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桂灵 司徒尚纪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一个个从海上入侵中国，进行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深切意识到国家积弱，备受欺凌，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是丧失海权；西方列强敢于在世界上横冲直撞、恃强凌弱也在于他们拥有庞大的海上力量，掌握了世界制海权，海权成为制约中国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要素。这种认识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变得越来越强烈，日益深入人心，由此产生了一批最先具有近现代海洋观念的时代先驱，其中孙中山是其中的第一人。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长期奔走于海外，目睹西方海洋文明，多次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深知海洋对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故在他的一系列论著、讲话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完整的海洋观。研究孙中山学说，这不仅评价孙中山学说对中国民主革命贡献有重大意义，也为现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解决海洋争端，发展海洋经济，建设21世纪海上丝路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指导和决策价值。

一、孙中山的海洋观

（一）海权至上

孙中山从历史视野出发，总结中国长期海禁，忽视海权，导致国家领土主权丧失，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教训，在《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中深刻地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并针对中国海权逐步丧失事实，痛陈“令我国海军虽不克与列强争胜，然有海军根据地，置而不顾，甚非国家永久之大计，巩固边防之政策也。”［1］564所以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海权，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条件。

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太平洋成为西方列强海上角逐、争取海权的重心。孙中山以一位海洋战略家的眼光，在为《战后太平洋问题》一书作序指出，“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以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至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移至太平洋。……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则争中国之门户耳。谁握有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2］119为了取得海权，孙中山强调一定要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他极力主张中国派代表团去美国参加对恢复中国海权有重要意义的太平洋会议。

（二）建设海军

基于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惨痛教训，孙中山认为，一个国家要掌握海权，必须有控制海洋的手段；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是国家“富强之基”。他指出，当时“中国之海军，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坚利，枪炮不如外国精锐，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齐完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昔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之费，以为建设一大娱乐园，以作私人之娱乐，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造中国旧军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1］390没有强大的海军，不仅会丧失海权，甚至会导致亡国，故应将“海军建设列为国防之首要”：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就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海军，在中央政府内设立海军部，着手建设海军事宜。

建设海军，必须发展造船业，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发展海军。孙中山指出必须以此扩大海军，使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使中国成为一等强国。为此，孙中山还描绘了一幅系统的海军发展蓝图。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创立造船厂”，“其急要者，当有一航行于海外之商船队，亦要多数沿岸及内地之浅水运船，并须有无数之渔船”。孙中山根据当时海运形势，认为中国“至少须有航行海外及沿岸商船一千万吨”［3］。只因时局变动，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一蓝图及造船计划未能实现。

（三）发展海洋经济

孙中山十分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并将其作为建设海防、巩固海防，保卫海权的重要手段。他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拟定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开发战略，勾画了发展蓝图和布局方案。仅海港建设而言，孙中山提出建设北方、东方、南方三个一等大港，营口、福州、海州、钦州四个二等港和辽宁至海南的15个三等港。其中在广东沿海就有汕头、电白、海口港，以及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等四个渔业港，形成沿我国东部、南部海岸线分布的中国海港体系。且将这些海港建设与它们相连河流或腹地的整治、开发利用一体规划、设计，形成江海一体、海港和河港一体的海陆并举建设观。例如建设南方大港即广州港，其计划包括了广州港本身改良，西江、北江、东江河道整治，航线疏浚、运河开凿、新地填筑、水闸兴建、物资运输等，涉及多个部门和沿线城市和地区，实广及广州港陆向和海向腹地等问题，无疑是一份珠江流域和南海近岸海域开发规划方案。孙中山将港口建设与海军基地建设相结合，认为开发海洋资源，加强外贸，发展海上航运，与海军基地建设都是不可分割的。在孙中山这一开发海岸、建设海军的计划中，中国南海无可置疑是一个最主要的对象和建设目标。

（四）海南建省

海岛也属海洋一部分，香港、澳门台湾被西方殖民者和日本强占，也是在中国领海无权时代发生的。台湾和海南是我国海上的两只眼睛，也是最大的海防基地。其中海南岛作为中国南海交通和海防要枢，因自明初划归广东省政区以来，制约了它的海洋区位和作用，故到清末，随着海疆危机的加深，海南单独设省渐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海洋观念一个核心内容。

首先提出海南建省的是海南文昌人潘存。光绪九年(1883)经粤督张树声奏请朝廷，潘存被委任为雷州府和琼州府团练，主持琼雷海防。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督粤时，潘存仍主持团练，有政声，受朝廷论功加四品衔，并成为张之洞至交。后来，潘存离开团练一职，先后受聘于惠州丰湖书院、琼州苏泉书院、蔚文书院，并参与筹办溪北书院，但未果，不久病逝。生前潘存曾与海南贤达商议，撰写《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议方案》呈递张之洞，提出从海南地位、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六大问题来说明建省理由，洋洋数万言。但这一方案文本，至今仍无法找到，也未收录潘存《潘孺初集》中［4］415。

