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 玮

杜俊起：拓荒先驱永不消褪的人生底色

文|余 玮

青年杜俊起

杜俊起，拓荒先驱。1935年12月出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第一私立完全小学。历任团总支副书记、党宣传员代表、合作社理事、会计，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党支部副书记，天津青年集体农庄副主席、主席、生产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机械修造厂政治指导员、木材厂党支部书记，共青农场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共青中学党支部书记等职。

很难想象到这片土地曾经草莽横生、人烟稀少。就在60年前，一声号响，红旗飘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犁铧划开了这片亘古荒原。是他们，在这片一望无垠的荒地上亲手搭起第一间土坯房；是他们，亲手拔起第一根荒草；是他们，亲手铺就第一条沙石路；是他们，亲手播下第一粒种子……

坐在对面的杜俊起老人，就是拓荒先驱、天津垦荒队当年的领军人物。1955年，他率天津垦荒队在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天津庄，这一扎根就是一辈子。那时，他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则已成华发老者。尽管老人行动迟缓，但精神依旧矍铄，口音至今还保留着零星的天津味儿。

几代拓荒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用青春和汗水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令人瞩目的米粮仓。说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杜俊起和坐在他身边的老伴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聊起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老人的脸上泛起的不是苦涩，而是怀念和荣光！

一份申请与一辈子的扎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话所言：“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青春的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待它的态度。在杜俊起看来，始终葆有简单执着的情怀、激情澎湃的朝气，能够在岁月的长河里酣畅淋漓地付出，就能为人生赢得永不褪色的勋章。

1955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同年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近两个月后的9月3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发起人杨华的带领下一行60人率先到达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的萝北，建立“北京庄”，这是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

1935年12月，杜俊起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生活艰苦。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土地改革深入推行，农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杜俊起深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心希望有机会报答党和国家。“杨华他们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很多人都要学杨华。咱天津也不甘人后啊！党和国家使我们非常贫苦的家庭有了饭吃，有了安稳生活，当得知党中央号召青年到北大荒垦荒，我就毫不犹豫去报了名。第二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天津青年组建的。”杜俊起激动地说。

杜俊起是天津市津南区高庄子乡人，1952年参加工作并加入共青团，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时任高庄子乡团总支副书记。“也许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为国家减轻负担。”

年轻的杜俊起连夜写了一份申请书，递交给共青团天津市委。在申请书中，他写道：“我要和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一道去唤醒酣睡的土地，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献给祖国，为国家增产更多的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这么多年过去了，杜俊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递交完申请书后，每天都去打听消息，“怕自己的愿望落空”，连“睡觉都想着这事”。后来，他又连续给领导写了两封信，表达自己支边的信念。这年9月底，共青团天津市委决定组织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杜俊起的申请书也在《天津日报》全文刊发。

天津青年沸腾了。一个月内，报名垦荒的青年就达到7000多人。有的青年甚至写了血书，还有的青年就守在团市委门口，不批准就不走。“经团区委、团市委严格审查把关，按照个人自愿、家庭历史清楚、身体健康、父母同意，最后批准52名作为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队队员。”

在公布名单的那天，杜俊起天没亮就来到工作组办公室的门外等候，当听到有人叫“杜俊起”时，他高兴地跳了起来，和身旁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嘴里不停地喊着：“我选上了，我选上了……”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1月1日到天津团市委报到，集中学习培训，体检编队，成立党团支部。天津市委派带队干部刘秉义为党支部书记，任命范淑兰为队长，我是副队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在杨华带领的北京垦荒队伍出发两个月后——11月4日晚上，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在天津第一文化宫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人白坚、吴砚农、李耕涛等到会送行，并向垦荒队授旗。

1955年，杜俊起离开天津赴北大荒前夕，母亲送上手工布鞋

杜俊起的母亲裴守英是乡妇女代表、妇委会副主任，积极支持儿子的选择。临行前的那些天，裴守英每天晚上都要熬夜，给杜俊起缝制行装。出发前一天的晚上，裴守英从郊区赶到天津市内，为儿子送来了棉衣棉被，并让他换上一双蚕丝做的棉鞋。杜俊起在晚年还记得，自己的母亲作为唯一支边青年家长在当晚的欢送会上讲话。面对这些年轻人，母亲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儿子既是“天津的骄傲”，也是“家庭的光荣”。

