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为何敢于冒死进谏

2016-11-26李勃

新东方 2016年3期

李勃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著名清官海瑞上《治安疏》［1］，直陈数千言，力谏斋醮，并极论嘉靖皇帝之过失。其大略曰：“陛下初年铲除积弊，远过汉文。二十年来，法纪渐废，名器日滥。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僇辱臣子，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赋役日烦，万方悬磬。诸臣犹修斋修醮，相率进香。天药天桃，相率表贺。修建宫室，工部极力营缮。买香市璠，户部差求四出，无一人为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长生也，然尧舜禹汤，下历汉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师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神其术乎？”［2］4402意即批评嘉靖帝妄求长生，迷信道教，宠信方士，不理朝政，朝政日坏，民不聊生等。

那么，海瑞为何敢于冒死直谏？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当是：当时的大环境即明朝中后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其上疏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当时海南的小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海南耿介之士唐胄光辉榜样，以及海瑞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忠君爱民情结、刚正不阿的性格等几个方面个人因素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大环境——明朝中后期宽松的政治环境

我国现有大学和中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几乎都一致认为，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政治黑暗。其实，当时社会也有其开放和光明的一面，尤其是政治环境较为宽松。

（一）学术思想和言论较为自由

例证一：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翰林院侍讲丘浚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时，大胆主张为于谦平反，不怕得罪最高统治者明英宗和明宪宗。据明人何乔新的《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墓志铭》说：“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着其不轨。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3］此又见《明史·丘浚传》［4］4810。试想：下诏杀害于谦的是英宗，继位的宪宗又是英宗之子，英宗刚死，丘浚就大胆主张为于谦昭雪，这与公开揭露英宗之罪何异？但宪宗还是欣然采纳了丘浚的建议，诏复于谦官，并赐祭［4］163,4551。丘浚建议为于谦平反，说明他主持正义，不畏皇权。宪宗采纳丘浚的建议为于谦昭雪，则说明他宽容大度和政治开明。

例证二：成化三年（1467）五月，荆门州学训导髙瑶抗疏陈十事，力主复郕王帝号。据《明史·髙瑶传》载：髙瑶，“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陈十事……然帝终感瑶言。久之，竟复郕王帝号。”［4］4460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戊子，复郕王帝号”［4］170。

郕王即明代宗朱祁钰（即景泰帝）曾得罪过明英宗和明宪宗父子。州学训导高瑶“以卑官建危议”［4］4461，大胆为景泰帝大唱赞歌，不怕得罪宪宗父子，其大无畏精神难能可贵。同时说明宪宗时的政治清明。

例证三：成化十七年（1481），礼部右侍郎兼掌国子监事丘浚作《世史正纲》时，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杀害岳飞的主要凶手是宋高宗赵构而非秦桧，将矛头指向封建皇帝。据明人丘浚的《世史正纲·宋世史》载，绍兴十一年，“帝下岳飞于大理寺狱。”并自加按语：“岳飞之死，世皆以为秦桧矫诏杀之。而此特笔帝下飞于狱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桧非承其意，决不敢杀其大将。……况《宋史·何铸传》明言：铸白飞冤，而桧答以‘此上意也’哉！”［5］意谓：宋高宗不是昏庸愚昧之主或傀儡皇帝，如果秦桧不秉承宋高宗的意旨，决不敢杀害岳飞。何况《宋史·何铸传》明确说：御史中丞何铸告诉秦桧，所谓“岳飞谋反”是冤案。而秦桧回答说：要杀害岳飞，是皇上的主意啊！丘浚这一论断，可谓有理有据，完全符合史实。这与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6］。这不仅说明丘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且说明当时学术思想的自由。