张之洞认为潘存建议有理，时台湾已经建省，海南也应该建省，继与粤督岑春煊先后奏报朝廷，但未果。不久张之洞调离广东，海南建省一事第一次告罢。而潘存的建议，却在中国南海海权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孙中山十分关注海南岛的海洋开发和海防建设，指出海南岛是“南洋门户”，“因海疆之要区，南方之屏障”，强调海南岛在中国海防上的战略地位，要把它建设成为重要的“海军根据地”，并首先从“固海防”立场，提出海南岛应改设行省。

1911年9月11日，孙中山到北京商谈国家大计，广东旅京同乡梁士诒等，假座京都南横街粤东新馆，开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对海南建省问题发表谈话。

孙中山先生在会上针对琼山人陈发擅就海南对国家的价值和有利广东人移民开发应设省的问题提出精辟见解，认为：“近日江苏人欲将江北改省，然其地与江南仅隔一扬子江耳。改省与否，无关要紧也。琼州则孤悬海外，当民国之最南，其海峡之最狭者，亦与内地口岸隔十八里(应指海里)，万一不能关照，先去琼州，则高、廉、雷等府及广西之太平等处都有危险。今为边防起见，宜将琼州另立一省。其五指山内黎峒所未开辟之地，则移广东八府之人以实之，则琼州或可自守矣。况且琼州有一榆林港，极合军港之用。此港为欧亚航路所经地，如建为军港以守之，则不特可以因中国之门户，且可以控制南洋一带。至于实业，则琼州四面滨海，海物甚丰。琼多山木，其材木是供数省铁路枕木之用。农田岁数熟，矿产又极富。琼地又能种植树胶之木，近日树胶用途极广，每树胶一磅，值银数元（一树能出十余磅）。琼之糖产及槟榔等又极丰。若为外人所占，则大利外溢，遗患无穷。且美国檀香山，面积不过六七千方里，从前粤人侨此者四万，日本七万，土人数十万，亦足供殖民之用。今琼地万余方里，地大于檀，产腴于檀，美人为海防起见，尚极力保全檀香山，何以中国人不以琼为意乎?今陈君倡议设法保卫琼州，琼全则粤全，诚急务也。”［1］454事后，由孙中山及粱士诒、陈发檀等36人联名，写《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由孙中山、梁士诒、陈发檀等36人联名上书国会［1］563，提出了海南建省的必要性。理由书的前提是把海南岛与台湾岛作比较。台湾已割让给日本，海南岛由于“有形势之险而不知固守，有天然之富源而不知利用，法国垂涎是岛，历有年所，前清时代，尝有海南岛不割让之条约。频年以来，各国政府皆注意此土，故各国学者、政治家、旅行者，不绝于道，探险者纷至沓来，而吾国人昧然也?”［7］因此提醒国人重视这一现实，必须把海南改设行省。其理由是：①巩固国防；②开发天然资源；③推行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④推行国内移民政策；⑤为了行政工作的方便。理由书上还驳斥了琼州土地狭小，财务不足，不宜建省等论调。最后说：唐贞元五年(789)，就已置都督府于琼州，也即海南已设置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所以“改省之说，乃所以复古制，非创议也。海南建省，早在唐朝已开始实施”。孙中山还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将台湾与海南作了对比，指出“夫台湾一岛，其幅员与琼州相等，自日本经营之后，每年岁人数千万。倘琼州改设行省，数年经营以后，其收入必有可观，无庸疑也”。孙中山又将海南岛与西方国家作了比较，指出：“欧美诸小国其面积不如琼州之广，人口不如琼州之多，尚自立为一国，以数百万住民，十万万里之土地，而不能划为一省，直隶中央者，断无是理”。孙中山在这次广东旅京同乡会举行盛大欢迎会上，大声疾呼：“图救海南，从建省开始”“赞成琼州改设行省，琼州幸甚，民国幸甚！”［1］566

这份建议书提出后，旅居广州的海南同乡成立“海南建省促进会”，咨请国会将该案列入议程。后因第二次北伐受挫，这一建议未能实现。

1921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国会议员王斧军、广东省议会议长郑里铎、江海防司令陈策等，设立“琼崖改设行省筹备会”聘胡汉民、廖仲恺、吴铁城诸人为顾问，将海南设省重新提到议事日程。王斧军谒孙中山时陈述筹备情形，孙中山先生指示，可名为“广南省”。广南一名，始于宋之广南路。其地即唐岭南道之全境，后分广南东西两路，即广东、广西两省来源。以琼州及南宁(儋)、万安(万)、吉阳(崖)三军属广南西路。孙中山以海南建省后取名广南省，其意似以广南与广之东西方呈三足鼎立状，保存唐宋以来历史地缘政治关系。虽然王斧军、陈策等热心筹建，但此事又因陈炯明叛变、广东局势不稳而作罢。