在天津市成立青年志愿垦荒队后，这些队员曾看过苏联“共青城”的影片。苏联共青城由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32年，按照工业中心的规划建造，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城中有工厂，有学校，有体育场，还有年轻的杜俊起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面包和牛肉。

“我们也能建一座这样的城市。”同伴之间不断地传达着这样的信念。即使杨华在到达北大荒不久后，给天津青年的信中，已经描述过北大荒的艰难，但仍难打消这些年轻人对未来的向往。

11月5日凌晨5点，在人们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19岁的杜俊起和队员们踏上了征服北大荒的旅程。杜俊起一直记得火车站台上发生的一幕。那时，天气很冷。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突然，他听到一位妇女大声呼喊自己同伴的名字。这个同伴是队伍中唯一的父亲。妻子找到丈夫后，两人拥抱在一起。他听到妻子对丈夫说：“你放心地走吧，别惦记我们娘儿俩，到那儿好好干，等明年天暖和了，你们盖起了房子，我带着孩子找你去，我也参加垦荒。”

他们坐火车从天津站出发，历经三天三夜的旅程抵达鹤岗。那时，从鹤岗到萝北只有一条土路，他们转乘汽车，经过4小时的颠簸才到达目的地。“我们一看那汽车就乐了，是最老的那种苏联敞篷车，一启动老远就能听到‘嘟嘟’的声音。当年萝北县仅有两辆汽车。”杜俊起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北大荒之行时伸出三个指头，表示来的时候走了整整三天三夜！

北大荒的11月份，原本泥泞的地面已经结了薄薄一层冻冰，一不留神，车轱辘就陷进去一个。当年的北大荒压根儿就没人听说过什么柏油路，到处都是这种坑坑洼洼的泥道。第一次坐车从鹤岗到萝北这段路，就给这些年轻队员一个下马威。“冬天车不好开，但好歹还能走，一到夏天雨季，河水上涨，到处都是翻浆的沼泽，那就一个月都没法走人走车。”那会儿，杜俊起和队员们丝毫没有抱怨第一次来北大荒就赶上冰天雪地，而是很庆幸没赶上雨季。

尽管出发前就做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抵达后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杜俊起等垦荒队员的想象。开荒建点首先要在没有路的荒原上趟出一条路，经常要趟水走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住的马架子和帐篷里没有床，就把一棵棵原木摆在一起，上面铺上干草，早上醒来行李是湿的，半夜下地踩上一脚泥。

“刚去的时候，我们连房子都没有，是相邻的宝泉岭农场资助了我们一批旧帐篷。”住房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等不到来年开春，作为首批先遣队副队长的杜俊起，就带领伙伴们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盖房，“戴着棉手套，手指还一样能冻成胡萝卜，几乎每个队员都有手和铁锹冻粘到一块的经历，扒开的时候都连皮带肉掉下一大块”。

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奔赴北大荒的行动，感动过外国友人。杜俊起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有位叫黄蒂蒂的印度尼西亚女孩，在天津留学。她自天津的报纸上看到我组织垦荒队员出发了，就独自一人辗转到北大荒青年垦区，又几经周折找到我。我向垦区领导反映黄蒂蒂想一起参加垦荒的请求，领导表示外国人不宜参加相关劳动。黄蒂蒂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没有让她干活，尽管她坚持要劳动、挺坚决的。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作为回访团成员去天津、北京等地作报告以宣讲垦荒事迹。为此，黄蒂蒂被安排随我返天津。在火车上，黄蒂蒂送了我一张她的小照片，说：‘杜大哥，你们的精神一直感动着我，我不能参与做些什么，就送一张照片给你作为纪念。’很遗憾，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了。”凝视着那张老照片上的短发外国留学生，杜俊起有些感慨那段特别的岁月。“当时，武汉大学来了一男生叫王忠仑，南京一所大学也有一个叫汪海春的男生，南京还有一个叫天毓燕的女中学生，都受我们的影响而自发来了，要参加垦荒，并在这里干了好几年。”

