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尽管目前好莱坞类型片越来越多样，但正如犯罪问题不可能在社会上得到根除，犯罪题材电影也依然拥有市场。多元主义思想原本来源于城市规划学科，即在城市中多个具有利益关系的群体都被考虑进规划过程中，不同群体的需求以及利益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也反映在了美国犯罪题材电影中。文章以此入手，从“一元”到“多元”、主体的多元性、多元主体的互动三方面，分析当代美国犯罪题材电影的多元主体。

[关键词] 美国电影；犯罪题材；多元主体

犯罪题材电影是美国电影中的重镇，早在1913年，埃德温·斯坦顿·波特（Edwin S.Porter）就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拉开了美国西部电影与犯罪题材电影创作的序幕。尽管目前好莱坞类型片越来越多样，但正如犯罪问题不可能在社会上得到根除，犯罪题材电影也依然拥有市场。多元主义思想原本来源于城市规划学科，即在城市中多个具有利益关系的群体都被考虑进规划过程中，不同群体的需求以及利益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也反映在了美国犯罪题材电影中。

一、“一元”到“多元”

电影是对现实社会的映照，也是人们思维方式的体现。美国早年在公共安全的组织体系上是较为单一的，各个州的政府以在各郡、各镇设置“治安官”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稳定，处理公共安全危机，州政府对治安官有全面的、直接的管理权力。而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治安官则招募赏金猎人，二者建立起财政关系，尽管赏金猎人神出鬼没，看似有着较大的行动自由，但其追求“赏金”的目的决定了他的行为是受治安官直接干预的。而在赏金猎人面对的通缉令中，往往是“生死不计”的，即被通缉者的审判过程被省略，赏金猎人可以仅凭尸首领取报酬。因此，早期的美国犯罪题材电影中的主体是一元化的，即电影主体为“警匪二元对立”模式，参与电影的主体是单一的，代表正义或代表执法者的永远为警方（包括牛仔、赏金猎人、侦探等，一般都为“孤胆英雄”模式），而站在前者反面的则永远为匪方（包括罪犯、强盗等），例如在《地下世界》（Underworld，1927）中，电影第一次将盗匪一方作为主角，开启了美国20世纪40年代“黑色电影”时代，电影中的主人公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匪帮成员，他们之所以与警方发生冲突便是因为他们在“禁酒令”下依然贩卖私酒。又如在《欲海情魔》（Mildred Pierce，1945）中，有关犯罪的情节极为简单，即女儿白兰思杀死情夫，母亲为其顶罪。除警方外，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都没有其他角力对象。

二、主体的多元性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权运动、反恐战争等背景中进行了转型，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也在稳定与动荡之间不断摇摆，各类犯罪事件都对整个美国社会提出了考验。违法者的成分在发生微妙变化的同时，执掌公共安全部分的个人与群体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一是分工越来越细化，二是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法律尊严的同时，不同的主体之间需要多元协商，不同的主体要取得在权利与义务分配上的平衡。

例如，在《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中，原本的“警”方在传统警匪片的警察之外，增加了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这一执法主体。而“匪”的一方也变得更加多元，在电影中，原本处于“匪”方的无疑是制造了一系列杀害女性并将受害者剥皮的命案的“野牛比尔”，他的罪恶在绑架了参议员女儿后达到高潮，触碰了警方的底线。由于人质的身份特殊，普通的警察已经无法满足参议员在短时间内救回女儿的要求，拥有更丰富资源与经验的FBI被命令参与破案。FBI对此则派出了仍在见习期的特工克拉莉斯。仍稍显稚嫩的克拉莉斯为了抓住野牛比尔不得不求教于早已被收监的汉尼拔博士，以从他那里获得更多资料进行野牛比尔的心理画像，在两人的交往中，汉尼拔深入到克拉莉斯的内心，指出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两人形成了一种默契关系。汉尼拔本人既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精神病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有着精神障碍和强烈反社会人格的高智商罪犯，在被严刑逼供之后，汉尼拔抓住机会杀死看守果断逃跑。自此，汉尼拔与克拉莉斯之间的关系从协作关系转为对立关系，电影所需要的惊悚感也在汉尼拔的脱逃过程中被层层揭示出来。可以说，相比《地下世界》的年代，警与匪两方面的参与者都得到了丰富。

又如在弗兰克·德拉邦特执导的《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1999）中，除了有警察出现外，监狱管理方也作为公共安全执法主体成为电影的重点表现对象。围绕着一位颇为不平凡的“杀人犯”约翰·考夫利，电影展现了冷山监狱中不同的狱监，让观众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监狱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冷山监狱中关押的都是死刑犯，犯人们在这里被关押数周后都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主人公狱监保罗，是一名始终抱有仁善之心的、个性温和的中年警察，对他来说，囚犯被关押在冷山监狱中，他所要做的就是尽职尽责地看守他们，陪伴他们走过著名的死亡之路“绿里”。在对犯人施加电刑时，保罗等狱监都力求使犯人能够尽快死去，减少犯人的痛苦。约翰的到来让保罗等人感受到他是一个温厚的，拥有奇异能力的好人，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监狱长的妻子玛林达罹患绝症，约翰则运用他的特异功能使玛林达从此不再需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连保罗本人的膀胱炎也被约翰治好。监狱长从此也对约翰刮目相看，大家都将约翰视为《圣经》之中背负人间苦难的圣克里斯多夫。然而，监狱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狱监，如佩西便是一名心理变态者，他有意对电椅做了手脚，使得德尔在被执行死刑时被烧得焦黑，其苦苦挣扎的嘶吼让每一个在场的人心悸不已，而佩西则以目睹犯人得到折磨为乐。整部电影就是用代表了爱和希望的约翰来映衬监狱这个苦痛世界。保罗、监狱长等人是这个苦痛世界中的善良者，佩西则是作恶者，而处于二者之间的便是在电影中露面不多的另一执法主体——草草结案的警察，他们仅仅因为目睹约翰抱着小女孩的尸首痛哭便误以为约翰是杀死小女孩的凶手，他们是平庸无能的代表，也是美国法制仍有缺陷的象征。

