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瀛 瀛

陈国祥 周以琴：鄱阳湖畔的青春之歌

文|瀛 瀛

垦荒初期，陈国祥、周以琴夫妻与子女的全家福

共青城岁月如歌，一段可歌可泣的青春旋律。回首风雨历程，江西共青城老垦队员陈国祥、周以琴夫妇都动情地说：“做梦都没有想到今天的共青城会有如此大的发展，当初从上海来共青创业，我们无怨无悔！”

当年，陈国祥、周以琴凭着一腔热血来到江西赣北这块贫瘠的滩涂地。艰苦的环境不堪设想，他们凭着一种信念和精神坚持下来。尽管垦荒创业路上充满坎坷，共青人仍旧满怀信心、百折不挠。他们为共青城的发展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

老人拿出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回忆起当年桩桩件件的往事……这对“共青伉俪”爱国的情怀、坚韧的品质和对爱情的忠贞，让人动容。

用青春的激情唱响奉献之歌

1936年8月，陈国祥出生在浙江绍兴，6岁那年父母双亡，“是姑姑供我读书的。1946年我只身投靠在上海纸盒厂做工的大姐，住在长宁区北新街”。周以琴与陈国祥同年同月出生，只不过是江苏扬州人，有着相似的早期经历。周以琴告诉记者，她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老家扬州到上海投奔姑姑的，“在姑姑的帮助下，进入了一家托儿所工作”。

1955年9月，党和国家号召广大青年到边疆去开拓荒地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陈国祥、周以琴等上海热血青年受到很大鼓舞，踊跃报名。陈国祥记得十分清晰：“那一年，我正在洗染商店做学徒工。当时，上海团市委组织支援外省，我就报名参加了垦荒。上海团市委组织我们到团校学习了一周，介绍江西的情况，要大家做好吃苦的准备。学习结束后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赴江西垦荒。”

周以琴的报名受到了亲人的阻挠，有关细节老人在晚年还恍若在昨天：“我在托儿所就待了可能有四五个月，结果听到有人讲动员去边疆垦荒。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想，自己年纪轻轻地带小孩没什么出息，还是报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年轻人身体又好，于是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相约去乡政府报名。报名的时候那个乡干部就讲，你家里同意吗？我讲只要我们自己愿意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好啊，结果就回来好久没有通知，我就好急，又跑到乡政府问，他们讲你家里不同意。我说我家里不同意我也要去。后来他们没有办法也同意我去了。”周以琴说，“当时我的决心很大，自己就跑到乡政府去交涉，表达自己一定要去垦荒的决心。我的坚持感动了亲人，只好同意我去。那个时候报名的人很多，但审查很严格，家庭成分不好的、身体不好的都不能去，就跟当兵一样的有好多条件。我的申请得到批准并得以成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与光荣。”

最终，周以琴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垦荒队中的一员。“后来到上海华东团校学习，叫我们讨论，上海市团市委书记在报告中讲在江西怎么苦怎么苦，瘌痢头、大肚子，说你们苦吃得下来么？讲为什么叫志愿垦荒，就是你愿意就去、不愿意就不去，不勉强。我下了好大的决心，去吧，我们年轻人嘛，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有什么怕的呢，不怕苦不怕累，我早有思想准备。”

陈国祥、周以琴作为第一批志愿青年于当年10月15日从上海坐火车到南昌，再转坐火车到德安。陈国祥记得：“德安县领导请我们吃了一餐地道的农家饭，下饭菜就是一钵子鱼，鱼鳞、鱼鳃都没有刮掉。晚上，我们就睡在县武装部大礼堂。第二天吃过早饭，县里就带着我们步行前往垦荒目的地九仙岭。”

到江西德安后，垦荒队分三个地方驻扎，陈国祥住在“总部”，周以琴被分到米粮铺青年社八一大队。虽然在上海华东团校学习的经历已经给他们打了一针“心理稳定剂”，但是江西的生产生活环境的艰苦还是远远超出垦荒队员们的想象。

