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春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形态的重塑

朱金春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是对空间格局与区域关系的重塑，该战略突破了民族国家边界的限制，将中国边疆置于跨区域互动的长链条之中，使边疆成为同时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区域的中心，这样就改变了边疆原来的边缘地位，同时也重塑了边疆的形态；对于推动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民族交流交融、边疆内地一体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边疆形态；中心—边缘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提出之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这一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秩序的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是借助“路”“带”“廊”“桥”等形式重新发现并塑造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之间的长链条合作与深度交流，这将引起区域关系的巨大变化。而在国内，受到“一带一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边疆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布局之下，边疆不仅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而且还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对内、对外开放的中心区。在这一意义上，“一带一路”不仅仅改变了边疆的空间地位，还将重塑边疆的形态，促进边疆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将从中国边疆形态的历史变化入手，讨论“一带一路”对边疆形态的重塑及对边疆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形态

边疆往往被视为一国版图的边缘部分，是远离中心的边远之地。但是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与政治体系之中，人们的边疆观念与边疆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是极为不同的。事实上，边疆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是构建起来的”[1]，正如王明珂所指出的，“边疆不仅因其自然资源、地理空间、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地位而成为边疆，且被来自核心的人们观看、描述，而强化其边缘、边疆性”[2]。其中，国家形态对于边疆的建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历史发展呈现出鲜明的边疆特性，这一方面是由地理环境与人群分布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受到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塑造。中国在亚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与秩序理念，天下体系则是其集中表达。由于中原地区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人们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渐次推进认识世界的方式，并由此形成了统摄各个方面的“中心—边缘”观念。人们认为自己所居之地是天下的中心，是中央之国，而周边“四夷”区域是边缘，而且在与中心的权力关系上也呈现出五服、九服的差序格局。这种从中原中心出发观照事物的方式也用来界定边疆，边疆被认为是国家统治核心区域的外围部分。“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3]当秦朝统一六国，中国边疆就正式获得其实体形态。在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虽然不同朝代的统治范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中原的位置与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原—边疆的对应关系却一直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并彼此建构。

具体来看，在中原中心视野下，传统王朝时代的边疆形态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其一，在地理上，边疆是处在远离王朝国家统治核心的边远区域。边疆是从核心区域出发来确定的，但是在核心区域与边疆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是一个具有一定宽度的过渡地带。边疆的空间范围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而决定边疆范围大小的则是中央王朝与边缘力量的强弱对比。其二，边疆是政治文化建构的产物。在天下秩序之中，中心—边缘虽然有其客观的地理基础，但是事实上也是政治与文化的建构。“华夏”与“夷狄”、文明与野蛮、礼仪之邦与四夷之地，都是这种政治与文化建构的表达形式，中原与边疆相互依存，彼此确认。其三，边疆是中央王朝采取特殊治理方式的空间。虽然天下体系呈现出一种普遍秩序的想象，但是受制于统治理念与国家实力的影响，王朝国家对边疆的控制与治理是十分有限的，“边疆就是王朝国家疆域内与核心区有着显著区别，并且需要采取特殊方式治理的区域”[4]。清朝形成了内、外藩的体制，费正清则是将中国的世界秩序归纳为汉字圈、内亚圈与外圈的同心圆结构[5](2)，虽然这些区分的标准不同、具体范围也存在差异，但是共同之处是描述出治理的差异性。总体上来看，历代王朝是在内地采取郡县制度，编户齐民，但是对于边疆地区则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羁縻制度进行间接统治。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描绘出传统王朝国家时代中原中心观下边疆形态的基本特点：其一，地理与观念上的边缘之地；其二，内外边缘的可延伸性与弹性；其三，政治与文化秩序上的差序结构与间接治理。但是，与天下体系是一种观念建构一样，从中原中心出发观察的边疆形态同样也是一种建构。事实上，从不同视角出发来看待边疆就有着不同的认识，拉铁摩尔以长城为中心对中国亚洲内陆边疆考察而形成的“相互边疆论”[6]，则呈现出传统边疆形态的其他侧面。

