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玲 平 君

信仰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四个字：信而仰之。

信仰是建立在坚定的信念上的，信仰的目标必然是崇高的，让人必须怀着崇敬之心去仰望的。因之，那些仰望星空、坚信宇宙永恒的人，也一定有坚定的信仰，一定会坚信自己信仰的正确性。实际上，一个人只要不是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义者，就必然有信仰；而一个迷失了自我、不知自己是谁的人则肯定是没有信仰的，信仰的主体都没有了，何谈信仰？此外，那些诸如信奉拜物教者，则不能称之为有信仰。这类人在物欲中迷失了自己，看到的是“形而下”的物质财富，且被物质财富压抑得无法高仰远视。有位学者说得好，信仰是人类心灵的归属之地，也是一切文化的来源之所。如果你研究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无不发现她们的源头屹立着信仰二字。

一句话，信仰是塑造人类灵魂的文化母题。许多深刻的文化主题，都由这个母题生发出来。

一、引领人生的终极关怀

在人类的精神家园里，有一块永不褪色的路标，引领着人类矢志不渝地朝着理想颠峰攀登。这路标便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也是引领人生的终极关怀。

何谓终极关怀？这里主要是指人类对世界及其万物最终根源和最终结局的关注。终极关怀是人类目光所聚焦的极点，也是人类最为关心并愿意为之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它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仰赋予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永恒的创造使命，除非这个人、这个民族的生命消亡。否则，其使命永远不会结束，其在历史长河上行走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滞。就像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里的主人翁一样，他把灵魂抵押给魔鬼，获得了无限创造的能力和使命，当他停止创造，不再履行使命时，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同理，当一个人、一个民族失去了对信仰的追求，也就意味着这个人、这个民族也走到了消亡的地步。由此而言，信仰是人类生存的范型，规定着人的生存境界。这个生存境界不是对个人生存环境优劣的有限关切，而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精神永续绵延的终极关怀；这个生存境界不是为个人创立不朽事业而奋斗，而是对整个人类发展前景的瞻望与追求；这个生存境界不会因某一信仰者的逝去而坍塌，而会一代一代传承而更新。所以，有人认为，人类是靠信仰生存、发展而延续下来的。

我们知道，在现实中，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如科学信仰、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信仰、哲学信仰……任何一种信仰，只有把视野放到广袤宇宙空间，放到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中，放到跌宕起伏的人生舞台上，才能引领人生的终极关怀，才是点燃推进人生终极关怀的精神引擎。一句话，任何人的任何信仰，只能脱离了个人目的和个人利益索求，才称得上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才能使人生升华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不否认，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关心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现实的、物质的、生命体，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性命攸关的重要东西。这一些，往往被当成人的终极关怀而予以高度关注，更有甚者，一些人把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经济挂帅、金钱至上，变成了信仰的价值观，变成了自己的终极追求。由于对终极关怀的误读，在一些人心目中，权、钱价值被无限放大，乃至于内心中充满了对权欲的追逐而淡漠了人生更重要的终极关怀——信仰。因此，在历史上鲜有人做到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够为信仰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也许，现实的、物质的、生命体的东西，确实是人生中重要的东西，甚至是走到人生终极仍然需要的东西，但那些决不是信仰所承载的终极关怀，决不是信仰所指示的终极目标。信仰所承载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目标，一定是超现实的、超物质的、超生命体的。

把信仰当作引领人生的终极关怀，还因为信仰是实现人生目标的终极动力。人生有许多可以具体化的崇高目标，信仰成为融注在崇高目标中的一种观念与精神。打个比方，如果人生目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信仰则宛如指路的北斗星，照耀着人类在人生道路上迅跑疾奔。古人讲“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那些有大成就者，在进入社会之际，往往就已确立了“三立”的目标——确定了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唐朝大诗人李白“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当年毛泽东外出求学，就以诗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其实，在一切伟大的目标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支撑，那就是信仰。“三立”为了什么？如果说古代人“三立”，是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那么，共产党人的“三立”，就是为让社会到达其终极目标——共产主义。而且，即或面临着死亡威胁，也不会让信仰改变，夏明翰的“绝命诗”就喊出了所有共产党人信仰的心声。

真正的信仰，既是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每个人在一定社会上的职业地位，都是自己仰望星空的立足点。有信仰的人，从不畏浮云遮望眼；有信仰的人，从不为身边繁华停住脚；有信仰的人，从不因顺境、逆境改初衷；有信仰的人，把追求人世间真善美当成永远的使命。在现实中，也有一些人将信仰视为某种神秘的力量，并把希望寄托在冥冥之中的某种神秘的力量上，譬如，一些人在耕种、收成、生儿育女、考试、就业等事情上，也都寄希望于外界的神秘力量，急着去找算命先生，或者临时抱佛脚——去求神抽签。这样的企盼，就有迷信的意味，就不是真正的信仰了。因此，有人认为：迷信是信仰加上欲望

