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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媒介体制比较研究的框架设计和技术逻辑

2016-10-15赵润森

今传媒 2016年9期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比较研究

赵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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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媒制度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媒介体制,具体为运作于特定社会与政治系统内的所有媒体及其组织方式。本文主要梳理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于媒介体制研究的脉络。文章重点选取的文本为《比较媒介体制》,笔者将技术作为影响传媒制度的重要因素,也纳入媒介体制的比较框架。此外,对于文中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公共服务取向以及与政治平行性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利用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第四权力理论等重新做出逻辑阐释。

关键词:媒介体制;比较研究;传媒技术;新闻自由;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050-02

一、传媒制度与媒介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制度会影响效率,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密是制度变迁。对于传媒制度(media institution)同样如此,制度转型在传媒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传媒形态的发展和传播语境的变迁,传媒制度也一直处于动态的变迁过程当中。创新的、进步的制度体系促进传媒业的发展,落后的、闭塞的给传媒业带来阻碍。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的语境下,正确平衡传媒业发展的现实冲突与矛盾,同时提高传媒竞争力的前提是对于传媒制度转型的总结和研究。

丹尼斯·麦奎尔认为传媒制度是一切与传媒领域相关的制度[1]。具体而言,指的是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2]。在传媒制度的研究当中,学术界讨论的核心话题是媒介体制(media system)问题,这也是本文选取的研究文本的主要研究范围。那么,首先界定一下传媒制度和媒介体制的区别:首先,制度是很具体化、很稳定的权威,而体制偏向于系统之间、系统与成分之间是如何组织、互动和影响的。体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现和实施的方式;其次,制度在宏观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制度环境,按照制度学派诺思的说法就是体制,比如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传媒领域就是传媒体制。这里的宏观就是传媒所在的系统和社会其他宏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从四种理论的修正到经验型的比较研究

在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和新闻,同时新闻行业垄断化和商业趋势愈加严重的背景下,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完成了《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长篇报告,第一次对传媒的功能、地位、社会责任和新闻自由做了系统性的反思。

在此报告基础上,1956年施拉姆、希伯特和彼得森三位教授发表了《报刊的四种理论》,开始对传媒体制进行思考。三位作者认为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和色彩,同时,它反映出社会控制系统的特征[3]。他们发展并归纳出四种传媒体制类型: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和极权主义模式。四种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媒介体制研究的源头,成为此后媒介体制研究的基本范本,但同时由于时代语境和视野范围的局限性,也成为后续研究的批判中心。

在2004年出版的《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当中,哈林和曼奇尼认为《报刊的四种理论》过分关注美国和苏联模式的二元对立,用到的案例也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时过于媒介“哲学”,就是所谓的媒介的意识形态。两位学者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18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比,按照媒介市场的发展、政治平行、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干预四个维度作比较,然后归纳出三种模式:大西洋与自由主义模式、地中海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北欧中欧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

文章的主要研究框架如下:

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在提出整个框架的时候,着重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梳理,认为无论是政治制度和文化,乃至媒介工作与实践,都深入这一动态的变迁之中。在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动态变迁当中,每个个体的媒介规范在不断更迭,但是在模糊的、复杂的更迭背后,有着规范性的价值。

三、技术——可能性的框架维度

哈林和曼奇尼按照历史和文化的溯源角度,提出了媒介市场的发展、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干预四个维度。媒介市场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层面,政治平行性主要是政治的层面,新闻专业主义主要是组织内的讨论,国家干预主要是组织外的讨论。其比较研究的框架中缺少了丹尼斯·麦奎尔认为的决定媒介制度形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技术。麦奎尔认为大众媒介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和公共属性,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较大,同时非常依赖技术的变化[1]。

大众传媒的出现至今,先后经历了“纸路”、“电路”和“网路”。每一种媒介的更迭,都能衍生新的媒介形态,从而改变原有的媒介格局,在采编制度、经营制度、管理制度上都要做相应的调整。而新的媒介形态会带来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功能,在传播效果、传播成本甚至传播主体都有很大调整,相应联动的规则体系也要有所变迁。比如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广播频率和电视频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政府利用这一公共资源的稀缺性普遍实行监管。但当这一资源的稀缺性大大降低的时候,西方国家对于广播电视的管制就有了不同的态度。

在比较媒介体制的框架中,加入技术的维度,并非试图概念化技术更迭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只是在文本中的18个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传媒技术发展的程度(技术基础设施)和时间(技术更迭的断代史)也存在差别,并且这种差别会对宏观层面的媒介体制产生影响。

四、新闻自由与新闻权力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媒介组织内的讨论,其存在与否、程度高低同样会作为合力的一部分作用于媒介体制。哈林和曼奇尼认为自治、独特的专业范围和公共服务取向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形式。其中在公共服务取向中,作者认为新闻工作者对自主性和权威性的主张在特别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服务公共利益的主张。对于这种说法,要辩证地思考新闻自主性(新闻自由)和新闻权威性(新闻权力)的来源。

新闻自由的基本意义是表达自由,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基本价值的基石。表达自由的价值理念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就是传播自由。传统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在媒介体制的研究范围中,指的是媒介组织整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组成元素,是不受外界干扰,工作流程也不受更强大的权力所控制。

摘 要:今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新媒体的兴起,每个个体都能够在媒介中以文本、图片、短视频甚至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和自我表达,而身体在媒介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凸显。本文通过聚焦当下新兴的网络直播平台,指出网络直播中个体的身体被吞进了媒介景观当中,成为了我们所观看的媒介景观,由此形成了新的媒介身体文化,并且在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下,这种新的媒介身体文化正在成为一种被物化的可消费的符号。