一前一后的北上与真情的追随

到萝北垦荒两个月后，杜俊起随队回到天津进行拓荒运动的宣传，在台下聆听的青年中就有刚成年的李之雯。李之雯也是天津津南区人，出生于1938年10月。当年，杜俊起高小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年轻的他带头组织技术小组钻研稻田插秧，积极能干，赢得了姑娘李之雯的爱慕。因为同在一个村、一个学校，又同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负责村宣传工作的李之雯还是由杜俊起介绍入团的。

其实，李之雯早在天津第一批就报名了，可是1955年由于才17岁，父母不同意，她没有成行。李之雯接受采访时说：“我是高小毕业的。在工作中认识了他，与他处朋友，家里也不知道这些，毕竟我们没有挑明。他出发去了萝北，我有些急了。后来，团区委了解我们在谈朋友的情况后，给我父母做工作，于是我在1956年作为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二批队员，来到了北大荒。 ”

于是，李之雯很幸运地成为天津第二批垦荒队的一员。杜俊起记忆犹新，那天是3月5日，书记笑咪咪地告诉他，“10点钟开会，一是迎接第二批队员，二是你的老同学也在其中。”当时，杜俊起非常激动，他和其他的队员们翘首期待，当满载着第二批天津队员的6辆大卡车缓缓驶来，李之雯跳下车的时候，杜俊起被队员们起哄着、开着玩笑地围了起来。

来自天津的第二批216名新队员的到来，为这片荒原注入无限生机。至此，天津垦荒队共有268名队员，范素兰是队长、杜俊起是副队长。“人多力量大，垦荒速度明显加快了，我们盖起了宿舍，垒起了灶台，脚下的荒地也整得一天比一天平整。”

杜俊起和他的垦荒队友们

“北大荒，真荒凉，又是狍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这是当时北大荒的真实写照。李之雯记得自己刚来北大荒时，沼泽密布，杂草都有一人多高。开荒生活是艰苦的，夏天，蚊子、小咬、牛虻轮番“轰炸”，晚上刚一躺下，蚊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巴掌能拍死七八只。队员们没有蚊帐，有的蒙着被子憋得大汗淋漓，有的把裤子套在头上，直冲裤腿喘气。垦荒队员们编了一首打油诗：“北大荒三件宝，瞎虻、蚊子和小咬，白天黑夜三班倒。”李之雯说，最可怕的是夏天蚊虫太多，干活时只能戴着纱窗布制成的防蚊帽子，从上到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张嘴在外边吃饭，即便如此还经常能有蚊虫掉到饭碗里，“现在我和孙子孙女讲这些，他们都不相信呢”。

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杜俊起和队员们在窝棚里睡得正香，突然一声喊叫把他们从梦中惊醒，只见一名队员从被窝里拎出一条蛇，抖着手臂惊恐地大喊：“蛇……蛇……”在场的每个人的心里都胆战心惊的。杜俊起则说，最难熬的是冬季，寒风刺骨，手冻得似猫咬，累了也不敢休息，稍停全身立刻冰冷难忍，中午大踏步跑着啃窝窝头吃。

北大荒的冬天是常人想象不到的，气候非常恶劣，有名的“大烟泡”一刮就是三四天，雪被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五指不分，人走在对面也认不清，气温在零下40多度，连当地以打猎为生的老乡都不出门，偎在炕头上，喝着小酒玩纸牌，在家猫冬。杜俊起回忆说：“惟独我们垦荒队员在深山老林顶风冒雪，坚持采伐运木材。住的是地窝棚经常被雪埋住，清开道，照常上山，伐木时脚被冻木了，对着大树踢几脚，肚子饿了啃一口揣在怀里的窝窝头，渴了捧口洁白的雪，特别是在夜间睡觉，经常被冻醒，呼啸的西北风一个劲地往地窝棚里飘雪，没办法。睡觉时只好不脱棉衣棉裤，戴上狗皮帽子蒙上棉被就睡，早晨起床时，由于蒙头睡觉，哈气把棉被冻成一个硬盖，根本叠不了，索性把它一卷照常上山伐木、运木材。去肇兴黑龙江边拉大木时，七八十里的路程，冻得根本不能坐车，只能跟着马车慢步小跑，由于没有防冻知识，进了大车店就烤火，结果两个耳朵都起了大燎泡，冻得脸上黑一块紫一块，有的人手脚冻得红肿起来。”