“来的时候，这里一片荒芜，方圆几里路只有两户老表，基本上是荒无人烟。刚刚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到那两个老表家里住。可不能老住在老表家里，于是我们上山砍树砍竹子、砍茅草，搭茅棚。茅棚墙就是弄泥巴糊，上面就是茅草。住的地方床又没有，就拿木头搭通铺。一到晚上就好怕，因为那个地方野猪很多，哄哄哄，听到野猪声，我吓得就把门钉得好紧。”周以琴回忆，接着开荒种地，“大家在一起劳动，不会种田，就找两个老表带着我们。天天早上爬起来劳动，什么事都做。插秧，那个蚂蝗，咬到腿上，就吓得在水里跳，他们说不能扯，要用手打。一扯它就更吸你的血”。

并不如烟的往事

“刚开始我们这些‘城里人’什么都不会做，在当地老表的指导下才学会割稻子、打谷子、犁田。有些看似简单的劳动，其实技巧很多。”周以琴说，她们经常和江西老表开展劳动竞赛，但基本上每次都是她们输。“就拿割稻子来说，老表们不仅割得快，而且割下的稻子摆放整齐。我不但割得慢，而且摆放得乱七八糟，有的还没有割干净，割完一垅稻子再回过头来看看我放的稻子，像一个个野鸡窝。那些没有割干净的稻子，这儿一根那儿一根地竖立着，就像野鸡的毛，让我惭愧不已。这时，心里一个劲地着急，谁知越着急越割不好，速度就越慢，经常是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后来，当地老表就手把手地教周以琴：“我刚才边割稻子边看了一下你，一是你拿稻子的手太靠下，那样又累又慢，还拿不了多少；二是你割的时候舍不得弯腰，又不会顺势往前推，而是割一颗就往后面拉一下，那样越拉越乱越慢，稻粒都被你拉掉了；三是你从镰刀口往上割的，上面是你拿稻子的手，向上割就容易割到自己的手，应该把刀口放平或略略向下。”老表一边说一边做示范动作……周以琴没有想到割谷子还有这么多学问，慢慢地才学会。

艰苦的生产生活环境，并没有让垦荒队员们退缩，在当地老百姓的耐心教授下，这些来自城里的垦荒队员们不仅学会了许多农活，劳动之余他们还经常和当地老百姓一起唱歌跳舞，垦荒生活过得艰苦而充实。

起初，上海市给垦荒队员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补助，大家集中起来吃集体食堂。1958年以后，垦荒队员每月都有工资，上海市就停发了伙食补助。周以琴还做过饲养员，负责养猪，“每天担水、喂猪、冲洗猪粪……虽然没有经验，但样样都很尽心去做”。

胡耀邦接见陈国祥（右上一）等老垦荒队员

每天早上，周以琴都会起来煮猪食。先把猪草剁得细细的，再放在锅里去煮，猪草煮烂后放米糠，一边搅一边烧，“像熬稀饭一样，看着差不多了，就把猪食盛到一个木盆里，稍凉一会儿，手放进去感觉不烫了，再端去给猪吃”。周以琴每每端着木盆走到猪圈前，都能听到猪急不可耐地等着吃食的拱门声和“哼哼”的叫声。看着猪把头埋在木盆里唧唧吧吧吃食的馋样，周以琴常常倚着猪圈的栏杆想象着它们变成大猪的模样。周以琴说：“养猪最辛苦的事，还是挑水。水塘离我们住的地方有几里路，来回要半个钟头，每天要挑很多次，挑完后总感觉腰酸背痛，刚开始有一段时间还经常便血，后来慢慢习惯后才恢复，估计‘累狠了’。”

德安的燃料奇缺，砍柴就成了垦荒队员要经常参加的劳动。每到农闲时节，他们总是成群结队相约上山砍柴。周以琴记得第一次砍柴，上山后一些“熟手”们很快进入角色，“山上山下，或东或西，得心应手，不到一会儿他们就砍了不少的柴，而我却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有人过来教我，教完后就指着那一片荒山叫我试一试。他走了以后，我才开始砍，但柴刀在我的手里就是不听使唤。久而久之，我才掌握一些技艺，虽然手上磨出了几个水泡，但也砍了好几根手臂粗的‘青杠’，很有成就感。正当我得意洋洋准备继续往下砍时，那人跑过来笑着说：‘傻妹子，这青杠是湿的你不要砍，水分重了多难挑呀。’工夫不负苦心人，一个小时下来，我还真砍了一大堆柴。我准备起身把柴搬下山时，突然听到一阵哈哈大笑声，我正纳闷时，社员们指了指我的头，原来我的头发被树枝扯得披头散发，整个人看起来像疯子……”

