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20世纪30至50年代，格里尔逊纪录模式一度风靡全球，为纪录片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格里尔逊才华横溢，统领了纪录片的各个环节，充分表达出了他的特色。作为一种记录模式，格里尔逊模式在受到人们追捧的同时也饱受争议，然而无论怎样，他所创造的纪录影像奇迹无人能及。本文以格里尔逊模式的内涵为基础，探讨了人们对格里尔逊模式的争议与效仿，旨在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格里尔逊模式的真正魅力及其对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启示。

[关键词] 格里尔逊模式；纪录片；形象化；真实世界

在纪录电影的各个环节中，格里尔逊都能独领风骚，尽管他的作品并不太多，然而他的名字足以震撼全世界，因为他的名字就能代表纪录电影的历史。

一、格里尔逊模式的魅力

格里尔逊模式，往往被人们理解为画面加解说这种看似简单的表达方式。其实，这样来概括格里尔逊纪录电影理论往往是不全面的，甚至会产生歧义。其实，如果想要真正地了解格里尔逊模式，首先应该了解格里尔逊的电影观念与实践。这才是走近格里尔逊模式的第一步。

在格里尔逊电影中，电影观念是全新的，是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电影美学范畴的。在格里尔逊电影中，电影是完全忠实于自然的，它以纪录电影的方式来表达，用纯粹的自然的角度来审视，在这里与其说电影是种艺术，不如说它是一种 “非美学意义的运动”。它无须太过刻意的编排，只要忠实地反映与记录。作为一种向观众传达真实的媒介手段，它对观众的影响有更多的教育意义。这种教育意义主要是通过不断变换的影像来进行表达的，这能对日渐麻木的人们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世界在变化，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也要随之发生改变，纪录电影能够很准确地反映出这一点，它能反映出人的本质。因此说，格里尔逊电影理论更具有超越性，它超越了通俗意义上的审美，将审美回归到人的真实世界、真实面目。只局限于摄影棚中的电影并非真正的电影，电影应该面向大自然，面向人类的真实世界、真实生活。纪录片所拍摄的应是活生生的场面和故事。

然而，需要澄清的是，格里尔逊尽管放弃了通常意义上的审美，然而这不代表着他的影片就不具备美感了。相反，他习惯于将诗意贯穿到整部影片中。他在其发表的《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中指出：“诗意作为一种叙事的表达方式，是我所喜欢的。这种处理方法的应用意味着电影发展史上的一种进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诗意影片能够登上电影的大银幕，或者准确地说，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影片来佐证我这一理论的形成。”的确，格里尔逊一直在尝试着用这种方法来记录、反映他心目当中的诗意。尽管这些纪录片都未尽如他意，却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范本。在他所拍摄的纪录片中，人物的运动，他们在做什么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他想要真正表达的东西就是藏在这运动符号里边的。换句话说，这些镜头语言的组成只是一个表象，他想要镜头之外的延伸，是一种意象的集合。在这里诗意的表达是含蓄的，它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氛围的渲染而被观众感知，这是一种叙事的手法，目的就是为了传达一种具有美感的真实，从而达到一种别致的艺术效果。

二、对格里尔逊模式的争议与效仿

格里尔逊纪录片模式作为一个典范被广泛采用，它的影响深远，不单纯是反映在影像的表层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它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纪录片的看法。透过格里尔逊的纪录片我们能看到一个社会的演进过程，正如美国电影史家埃里克·巴尔诺所言：格里尔逊带人们进入到“纪录片”的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期望，充满了历史感，并且他并非是用冗长的时间片长来打动观众，相反，他用非常简短的镜头语言来说明他的“纪录观念”，并且这个观念被无数纪录者争先效仿。

在争先效仿者中，美国电影导演帕尔·罗伦兹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他将格里尔逊模式运用得异常完美，在他所拍摄的纪录片中，不仅画面唯美，富有诗意，最为重要的是，他沿袭了格里尔逊一贯的“审视社会”“重视社会”的拍摄手法，这样，不仅让他的影片富有画面感，欣赏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影片中同样演绎出了历史发展的深刻变迁感。这样也就使得他的影片融商业与艺术为一体，极具卖点，甚至罗斯福总统都为此而成立美国电影服务社。

二战为格里尔逊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政府极力推崇该模式，并将其作为政府亲民的一项沟通工具。政府通过对该模式的追捧，使其成为宣扬政治主张的最得意方法。在这样一种趋势的推动下，格里尔逊本人都参入进来，并为反法西斯题材制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影片。

格里尔逊作为反战的工具被广泛地应用，在英国，在日本，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众多的反战影片在这一时期被制作出来，其中不乏一些影响深远的经典影片，如《我们为何而战》，不仅在场面调度上具有宏大性、可观性，在讲述模式上也是采用了格里尔逊模式，可以说不仅充分体现出了该模式的经典特色性，还体现出了该模式的教育功能与艺术魅力。也正因如此，才让这些影片不失为经典之作。

随着时代的变迁，格里尔逊模式已经呈现出了被淘汰之势。尽管如此，它在纪录片电影史上所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容抹杀的，即便新的纪录电影元素在不断地上演，然而，依旧有一些导演在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格里尔逊制作模式。不仅为英国的纪录片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为世界纪录片的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它在表现过程当中融入了许多在今天看来的宣教主张，然而，这丝毫不能抹杀它在纪录电影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格里尔逊模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人们丝毫不质疑它在纪录电影史当中的作用性，尽管有人认为格里尔逊纪录电影里边似乎缺少了唯美感，缺少了一些审美方面的趣味。然而，这应该恰好反映出了格里尔逊的人格魅力与电影魅力。他的纪录片形式尽管不够唯美，然而他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其他人，不得不说，正是有了该模式，才有了纪录片的未来。

