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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族群、文化——“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2016-12-16段金生李红凯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南亚西南族群

段金生,李红凯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50)



地缘、族群、文化——“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段金生,李红凯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50)

摘要: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地缘、族群及文化诸领域具有深长的历史关系。古代西南丝路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下,沿途地区或国家客观社会发展的产物。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文化上彼此交融,但其族群关系的构建却呈现出多维形态,各族群关系的融洽与矛盾是历史演变进程中社会的常态现象。近代国际秩序的变革,使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区域,在族群关系、界务诸问题上,亦形成复杂面貌。

关键词:地缘;族群;西南边疆;“一带一路”

1902年,梁启超曾言,“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源“莫不由于地势”;并从政治地理的视角考察,认为西南的四川与云南,“相辅车者也,故孔明欲图北征而先入南”,可谓“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在考察广东、广西地理因素后,他认为“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1](1806~1816)。梁启超的这一观察并非专论西南,却从另一维度表现了西南川、滇、桂诸省的地缘环境和复杂关系。其实,西南边疆诸省地缘环境的复杂性不仅于内,于外亦然,主要表现在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区域的诸重关系,故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西南边疆作为主要内容。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多趋于周边外交、战略与政策、区域合作、沿边开发等现实性课题,历史维度的思考相对薄弱。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是基于历史性思考的当代宏大视野,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维度来思考“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关系问题,或能从更宏深的角度观察出其形成的逻辑与面临的挑战。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之上,以地缘、族群、文化为视角,从历史的维度,对“一带一路”战略在西南边疆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一梳理。

一、地缘、族群、文化的交融:古代的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

何谓西南边疆?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向并不明确,也并无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概念。如学者们所观察,广西的地缘在各历史时期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语境,从秦汉时期的南海、西瓯、骆越,到唐宋时期的岭南、岭外、桂海,当时并不在西南夷的讨论范围;但从元明清以后,广西却被放在西南区域进行探讨[2](2),这反映了各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指向的模糊性。有学者曾论,从某种程度而言,先秦以来的西南是中原农耕定居群落在争夺生存空间中形成的“一点四方”结构的产物,即先秦服事观思想的细致化形态之一。由于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存有显著差异,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西南的指向时有变化,“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历史实际中,‘西南’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3](9~47)。而“边疆”涵义本身即综合了历史、地理、政治、文化诸重因素,故西南边疆的具体区域所指,长期以来并无定论。古代西南区域的行政区划变化颇大;民国以来,国人对西南边疆范围的认知或考察虽含有文化、政治等诸多层面的思考,但地理方位是其基本。本文将论述的西南边疆,主要是指与西南丝绸之路联系密切的川、滇、桂诸省。

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联系密切,是基于其地缘的临近。《新纂云南通志·边裔考》就称:“云南位处边陲,为西南国防前冲,安南、缅甸,壤土相接,暹罗国境,亦复相近。”西南边疆诸省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或邻近。其中,广西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是中国唯一与东南亚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份,也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云南西南面与缅甸接壤,南面和老挝、越南相连,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印连印孟”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路沟通南亚、东南亚的省份。在历史上,由于地理环境的邻近,古代西南诸省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有着较为密切的交通往来。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到大夏(今阿富汗),看见商人从身毒(今印度)运去的蜀布、邛竹杖等商品,得知有道路从蜀地通往印度。这表明,在汉武帝准备开辟之前,此路事实上或已存在。陈茜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我国西南川滇和缅甸、印度的经济就有了很大发展,为经济交流、贸易往来创造了条件。中国的丝绸不仅销往印度,而且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其时,蜀(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方的商人组成商队,驮运着丝绸,渡过金沙江,到达嶲、昆明地区(今云南大理一带),然后经大理到达滇越(今云南腾冲及其东南),在这里与印度商人进行交换;或者,由滇越再到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而后抵阿萨姆,再到印度平原;或者,经滇越,而后由伊洛瓦底江经航运到达印度。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政事论》和《摩奴法典》都有了对中国的相关记载[4]。其后,伴随王朝对西南边疆经营的深入,西南丝绸之路日益发达,逐渐形成三条干道:四川经大理、德宏进入缅甸北部而经印度北部达地中海沿岸的“永昌道”;成都入缅甸北部,走水路或陆路沿伊洛瓦底江至孟加拉湾出海的“伊洛瓦底江道”;经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河内,再经海防出海的“交趾道”[5](2)。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设“合浦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记述了汉代使者从合浦乘船出发到东南亚一带的情形,说明此前广西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早已存在。