拉铁摩尔以长城为中心考察了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内陆亚洲—中原的二元互竞以及满、蒙、疆、藏四元互动”[7]。拉铁摩尔对边疆形态的讨论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认为草原社会的形成实际上是农耕民族扩张的产物，长城边疆实际上是汉人扩张的极限；其二，提出了“贮存地”的概念，认为以长城为中心的区域实际上是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其三，提出“内、外边疆”的形态划分，拉铁摩尔将清朝形成的内、外藩部体制视为“内、外边疆”,“一个‘内’边疆结构,包括满洲的西部及南部、内蒙古以及拥有众多使用汉语的回教徒的宁夏及甘肃。在康熙年间(1662～1722年)又加上一个‘外’边疆,包括由清朝控制而非直接统治下的满洲北部、外蒙古、西蒙古、拥有众多使用突厥语的回教徒的新疆以及西藏各族。满族对这些外边疆的控制,不是来自于直接征服”[8](55)。与从中原出发对边疆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下的界定不同，拉铁摩尔事实上是指出了边疆在两个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过渡性质，他将之视为一个政治互动的区域，同时也指出了边疆本身所具有的多层次性。这些也呈现出传统边疆形态的一个方面。相较而言，相互边疆理论比中原中心观下的边疆认识更能揭示出边疆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变动的规律性，而且，传统边疆形态事实上就是游牧与农耕两种存在差异且相互依存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互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理解传统边疆的形态，既要看到中原农耕社会的影响，也要看到游牧社会的塑造作用，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决定边疆形态形成的主导性力量。

二、民族国家对传统边疆形态的改造

从秦汉到清朝中期，虽然中国的疆域在统一与分裂的历史进程中，其范围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在传统天下秩序之内，多方势力互动与消长而造成的，并没有遭遇外来势力与观念的挑战。但是近代以来，就开始遭遇西方的领土与主权观念。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侵占以及边界划定，实际上是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与传统的朝贡体系碰撞并占据优势的结果，天下观念开始由万国理念所取代，民族国家获得了规则上的胜利。近代以来的遭遇与危机感，激发了国人建构现代主权国家的努力，开始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蓝本改造传统的王朝国家体系。源于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将主权置于核心地位。“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领土主权始终处于国家主权的核心地位，国家边疆是国家主权区分的地理界线。

随着中国国家形态从传统的王朝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边疆被重新定义，边疆的传统形态也逐渐被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按照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界定疆域，依照国家边界从外向内划定边疆。边疆不再是从中心出发向外延伸边界模糊的边缘区域，而是由清晰划定的国界所圈定、靠近国界线的区域。国界成为确定边疆的参照，传统边疆外缘边界的模糊性消失了，其边界之外是另一个有着同样诉求的主权国家。边疆再也不能随着国家力量的消长在空间上向外延伸或者收缩。边疆的外缘边界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区域，其政治、军事意义凸显，但是在边疆的内部边界上，与内地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依然是一个在地理、文化上的过渡地带。这样，边疆实际上成为一个外部边界清晰而内部边界模糊的区域。其二，国家在边疆进行直接治理。现代民族国家要求主权与治权的完全统一，所以就需要改变传统王朝国家统而不治或者间接治理的做法，对边疆采取直接治理。国家在边疆建立了与内地统一的政治制度、治理机构，改变了王朝国家时代从中心到边缘的差序性间接治理。同时，边疆与内地一起被纳入同一国民经济体系之内，两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总体上，现代民族国家对边疆实施直接治理，力主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

“民族国家变边疆为边界，完成由中心定边疆到由边界定中心的革命性变革。”[9]这一变革深刻地改变了历史上边疆的传统形态，边疆成为一个由外部边界来界定并在民族国家力量的推动下与内地趋于均质化与一体化的区域。在民族国家的塑造下，国家的边疆形态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边疆外部的有限封闭性。国家边界作为一种绝对的划分，意在阻断两侧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特别是当国家在采取封闭政策时，这种阻隔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跨界互动受到国家意志与力量的控制，而且受制于两国关系的影响。在民族国家的绝对状态下，边疆成为外缘封闭的空间。但是事实上，边界是阻隔与沟通的辩证法，这种阻隔从来就没能完全发挥其作用，边界双方在官方与民间进行程度不一的互动。特别是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的推进，跨越边界的流动变得十分频繁。其二，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依然存在。虽然边疆是由边界自外向内来界定，但是边疆与内地事实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依然存在，边疆仍处在诸多方面的边缘地位。这是由于中国的领土幅员、政治中心布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决定的。而且，由于中国民族分布的地理特征，民族地区成了事实上的边疆地区，这又在文化上建构了边疆。可见，虽然边疆是由国界从外部界定，但是受到传统边疆观念的深刻影响，依然受到来自中心的建构，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区域发展的现实。其三，边疆外延的扩展与多种边疆形式的出现。传统边疆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上扩展与收缩，受到技术的限制，实质上还是平面的。民族国家划定了边界，也探索新的边疆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展出“空疆”“底土边疆”等形式，边疆逐渐立体化。而且，虽然边界限定了主权的作用范围，但是随着国家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深入，国家利益跨越国界向外延伸，就形成了无形的利益边疆。