1923年春，联军东下，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孙中山回粤组织帅府，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又重新提出海南改省的问题。当时，琼籍革命先辈徐成章与琼崖各界人士12人，因西沙问题当请愿代表，往帅府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为此特别指示他们发起改省，并说：“诸位是琼崖人，要图救琼崖，须先将琼崖改省，直隶于革命政府。”徐成章等第二次请愿，提出讨伐盘踞琼崖军阀邓本殷，再次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又要求他们发起组织海南改省大会，以促进琼崖改为行

省［4］416。

1923年12月，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公开系统地讲解三民主义，又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海南建省的方略、方法、政策等问题。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即要实行“军政、训政、宪政”，也就是“在琼崖把军阀—伪革命—土匪—恶地主—基督教徒—劣绅的压迫摧残干净，进而设立公共事业，使人民能够运用民权主义，各县完备法律，由各县人民代表选举省长，受中央的指挥”。孙中山认为，这三个步骤若能如期完成，改省问题自会解决［4］417。

1925年3月13日，孙中山病逝于北平(今北京)。这样，海南建省的方案，随着军阀的混战、国事的混乱而被束之高阁。此后，1932年陈铭枢主粤，1935年和1947年虎门要塞司令陈策，以及1949年4月海南特别行政区公署长官陈济棠等都提出或着手筹办海南建省事宜，但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始终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海南建省也有过动议，并曾拟名为“琼崖省”，甚至连“琼崖省人民政府印”公章都刻好了，惜未使用，现存广东省博物馆［4］420。基于多种原因，也未能实现。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改变，才在1988年4月13日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并于同日实施。自此，历经105年海南建省的历史问题才画上一个圆满的记号。这不仅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海南开发史上一件头等重要事件，而且也是孙中山海权思想的一个宏伟目标。

二、孙中山海洋观的现代意义

孙中山生长在领海无权、强敌入侵、海防松驰的旧中国，深切感受海权丧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故在他领导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缔造民国过程中，形成极富时代精神的海洋观，成为民国时期我国海洋事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孙中山的海洋观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具现实意义。

（一）适应21世纪海洋时代需要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背景下，海洋世纪既是经济竞争也是争夺海洋资源和空间、国际海洋通道、战略海域、岛礁，乃至海洋国土等的时代。特别是1982年公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来，世界临海国家都宣称自己拥有更多的以专属经济区为代表的海洋国土进一步加剧了海洋权益的矛盾和争夺，世界海洋由此变得更加动荡和不安。沿岸国家据此纷纷制定海洋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目标或规划，争夺海洋上升到空前激烈和紧张程度，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除了传统海洋国土，还拥有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款赋予的300万平方公里新的海洋国土，加之我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不断遭到周边一些国家的蚕食和侵害，进一步强化了南海权益争端。

随着我国和平崛起，在国际舞台上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我国海军多次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参与一些国家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其他一些科研考察，救灾减灾等活动，在21世纪这个全新世界海洋格局中，中国都充当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但要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而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承担介入国际海洋事务责任。因此，建立新时代海洋观已是一种时代要求，舍此不能适新形势需要。如上述，孙中山“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的战略思想，在当代更凸现它的正确性和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近年，南海风云变幻，外国势力不断干扰、染指南海事务，甚至出现军事对峙事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海权至上海洋观，应成为我国海防建设一个最高原则和海军建设方针。如所看到，近年我国在世界海洋政治、军事舞台上充当的角色、在维护南海诸岛和钓鱼岛群岛领土主权所表现的毫不动摇立场、强大的斗争艺术等，都坚持了孙中山的海权立场，并坚定地贯彻执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二）为建设海洋经济大国、海洋经济强国的战略和目标服务