两位老人一直乐呵呵地讲述着。李之雯说，即便当年很困难，但自己也没掉过眼泪，因为“革命人就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让天津庄的年轻人征服了荒原，大家在这里搭起帐篷，燃起炊烟，过起了“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走着创业路，不怕万重难。吃苦为人民，乐在苦中间”的垦荒生活。

1956年“五四”青年节，天津青年志愿垦荒点被命名为“天津庄”。鉴于队员们出色的垦荒表现，当年6月9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看望他们。杜俊起记得很清晰：“他拉着我们的手，问寒问暖，到宿舍、食堂一一查看，嘱咐我们一定要经受考验，经受锻炼，要热爱北大荒。临别时他送给我们八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勉励我们‘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坚决向困难冲锋，有一千条困难就打破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就打破一万条’。”听了团中央领导的鼓励和殷切希望，杜俊起热血沸腾，连夜主持召开了表决心会，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要把垦荒事业进行到底。

胡耀邦在慰问垦荒队员的时候还曾经幽默地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里能够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的声音。”很多人还记得，当胡耀邦说完这句话时，下面响起一片掌声，经久不息。

就在这时，杜俊起还专门向胡耀邦问道：“还说要听到孩子哭，可是我们这里男多女少，这个问题怎么办？”胡耀邦笑了笑，回答说：“这个问题组织上有考虑。”

杜俊起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年，天津队第一批52名队员中，只有7名女性；第二批216名队员中，女性也为数不多。8个农庄中，女性的比例也是非常之低。

那时的年轻人谈恋爱比不上今天的浪漫，但是一点也不缺少幸福。晚年，李之雯说起当年的帅哥杜俊起，一脸的甜蜜：“就看他体格好，特别能干、实诚，我就看上他了。”杜俊起也不知道他们会在遥远的北大荒牵手一生。

1957年元旦，杜俊起和李之雯与另外3对青年一起举行集体婚礼，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当时，领导还为4对新人准备了北方人过年喜欢做的小动物面食——4只叼着大枣的吉祥鼠。“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条件按风俗一同咬苹果，于是食堂里做了‘米老鼠’让我们去咬。”杜俊起和李之雯谁都没有新衣服，两个人的行李搬到一块儿就算结婚了。因为天气寒冷，把旧报纸铺在“洞房”墙壁上，用柴棍把报纸固定上，就是他们的新家。采访期间，这对“共青伉俪”端详着当年两人在北大荒辽阔原野上英姿飒爽地相依一起的泛黄老照片，笑容甜美，洋溢着幸福。

一种精神与苦难岁月里的幸福相守

对于与杜俊起的结合，李之雯觉得最主要就是“有共同语言”。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中，李之雯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孩子而娇惯、脆弱。相反，在和杜俊起结合后，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请过一天的假。和男同志干一样的农活，曾经一个人牵4匹马赶路上山运送木材。

没有房子，他们自己盖。没有粮食，他们自己种。夏天驱不散的蚊虫，冬天躲不掉的大烟儿炮，白天避不开的炎炎烈日，夜里撵不走的虎豹豺狼，面对这些他们没有叫一声苦，以超凡的毅力忍受苦难，挑战困难，创造人生奇迹，用刀耕火种的方式驯服了这片桀骜不驯的黑土地。垦荒队员刚到垦区前3年之内，没有拿任何报酬，唯一的福利是每年过年5角钱的“压岁钱”。