例证四：具有反传统精神的王阳明思想在南北各地广泛传播。明朝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思想逐步发展起来。王守仁不仅是明朝的高级官员，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当官期间，所到之处，积极开办社学、书院和学校，并亲自讲学。他50岁时回到故乡浙江余姚，聚徒讲学。据《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载：王守仁在浙江余姚讲学时，“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即嘉靖二年，1523）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佛教寺庙），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7］其当年讲学之盛况，于此可见一斑。对此，史籍也屡有记载，诸如：《明史·王守仁传》载：“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 守仁弟子盈天下。”［4］5168-5169明末黄宗羲《明儒学案》载：“阳明廵抚江西，讲良知之学，大江之南学者翕然从信。”［8］王艮“谒王守仁，从之学。王氏弟子遍天下”［9］。以上记载说明，当时王阳明学说在南北各地广泛传播。

明代官方的统治思想是朱熹的理学思想，王阳明敢以与朱熹思想唱反调，但他本人却照样在朝廷当大官，而且其反理学思想能够在南北各地自由地广泛传播，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思想。这说明当时学术思想极为自由。

（二）朝廷或地方官员都可以上疏批评朝政和皇帝

例证一：成化七年（1471）冬，大学士彭时上疏批评时政。“言政本七事……皆切中时弊。”［4］4686其疏中所言，显然都针对皇帝而发。

例证二：成化十三年（1477），谨身殿大学士商辂反对宪宗徙民塞外，并揭发宪宗信任的专权宦官汪直之罪［4］4689-4690。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宦官为非作歹，主要原因在于皇帝对宦官的信任和重用。揭发宦官的罪恶，也就是间接批评皇帝。

例证三：嘉靖初，在著名的“大礼议”之争中，以内阁首辅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们力主尊嘉靖皇帝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号为皇叔考，而坚决反对尊其为皇考，不怕得罪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其主要理由是：“继统”（即继承帝统）又要“继嗣”（即继承血统）①。

例证四：嘉靖年间，朝廷大臣杨廷和、乔宇、周琅、张嵩、张汝、安盘、郑一鹏、杨名、杨最、罗洪先、周相、杨爵、刘魁、周怡、杨允绳、朱勤熨等，曾先后上疏批评明世宗迷信道教，不理朝政②。

更有甚者，武选司郎中孙鑨上疏极谏，竟然把明世宗比喻为暴君“秦二世”。如清陈鼎《东林列传·孙鑨传》载：“世宗深居斋宫，锢言事诸臣，屡兴大狱，举朝惴恐。鑨具疏极谏，以秦二世、宋徽钦为喻，尽发诸奸与中珰不法事。大学士徐阶见之，大诧曰：‘痴也郎！奈何轻批逆鳞哉？’会上病，诸珰壅之不得达。引疾归。隆庆元年，起南京文选司郎中，升南尙宝卿。”［10］武选司郎中孙鑨敢“批逆鳞”，把明世宗比喻为“秦二世”，这是何等胆量？皇帝不予治罪，反而升官。这说明当时朝臣敢讲话和政治清明。

从上述可见，成化以来至嘉靖年间，朝廷或地方官员上疏批评皇帝屡见不鲜。嘉靖末年海瑞上疏极諌，并非首倡，只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而已。

明朝中期以来，朝廷或地方官员之所以敢于不断上疏批评皇帝，主要原因是皇帝的腐败和不理朝政［4］5928，加上朝廷官僚之间、官僚与宦官之间的相互倾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放松了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臣民当然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开放和变化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诚为罕见。因而，学术界有人认为，明朝中后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如著名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说：“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11］

二、小环境——海南耿介之士唐胄的光辉榜样

海瑞之所以敢于上疏，除了受大环境的影响，还有海南小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海南耿介之士——唐胄的光辉榜样的影响。

明初加强对海南岛的治理，在岛上设置琼州府，统领全岛三州十三县，隶属于广东省。又置海南卫，作为全岛最高军事机构，先后统领十二个千户所，领于广东都司，隶属于中央前军都督府［12］。明代海南文教发达，人才辈出。明代海南曾设立众多学校，计有：府学1所、州学3所、县学13所、社学201所、义学17所、卫学1所、所学9所、书院21所。此外，琼州府及其所属三州十三县均分别设立阴阳学和医学各1所［13］112。明代海南汉族人口仅25万人，中进士64人、举人614人（文举599人，武举15人）、正途出身的各类贡生有 2439 人［13］112-113。