21世纪为海洋世纪，其一个主要内涵和表征，就是发展海洋经济，以海洋立国、海洋兴国，建立海洋经济在国家经济格局中主体地位。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正朝着这个方向步步推进。但细检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最大一个重点、亮点就是港口建设，发展海洋经济。孙中山为此制定三个计划，每个计划要点都是建设大港口，包括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它们属下二级港口和三级地方港口，涉及港口腹地、水路、铁路交通、造船、仓储、商业、城镇建设、布局等众多方面，实可归结为以港口为枢纽海洋经济体系及其在我国沿海形成沿海经济带，同时涉及与内陆经济发展和布局问题，孙中山无愧是一位伟大经济战略家和高明经济规划大师。但他经济思想核心是海洋经济而不是大陆经济，是大海洋商品经济模式，而不是大陆小农自然经济模式。只是孙中山过早去世，国内政治混乱和战乱不已，孙中山规划经济蓝图绝大部分未能实现。但这丝毫不损害它的价值和不掩盖它的思想的光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弃了闭关锁国政策，重新走向海洋，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海洋经济和产业的战略、目标和规划。近者如2003年5月国务院颁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把开发海洋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我国沿海各省区也纷纷提出开发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或口号。例如建省不久的海南，1991年确定“以海兴琼，建设海洋大省”的战略目标，编制了《九十年代海南省海洋开发纲要》。广西也制定以开发海洋为目标的《蓝色计划》，包括“建设大西南出海通道”“大力开发海洋资源”“建设海洋开发基地、改革开放窗口、西南出海门户”，以及“建设广西北部湾海洋经济特别开发区”等战略、设想和方案。具有海洋优势和实力的广东更一马当先，以再造“海上广东”为旗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和珠三角经济区，开展多项海洋调查，海洋产业方兴未艾。早在1998年5月，广东提出《广东发展海洋经济报告书》，集中反映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目标、对策和措施。沿海各地市也闻风而动，阳江提出“海上田园”战略，湛江则以“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湛江”为发展目标；汕尾有“耕海牧渔、建设海上汕尾”等，已形成向海洋进军大势。

这些省区发展海洋经济战略或口号，基本上是继承或发展了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发展海洋经济，特别是港口经济思想和布局方案，或从孙中山思想那里得到启示、布局蓝图，形成自己战略、目标和布局方案。例如孙中山提出“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广州地方政府即开始筹划，抗战前建成黄埔港。建国后经过改造，黄埔港已成为我国最大一个出口贸易港。孙中山围绕广州港提出整治西、北、东江河道航运，各级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建国后成就更大。实际上，孙中山整治三江河道规划、方案非常具体、详细，已达可设计、操作地步。只要结合已变化的山川、河流、港口、水文状况，稍作变通，孙中山方案仍可利用，为当今经济、城乡建设服务。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支持

近年，“一带一路”建设已发展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目标和任务，也是与世界各国，尤其与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平、友好、平等、和谐关系的重要对策与措施。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以国务院名义，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把“一带一路”建设提到一个新高度。在这个文件和相关解读中，其中一个很重要内容是大港口及其分布空间格局建设问题。例如其“思想框架”，有以沿海中心城市为支撑，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21世纪海上丝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以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等。广州港被提到三次，还有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海口、三亚”等15个港口城市的港口建设，“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定位广州为建设“一带一路”排头兵和主力军，广州将成为国际枢纽机场。此文件发布后很快得到各省区反应。据《广州日报》2016年4月报道，2015年，广州已有28个项目向境外投资，共5.98亿美元，仅民营广州振戎公司向缅甸投资30亿美元建设500万吨炼油厂，同一报刊以《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为题，称广州已与22个港口缔结国际友好港，广州将建设为“世界级港口群”或“国际航运枢纽”等，同时还报道广州南沙自贸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广州与泛珠三角等建立合作平台等问题，一时使这个“愿景与行动”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焦点。

不管怎样，“一带一路”也好，愿景与行动也好，不难在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找到它的原型或雏形，显示了孙中山计划的先声作用。例如“愿景与行动”提到沿海15个港口城市，其中在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就罗列了天津、大沽口、上海、舟山、宁波、厦门、汕头、广州、海口等9处，已占大多数。“愿景与行动”特别强调上海与广州的国际航运和机场枢纽港地位，作为“愿景与行动”的龙头。而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提出建设三大一级港，上海港和广州港就居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之首，这与“愿景与行动”相一致。举凡类似规划、设想，无不说明两者有深厚渊源、继承和发展关系。

结 语

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长期奔波在革命惊涛骇浪中，深切了解海洋对国家的战略价值和开发利用意义，形成了孙中山学说重要组成部分海洋观。这包括了以海权至上为核心一系列海洋观念，维护国家领海主权，坚决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掌握制海权，建立强大海军，发展造船业和海上商船队，大力振兴以港口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加强外贸和海上航行，建立中国海港体系；孙中山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多次呼吁建立海南省，作为巩固海防，开发海洋资源的重大战略决策。由这一系列涉海思想和行动形成的孙中山海洋观，彪炳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和海洋军事史册，是一笔宝贵的海洋文化遗产。孙中山许多关于海权和海洋经济观念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21世纪海洋时代，既能适应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斗争的需要，为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大国和海洋强国服务，也为当今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坚实历史基础和海洋文化支持，具有重大决策参考意义。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孙中山.孙中山文萃：上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96.

[4]周伟民，唐玲玲.海南史要览[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许桂灵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员；司徒尚纪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