三、多元主体的互动

如前所述，公共安全事业注定在当代已经不可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倚仗个人权威或个人能力的体系，公共安全资源的拥有与调配显得更为复杂。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当代公共安全执法者各主体之间有了较为明确的上下级结构关系，不同的主体开始了协同合作，共同参与整个社会安全工作的规划、建设与保卫。

以同是弗兰克·德拉邦特执导的《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为例。在电影中，主人公银行家安迪面对了至少四个方面的执法主体。首先是警方。警方是直接将安迪的平静生活打破，将他置于绝望境地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警方的无所作为，安迪妻子和情人双双被杀一案才会无法侦破，从而安迪成为唯一的犯罪嫌疑人，背负上了本不属于他的罪名。其次是控方。控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将安迪送上法庭，并最终让其锒铛入狱，更让安迪感到人生就此一片黑暗，控方深知安迪是无辜的，因此为了防止安迪翻案，有意将其投入以防卫森严著称的肖申克监狱之中，试图就此让安迪彻底“消声”。第三个执法主体则是监狱管理层。就安迪长达19年的监禁生活不难看出，整个肖申克监狱充满了罪恶，监狱本应是罪犯进行改造，重获新生的地方，但是在腐败的管理层治理下却黑白混淆，牢头横行，这进一步加重了安迪的苦难。但也正是监狱管理的混乱，让安迪能够通过瑞德获得最终给自己挖出一条求生之路的小锤子。监狱管理层作为执法者，本应严明法度，然而他们却知法犯法，作威作福。以典狱长为例，他一心想逃税，而安迪作为银行家其金融知识正有助于典狱长洗黑钱，为此安迪渐渐得到了其他犯人不具备的礼遇。电影中的第四个执法主体则是进监狱开展保释工作的审判官，这些人的喜怒直接影响着囚犯们能否提前获释。以瑞德的遭遇为例，以瑞德的表现，他完全应该获得保释，然而在每一次审判官的面试中，瑞德的回答都显示他对罪行后悔了，并且他对新生活抱有希望，这恰恰导致了审判官故意不放他出狱。在经历了长期的无奈与彷徨后，瑞德终于绝望地表示：“我多么想对那个犯下重罪的愚蠢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告诉他我现在的感受，告诉他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我做不到了。那个年轻人早已不见，只剩一副残躯孤独老去。”这反而让审判官觉得瑞德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这样的一具躯壳才是不会危害社会的，瑞德因此阴差阳错地被保释。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肖申克为了获取自由而坚持不懈的精神是电影要颂扬的，包括真的犯下罪恶，但是已经用40年牢狱生活弥补过错的瑞德最后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也是电影所肯定的，而剥夺他们自由的执法者则是被批判的。安迪凭借着自己的才华、毅力和运气走向自由之路的过程越是艰辛，那些参与其定罪伏法的权力机构就越显得丑陋。可以说，无辜的安迪（最后的安迪因为越狱已经不再无辜）是被四个进行了互动的主体联合绞杀的，缺少了其中的一环，安迪都有可能不至于面临如此悲惨的，几乎死在监狱中做永远的替罪羊的遭遇。

与之类似的还有如《伦敦陷落》（London Has Fallen，2016）等电影。《伦敦陷落》中的不法分子尽管其目标是各国的领导人，但是他们的刺杀行为实际上威胁的是整个伦敦，以及与伦敦地位相似的，可以聚集各国政要的大都市。因此，《伦敦陷落》是带有明显当代特征的反恐电影。反恐活动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在电影中，投入到公共安全工作的主体主要分为一明一暗两部分，处于明面的是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安保人员以及警察，而暗中还有以美国中央调查局（CIA）特工班宁为首的各国情报人员。反恐工作是一个持续性的、复杂的过程，反刺杀工作则讲究效率与危机应对能力，不同的主体拥有不同的基本技能，也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自己的优势。电影中，英国首相不幸遇刺，情报部门已经获知了恐怖分子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也正是出于不对恐怖主义低头的目的，各国首脑纷纷前往伦敦参加英国首相的葬礼。然而在抵达伦敦后，各国首脑们又因为各自的原因给安保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意大利总理要去与情妇幽会，德国总理要去广场看阅兵，日本首相在伦敦大桥上遭遇堵车等，他们最后都被恐怖分子以不同的手法刺杀了。而其中安保工作做得最完善的便是美国总统。作为一部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影片中，英国的情报系统被控制，电路被破坏，连警察队伍中都混进了恐怖分子的内应，伦敦的一片枪林弹雨正说明了多元主体建立良好合作机制的必要性，电影中的混乱不仅是因为英国内部各公共安全主体的职能协调出现障碍，也与英美两国之间公共安全主体发展的不平衡有关。

犯罪题材电影在美国已经走过了长达八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当前好莱坞对这一题材依然意犹未尽。从犯罪电影中，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美国故事”，也可以看到美国在保障社会秩序、加强公共安全力量、应对犯罪事件、裁判犯罪者等方面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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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博公，凌燕.电视电影的反类型策略 以警匪类型电视电影为例[J].电影艺术，2003（04）.

[4] 张誉铖.中美警匪片之叙事比较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作者简介] 张志华（1971— ），男，内蒙古卓资人，硕士，防灾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