关键词:网络直播;身体在场;消费主义;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048-02

作为主体的身体自始至终影响着媒介的技术、形态以及传播方式,身体及其功能在传播中的体现决定了媒介的特质与内涵;同时,媒介的发展又反作用于身体,形成了特殊的媒介身体文化[1]。回顾媒介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个体的身体与媒介的关系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初,我们通过身体在场,以语言和非语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口语传播。而后,随印刷媒介的产生,我们借助工具通过中间介质进行文本传播,这一过程中,媒介作为独立的物质存在开始脱离我们传播过程中的身体性,但不可否认,以文本为中介的传播依旧是从传者身体发出,最终被受者身体所接受的过程,所以媒介的身体性依旧以相对隐蔽的方式存在于传播之中。之后,电子媒介开始出现,身体在传播过程中的可视化开始被重新关注,从开始的文本互动下物质态身体隐退缺席到当前在网络直播中的身体界面在场,身体在媒介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

一、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

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视频社交概念开始兴起。网络视频社交其实是继社区社交之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和只利用文字和图片作为载体的传统社交手段不同,它利用网络视频作为载体,网络社区交流作为表现手段的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2]。比如国外的Vine、Keek,国内的美拍、秒拍和微视等视频分享应用都属于这一范畴。而网络直播社交则是在视频社交的基础上提升技术,实现视频社交的实时化。根据艾媒咨询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行业专题研究:暖春遭遇寒流》报告,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已接近200家,其中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约为90亿,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个[3]。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网络在线直播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忽略的社交新力量。

对于网络直播平台的类型,目前来看主要包括:以斗鱼、熊猫TV代表的游戏直播平台;以YY直播和陌陌为代表的将直播社交作为其一个版块的综合类平台;以映客、花椒等为代表的新兴泛生活类直播平台;以及一系列以体育、旅游、健身、音乐等为垂直类直播产品的社交平台。这些类别的边界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存在相互竞争的交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移动直播视频社交应用都在向以映客、花椒、易直播为代表的泛生活类直播形式转型,强调全民直播,试图将直播视频作为能够代替文字、图片和录制视频的新的社交方式。

二、网络直播下的身体在场

网络直播作为新兴的网络互动形式,最大的功能在于实现了人人都可以以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自我表达以及与他人进行网络互动,直接带来了身体由文本、图片等符号互动下的隐身缺席向在场状态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背后是身体与媒介关系的重构,并形成了新的特殊的媒介身体文化。

1.作为界面主体的身体

身体从传统哲学的身心对立来看,可以细分为物质态身体和精神态身体,物质态身体是精神态身体的外在表征形式,精神态身体则是基于肉体而产生的思维、理性等内在的精神动力。在当前的网络直播平台中,从物质态身体来看,主播形象清一色的都是俊男美女,而且外在打扮精心靓丽,年龄层集中于年轻一代,主播们出彩的外在形象构建了一道美丽的网络风景线,这满足了人们对身体观赏的需求。长久以来,由于每个个体的身体存在差异性,人们总希望通过观看别人的身体来反观自己的身体,这形成了人类永不衰退的欲望。但在现实中观看他人身体却受到很多的限制,而网络直播的形式,主播的身体作为界面主体进行呈现则满足了人们对身体的窥视欲望。与此同时,从精神态身体来看,网络直播中主播们的直播内容主要集中于闲无主题式的交流互动。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却使得人们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和空间不断缩小,人类是群居动物,害怕孤独,而在线直播平台中每个主播在直播间中与受众进行生活化的闲碎聊天则模拟了现实中朋友间在独立的房间里进行谈心的场景,直接满足了受众消除内心寂寞和孤独感的需求。所以,不管是物质态身体还是精神态身体在网络直播中的呈现,都满足了受众对于界面中身体在场的观看需求,并由此形成了网络的注意力资源。在消费社会,注意力资源就是能够转化为商业利益的资本。这一点在当前各个在线直播平台中都设置的打赏功能现象体现的最为明显。打赏功能即观看直播的个体能够根据主播的表现给予其一定的虚拟币,而主播则可以以一定的比例从平台将这些虚拟币转化为现金。正如波德里亚所言的“身体被出售着。美丽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4]”网络直播下呈现的身体已然不再是我们现实存在的身体,而是媒介中被物化的可消费的符号。

2.女性身体成为被凝视的焦点

网络直播平台一经推出,就贴上了“美女直播”、“色情”、“以露博眼球”等标签。中国有着几千年父权制观念的国家,对女性身体的窥视与欢愉曾是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符码,网络媒体的交互性、虚拟性和隐蔽性,正好暗合了部分受众在现实社会中敢想不敢为的窥视欲望[5]。网络直播平台的出现,为女性提供自我呈现和自我表达平台的同时,也让身体成为了表达的主要载体。作为界面主体的女性身体则直接满足了部分受众在现实生活敢想不敢为地对女性身体的窥视欲望。一直以来,新媒体被看作消解社会性别不公平的重要力量,更是女性争取社会平等的重要途径。网络直播中,女性确实成为了关注的主角,然而却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而且这样一种负面形象突出体现在身体上的呈现方面上。这表明了社会性别政治不仅没有随着新媒介的出现而不断消解,反而在网络社会中的得到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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