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兴　张志强

摘要 印刷文化史研究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学术增长点，是在西方印刷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在印刷文化史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话语体系。合理运用西方印刷文化史的理论工具，对推进中国印刷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印刷文化史 书籍史 比较研究

分类号 G239.19

DOI 10.16603/i.issnl002-1027.2016.02.009

印刷文化史研究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学术增长点，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先后涌现了一批以印刷文化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应用不同语言，出版了大量的印刷文化史方面的学术论著。

纵观20世纪的西方印刷文化史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以前为萌芽阶段，印刷文化史研究主要围绕着对文艺复兴时期相关学者的手稿、印刷品等进行版本考察。随着《印刷书的诞生》的出版，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范式逐渐确立，相关学者对印刷文化史的研究意义、历史分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有了深入探讨，显示了与前期研究迥然不同的学术趋向，问题意识、计量、心态体察等方法广泛运用于西方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的现状及特点

印刷技术史很早就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据荷兰《古籍通讯》1974年刊文统计，自1970年以来，海牙发布的《印刷书和图书馆的历史年度目录》（Annual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in-ted Book and Libraries）收录的期刊接近1000种。与印刷术的历史相关的课题为数众多，而且还在日益增加。经过不断研究，西方已对印刷文化史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包括对印刷术的传播史、文本重组和文献索引产生的效应研究、印刷术的保存威力研究、《圣经》的出版研究等。

以对印刷文化的定义及其演进规律方面的研究为例，不同时期的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索。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亨利·马丁（HenriJean Martin）认为应该扩大印刷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他们认为“印刷书乃是精通寰宇知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为“印刷书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的最有力推手，将多位代表性思想家散布于各地的理念，荟萃于一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其《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被认为是该学派的重大成果之一，也是一部论战之作，直接挑战印刷史权威鲁道夫·希尔施、吕西安·费夫贺等，认为“‘印刷文化始终局限于特别狭隘的西方意义：指的是西方的后古登堡时期的发展变化，将其与亚洲的前古登堡时期的发展变化可能具有的联系搁置一边，不仅此前的亚洲的发展被排除在外，而且此后东欧、近东和新世界的发展也被排除在外。”哈罗德·拉弗（Harold Love）归纳“印刷文化史”为“1.一个通过印刷构建的“抽象世界”或意识。2.书籍生产与发行的产业关系。3.来自阅读与信息管理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惯常做法。4.更广的交流学科当中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法国著名书籍史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认为“印刷文化一语源于欧洲历史学家对谷腾堡革命给欧洲带来的社会影响的研究”，突出“新的行为产生于复制文本与图像的新形式”的研究。在这些论断的基础上，西方印刷文化学者总结出了印刷文化背后演进的定律：“印刷出来的文本，基本上与其他同一版本的书籍完全一致，这样就能够使知识跨越时空进行有实效、有效率的传播，并且，这种对文本的固定赋予‘作者以‘信任感，书中文字被认为是作者的创造物”等等。这些观点代表着不同学者对印刷文化史研究的各自认识，且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纵观西方学者关于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范式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他们在西方的印刷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理论体系，考察印刷文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重视印刷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西方学者注意到印刷技术对社会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因而采用年鉴学派的方法重新梳理印刷史。有的认为“印刷史是文明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的倡导将印刷技术史从思想史、文化史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侧重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梳理印刷文化的价值。

总体史观和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而费夫贺乃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曾与布洛克（Marc Bloch）共同创办年鉴学派的核心刊物，其与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被称为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的滥觞之作。年鉴学派的相关理论自然而然地被广泛运用其中，他们以书籍为中心，把书籍印刷及其相关环节中的一切复杂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历史，而不是各种历史事实的简单拼凑或堆砌；他们重视“印刷的固化作用”，认为“印刷书能够给予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以牢固、经久的形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在页面上的文字组织形式一致的相同拷贝来传播这一客观化了的语言实体”。认为印刷品可增强社会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认同”和“地区认同”等的重要载体。由此，他们将印刷文化史研究作为践行总体史观和跨学科研究范式的重要领域。