在胡耀邦1956年的农场之行时，杜俊起等人还向他提出，能否给垦荒队员提供一些细粮。因为这些青年，大都从城市出来，每天吃粗粮，“肠胃受不了”。胡耀邦当即答应。此后，在垦荒队员的食物中，增加了少量面粉。

其实，农场当时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到1956年的秋天，他们就能自己收获小麦。但没有指示，他们“不想动”，小麦一定要上交给国家，因为“国家比我们更需要”。

李之雯说，自己天生一个乐天派，当年决定来北大荒时就做好了以苦为乐的心理准备，所以对后来的日子“觉得没什么”。当年，她和伙伴们一米一米地填平泥浆，一寸一寸地铺平沼泽，一锄头一锄头地垦荒犁地，风餐露宿，爬冰卧雪。她当过女拖拉机手，突突突地在草甸子上迎来朝霞送走日落；她也管过马厩，每天起早贪黑铡草喂马；她也干过炊事员，守着直径半米的大面缸揉面蒸馒头……

这种苦难的经历成了他们爱情的见证，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经历过共同奋斗的爱情平凡却坚韧，彼此之间浓浓的爱意已经化作内心深处的理解、支持、信任和信念，这种爱蔓延到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杜俊起作为北大荒天津庄的主席，事务繁多。家庭的重任就自然而然落在了李之雯身上。有了孩子后，李之雯还是没有放松对垦荒工作的干劲儿。有一次，孩子生病发烧了，温度太高，邻居告诉她，孩子烧得失去了知觉，她都没有请假。回忆起当时的家里家外都要操持的艰难，李之雯说：“当时就说，领导家属要牵头奋斗，要是当家属的享受特殊待遇，我当初就不会到这里来，在天津待着得了。”

当年的这里没有城市的物质生活，只有艰苦的劳动；当年的这里荒无人烟，一切都要从孤独的零开始。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数以万计的杜起俊们成为北大荒的守望者，成为“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拓荒先驱？杜俊起给出的答案简单却又最不简单：“也许你们不能理解，那时候就是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领导不给干是看不起自己。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杜俊起的话语朴素却有力，这是一种对困难无所畏惧、对苦难从容淡定的广阔胸怀，正是这样的心态和定力，成就了他对垦荒艰苦岁月的幸福感。

天津庄的垦荒队员们没有辜负党和家乡人民的期望，仅3年就开荒两万多亩，生产粮豆180万斤，建造房屋136间。受访时，杜俊起高兴地说，天津庄在1958年初荣获周恩来总理签发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队和先进党支部。

垦荒队员们收获着欢乐，也经受了挫折和痛苦。有一年春天，杜俊起和队员们辛苦播下的5000亩大豆长势喜人，就在大家盼望丰收的时候，一场特大暴雨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瞬间把大豆苗砸成光杆，队员眼看着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孕育出来的豆苗毁于一旦，心痛不已。在全体队员的拼搏下，硬是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又重新播种5000亩地。到了秋天，他们收获了60多万斤大豆，打了一场战天斗地的大胜仗。

进入8月，阴雨连绵，江水暴涨，萝北县召兴镇部分庄稼已被水淹。天津庄组织了100多人参加防汛。杜俊起和队员们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往江堤上挑土。常人一次挑两只土篮，小伙子们要挑四个，一头两个，嘴里还喊着号子，在江堤上下来回奔跑。江堤出现险情时，杜俊起和队员们奋勇跳入水中，手挽手硬是用身体封住缺口，然后用草袋子装土压实。经过20多天的奋战，江堤终于保住了。当时，萝北县委召开表彰大会，授予天津庄一面写着“铁肩膀队”的大旗。杜俊起接过鲜艳的大旗，大声喊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959年3月，国营萝北农场正式成立，将青年志愿垦荒队伍的八大庄以及军队农场合并，形成一个大农场，并用上了机械化设备。而在此之前，垦荒基本靠人力和畜力，生产速度比较慢。农场的规模迅速扩大，农场人的收入也逐渐多了起来，很多人就将农场作为终生事业。