二、穿越时空的精神体验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类社会的信仰，如同月亮一样可以穿越时空的距离，让人有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共同感受。信仰所获得的精神体验，其实就是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精神体验，即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不论这个人身处东方还是身处西方，都可能获得同样的精神体验。也就是说，信仰是一种历时性和共时性相融的精神体验，是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精神体验。

信仰的历时性，即指信仰可以通过文化而代代相传。历史是一条浩瀚的长河，信仰则是历史长河上永远照耀着的星辰。从祖先传承下来的信仰，后代在追求过程中亦能获得大体相同的精神体验。换言之，古人的信仰经过上千年岁月的洗礼，仍然可以成为今人的信仰并激励着今人。由于共同的信仰，让今天的人读着哪怕逝去千年的贤哲的著作，似乎还能感应到先贤的心脏脉动，并在内心激发出惊雷般的共鸣。两千多年前，屈原行吟江畔的“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长吁，在今天仍然是催人前进的号角。19世纪70年代为巴黎公社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讴歌的《国际歌》，自诞生以来，像号角一样，鼓舞着世界上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仁人志士，至今还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上下求索。

文化学家研究，人类的许多文化现象经过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积淀，会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记录着一个民族的记忆，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根植于该民族后代的心灵。在诸多文化现象中，信仰就具有文化基因的功能。例如，一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就如基因传承数千年而不变，即使后代忘记了信仰的原始意义，也依然秉承不变。信仰在这些民族已经成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发现的“集体无意识”。

信仰的共时性，即指信仰可以克服空间距离把人心凝聚到一起来。由于共同的信仰，即使“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也能做到“君心似我心”。例如，一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信仰，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只要遇见了关乎国家、民族的事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激发出巨大的爱国情愫。古人有诗云“位卑未敢忘忧国”，讲的是爱国情怀。其实，对国家的热爱就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可以超越社会阶层的边界，让同一国度的人，不论尊卑都走到一起来——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例如，当奥运会上中国夺冠的健儿披着红旗在运动场上狂奔时，不管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华夏子孙，还是身在华夏本土的中华儿女，都会为之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信仰带来的精神体验，是最高的精神体验，是一种被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冠以“高峰”的精神体验。“处于高峰体验中的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富有责任心，更富有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他既感到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又感到信心百倍、无坚不摧。”［1］应该说，为信仰而奋斗，不管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高峰体验。就像歌剧《江姐》里所唱，“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颗心儿忠于党，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粉身碎骨心也甘”；就像陈然在《我的自白》里所吟：“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三、价值理性的最佳载体

曾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我无法想象没有信仰内核的人类外壳，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异化成什么样子，铸造成为何物？我无法在世界上找到没有信仰的民族，或许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已经消失或者灭亡了。如果有人要举例说明没有信仰民族的存在，我可以先验的判断，这个民族离灭亡和苦难不远了。这告诉我们，信仰对人、对整个人类，都具有性命攸关的价值意义。所以，有专家干脆将信仰定义为“人们关于普遍、最高（或极高）价值的信念”。

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概念。工具理性强调某一事物的工具意义，即在实践中的实用性意义，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价值理性，强调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一种无法用现实的金钱效益来衡量的行为。例如，30多年前讨论“大学生因救落于粪池老人而溺亡值不值”的问题，按工具理性判断的结论必然是“不值”，因为死者为年轻大学生，未来创造的社会价值比救起的老人要多不知多少；而按价值理性分析，则实现了人的最高价值——彰显了人性之善。

对信仰的坚持，将使人的价值理性变得格外可贵，将使人的行为变得更有意义。人都说，什么都可以用金钱买到，唯独可贵的人生买不到。有信仰的人生最为可贵，特别是有崇高信仰的人生更为可贵。在社会中，当一个人具有思考能力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思考到“人生”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在每做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一下“值不值得”，信仰赋予了人生意义，让具有信仰者感受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特别值得、特别有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是活得轰轰烈烈的，还是云淡风轻；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心里有一个信仰，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都有价值，都无怨无悔。而且，为了信仰，虽九死其犹未悔。或许壮志未酬身先死，但却能含笑九泉。