在总体史观之外，也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有些学者认为印刷术的变革对于近代欧洲而言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件，需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爱森斯坦认为“机器印刷必须被分离出来单独研究，且被当作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印刷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它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包括“改变了资料搜集、储存和检索的方法，并改变了欧洲学界的交流网络”。由于印刷术的革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书籍大量增加，改变了读者对待书籍的态度，扩大了知识的传播。从宏观层面上看，应该重构古登堡印刷术前后的历史，探索知识分子与印刷所、印刷商的关系，分析书籍生产与贸易如何成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书籍审查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需要深化“对早期印刷机的投资研究，各地区书籍销售的情况研究；对熟练排字工人劳动条件和社会骚动的研究；对小单张、宣传和新闻的研究；对专业作家、赞助人和公众的研究；对阅读社会学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等等。

以“总体史观”的方式来研究印刷文化史和从单一视角来研究印刷文化史其实并不矛盾，只不过是研究的不同理念，均扩大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注意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西方印刷文化学者注重问题意识、计量史学方法、心态史学方法等的运用。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夫贺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包括印刷文化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的研究过程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意识决定历史研究的策略是：“历史研究不应是单纯的叙述，必须对客观历史加以深入的分析，揭示历史事物之问的内在联系，进而对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出解释。”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运用丰富的档案、个人信件等原始资料，引入计量史学方法、心态史学的方法，才能更好地针对某一个印刷文化问题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

从技术发展层面上看，“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书籍生产、发行和消费的条件”。从思想文化层面上看，“印刷材料能够影响思维模式，促进问题的解决，并且能够深入到“精神生活”里去”。正如费夫贺所言“印刷书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的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将多位代表性的思想家散布于各地的理念，荟萃于一处。”两种不同层面的研究路径，可以从不同视角对印刷文化史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围绕着历史上的印刷术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印刷技术，西方书籍史学者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并得到有效解释。针对不同国家的印刷术问题，西方学者提出很多有益的印刷文化方面的问题，例如针对中国印刷文化史，美国书籍史学者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教授就问到“‘这些机器是从哪来的？‘这些机器如何适应中文？‘基督教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中国社会被西方印刷机改变了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西方的印刷文化史研究中大量存在，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的印刷文化史研究。

心态史研究源自年鉴学派，他们“欲将研究从社会经济层面延展至文化心态层面，书籍史无疑是他们践履这种想法的适恰对象。因为它具有流通商品和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既能够将它作为生产出来用以交易和谋利的商品来研究，又可以将它作为通过图像和文本传递意义的文化符号来研究。”计量史学方法也常应用于印刷文化史的研究，例如法国学者尝“利用计量方法和18世纪恰好具备的计量材料——旧制度当局授予书籍出版发行权的许可证，一方面对社会文化产品的总体情形给出全景式描述，另一方面对各社会文化阶层或群体进行大量的专门研究。”。

第三，在研究资料上，注意收集原始史料。西方学者普遍重视收集与印刷技术相关的史料，把原始史料的收集放在学术研究的重要位置，著名书籍史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ttier）尝言：“‘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的生产与消费展开（或受其影响）的文化实践的整个内容。”从原始史料本身来看，西方各类图书馆收藏印刷书的历史悠久，“在活字印刷之前，书籍属于一种昂贵和特别的手工艺品，不断得到回收和利用，到了15、16世纪，书籍的数量急速增长，这些印刷书都成为后世研究者所乐意收集的史料来源。相对而言，西方印刷文化史料的收集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史料收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如英国出版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经营档案（包括日账簿、收款账簿、书信等）完好保存至今，康斯坦布尔（Constable，1774-1827）的私人档案与通信集和个人回忆录汇编被细致地整理考订并已排印。美国学者科尔西尼（Silvio Corsini）发起系列计划，收集18世纪法国印刷商的相关史料，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ton）收集了18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图书出版商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oci6t6 ty—pographique de NeuchStel STN）的多达50000封信，撰写成了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等。二是注重史料的电子化、数据化，便于学者检索和利用。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建立了与出版史、印刷史相关的数量众多的数据库，这或许也是西方书籍史研究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英国为例，与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图书业相关的大量史料被电子化、网络化。史料电子化主要是将史料做成缩微胶片，既不会破坏史料，又能以直观的形式让读者感受到史料的原貌，如英国近代著名印刷商斯特拉恩的印刷和出版记录被大英图书馆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出版发行。史料的网络化主要是将史料采用扫描或文字录入等方式，建立网络数据库，便于读者远程使用。英国建立了数量众多而且基本上都可以在线免费查询的印刷出版史料数据库，根据国内学者于文统计，其代表性的数据库有三类，“第一类是图书目录学的书目数据库”，如《十八世纪作品在线数据库》、《英国图书总书目》等；第二类是“出版商、书商和印刷商数据库”，如《英国图书业索引》、《苏格兰图书业索引》等；第三类是“阅读史数据库”，如17世纪私人藏书目录和英国阅读数据库等。