在海瑞入仕之前，已有许多海南人在朝廷和地方任要职，如官至大学士的有邱濬；官至尚书的有薛远、廖纪③；官至侍郎的有唐胄、钟芳；官至都察院佥都御史的有邢宥；官至布政使的有胡濂；官至太常寺卿的有夏升；官至按察使的有林士元；曾任巡抚的有邢宥、唐胄等。至于在中央各部门担任郎中、员外郎主事、给事中、监察御史以及在地方各省任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知府的，则不计其数［13］123。因此，明代海南岛有所谓“鼎臣继出，名满神州”之誉［14］。明代当官的海南人几乎都是为政清廉的耿介之士，其中较为突出的，当是被称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4］卷 203。

唐胄，字平侯，号西洲，明琼山（今属海口市）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曾任云南右布政使、广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南赣巡抚、山东巡抚、南京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等职。嘉靖十七年夏，明世宗欲以其父献皇帝祀明堂配上帝，他上疏力争，坐削籍归。冬遇赦恢复官职。次年四月卒于家。隆庆初（1567年）赠右都御史。他曾多次抗疏，较著者有以下三次：

嘉靖十五年冬，嘉靖帝以安南久不贡，将遣兵征讨。诏遣锦衣官问状，中外严兵待发。闰十二月，唐胄上《谏讨安南疏》，力陈不可讨之理由有七［15］。

嘉靖十六年，武定侯武臣郭勋怙宠，奏请将其五世祖郭英配享太庙。唐胄上《驳郭英配享庙祀疏》，力请止之［16］。

嘉靖十七年六月，嘉靖帝欲以其生父兴献王祀明堂配上帝，唐胄上《明堂享礼疏》争之，力言不可理由有六：一是认为汉代以来祀明堂皆配以父，不符合周代礼制［［4］卷48；二是认为朱熹也主张，明堂之配不专于父［4］卷48；三是强调古代明堂之礼不可废，只应当奉大宗配享［17］；四是认为嘉靖帝对其父庙号的态度前后不一致［17］；五是认为依周代礼制，今年大享之祭当配太宗［4］卷48；六是认为嘉靖皇帝是圣人，则其父专庙之享，将百世不改变［17］。

唐胄坚持真理和正义、正气凛然，敢与皇帝唱反调，充分表现其耿介不阿的高尚品格。因触怒皇帝被下诏狱拷掠，并削籍回乡。唐胄是明代因抗疏而入诏狱的第一位海南人，也是明代有影响的全国著名人物之一。其耿介不阿的高尚品格为后来著名的清官海瑞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海瑞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海瑞和唐胄都是琼山县人，唐胄卒时（嘉靖十八年）海瑞已二十六岁，对先辈唐胄的事迹应该非常了解。海瑞是继唐胄之后入诏狱的第二位海南人其为人行事与唐胄之所以极其相似，显然受到唐胄耿介不阿的高尚品格的深刻影响。

三、海瑞上疏的个人因素

海瑞敢于上疏，除了受到大小环境的影响，还有个人因素起作用。其个人因素的主要内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忠君爱民情结、刚正不阿的性格。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海瑞幼年失父，母子相依，自小就接受母亲谢氏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如海瑞《乞终养疏》说：“臣甫四岁，父瀚不幸蚤世。时母谢氏年二十八，誓自礪守，勉针薾纺绩资之，育臣教臣，至有今日。”［18］143

明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也载：“公甫四龄，而赠公捐馆。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励节，日夜与公偕寝处，口授《孝经》《学》《庸》诸书，长就外傅。为访择严明师託之，其贞一不渝似《栢舟》，而慈训孚翼，则有断抒和丸之风。故公尝自谓：‘勉自修饬，若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为多。’”此又见万历《琼州府志》卷 10《人物志》［19］。