整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边疆形态进行了十分重要的改造，不仅重新界定了划定边疆的方式，还决定了边疆治理的模式。事实上，民族国家对于边疆形态的塑造与传统王朝时代的塑造力量是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关联，资本主义工业力量对于自然界改造的深度已经超越了基于土地表层的传统生产方式，土地以及附着其上的资源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因此，民族国家就需要以一种截然分明的界线来进行领土的区分，边疆就开始由国家边界从外部来界定，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实行完全的主权，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这种边疆的界定方式也成为主流。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人口、商品、观念不断突破边界流动，边疆开始突破地理形态，发展出多种边疆形式。由此可见，民族国家对于边疆形态的塑造，其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因民族国家间竞争而进行的主权划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全球化进程对国家边界的不断突破。但是，民族国家对于边疆的改造事实，造成边疆形态的两个悖论：一方面，国界割裂了区域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但人类交往的需要产生了跨越边界的动力，这意味着边疆就从阻隔转化为沟通，并衍生出多种边疆形式；另一方面，国家对边疆实施均质化治理以改变边疆的边缘地位，但是中心—边缘结构性关系的存在可能更加强化边疆的边缘地位。这两个悖论体现了边疆的辩证法：阻隔是相对的，而沟通则体现着更为有机的联系，中心—边缘关系的存在是结构性的，均质化的努力可能会强化这一关系。

三、“一带一路”对中国边疆形态的重塑及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人们纷纷意识到其在重塑空间格局与区域关系上的重要意义。其实，这一战略正是通过重新发现与塑造连接的方式来推动空间上的变革。历史上不乏通道与走廊这样连接不同区域的形式，推动着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物质与精神交换。而“一带一路”则是上升到战略层面，跨越国家边界并向国内、国外双向延伸，这将改变边疆地位与形态，并推动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一)“路”“桥”“廊”“带”与空间的重塑

空间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形成往往是建构的结果。位置、距离与方向是空间具有内在关联的三个核心要素[10](2)。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加上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出区域、核心—边缘、走廊、通道等空间形式。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是由空间形式的多样性所决定的。鲁西奇就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与道路，在经济上存在三大经济带[11]，在不同区域上存在着五条区域性道路[12]。

在所有的空间形式中，通道与走廊的作用往往被忽视。这是因为在历史上人们受制于交通技术条件，其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主要关注生活在其中的区域。但是事实上，通道与走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沟通作用。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就特别强调了民族走廊的特殊作用。他指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13]。板块实际上是自然经济、生计方式基本相同的区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走廊则是这些板块之间的过渡地带，具有相对的流动性。这些走廊在沟通各个板块并使之形成一体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民族走廊不仅仅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通道，也是族群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

今天“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既是对历史上“路”“桥”“廊”“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内重塑空间格局与区域关系的主动尝试。“一带一路”跨越并连接不同的区域，强调“互联互通”，事实上是从“路”“带”“廊”“桥”“这些‘互联互通’的概念中找到超越过于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从而使得“不同区域成为相互依存、承认各自独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14]。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战略一方面将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均衡结构，使中心—边缘相对化，另一方面在更大范围上将不同区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区域关系格局，这就是“一带一路”重塑空间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其意义所在。