1963年3月，国营青年农场成立，是在原萝北农场三、四、五分场和萝北县试验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没有歌声的北大荒，一定是寂寞的。杜俊起边翻老照片，边向记者讲述当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垦荒队员们在辛勤开垦后自发组织起文化活动，他们尽情地唱着、跳着，轻盈的舞步和响亮的歌声让北大荒的生活鲜活了起来。

李之雯说自己生性胆大开朗，到哪都是随遇而安——阴雨天，她坐在宿舍的小板凳上，跟队长背《毛主席语录》；收工后的晚上，她站在合唱队的第一排，大声高唱《青年垦荒队队歌》或《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我觉得就是物质匮乏点，可我们都有手有脚，自己创造呗，苦点没嘛”。

杜俊起、李之雯夫妇在晚年还能非常完整地唱《青年垦荒队队歌》。杜俊起说，在北大荒开垦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当疲惫袭来，队员们就会围起篝火，唱唱跳跳，而这首《青年垦荒队队歌》就是队员们最经常唱的。不仅是因为歌曲朗朗上口，而且更是因为他们深切地感受着个中滋味。家中母亲的不舍，背井离乡的思念，风霜雨雪的侵袭，一片荒芜中的坚守，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那丰收的粮食早日流进祖国的谷仓”。

杜俊起、李之雯夫妇

在杜俊起的记忆里，“队长就是打头的，200斤重的麻袋能扛动就得走”。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垦荒队员身上都留下了伤病，让杜俊起腰椎严重移位变形，颈椎、双膝关节骨质增生，常年离不开膏药。

自踏上北大荒的旅程，杜俊起和他的同伴们一样就没打算再回去。谈到那段岁月，回忆起很多荒友将生命奉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眼眶湿润。最让他心痛难忘的，是来自北京的一名荒友，刚到北大荒不久，在出工的路上被雷电击打牺牲了，荒友们一直没有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母，直到父母去世时仍带着思念儿子的遗憾。还有一位荒友，妻子和儿子都不幸被压在了沙墩下，自己依旧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劳动，最后将生命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说，像他们这样在北大荒奉献了生命的荒友还有许多，他们将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用生命抒写了共青垦荒精神。

“在北大荒，在共青农场的这段岁月里，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明确了要听党的话，要信任党，要有坚定的信念。”杜俊起说，在北大荒要闯过几个关，寒冷、恐惧等等，这些困难无时无刻不存在，没有思想基础，没有毅力，是根本抗不过来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锻炼我坚强的毅力，还有乐观的精神”。

年轻时，由于开发建设条件艰苦，杜俊起的身体严重透支。1974年，经常便血的他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膀胱癌。当时在医院做手术，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到医院看望他，还在病痛中的他只有一个念头：“用什么行动来报答农场？”

两年后，农场改名为向阳农场。1985年8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纪念北京等地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大会”，时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宝顺宣读了胡耀邦亲笔题写的“共青农场”场名。这对于北大荒的第一批垦荒者，是一份巨大的收获。杜俊起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这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

在农场工作过的几十年里，杜俊起先后担任过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副大队长、天津青年集体农庄副主席、主席，生产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机械修造厂政治指导员，木材厂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曾先后获得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垦区先进教育工作者、鹤岗市优秀共产党员、萝北县“建县百年功臣”、垦区第二届“感动北大荒人物”、垦区“十佳离退休干部”、分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感动宝泉”十佳人物等荣誉称号。“我清楚，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全体垦荒队员，我只是他们的一个代表。”

1995年退休前，杜俊起还是共青农场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共青中学党支部书记。“我退休后好多人劝我回天津养老，但都被我谢绝了，因为共青农场是我们亲手建设起来的，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来到共青农场已经60年了，还是这儿好，感情深，水亲、土亲、人更亲。”