海瑞在严母的管教下，开始培养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七点：

一是海瑞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学当圣贤，并制定极其严格的行为准则。

如明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载：海瑞少年时代尝著《严师教戒》，作为座右铭，以神的口气诲之曰：“瑞乎！女知女之托形於天地间者乎？天付完节，女须完之。毋宫室、妻妾动心；毋恟恟易操；毋财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毋对人语雄而鬼影鬼衾；毋质冕裳、参狐貉而有媚心、耻心；毋疚中而气馁；毋矜能而讳医；毋自许穷天地亘古今而不顾者，而终或不然。有一於此，不如遄死！”［20］意谓：海瑞啊！你知道你是天地和合之物吗？天把完整的节操交给你，你必须完整地保持之！不要为豪宅、美女所动心；不要为权势滔天而改变自己的节操；不要为财富而放弃原则，要做中流砥柱；不要说大话而问心有愧；自己的衣帽虽陈旧而喜爱，不要一看到别人穿着华贵的服装就觉得自己寒伧；不要无端愧恨而灰心丧气；不要高傲自大而违疾忌医；不要自信以为精通天地、古今的所有事情而不考虑，而结果并非如此。如果犯有以上一条，不如快死！这既是海瑞的自誓词，也是他的人生观！

二是海瑞当生员时，就留心世事。明王弘诲《海忠介公传》载：海瑞“自为诸生时，即抱当世之虑”［21］。雍正《广东通志》也载：海瑞“四岁而孤，母谢氏矢志训之。自为诸生时，即抱当世之虑。”［22］

三是海瑞上京应试时，还关心家乡的治安。《明史·海瑞传》载：海瑞“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4］卷226。建议在海南开通十字大道和设立县级政权，以安定海南的社会秩序，有见识的人都赞同其说。

四是海瑞当教谕时，鼓励学生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海瑞任南平县教谕时，制订《教约》，要求学生读书立说要与“世务”相结合，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时刻关注国家政事，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勿以恶小而为之……集义以生浩然之气，为贤为圣，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18］273

五是海瑞上疏旨在匡正君道。《明史·海瑞传》载：海瑞为戸部主事时，看到“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専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4］卷226。遂毅然决然上疏：“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职责，求万世治安事。”［18］113这明显说明，海瑞上疏的目的并非骂皇帝，而是为了匡正君道，为社会安定着想的。

六是海瑞申请退休时，还关心国家治安大事。如《明神宗实录》卷171载：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恳恩致仕，兼陈治安天下事……”［2］卷73

七是时人对海瑞有很高的评价，以为当朝伟人。诸如：明人顾允成《小辨斋偶存》载：“臣等自十余岁時，即闻海瑞之名，以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23］《眀史》卷231《顾允成传》也载：“臣等自幼读书，即知慕瑞，以为当代伟人。”

（二）忠君爱民情结

海瑞自小就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儒家的忠君爱民思想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下面先谈海瑞的忠君情结。其忠君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一是海瑞在疏文中明确申明其冒死竭忠和诚恳进言的目的，充满着浓厚的忠君情结。海瑞《治安疏》末尾说：“夫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为陛下言之……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18］117这段文字不仅说明海瑞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说明他有浓厚的忠君情结。

对此，明人顾允成在其《小辨斋偶存》也载：“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读之，其大有功于宗庙、社稷，垂之千万年不磨，盖从万死一生中，树节于我朝者。”其“忠君爱国一念，皎如青天白日。”［23］

二是连嘉靖皇帝也承认海瑞有“比干之忠”。如《明史·海瑞传》载：“帝得疏大怒，抵之地。……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此又见明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18］831等。

三是海瑞闻嘉靖帝崩即大恸。见《明史·海瑞传》。

四是海瑞逝世后，“谥忠介”。所谓“忠介”，意谓对皇帝的忠诚、耿介。这也说明朝廷君臣都完全认可海瑞的忠君情结。

至于海瑞的爱民情结，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海瑞所为皆意主于利民。如《明史·海瑞传》载：海瑞“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又明人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卷2载：“瑞巡抚南畿时，……一切善政，至今黄童、白叟皆能道之。”［23］又明人叶权《贤博编》载：海瑞“居淳安，甚得民心，邑中大治。”［24］138

二是海瑞深受江南人民的衷心爱戴。如明人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巻2载：“臣谓瑞为县令、为巡抚，百姓戴之如亲父母，可谓至仁。”［23］

