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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电影的国家性构想

2016-11-02刘芳史梦娇

电影文学 2016年18期
关键词:本土文化

刘芳 史梦娇

[摘 要] 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也需要自身的努力。“国家性”既是作为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主旨性,也是少数民族电影需要不断深入理解并突破的方向口。少数民族电影作为一个“工程性项目”,它需要国家在大的方向上的引导,也需要国家在融资等方面的支持与倡导。对于国家所提出的公益版、升级版及国际版“三大板块”的策略打造,体现出了国家对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重视,这也是不断扩宽少数民族电影融资渠道,发展自由度空间及构建起有力的产业化模式最为重要的举措。

[关键词] 少数民族电影;国家性;跨国传播;本土文化

少数民族电影作为彰显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且有力的平台,它能作为我国各民族享有平等文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文化形式,也是让各民族之间能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一个联系纽带。与此同时,它还是让少数民族文化获得更多传播渠道的重要方式,也是最为有效的传播样式。

一、“国家性”的历史渊源

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带有国家设计性,从最早的少数民族电影界定一直到当今的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国家的导向性作用从未离开。

因为少数民族电影的这种“国家性”,使得在最初的阶段少数民族电影一直处于少数行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它的身份并没有真正被确立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才得以让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真正进入到了创造性发展阶段。由原来崭露头角的几部电影,如《瑶山艳史》《花莲港》等,逐渐增多了起来。但没变的仍旧是带有国家指向性的“民族国家性”的叙事风格。

为了体现出民族间的融合发展,我国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将少数民族电影纳入到国家的艺术形式宣传设计行列中,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非常重视。仅仅从少数民族电影《内蒙春光》名字修改这件事情中就可看出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从中宣部到文化部、政务院等组织全部参与其中,为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出谋划策。从整体上把握少数民族电影的主基调,既体现出国家的重视程度,又体现出了少数民族电影作为政治宣传手段的功能性展现。在这样一种环境背景下,少数民族电影如破土春笋般繁荣茂盛,滋生出硕果累累的成绩,也促成了“十七年”时期的辉煌。有了国家政府的支持,就有了发展的根基。国家政府为支持少数民族电影不仅建立了专有的电影制片厂,并且还不止一家。从1956年到1958年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天山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等数家大型的少数民族电影制片厂。它们的建立进一步促成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辉煌,更进一步地展示出了我们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的支持力度。而这几家电影制片厂也真正为我国少数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攀升状态,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使得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展现出了新的一面,而国家对于文化事业的奖励政策,更是激发了众多文艺创作者开始了陆续的创作,他们的创作激情不仅推动我国的文艺事业进入到正常的轨道,并且陆续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然而,随后几年,随着国家辅助政策的撤出以及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电影关注度的减少,使得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基本上出现了短暂的停滞状态。直到2010年,由政府出面扶植而起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再一次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2011年,将“北京民族电影展”并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更是增强了对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视程度,扩宽了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空间,众多学术活动、影视交流活动,搭建起一个又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电影的平台。而2013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创立证明,少数民族电影作为国家的重点辅助项目之一,又一次获得了大规模的支持,也就是说,从国家政府上层从未放弃过弘扬少数民族电影的重任,而少数民族电影从国家政府所享受的各种“特权”也的确为数不少。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的扶持几乎从未停止过,但随着少数民族电影本身的发展状态,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开始脱离了国家的行政性管理,它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性将更为凸显,而它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获取的经济价值也显得更为重要。

二、“国家性”的现实必要性

21世纪的到来,犹如给少数民族电影融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随着电影商业体制的改革与表现自由空间的加大,少数民族电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自由驰骋在电影市场的自由环境中。它改变了以往在国家政府所扶持下的带有浓厚国家性的“母语电影”色彩,而表现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电影”随之而起,并且呈现出多样化与多元性的地域文化特色,可以说为电影市场百花齐放景象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各个民族、各个地域流派的电影纷纷而至,“天上草原”“影像西域”等一系列包裹着浓郁民族特色的电影呈现到了观众的面前,而一批批少数民族新锐导演的出现,更是将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这无疑给了众多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一个大大的动力,而少数民族电影也不负众望地从未出现断档的现象,并且还吸引了国际大导演让·雅克·阿诺的加盟。而年均十部左右的出产量让少数民族电影在整个电影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作为少数民族电影人应该意识到,对于经典之作的匮乏,仍是少数民族电影应该着力努力的方向,以求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少数民族电影作为国家政府重点扶持的艺术项目之一,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认真地审视自身在未来的发展走向,从目前发展的状况来看,少数民族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收入渠道的单一。从目前少数民族电影的收入来看,基本上还在仰仗着影院票房以及公益发行,这种较为单一的盈利模式势必会阻碍它的产业形成化模式,一旦政府不再进行有力的扶持,就很有可能被多元化的电影市场所挤压。其次,影片的影响力过小。“民族的便是世界的”,然而,从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态势上来看,它并未取得较好的影响力,也并未走入到国际影院市场。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影片中,从影片的主题基调与影片质量上来看,还没有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的,并能在市场上占据到的重要位置。但不论怎样,少数民族电影相较于其他电影形式来说,还没有形成自我自主发展的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影片制作与发片营销策略方面更是略显弱化,没有形成良性的产业化模式,这与其他类影片渐入国际化的趋势走向来说,无疑是堪忧的景象。而想要构建起具有规模化、规范化的少数民族电影产业模式,尚需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主题基调基本上还是围绕在走“艺术电影”的路线。这不仅与电影投入资金的短缺有一定的关系,对于国家上层扶持所要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也是民族电影发展道路上一直在延续着的民族责任感。此外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想要获得持久而长远的发展,势必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创作者对于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等方面的更深层次的解读,二是国家的保护与扶持。就如同法国“艺术电影”的发展一般,然而,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电影的保护其实已经在努力地向法国艺术电影借鉴并靠拢,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上层从未间断过对此类电影的帮助的重要原因所在。但即便如此,想要让少数民族电影真正地代表国家走入世界,走入市场,还要不断地积极进入,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伟大的动态工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补充。