梁启超曾论:“交通之便与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1](1806)实际上,交通线路的发展不仅对于国家的政治变迁,而且对于文化、经济变迁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不仅对于本国,而且对于国家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的相互关系亦具重要作用。古代的西南丝绸之路,不仅是对外交往的重要交通路线,也对中原王朝治理边疆有着重要影响。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演进,西南边疆与中原王朝的内部交通也日益发展。方铁指出,在中国古代中后期,伴随西南边疆逐渐形成、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西南边疆本土及其与邻省的交通线的重要性就逐渐超过通往外邦的交通线[5](2)。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发展,与民族迁徙及交融密切相关。杨帆根据考古材料研究认为,夏商时期的羌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即四川西部)不断向西南迁移,此后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使这一活动达到高潮,这些迁移民族不仅到达我国西南,一部分民族还迁移到东南亚及南亚地区。这表明民族迁移活动亦是西南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原因[7],这也从另外一个维度说明了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等物的合理性。历史上及今天东南亚的藏缅语诸民族、南岛语诸民族、南亚语(孟高棉语)诸民族、泰语诸民族等族群以及他们支系的形成及演变,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古代族群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7]。今天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地区大量跨境同源民族或亲缘民族的存在,就是历史上民族迁移与交融,以及社会政治变迁的结果。

由于地缘、族群关系的密切性,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较多。梁启超曾论,“世界文明之原因,其所由来甚复杂,固非可仅以一学科之理论而证明之者也。虽然,以地理学者之眼观之,亦有可以见其一斑者”[1](1787),强调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地区不仅在地理环境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或相同之处,同时西南丝绸之路的存在,使双方文化不断交汇与融合。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发展,促进了相关国家及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海贝,最迟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大量流入云南,并在古代一直是西南地区经云南腹地通往东南亚、南亚交通线上最为大宗的商品,用以充当货币;这一情况说明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相当时期内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区域市场,说明历史上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受东南亚、南亚影响较大,具有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特征。在审视云南历史时,也应从开放性的视角探讨东南亚、南亚对云南历史发展的影响[8]。唐宋时期许多僧人远赴东南亚、南亚寻求佛法,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僧侣亦进入中国传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文化交融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大约在7000年前,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地区相继出现远古文明,随后开始了文明扩散的过程,“某种较高程度的文化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散,使周围较低发展水平的文化受其影响而融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地区性的变化”。而当地区性变化相对固定下来并继续扩散时,如果周围没有比较发展的人类文化,则容易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熄灭;如果它的扩散遇到了其他发展的文化,则这些文化会相互交融,并继续发展[9](300)。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商业往来的客观需要,也成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伊洛瓦底江流域、印度河流域,诸文明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途径,对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与演变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西力冲击下的历程:近代的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

在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世界主要存在着东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中东文化圈、西欧文化圈及其他一些边缘文明。东亚朝贡贸易网曾涵盖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东南亚地区等广袤的东亚大陆和海上区域。南亚文化圈则包括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通常这个地区都被叫做印度。在很长时段内,各文化圈都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只是在发展水平上有所差异。但1500年左右,在东亚、南亚文化圈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时,西欧文化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欧农业文明逐渐解体,开始形成新的工业文明,并最终冲击着整个世界形势。梁启超在1907年曾谓“国家主义之发达,不过二三百年以来耳”[1](814),所言“国家主义”即是指西欧工业革命后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为争夺土地、资源以及国家的发展优势等,新兴强国不断向外扩张,引起了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激烈变化。

在西欧至印度的航线开通后,葡萄牙就逐步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扩张。16世纪,葡萄牙确立了在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1511年控制了东南亚的咽喉要地马六甲。17世纪末,英、法列强大规模入侵南亚、东南亚,到18世纪,英国及法国在印度进行了激烈的博弈,最终英国取得了对印度的控制权,印度沦为英国政府直接统治的殖民地。随后,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越南诸国亦先后沦为英、法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亦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东亚地区的传统政治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列强力图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建立以自身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历史的变迁总是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而形成,内部因素包括传统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形态、经济构成等,外部因素则包括自然地理、国际环境等。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传统关系被西方列强打破后,对各区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区域的政治走向及命运,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东南亚、南亚地区沦为殖民地后,成为列强侵略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据点。“考西南疆域之丧失,分藩属和领土两种:越南被并于法,缅甸见夺于英,暹罗离我独立,南海中之苏洛群岛亦相率携贰,南屏尽撤,粤、桂濒危,帕米尔以西,喜马拉雅以南诸国,如不丹,尼泊尔,哲孟雄,巴达克,阿富汗完全为英所并……至领土之丧失,其原因颇多,有因战败赔偿者,有由被迫勘界及赠与者……除陆地领土丧失外,尚有领海以及海峡之丧失,如南海北界闽、粤等地,南界荷属巽他群岛,东界美属之菲律滨,西界英属麻剌甲群岛,均次第入于英、荷、美之手,而麻剌甲海峡,又为列强所占据,南天回首,能勿生‘旧时王谢堂前燕’之戚乎。”[10](34~35)该论虽呈显出时代色彩,但说明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影响及于中国西南边疆。为进一步扩大由缅甸到云南的通路,英国派遣“探险队”入华探测,导致了“马嘉理事件”。借此,英国强迫清政府签定《烟台条约》,规定中英两国会同商订滇省边界与缅甸地方来往通商章程,英国可派遣官员驻扎大理或其他地方查看通商情况。1883年,法国为完全占据越南进而打入中国西南边疆,与清政府发生中法战争,最终迫使清政府于1885年签订《中法新约》,中国云南、广西的门户洞开。英国也以印度为据点,不断侵略西藏,使西藏问题成为清末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边疆问题之一。