明人张萱《疑耀》卷2载：海瑞“及卒于官，人争画其像，画士亦多致厚资。还櫬之日，老幼提携，顶鑪香夹道，呼‘海爷爷！’号泣如丧考妣。倾城皆至舟次，罢市数日。今江南郡邑，相传公已为神，皆尸祝於家。毎于公死日，相率追荐，至有费千金设一醮者。”［25］此又见《明史·海瑞传》。

从上面可见，海瑞深得民心，因而获得人民的衷心爱戴。这也说明海瑞确实全心全意地爱护人民。

以上史实说明：海瑞的忠君爱民情结非常浓厚。这无疑也是驱使他不顾个人安危而冒死进谏的动力之一。

（三）刚正不阿的性格

明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载：海瑞四岁失父，在母亲严厉管教下成长。“然公立志之坚，任道之勇，则故其天性然也。”按此，则海瑞性格的形成既有母亲的影响，也有先天因素。

海瑞刚正不阿的性格，主要表现有四：

一是坚决维护师道尊严，绝不跪拜上官。海瑞当教谕时，认为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拒不跪拜莅校视察的上官。诸如：

明人叶权《贤博编》载：海瑞“初署教谕，谒太守止长揖。后与两训导同见，训导各跪，公独中立。太守笑曰：‘左右低而中间高，似一笔架。’人因号海笔架。”［24］138

雍正《福建通志·名宦·海瑞》也载：“参谒上官二同僚皆跪，瑞独长揖。上官不悦，曰：‘安所得笔架教官耶？’”［26］又见《明史·海瑞传》。

海瑞维护师道尊严的举动，对学生们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因而，获得后人的赞扬。如清代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说：“吾粤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27］

二是反对“乡愿”的处世态度。明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载：“其平生所学，惟务识真，必为圣贤，不为乡原。”又载：海瑞上疏后，就访同乡王弘诲于玉堂公署，首以后事为托。“对酒论文，谈古今治乱……徐而曰：‘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原，古治之盛，何由而见?’”所谓“乡原”即“乡愿”，指乡里

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三是不畏强暴。如海瑞为淳安县令时，曾巧妙惩罚总督胡宗宪子，并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以警告都御史鄢懋卿。见《明史·海瑞传》。

四是力摧豪强，铁面无私。《明史·海瑞传》载：海瑞“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飙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

从上述可见，海瑞刚正不阿的性格乃世所罕有

综上所述，海瑞之所以胆敢上疏批评嘉靖皇帝其主要原因，显然首先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为任何人都是现实社会的人，都带有时代烙印，其言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该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制度的制约和影响，而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和脱离社会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海瑞生活在明朝中后期，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放时期。当时政治环境的宽松，必然使人们畅所欲言。试想，如果海瑞生活在高度专制统治的洪武年间，他胆敢上书批评明太祖吗？这说明，明朝中后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为海瑞冒死进谏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海瑞入仕之前，海南已出现了一批耿介之士，尤其是唐胄的光辉榜样对海瑞上疏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

但如果海瑞是一般人，那么，即使当时政治环境多么宽松和先辈唐胄的事多么辉煌，也难以驱使他上疏。可见海瑞的个人因素对其冒死进谏也不可忽视。

注释：

①参见《明史》卷17《世宗纪一》、卷190《杨廷和等传》、卷191《毛澄等传》；《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②详见《明史纪事本末》卷52《世宗崇道教》；《明史》卷116《诸王·周定王朱橚传》、卷190《杨廷和传》、卷209《杨最等传》、卷 283《儒林二·罗洪先传》等。

③廖纪原籍是明代海南陵水县，广东和海南诸旧志里都有明确记载。《明史》卷202本传记作河北“东光人”，系以其户籍所在地言之。

[1]海瑞.治安疏[M]//御选明臣奏议：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何乔新.椒邱文集[M]//项笃寿.今献备遗：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丘浚.世史正纲[M].朱逸辉,等,校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615.

[6]王曾瑜.秦桧事迹述评[J].江西社会科学,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