退休后的他心里装的还是农场的大事。一次，黑龙江农垦总局宝泉岭管理局领导找他给学生作报告讲述当年垦荒故事。回来后，他想：要让现在的年轻人信服，光说不行，还要让他们眼见为实。于是，他开始搜集、整理当年垦荒时的老照片，钉在一面大红帐子上，有图片有说明，再现了垦荒的艰难困苦和队员们战天斗地的乐观精神，比光用嘴讲生动多了。从此，他就担任起了农场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带着大红帐子对孩子们进行“信念坚定、艰苦奋斗、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青年志愿垦荒精神教育。他协助农场有关部门在天津庄原址建起了青少年教育基地，把自己珍藏的垦荒队当年用过的锹、镐、马灯、理发工具、45幅垦荒照片和天津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所有文件以及当年《天津日报》发表的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新闻报道原件全部赠送给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博物馆。

2002年、2008年，杜俊起又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但身体的虚弱丝毫没有减少他宣传共青垦荒精神的热情。往往没等在医院里完全恢复，他就强拧着出院，很快又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一起了。在他看来，有了后人们对垦荒精神的珍视，才能让这种精神传递下去。“尽管我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但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把共青垦荒精神传承给下一代，我依然要做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勇往直前。”

“是北大荒给了我坚强和毅力，让我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时，也学会用精神力量支持，用信念支撑。”杜俊起说起这段经历，眼神里充满了坚定。他用北大荒的垦荒精神感染别人，也激励着自己。他经常在想，既然来到了北大荒、选择了北大荒，自己的青春、激情、汗水都献给了北大荒，自己与北大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应该为了共青农场的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成长，多做些工作，这样活着才有意义、才有劲头。

《共青农场志》记载：“他们有文化、有能力、有干劲、好学上进，在老职工的帮助、指导下，成熟、成长起来。在农场的机务、教育、卫生、财会、基建等各个行业成为了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把城市的文明、城市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北大荒，推进了这片荒原的文明进程，使农场职工的文明素养、文化程度都普遍高于其他各地农村。”

杜俊起在接受采访

杜俊起们在这里完成了成人、成家、生子、育人、化荒为田的拓荒者使命，在这里收获了粮食、爱情、亲情、事业……还有未来。如今，杜俊起完全把萝北当作了自己的故乡，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深情溢于言表——他说：“无论谁问我是哪里人，我肯定说我是东北人。这里都熟悉我，我也熟悉这里……”

前苏联“共青城”仍在共青农场老人的记忆中。那里的现代化工厂、漂亮的住宅以及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老人已经不再羡慕，因为在中国的共青农场，这些“全部实现了”。杜俊起说，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环境的改善，都使自己深深地感受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多么的幸福。“这么多年，我见证了农场变化的点点滴滴，我感到非常地骄傲和自豪。在我心里也有一些遗憾，因为有许多垦荒队员已经把青春、激情、汗水和生命都献给了这片黑土地，却没有看到这片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已经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岁月荏苒，在杜俊起的眼里，追随自己到北大荒的李之雯永远是自己心中的玫瑰，他们深情地相守，不离不弃。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已经两鬓斑白，艰辛创业历经苦难的北大荒人终于过上了应有的幸福生活。他们的质朴、平凡、闲适，诠释了爱情的温度！

在这美丽的凤鸣山下、蜿蜒的嘟噜河畔，写满了一代代人青春的礼赞。杜俊起等老垦们目睹了共青的蜕变，见证了共青的跨越。如今，进入垂暮之年的杜俊起说，他们早已把生命融入了这片荒原，因为他们用青春和智慧征服了这片桀骜不驯的黑土地，所以他们没有遗憾，只有自豪。

看着这片土地由最初的荒凉到现在的万顷良田，杜俊起感慨万千。他自豪自己成为伟大的开荒事业中的一员，自豪通过自己和荒友们的努力让拓荒事业进入了新的里程碑。他相信，希望的田野会变得越来越富饶！富饶的不只是土地，更有一种精神！看得见的是那蓊郁的玉米、蓬勃的经济、崭新的城镇，看不见的是被一代代传递着的北大荒共青精神、是融入这块黑土地的红色基因！

责任编辑/胡仰曦

专题·纪念共青垦荒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