垦荒队农业生产活动繁重，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周以琴除了要割稻、养猪、砍柴之外，还要负责放牛。在一次放牛的途中，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令她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有一次，在甘露寺放牛时，我看到前面有只狼，它看着我不动。我之前听到有些人讲要是看到狼不能跑，一跑它就会来咬你。我就不敢跑，吓得往后退，慢慢退，退一会儿转身就从山的这边爬到那边去。这时，我就喊救命，之后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狼要是把我吃掉了，都没有人看见……”

危险的生产环境也让周以琴的家人担惊受怕。在江西德安期间，周以琴的父母多次来信催促她回家。其实，她扬州老家的条件不错，大姐在百货公司工作，二姐是医生。来信言辞恳切，说已经在当地一家百货公司为周以琴谋到一份营业员的差事，薪水不错，而且说父母很想念她，“让我马上回去和家人团聚，怕我没有回家的路费，还一并寄5元钱”。

收到家书，周以琴辗转反侧几天都没有睡好。纵然万般不舍亲情，但为了坚持心中的理想，为了坚守对党和国家的承诺，周以琴义无反顾地选择留下来。“坦率地说，这里的条件确实非常艰苦，语言又不通，我也想念家人，经常偷偷落泪，但我想，既然来了就不能当‘逃兵’。”为此，周以琴咬咬牙，把家里寄来的路费花个精光，为的是断了回家的念头。“这把我姐姐气坏了，来信说父母为了盼我回去眼睛都哭坏了，骂我真狠心。现在我退休了，父母也不在了，虽然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但我还是觉得没有尽到孝道，对不起他们。”

相知相伴共度无悔人生

陈国祥也能吃苦、耐劳，“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耕田、耙田我都会，重活累活我也不怕”。在垦荒的那段艰苦岁月里，垦荒队员们从陌生到熟悉，相互帮助、相互依靠，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八一社与共青社合并，然后都迁到金湖组建金湖农场。陈国祥说：“在金湖农场我认识了周以琴，那时她负责放牛，绳子拉得好长好长，人离牛好远，生怕被牛踩到。到了这以后，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劳动，慢慢地产生了感情，并走到了一起。”

周以琴则笑着这样回忆：“开始都从上海来我们两个却不相识，后来就分在一起劳动。垦殖场成立那个时候，女同志力气小，他和其他男同志帮我们挑水。一次，我挑不动，他看到就帮我挑。有时候上山砍柴，捆柴又捆不起来，他帮着捆。山上的小路不好走，挑担柴过来走路都跌跌撞撞，他帮我挑。这样，慢慢有了感情。”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周以琴与陈国祥从原本陌生的两个人，因为相同的理想而相识。在共同劳动、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陈国祥乐于助人、勤劳勇敢的品质，渐渐打动了周以琴的心。两个年轻人萌生了爱情的火花……

由于当时垦荒队员住的茅棚非常简陋，只能勉强遮蔽风雨。而山间树木林立，野生动物时有出没。期间，陈国祥就遭遇了一位不速之客悄无声息的袭击，生命受到威胁。周以琴说，那时候还记工分，“他到女同志宿舍来记工分，热天穿个拖鞋，踩在蛇身上，蛇把他腿咬了一口。黑灯瞎火的又没有电，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出去，就是垦荒队员几个人把他抬到德安县卫生院——那个腿肿得好大。后来，我们女同志就到卫生院去看他，看他好可怜的，肿的那个样子让我难忘。远离家乡，没有父母看望，都是年轻人在一起互相照顾。他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回来的时候也没怎么好，还流毒水”。