格里尔逊为纪录电影燃起了一把火，他走到哪里，这把火就会烧到哪里。纪录电影像是因他而生，他也像因电影而生。作为一种像革命似的影像创作，他的纪录电影手法不仅让他的影片富有浓重的教育意义，作为政府宣扬政治主张、亲民的工具，他的纪录电影还具有极大的娱乐意义。格里尔逊了解纪录影像这种媒介，他以非凡的、敏锐的创造力，创造了电影史上的传奇。他是为电影而生，他是为电影而战，纪录电影因为有了他才有了发展的春天。

在格里尔逊的影像里，他将工人阶级赋予了新的内涵性，让他们由以往被同情的角色演变为伟大的“革命者”角色，这不仅仅是一次影像内容上的转变，更是富有革命性的思想创作上的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不由得让人们肃然起敬，正如威尔士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比林·温斯顿所言：“这种纪录片的导演应该和其他电影导演一样被称为‘艺术家。”

关于格里尔逊对工人阶级所塑造的影像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人们在怀有崇敬感的同时也对其影像表达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在美国电影理论家比尔·尼科尔斯看来，格里尔逊在表现工人的主张中明显带有个人主义痕迹，工人与电影制作者本身并未站立在平等的位置上，这更像是一种话语权的剥夺。与格里尔逊相比而言，他认为“尤里斯·伊文思和亨利·史托克更像是真正在表现工人阶级伟大的“革命者”角色，他们真正站在了工人阶级的角度上来看问题，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斗志，尤其在他们所表现的比利时煤矿工人罢工时的场景，那种工人的愤怒感喷发而出，透过尤里斯·伊文思和亨利·史托克的影像我们似乎真的感受到了那种愤怒，因此说，与格里尔逊的影像相比，尤里斯·伊文思和亨利·史托克似乎更能表达出工人的心声。

格里尔逊的影像世界定位是明确的，他所遵循的原则是充满现实主义与批判主义色彩的。他用他的表达方式诠释着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问题。他用影像真实地揭示出关于各种政治色彩的话题，他并没有用特殊的虚拟手段来含蓄地进行表达，相反，他总是在认真地思考，思考着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一些问题，进行真实的再现。他表达着工人阶级，尽管在比尔·尼科尔斯等人看来他的表达是带有个人色彩的表达，但无论怎样，通过他的影像，工人的那种革命性力量终被激起。并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通过他的影像传达，国家政府实现了亲民的举动，也相应地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这或许也是格里尔逊纪录影像的价值所在，尽管对他的争议一直存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

三、格里尔逊模式对中国纪录片的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格里尔逊模式这一纪录模式才逐渐被中国所熟悉，然而它并未得到应有的赞许和使用。因为在那时，以长镜头、同期声为特征的纪实美学开始流行，格里尔逊模式原有的图像加解说的老套模式似乎已经不够入流。正因如此，当格里尔逊模式还未曾真正地被中国观众所熟悉时，它便遭遇了淘汰的命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中国纪录片历史的缺失。

其实，格里尔逊的纪录影像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传入了中国，实事求是地说，它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纪录电影的发展。它让许多纪录电影人明白，作为纪录电影它要反映出一份真实，这不仅仅关乎影像的表达，更关乎社会责任的承担。纪录影像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它更是大众教育最好的工具，作为纪录电影人有责任去承担这份重任，并且它也能很好地促使政府为其做点什么。

中国纪录导演孙明经在影像表达上深受格里尔逊的影响，这既反映出了中国纪录电影试图与国际接轨，更反映出了中国纪录电影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然而，随着1949年的到来，中国纪录电影变得封闭起来，自此，格里尔逊模式也退出了中国纪录电影的舞台。而苏联模式的“形象化政论”成为中国纪录电影中采用的新模式。这种创作方式一度成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的指导原则，也成为其公认的创作传统。

“形象化政论”一词源于列宁的一句话，出于对电影的指示精神，后来逐渐演变为对纪录片的定义。由于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出现，在政治层面上它被当时的中国纪录影片广泛应用。尽管“形象化政论”与格里尔逊在表现形式上如出一辙，然而这恰恰成为导致格里尔逊遭受批判的主要原因。其实，无论是格里尔逊模式还是苏联的“形象化政论”，它们在表现形式上是存有差异性的。格里尔逊更讲究解说的提炼性和对画面的补充性，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叙事与抒情的效能。而苏联的“形象化政论”主要以解说作为主要表达点，解说在这里起到的是统领性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以理论为导向的表达方式，而格里尔逊模式主要是以画面作为核心表达点。

在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中，中国纪录片走过了40多年的岁月，这种模式的应用逐渐变得僵化而刻板。当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再次认识西方电影时，却常常将“形象化政论”与格里尔逊模式混为一谈。这不免影响到了人们对格里尔逊模式的认识与了解，也反映出国人对格里尔逊模式的误解与偏颇。

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对于格里尔逊模式的认识也应逐渐了解后才能进入到深刻。如何看待纪录影像中的美与深刻，拯救纪录电影低迷的市场，这都是作为纪录电影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成功再一次向世人证明，格里尔逊模式不但不是过时的，而且还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它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也是一种与现实进行对话的真实，而这也是格里尔逊模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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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吕新雨.熟悉的陌生人——格里尔逊在中国[J].电影艺术，2013（05）.

[作者简介] 毛军社（1981— ），男，陕西西安人，硕士，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及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