信仰赋予生命和生活以意义，将其引向高处。当然，这个“高处”并非金钱、权力、声望、享受等达到颠峰，而是精神体验与生命价值进入一个无我无欲的崇高境界。臧克家在《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一文中评价说：“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信仰越崇高，其内在的精神动力越强大，对意欲达到的目标越有坚定的信念，其实现的价值就越高。因此，我们可以把拥有信仰的人生称之为流金岁月，即拥有信仰者，就能真正让人生流金。也就是说，真正拥有人生价值的人是有理想信仰，并且为理想信仰所付出的人。也许，那些勇于为自己的理想信仰所付出的人，最后结果不是那么如意，但不要紧，因为他们已经真正地享受过人生，享受过创造人生价值的过程，已无所遗憾。即使倒在了为信仰而奋斗的征途，其人生价值也会重于泰山。

凡是信仰，都能向信仰者提供一种终极关怀和永恒的价值。雷锋同志有一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都有追求永恒、实现不朽的愿望和倾向。有限来源于无限，从无限中获得生命，最后归于无限。雷锋的话告诉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中可以找到自己的终极关怀，使有限的生命实现永恒的价值。

四、寻找信仰鸟

在人类的精神家园里，信仰是永远飞翔着美丽小鸟。泰戈尔有一句美妙的诗来形容信仰——“信仰像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它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早晨八九点钟，人们便朝着信仰这个鸟儿讴歌的地方追寻而来，他们会喜爱唱什么歌的鸟儿呢？他们又会抓住哪一只会唱歌的鸟儿呢？在现代社会，信仰不是某一个鸟儿，而是林中的一群小鸟，有黄鹂杜鹃，有凤凰、孔雀，有百灵、黄莺，也有乌鸦、麻雀每个人都有可能抓住一只不同的“鸟儿”。如果锲而不舍，或有可能抓住心目中认为最会唱歌的小鸟，并永远在快乐的歌声中走向社会、走向人生。

要问当代人喜爱唱什么歌的鸟？正如问他们爱唱什么流行曲一样，歌星偶像在他们那里变幻不定流行曲也就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所以问他们信仰谁？也似乎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而更为严重的是，信仰缺失的危机正冲击着社会转型期：因为转型而导致社会失范乃至产生短暂时间的观念混乱进而影响原来的信仰的动摇；因为从外面世界涌入的多种文化、多种观点的冲撞，引起人的不知所措而难以选择；因为社会腐败现象加剧，使人对社会宣传的政治信仰产生怀疑而导致到怀疑一切……现实中，我们可看到，一些人缺乏了信仰，没有了生活的动力，没有了追求的勇气，更没有了奋斗的目标，因此而产生精神流浪，因此而空虚、苦闷，因此而一味寻求感性刺激，乃至陷入生活的误区，由社会资源变为社会“烂源”，乃至成为社会的废品。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则没有名符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名符其实的国土。也就是说，建立信仰，对个人、对国家民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信仰危机对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处于信仰危机中的人有可能失去生活的信念，认为现实生活变得毫无意义，纯粹按照本能与惯性去生活，不作为或无作为。而更大的可能，则是怀疑自己曾有过的信仰甚至对曾有过的信仰提出责难，成为了信仰的背叛者。这样的人比原先无信仰的人更可怕——甚至引起社会的骚动。因此，当前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中重建信仰，帮助信仰缺失者找到自己喜爱的“信仰鸟”。

首要的是，在社会形成一个趋向比较一致的社会政治信仰。我们知道，中国现阶段的执政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理想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美妙前景，曾吸引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浴血奋战。但是一个时期，党内所出现的腐败现象，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使得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尤其是一些人竟把党内一部分人的腐败作为全党的特征，乃至失去对党的信仰。因此，我们一定坚定不移地将反腐倡廉建设向前推进，要通过党章和党的宗旨的教育，在全体共产党心中牢牢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只要我们的共产党人带好头，让人从每一个共产党人身上看到社会的希望，更多的人是会毫不犹豫地紧紧跟上来的。

广泛引导人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政治责任感。这也是重建信仰的重要途径。当人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之后，同时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就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予以极大的关注。在人参与在社会政治的过程中，社会不要单纯把他们当作受教育者，而要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主人，让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鼓励他们积极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样，他们会把全社会奋斗的目标作为个人奋斗的目标。

用民族精神重塑人的理想人格，奠定信仰重建的心理基础。重建信仰，文化是载体。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是重建信仰的最精良的材料。在中华民族精神里，“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政治抱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承载包容的胸襟……这些都有助于中国人确立正向的信仰。

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青年时期是建立信仰的最好时机，青年也是社会未来的希望。可是，在物欲冲击下的青年，理想淡薄了，变得世俗现实起来，这必定会为信仰的重建带来重重困难。但社会却不能放松这方面的努力，否则，我们将失去一代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1]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M].许金声,刘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