陈国祥 （三排左三）、周以琴（前排左二）等老垦队员在共青城

陈国祥的这次受伤，让垦荒队员们的心更加贴近。身处异乡，远离父母亲人的他们明白，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将这份事业坚定地继续进行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之后，周以琴和陈国祥决定结为夫妻，相伴终生。

于是，周以琴写信告知远在扬州的父母，却再次被要求回家。周以琴说：“我家里不同意，要我回去，讲你要结婚可以，那你回来买点东西，要骗我回去。我就跟他讲，我家里不同意，叫我回去。”陈国祥知道她此时回家，可能再也不回来了，心里十分难受，情绪激动下说出了分手的违心话。

面对这两难的境地，周以琴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我当然不能回去，回去了我们就一刀两断了。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好舍不得。我们感情很好，我舍不得离开他。我跟他讲我不回去了，死也死在这里，再苦也要在一起……”

有诗云：“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陈国祥对自己的悉心照顾、温柔体贴，周以琴都铭记于心，她明白彼此都无法割舍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她决定再次违背父母的意愿，坚持留在“共青”，留在陈国祥身边。“1960年，我跟他在甘露寺那边结的婚，好难为情，也没有个好房子、没有个床，把两个人的铺并起来就是家。好简单的，那时候苦确实是苦。结婚两个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他的姐姐买了帐子、买个垫被。”

共青垦殖场成立时，场里购置了一辆汽车，派陈国祥到省里学习3个月，“回来后由我开来共青城第一辆汽车。共青场社合并后，我负责农机厂的工作。场领导看我搞得不错，就把我调到羽绒厂当书记，做过一把手，任上的6年每年经济效益还不错，都有提升。后来，又把我调到总场工业科当科长，分管全场工业，再后被提任为场总工会主席”。自从当上了共青职工的“娘家人”后，职工们有什么事都爱找陈国祥，不管他是否能解决，陈国祥都愿意帮他们到处奔波。“分房、调工资、子女就学、家庭纠纷等，样样都要管，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不觉得烦，反而觉得能为职工们办点事，心里很舒坦、很满足。1990年组织上又把我调到九江，筹建九江市共青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在这儿，我一直干到1996年退休。”

老人拿出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张张老照片，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余玮/摄）

垦荒生活的艰苦没有让周以琴退缩，反而愈加坚定她长留共青的决心。她始终认为身体上的劳累不算什么，精神上的富足才更重要，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她先后到向农分厂做过出纳，在米粮铺火车站当过售票员，在共青商店做过营业员，直至1984年退休，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共青城。

周以琴为了坚持理想，坚守爱情，放弃了太多。远离家乡，历经艰辛，越过沧桑，回首自己这不平凡的经历，她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不能说没有遗憾，父母把我养这么大，我一点孝心都没有尽到，父母生病都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都是我姐姐她们在照顾。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不能在一起，我们两个待在这个地方，一个亲戚都没有，就是4个小孩4个亲家，没有其他的亲戚。”如今，陈国祥和周以琴生活在共青城上海路，儿孙满堂，晚年幸福。

60载光阴已逝，周以琴和陈国祥从当初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经历漫长岁月后已是满头银丝的耄耋老人。几年前，陈国祥由于脑部疾病，腿脚不便，回忆往事时也有些困难，但是他仍然十分关注着共青城的发展。

周以琴语重心长地说：“共青有今天，我们是想也想不到的，我们想想吃苦也值得。共青的今天，来之不易，经过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不容易到今天。大家要把这个精神传下去。小的一辈要把共青建设得越来越好，一定要传承下去。我们也感觉到很欣慰，不后悔。”

共青城风景如画，就像一幅用天然色彩描绘而成的优美画卷。浮光跃金，白鹤翔集，鄱阳湖畔芳草绿；天朗气清，繁华满枝，富华山上春意浓。街道旁香樟成荫，城市中湖面如镜。走进共青城，人们无不发自内心地叹赏这天人合一的美好意境。陈国祥、周以琴夫妇相携相伴，走在林荫道上，共赏景色迷人的共青城，共话前程似锦的共青城！

责任编辑/胡仰曦

专题·纪念共青垦荒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