三、“国家性”的构想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在极尽所能地构想未来发展之路,并预设出了公益版、升级版和国际版的计划,其实,这“三大板块”的设计也只是笼统性地进行了归纳,并未真正从细节化中体现出来。在这三大板块中,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公益版是主要的发展方向,这也是着眼于少数民族文化全局性而考虑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地域文化各有各色,那么公益性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公平性、机会均等性。那么如何在发展公益性少数民族电影的同时,更好地围绕着这“三大板块”的内容而展开,努力扩宽思路的同时,扩展收入渠道,以便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电影产业化模式,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拍电影就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没钱,不是不能拍出好看的电影,而是很难做到。雄厚的资金是开启电影创作模式的重要保障。而资金短缺恰恰是少数民族电影发展中的 “症结”所在。由于资金的短缺,以至于在少数民族电影发展中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展开拳脚”。这无疑对少数民族电影空间进行了无形的压缩,而“小成本”也一度成为少数民族电影的代名词。靠政府不如靠自己,少数民族电影出现以来,就从未真正地脱离开政府的扶持,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融资上的倚靠心理,单一的资金渠道来源也必然不是长久之计。而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的资金投入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少数民族电影只有不断地扩宽融资渠道,改变融资方式,通过积极地吸纳社会民营资本、闲散资本等形式,来改变资金短缺的命运。而由于少数民族电影在电影市场中的势单力薄,又很难取得私人资本的加入,因此,国家在某些政策中又要积极地为此来进行宣传,从而推动少数民族电影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投融资体系。这不但会减轻政府的负担,还会给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一味地减少资本的投入,只会让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更加具有局限性。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成立专门的少数民族电影的投融资机构,这样政府只需要投入少量的资金支持,就能保证其正常地运转。并且政府可以利用银行、证券公司等来加强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的参与,前提条件是政府要保障其风险保障,并适当地给予补偿机制。此外,国家有意识地对少数民族电影进行宣传引导,鼓励众资本加大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资金投入或参与,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多资化的融资平台,都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大事,并且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少数民族电影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要在创作中出新。而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努力在引导其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来。而尽管国家在种种问题上还是在帮助与扶持着少数民族电影继续向前发展,却又在刻意地回避着少数民族电影的“母语环境”下的发展局限性,更加注重对少数民族电影的主题引导,而并非指导,更加注重大方向的把握,而并非题材的界定。对于少数民族电影过于倾向于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包袱,也在努力地为其减轻,目的就在于让少数民族电影获得更加自由的表现空间,更加深入地进行人性化的探索等。总之,国家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审美方面都注重引导性作用,从而让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有更多的选择性。

国家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煞费苦心,实施公益版、升级版、国际版“三大板块”的升级发展策略也颇具智慧性。所谓“公益版”就是为尚未有本民族电影的少数民族拍摄一部电影,而“升级版”是为推动少数民族电影更好地进入到国内市场,“国际版”则是推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走向国际市场。这“三大板块”的划分提出,不仅要做,还要做好。在注重数量与质量的同时,更要注重少数民族电影的长远性发展,努力将少数民族电影打造成电影中的精品。

四、结 语

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但又不能完全依赖与仰仗于国家的支持。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的投入与引导,只是一个大的方向,是少数民族电影发展中暂不能脱离开的。然而,要想获得长久、持续的发展,除了需要国家的扶持外,更需要自身的努力。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少数民族自身,都需要进行切实可行的规划,并要积极地进行落实,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赢得更为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焦道利.全媒体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生态[J].当代电影,2015(02).

[2] 张新贤.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国家形象表达[J].当代电影,2015(08).

[3] 江霄,袁海燕.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电影中文化表达的现代性[J].当代电影,2015(08).

[4] 赵乐.论建国十七年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传播的“反哺效应”[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06).

[5] 潘先伟.新世纪我国少数民族电影何去何从?[J].电影文学,2007(24).

[作者简介] 刘芳(1981— ),女,河北保定人,硕士,河北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史梦娇(1988— ),女,河北保定人,硕士,河北金融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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