(二)“一带一路”对边疆形态的重塑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在形塑中国内外互动与发展的空间，在国内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于边疆地区的空间地位与形态的塑造。而边疆区位空间变化是边疆形态变化的前提，这是因为边疆的边缘地位仅仅在一国范围之内是很难发生改变的，但是当时空条件发生转换，将边疆置于国家之间的范围之内，使之同时向国内、国外两个方向开放，边疆就成了面向国内外的中心，这就改变了边疆原有的边缘地位，也就是“边疆的非边疆化”[14]。在空间区位发生重要变化的基础上，边疆形态得以重塑，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边疆的中心化。边疆最基础的含义就是它在一国空间之内的边缘性存在，而且这种边缘性还被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地强化与重塑着。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是普遍存在的，但随着时空转换，中心—边缘结构同时又是相对的，两者相互依存并且相互转化。“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纵向穿越边界的战略，沟通了国内、国外的不同区域，这同时也贯穿了国内依然存在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将边疆置于一个联系不同区域的长线链条上。边疆成了一个节点，成了事实上的中心。正如郝时远先生指出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从历史上的边缘地区、改革开放的后方地区转变成为前沿地带，而这个前沿又是一个既要对内开放，又要对外开放的双向开放‘中心区’”[15]。其二，边疆获得了纵深延展性。民族国家划定边界以确定其主权范围，这样使民族国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边界在保障主权的同时，也割裂了边界两侧历史上存在的有机联系。但是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边界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条绝对的隔绝界线，各种要素总是试图跨越边界自由流动。正如拉铁摩尔所说的，“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8](156)。特别是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边界不断被跨越。沿边开放则更是沿着边界线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边境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这种沿边开放的影响与辐射范围是极为有限的，主要集中于在边界沿线的狭长区域。与沿边开放的横向布局不同，“一带一路”则是一个在空间上纵贯边界的战略，不仅在边境地区，还将这种跨境交流与互动深入到远离边境线的腹地。其三，利益边疆的空间形式得以重塑。民族国家在地理上用边界将国家封闭起来，但并没有阻碍人们对新边疆形式的探索。一方面，边疆突破了平面形态，出现了空疆、地土边疆等立体形式；另一方面，国家利益溢出边界，形成利益边疆形态。人们往往强调利益边疆的无形状态，没有地域指向，但是实际上任何利益的实现总是要有一定的物质载体，利益边疆也是如此。利益边疆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正如周平教授指出的，“根据国家海外利益的意义划分不同的圈层，如将其划分为核心区域、拓展区域、边缘区域等，确立海外利益格局的构成，并用国家的力量对其进行维护”。而“一带一路”战略则是为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海外利益进行了重构，从而使得利益边疆具有了特定的空间形式。“一带一路”的纵向延伸，沿线的重要节点、通道等等都是中国利益边疆的重要载体。

综上，从空间格局与区域关系上来看，相对于的民族国家对传统边疆的塑造，“一带一路”战略对边疆形态的重塑在范围上更大、在形式上更为深刻。主要表现在：其一，“一带一路”在纵深上沟通国内、国外两个区域，使得边疆在一个长链条上获得重要地位；其二，“一带一路”使中心—边缘相对化，边疆事实上成为一个中心，摆脱了其边缘地位。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将极大地改变边疆的地位，并使其获得重要的发展机遇。

(三)“一带一路”对中国边疆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以其宏大的区域范围、“路”“桥”“廊”“带”的空间形式和“互联互通”的运作机制，将中国的边疆置于一个有着空间纵深的长链条之中，使其作为一个中心参与到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之中。这同时也改变了边疆的地位，重塑了边疆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地位都不为过。具体来看，“一带一路”对边疆稳定与发展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一带一路”战略将改变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商品、资本、人员等经济要素沿着“一带一路”的诸多通道与走廊跨越边界流动，使边疆的对外开放不仅局限于边境这一狭隘的范围，而是在更大范围与纵深上实现与国内外区域间的联系与合作。此外，国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极大推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兴城镇化建设，这些都会使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得到改善，从而促进产业升级改造，增加民众就业，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其二，“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改善边疆的民族宗教关系，保障边疆安全。“一带一路”将会极大改善民族关系，推动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第二，“一带一路”使得边疆成为同时面向国内外的中心，经济上将发展更快，文化影响更加彰显，有助于平等民族关系的构建。此外，“一带一路”推动区域合作，对于打击“三股势力”，加强边境管理，促进边疆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三，促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建设进程。传统天下秩序往往呈现出从中心到边缘的圈层结构，而实际上是由几大板块构成，将其连接起来的则是那些走廊与通道，历史上的民族互动与交流往往就是沿着这些走廊与通道而开展的，从而形成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一体。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在更大范围、更强的力度上加强边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使二者在经济上联系更为密切、交通上更为通畅、文化交流更为频繁。

“一带一路”战略既沿承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又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突破，将区域之间的有机联系转化成为主动的倡议与战略，使得中国边疆成为重要的节点与中心。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边疆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应该看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面临边疆自身的许多变化，但是无疑这也是中国边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

[2]王明珂.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J].文化纵横,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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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带及其变动[J].厦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12]鲁西奇.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J].学术月刊,2011(2).

[13]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3).

[14]汪晖.“一带一路”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N].环球时报，2015-04-08.

[15]郝时远.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N].光明日报，2015-05-28.

【责任编辑李延睿】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Reshaping the Patterns of Chinese Borderland

ZHU Jin-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will reshape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regional relations, which will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and put Chinese borderland into a long chain of cross regional interaction. Borderland is no longer the edge, and its pattern is also changed. The Belt and Road is a significant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orderland regions,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orderland regions.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Borderland Pattern; Center Edge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2-0038-05

作者简介：朱金春(1984-)，男，山东聊城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边疆政治与民族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部次边疆带和谐民族关系研究”(14CMZ037)

收稿日期：201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