2.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的不足

不可否认，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但是亦可发现其中的些许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印刷文化的概念宽泛化。

西方学者视阈中的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十分宽泛，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清所言：“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广泛，以致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幻他们重视与印刷物文化相关的系列问题研究，包括印刷物的生产（用标准的工具和技术的复制过程、印刷生产的商业模式等）、传播和使用等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书籍生产和流通的问题有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去研究，书籍消费的问题可能会由文化人士或媒介分析家去关心，书籍的历史一般分配给图书馆学的课程，印刷术本身分派给了技术史，而字形设计、排版和刻字却被当作设计学校传授的科目。”过于宽泛化的定义，使得印刷文化史的研究面向多样化，对于印刷文化的核心部分——印刷术的关注则有所弱化，“如果说印刷术在书籍史、西方技术史或早期资本主义史中仅仅是一笔带过，那么在其他领域，它得到的承认的篇幅就更加少。”。

西方印刷文化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构建着自己的印刷文化史研究体系，并通过构建若干学术概念，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最为突出的是将“印刷文化史”与“书史”等并列起来，英国印刷文化史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等就认为“可以肯定地说，用来界定学者们现在‘书史中所做工作的术语是存在争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叫法名目繁多，‘印刷文化、‘文本社会学、‘出版史、‘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等等。英国印刷文化史学者玛丽娜·弗拉斯卡一斯帕达和尼克·贾丁认为“（印刷）技术史中还有一个涉及书籍制作的主要分支，它构成了书籍史的基础。美国学者爱森斯坦系统总结了印刷文化的特征，分析了印刷术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阐述印刷术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等。又如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Brokaw）认为：“‘印刷文化不仅包括出版的图书，还包括单张的印制品，如年画、插图、报纸；但‘印刷文化不包含手写本或手抄本。‘书籍文化则既包括印制本，也包括手写本。”她运用这个观念体系，系统研究了中国福建四堡的书业与清代的印刷文化，认为“书籍史学家不仅要通晓印刷技术史、出版史和文字产生史，还要了解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研究手段”，甚至要“运用人类学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田野调察。”

第二，史料选择与运用方面的不足。

西方印刷文化史学者在史料搜集与选择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对史料的运用也常常是新颖独特。不可否认，西方印刷文化史学者受年鉴学派的影响，研究取经常从计量史学、心态史学、问题史学等方向展开，固然有其科学之处，但其不足之处也显露无疑。以问题史学的方法为例，西方印刷文化史学者常以经济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和历史群体的思想状态的相关史料来展开印刷文化史的相关研究，“强调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通过历史研究解答各种现实问题、满足现代人多方面的需要”，但“它过分强调历史中的‘稳定因素而贬低事件史或政治史的意义”等特点也受人诟病。问题史学的运用也常使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史料的选择会围绕着其问题而进行筛选，易于忽视其他非其问题方面的史料。如有学者指出，芮哲非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1876-1937）》就“只寻找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却对诸多的反例视而不见”，这“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写作方法的通病”，“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此外，在计量史学的路径运用中，存在数据来源的科学性、准确性难以保证等问题；在心态史学的运用中，存在“以偏概全”等问题，如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在讨论坊刻本受众时，运用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的挪用理论，“着重从其价格、物理特征、版面安排推断其受众”，有学者指出：“在可能性与历史事实之间毕竟存在不可否认的差距，毕竟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诠释和使用，可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因此，还要寻找更多的史料进行佐证。