《新纂云南通志·外交考》曾总结“中国在闭关自守时期,与外国交涉甚少。云南虽位南徼,亦无外交事件。清光绪以还,越、缅屏藩既撤,与英、法接触时多。……若界务、若通商、若游历、若教案……今时局变迁,中外交涉日繁,与英、法立约划界,损失滋多”;并称我国与越南已有数千年关系,而“我国恒以兄弟之邦视之,除朝贡外,未曾有所需求也。法国之与越南则异于是”。此论虽仅言云南,但却从另一维度呈现了西南边疆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往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由四周的国家辐辏而构成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它所覆盖的空间范围相当辽阔,但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终究只是以亚洲东部为主的一隅: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社会的成员”,但近代以来,“中国成了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员,成了世界中的中国”[11]。国际格局的这一变化也使我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政治变迁彼此交织作用在一起,“英并印度,印、缅邻接,时生龃龉”,而后“英即并南缅于英属印度,而置北缅即上缅甸(Wpper Burma)为势力范围”,引起“法国之嫉”,加快侵略越南步伐,“英、法势力之膨涨,暗争日烈”。这些争端也引致中国西南边疆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等的界务争端[12](567)。

伴随西方列强对东亚、东南亚、南亚诸区域侵略的深入,现代国家与民族意识在亚洲诸国逐步萌兴,东亚、东南亚、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彼此交替发生。民国时期有论者就曾呼吁,“黄色的亚洲,快要被魄的魔瘴吞没下去了”,亚洲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反抗!时机紧迫了!我们要赶快注意我们亚洲民族共同解放的去路”。该论者还总结了亚洲各国民族运动的历程,至19世纪后半期,亚洲基本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民族运动,先后兴起”。亚洲各国民族运动的发生,起始于19世纪中期,而至20世纪初期才迅速发展,中国、印度、阿富汗等取得了进步[13](66~68)。这种联合谋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得以实现,而西南边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国际交通命脉。

西方列强势力入侵东南亚、南亚及中国后,不断拓展在中国西南边疆的交通路线。广西接壤越南,其龙州、镇南、水口、平而四关,系由桂入越之要道,故为“法帝国主义素所垂涎”[10](37)。中法战争后,法国在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外,修建了和边界并行的铁路,并且还建筑了由主干线可直达广西要卫的支线[14](3)。法国花费巨资在西南边疆周围先后修筑滇越铁路、桂越铁路,其目的是方便对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进行渗透与侵略,“桂越铁路,起于龙州,经凭祥而入镇南关长凡一百二十里,扼桂林百色之咽喉,近更谋钦渝铁路之建筑,包括粤、桂、滇、黔,入四川至重庆,其侵略西南之阴谋,如水银写(泻)地,无孔不入”[10](37)。英国也修筑了滇缅铁路等交通要道。列强企图将中国西南边疆与其所辖的东南亚、南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联为一片,扩大殖民范围。不过,随着国际政治演变,这些交通要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东南亚、南亚地区及同盟国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重要交通线,这或许正符合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作用的深刻分析。

三、历史的启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西南边疆

客观的地缘形态与历史的长期发展,使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各国或地区之间在文化、经济、政治、族群等各层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交往或联系,体现出极其丰富与深刻的内涵,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亚洲乃至全球社会历史发展与演变的进程。通过对古代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地缘、族群、文化关系,以及近代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关系演变的扼要梳理,可以观察出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是一定地理环境下沿途地区或国家客观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共同需求的产物。陈茜就曾指出,公元前324年至185年孔雀王朝时期,印度已普遍使用铁器,修建灌溉工程,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手工业方面也十分发达,纺织、金属加工、建筑与造船都有相当发展。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农业、手工业也都有发展,已有了城市,并产生了早期国家。西周时代,我国的巴蜀地区就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战国及秦时期,铁器已在该地区广泛使用,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出现了许多大工商业主,在全国都有影响。考古发掘公元前的器物表明,云南当时的经济文化也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可以说,中国西南边疆、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存在,成为了这条交通路线发展的基础[4]。这种共同需求,既是西南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它长期存在的支撑。

