮，至此淮北四州完全落入北魏手中。其实早在萧宝卷猜忌裴叔业之前，北魏就曾派人诱降裴叔业，但遭到了拒绝2。当时一方面是由于齐明帝的信任和重用，使裴叔业对其有一种归属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北魏民族矛盾的存在。但随着萧宝卷即位，萧齐政权对裴叔业的吸引力转化为了一种压迫力，而北魏则在孝文帝改革的推动下，汉化程度加深，对熟悉南朝文物典制的贤能之士多有提拔。在时势对比之下，北魏的“政治性拉力”就凸现了出来。再从地域上看，豫州位于南北交争之处，是南朝抗击北魏入侵的前沿阵地，裴叔业驻守豫州本就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而萧宝卷的猜忌则将这种压力的反面——北魏的“军事性拉力”逼现了出来。最终豫州豪强集体降魏，这给风雨飘摇中的萧齐政权以极大打击，此后仅两年萧齐政权即被萧梁取代。

南梁太清二年（548）至绍泰年间，南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侯景之乱和江陵失陷。后来侯景虽被平定，但萧梁内部不断爆发的政治权力冲突、人人自危的不稳定政局，就成为南朝宗室、大臣士人北迁的一种重要推力。公元554年，西魏趁萧梁国力衰败之际出兵南下，直取江陵，大批南士被虏入关，在这次的北迁事件中，西魏的“军事性拉力”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以上我们着重分析了南士北迁七个典型期出现的动因，那么作为移民主力军的南方下层民众的北迁又是由什么因素所主导的呢？在上文中我们提到过，从曹魏与蜀、吴对峙时期始，北方政权就会利用军事上的优势，通过战争从南方俘掠人口，之后的十六国、北朝依然维持这种徙民的方式，所以迁入地的“军事性拉力”就是促使南方下层民众北徙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很大一部分下层民众是作为附属，跟随大族士人或军事首领北投的，作为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大族士人和军事首领的北投可以称之为“自愿”，然作为被领导者和服从者，下层民众的这种北迁行为仍带有明显的“被迫性”。

“军事性拉力”下的南人北迁，无非出现两种结果：其一，一旦外在的强制力削弱或消失，被迁者往往会逃回迁出地，或者远走他乡，如十六国后赵的石勒曾从东晋掠夺了大量人口北上，将其迁移到襄国和邺及周围地区，但在后赵覆灭后，这些南人几乎全部迁离襄国、邺，没有留下多少定居的南人。其二，还有一些南人尽管也是被强制迁移的，但由于迁入地的拉力起了作用，他们由最初的“被迫”逐渐变为“自愿”，将迁入地作为自己新的家乡，从而成为真正的移民，其中少量有文化底蕴者甚至还通过各种途径走上了宦途，成为北方政权中的一分子，如青齐士人。

值得强调的是，南人北迁的动因——无论是推力还是拉力，都是在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不同文化习俗的反复冲突中得到实现的，而各种作用于南人北迁上的“力”，最终聚合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即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国家的认同、不同文化的包容与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经过这些激烈的冲突达到更高层次的兼容并包，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成熟。

三、南人北迁之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人北迁的影响不仅在于使北方增加了人口，提高了人口质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通过南人北迁，使南北方民众、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所建立起来的精神和物质联系上。这场移民持续了近400年，通过长期、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所建立起来的南北之间的物质、文化联系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朝聘往来和行商贸易，它通过激烈的诸政权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习俗、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的冲突，导致双方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吸收，使南北方诸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局面，对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持续发展，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各具特色的民族组成的，而且这些民族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毫无疑问，汉族是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和核心，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南人北迁对华夏汉族的发展、壮大所产生的影响。就《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户口数一直都低于北方[8]。对此唐长孺先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南朝的实际户口数要远远高于著籍户口数，但由于南朝的户口管理工作混乱，侨置郡县、瞒报人口甚为普遍1，使得许多人户没有登记到政府的户籍册上，所以才会有上述统计。对于唐长孺先生的论断，笔者完全赞同。但也需指出，由于没有资料可供比对，现在无法判断南方户口是否多于北方，就仅存史料而言，北方的户口数一直都呈上升趋势，南方的户口数却在下滑。这纵然与南朝后期政局更加动荡不安，统治者无暇关注户籍有关，但恐怕更多的就是由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南人或主动或被俘北迁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南朝丢失了豫、雍、青等地区后，国土日蹙，使得许多南人在不徙其居的情况下成为了北民，改著北籍。而在江汉、江淮一带又居住着许多蛮族，贯穿魏晋南北朝史始终，这些蛮族也在部落酋帅的率领下逐步北附，转化为编户齐民，融入到了华夏汉族当中2。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魏晋以后由于中原政权势衰，许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如匈奴、鲜卑、乌桓、羌等，而他们的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孚入中原他们大多不愿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但是随着胡汉民众接触日久，交融渐深，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也渐渐开始从事农耕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作出了调整，以孝文帝为代表的一些汉化改革的倡导者，开始广罗人才，推行开明的汉化政策吸引有才之士为己所用，当然，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北迁南人。就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南方无疑高于北方，所以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渴求能通过北迁南人这一媒介将南朝的典制文物传到北方，以推动北方文化的发展，而王肃、刘芳、崔光、崔亮等人也确实不负所望。另一方面，在魏晋南北朝绝大部分时间内，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很少采取措施阻止或禁止胡汉通婚，甚至有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胡汉通婚。许多北迁的南方宗室、大族士人成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少数民族贵族高门的首选对象，河内司马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都与拓跋鲜卑皇室建立了多次姻亲关系，这使胡汉两个民族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更为密切地交融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混合血统的民族，他们身上不仅承载了胡汉文明的精髓，而且还会迸发出新的创造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融合着胡汉两族血统的关陇士族集团，从西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创建了北周、隋、唐三个王朝，创造出无限辉煌的历史。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下层民众之间通婚的历史价值。北迁后的这些民众与北方居民（当然包括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地生活在一起，无论是生活习尚、生产方式还是伦理观念都会相互影响，彼此学习，通婚更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就如笔者前文所论，许多边镇将领、宗室成员、大族士人北迁时都携带了大量的族人、士兵，这些人入北后或会随首领自选郡县居于某处，或会被政府纳入到旧有郡县，无论是何种安排，这些人一般都会在北方定居下来。