3.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因为中西方印刷技术的发展不同，各自语境中的“印刷文化史”有着不同的内涵。西方印刷文化史是基于西方国家印刷术的历史展开的，基本上没有包括中国的甚至东方的印刷术的历史。能否合理借鉴西方印刷史理论，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印刷史研究，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中国印刷史的史实为基础，合理运用西方印刷文化史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推动中国印刷文化史向纵深方向推进，芮哲非先生所著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就是一个较好的范例。

首先要清晰定位中国印刷文化史的历史和传播价值。

深入展开印刷技术史研究，肯定印刷技术的全面的历史价值，包括技术史、文化史等多个方面。印刷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对印刷技术史实本身的梳理、对印刷文献的研究等都是彰显其历史价值的有效途径。现今“中国的研究者过分重视了印刷术的技术价值，还很少注意其产生的文化影响。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宋、明时期有了长足进步，成为门类复杂的行业，到明朝后期又发展出套色、木版画、铜活字及旧版本翻刻等工艺”。及至“晚清印刷术的剧变，不仅是科技发展之结果，亦是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状态”。

精细考察印刷术及印刷书的传播的各个环节，重视印刷的传播价值。印刷书的最终形成，是思想形态“物化”的一个过程，包括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诸环节，以往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而忽视印刷方面的研究，自然而然印刷的传播价值也被忽视。事实上，印刷的传播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爱森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在参考书印刷完毕离开印刷机之前，铸字工、校对人、翻译、编辑、美工、图版印刷工、索引编制人和其他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就已经有过卓有成效的交流”。因此应学会应用跨文化的方法来审视书籍产量的增加和印刷书籍的变化，其中包括诸多蕴含传播价值的因素。

其次要使研究视角多样化，力图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中国印刷文化史的研究。

现今中国的印刷史研究，“呈现研究古代的多，研究近代的少；研究技术的多，研究与社会关系的少；单一研究多，综合研究少的局面。”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印书史”和“大印刷史观”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中国印刷史可以阐释的内容非常多，正如美国学者周绍明所言，“将在地方和整个帝国的层次上，增进我们对中国知识的传播、制度的演化、学者的活动，以及知识共享团体的成长的了解。”可以说，中国印刷文化的深入研究大有空间，这也是今后印刷文化史的拓展方向。

拓宽中国印刷文化史的研究，既要关注印刷技术本身的发展史，也要关注与印刷文化紧密相关的背后的力量，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人（印刷商、读者等）的因素等；还需关注印刷术的保存威力，即固化功能和累积性变化。正如国内学者陈静所言，“国内学界大都将书籍当作静态的研究对象，当作鉴定和赏评的文物，研究重心是形制、内容和断代问题，极少有人着眼于书籍信息工具的特质，研究其传播问题”。重构新时期的印刷文化史研究，必须以更宏大的视角，关注印刷文化史的多维度研究方向。

第三，要创设符合中国实际的印刷文化学理论体系。应合理运用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工具，结合中国学术语境与印刷史的史实，创设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中西印刷术产生的过程、社会影响均不相同，正视中国与西方印刷史的区别是合理运用西方理论的前提。中国的印刷史有着其独特性，从其社会背景上来看，“中国古代社会正是一个‘书籍系统的独占时期，而且这一时期长达数千年。”朝从印刷术的发展史来看“中国雕版古籍的生产方式一直是个大体清楚而细节不明的问题。”其中有诸多问题似明而非，如“雕版印刷生产的技术细节、工艺流程和生产效率究竟如何？印刷术发明后印本书何时取代手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之后近代印刷术取代雕版印刷亦是如此。如何阐释这些学术问题，简单记录其发展史实明显不是够的。因此，需要结合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实际及西方书史学者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经验，合理创设相关学术阐释工具，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印刷文化史学术理论阐述体系。

总而言之，中国的印刷文化历史悠久，如何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引领我们重新回到历史深处，见证印刷文化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共同组织成的社会文化关系图谱，成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重要命题。结合中外印刷文化史的研究长处，拓宽和重构研究理路，或是推进中国印刷文化史研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