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演变,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经营边疆方略的重要内容。方铁认为,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与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历代王朝重视丝路的安全,并进行必要的维护,唐朝、元朝等王朝还在丝路的一些路段设立驿站,使相关路段成为重要的官道”,从而“北方丝路、海上丝路与南方丝路,构成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及联络徼外地区的交通网络”,并认为从丝绸之路分布格局的发展变化,可以考察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在重点、方式与效果方面的演变过程。在古代社会的前半期,中原王朝拓建内地经西南边疆联系外邦的交通线并积极保持其畅通,是历代王朝经营边疆的重要动力;伴随西南边疆社会历史的变化,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目标才逐步发生转变,内部交通线的重要性逐渐超过通往外邦的交通线路。同时,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疆域趋于稳定,外邦的国家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新型的关系,这些都对丝绸之路的功能与效用产生了影响[5](3)。

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地缘、族群关系上的密切性,对区域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地理的接壤或邻近、自然气候的相似或相同,族源的同源异流、异源异流或多源合流,使历史上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关系形成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西南边疆具有特殊的地缘关系,内部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中原旱地农业文明和南方稻作文化的交汇区域,同时还具有独特的山地文化形态;外部则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代永昌郡,“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此地有“闽濮、鸠僚、僄越、躶濮、身毒之民”[15](5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族群交融的密切性。张增祺研究认为,西南边疆滇国青铜器文化的形成,明显受到东南亚、南亚、西亚文化的影响,“铜桶、靴形铜斧等,很可能受了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斯基泰艺术和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钺等,则是仿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显然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彩色琉璃珠及蚀花肉红石髓珠等,则可能来自南亚地区”[16](23)。西南边疆与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以及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亚、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可窥一斑。然而,要强调的是,文化彼此交融,但族群关系的构建却是多维的。族群关系,既包括中国内部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或北方游牧族群的关系,也包括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诸族群的关系。这多维度的族群关系,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接触中形成的,既呈现出和平友好、相互交融的形态,也表现出矛盾与冲突、战争与对峙并存的形态。客观而论,历史时期各族群关系的融洽与矛盾是社会常态现象。

近代国际秩序的变革,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亦使西南边疆在族群关系、界务诸问题上,与东南亚、南亚区域形成复杂面貌。1902年,梁启超曾言:“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礡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1](787)这既道出了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形成的历史,也指出了民族主义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其相互关系中的突出性。古代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族群关系伴随近代民族形态及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更趋复杂;尤其在民族国家构建后,原有文化思维主导下的传统东亚政治秩序被打破,双方既共同抵御西方列强殖民活动,也存在彼此竞争与冲突。西方列强对中国、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殖民或半殖民活动,引起了近代中国严重的边疆与民族危机,扩大了彼此的边界矛盾,近代中缅、中越、中印界务问题的形态,影响及于今日。1905年,梁启超在论世界将来大势时,曾引日本学者矢野文雄之言:“一国变迁之大势,曲折蜿蜒,其所以养成者,近或在四五年、十年,远乃在数十年、百年。及其势已成,欲以一手一足、一朝一夕之力抵抗之,未有能致者也。一国有然,世界中国与国之交涉亦然。”[1](787)民国时期李剑农亦曾言:“历史的事变如流水,不能由我们用刀去截断。后时代的变化,都是在前时代已经成了问题。后时代的人物事迹,都是前时代的产儿。”[17](1)“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提出的一个系统而宏大的战略,西南边疆地区是这一战略构建的重要区域。从历史的维度对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地缘、族群、文化诸层面进行思考,具有独特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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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睿】

Geography, Ethnic Group and Cultur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 in China

DUAN Jin-sheng,LI Hong-kai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031,China)

Abstract:Southwest frontier,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had deep history in terms of geopolitical, cultural and ethnic relat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s the demand and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bjective 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reg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thnic relations is multi-dimensional, the harmony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are the normal phenomena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change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made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with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region in terms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so forth.

Key words:Geography; Ethnic Groups;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the Belt and Road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2-0043-05

作者简介:段金生(1981-),男,云南师宗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民族史研究;李红凯(1980-),男,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边疆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部次边疆带和谐民族关系研究”(14CMZ037)

收稿日期:201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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