再者，从4世纪初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迁入黄河流域到6世纪后期隋统一北方，经过200多年的杂衍生息，北方汉人与各少数民族间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而我们常说的与南人相对的北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包含北方汉人和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统称了。而随着南人的不断北上，北人与南人的差异也在不断缩小。当然，这种缩小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南人迁入北方后，长期与北人生活在一起，在通过自身的文化、修为对北人实行教化的同时，也渐渐会为北人所同化。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大的社会环境是谁都抗拒不了的。其二，南人入北后，将南方的先进文化思想、典章制度带到北方，推动了北方的汉化改革，大大缩短了南北方之间的文明距离。到北魏中后期，鲜卑统治者及其汉族臣僚都将本政权奉作正朔所在和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而南朝统治者只是逃亡的“岛夷”。这种观念也为唐朝统治者所认可，官修国史中已明确将北朝与南朝并列了。若没有这200多年的民族共处，出现这样的观念和情感并得到汉族统治者的承认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人北迁为北方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北方文化的发展，同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和江汉、江淮一带蛮族的北徙，也使汉族吸取到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在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南北文化在逐渐交融的同时也增添了新的活力，为隋唐文化全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余  论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冲突、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这种大冲突、大变动不是一时一地的变化，而是旷日持久、各领域全面展开的变动，同时也显现为一种融合，既是民族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融合的规模与激烈程度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而造成这种大变动的根源则是此起彼伏的人口迁徙。

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这里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深厚的文化积淀，都吸引着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当然，这里的部分汉族向南迁徙所留出的空间，也给少数民族内徙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原地区汉族的南下和周边少数民族内徙，拉开了魏晋南北朝人口大迁徙的序幕，各政权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频频发动战争，在武力冲突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掠至征服者所控制的区域内。同时，还有一大批人为了躲避战乱，选择远走他乡。所以，经济—战争—避祸成为了促使魏晋南北朝人口大迁徙的动因，而冲突—交往—融合则是伴随着迁徙脚步而奏响的民族华章。

南人北迁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和以后的唐宋之际都曾出现过，而且结果亦都是华夏大地在历经分裂痛苦之后复以北方为主导实现了统一，这种历史的反复性和相似性表明，若从移民史的角度探究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单单只关注北民南迁对南方经济开发的促进作用，还要看到南人北迁对统一趋势的推动作用。

纵观南北对峙格局我们会发现，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已走上汉化改革道路，经济逐步恢复时，南方政局却仍旧动荡不安，所以大批南士率众北上、众多边境豪族北归，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一移民活动实际宣告了南方政权的命运已屈指可数。当北方民族矛盾完全消除，雍、青、豫等地区彻底为北方所有后，南北政治和军事力量此消彼长的局势更加明显，这表明南北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隋灭陈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原因即在于此。因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是北方制约着南方，北方社会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南方政权的兴衰，南方实际是在被动地等待北方的统一。

南人北迁对中华文化的熔铸与提升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葛剑雄先生指出的那样：“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人类创造的，也是依附于人类而存在的。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使文化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表现出强烈的地理特征。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徙。”[9]魏晋南北朝，南北各政权围绕秦岭淮河这一自然地理分界线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对峙，这种历史格局的走向也对南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南北学者都研究儒家经典，但“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卷81，《儒林传上》），这种学风上的差异，为南北文化的发展—碰撞—融合提供了空间，而北迁南人无疑是沟通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特别是一些高门甲胄，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所以，以各士族成员的文化追求和人格特点为内涵所呈现出来的家学整体风貌也是各具特色，如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渤海刁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等家族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或在文物典制上，或在家族文化传承上，抑或在文学体式发展上都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校注》，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7] 王永平：《北魏时期之南朝流亡人士行迹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南北朝之间的文化交流》，载《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8]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