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定宜庄

“向荒地进军”：1950年代青年志愿垦荒运动始末

文|定宜庄

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

农村虽然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是我国农村事实上却不能容纳太多的人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耕地面积有限。我国耕地面积不到16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不足12%，在山东、河南等很多省份，地少人多的矛盾，在历史上一直十分突出，这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向边疆地区流动已成传统，一遇灾年就“走西口”“闯关东”，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政府也明白，不能一味将城市人口压力推向事实上是地少人多的农村。

解决问题的出路之一就是扩大耕地面积。政府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1950年代初就曾把有计划地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作为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一项重要措施，规定5年之内要扩大耕地面积3800余万亩，同时把垦荒作为一项长远规划进行部署，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积极进行荒地的调査和勘察，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大规模的垦荒准备条件。

垦荒的方针已经确定，由谁来垦？1949年之后的做法，大体上沿袭了历史上军垦和移民的方式，于是有了十万解放军官兵西进新疆，有了由河南、河北等地向青海、甘肃的大规模移民，就在这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一支十分激越的号角突然吹响了，这是团中央的声音。

团中央的加入，是因为受到了苏联当时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青年垦荒运动的强烈感染和直接影响。

1954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大量开垦荒地的决定，全苏维埃的青年“奋起响应了召唤”。2月20日，莫斯科的青年志愿开垦者在克里姆林宫集会，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集会上发表了颇具鼓动性的演说，除了描绘苏联边疆美丽富饶的景色，鼓励青年热爱边疆，建设边疆之外，他的讲话强调了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作出动员青年到边疆垦荒的决定，是因为苏共中央认为这是当时的苏联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苏联拥有大片的荒地，赫鲁晓夫说，这些土地有的比他家乡乌克兰的土地还要肥沃得多。这些荒地多年没被开垦出来的原因是人口太少，而如今能够组织这种运动的前提则是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工业正在以许许多多的机器装备农业，国家已经为垦荒区运去了几万台拖拉机、联合机和其他机器，青年们能够利用国家运到开垦地区去的机器来进行劳动生产。

其二，为什么动员青年垦荒，而不是像一般常用的方式移民？赫鲁晓夫说，因为这可以使所有到那里的人都直接参加生产。在那些既没有住宅，也还没有生活必需用品的旷野上，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要比一大家人到那儿去容易忍受这些暂时的困难。他希望青年在那里安居下来，永远定居下来，在那里安家。苏共中央认为这是一种花钱少而收效大的方式。

其三，去参加垦荒的，都是城市中有文化的青年。赫氏强调要用城市的文明去改造边疆，他要青年们把自己的城市文化带到草原上去，不仅在生产上做出榜样，而且在生活上做出榜样来，要让旁人一下子就看出这里住的是莫斯科搬来的人，住得井井有条，要建立起学校、儿童宫、托儿所和幼儿园。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应该受中等教育，必须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创造一切条件。人们必须受专门教育，非常熟练地掌握技术。这样，劳动生产率才能达到另外一种水平，社会主义财富的积累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其四，是革命精神。赫鲁晓夫最后说：“我们有技术装备，土地是很好的，知识也有，将来还会更加丰富。还需要什么呢？坚忍不拔的精神。一年不成，不要丧气，争取第二年，在第三年里胜利总会有保证。没有任何困难是人所克服不了的，只要他认识到他是在为什么而斗争，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顽强地工作。”

当天夜里，载运着青年志愿垦荒者的第一辆列车就向阿尔泰这个重要开荒地区出发了。接着，人的洪流，机器的洪流，各种物资的洪流，就源源不断地向阿尔泰涌去。截止到1955年5月中旬以前，已有两万多人到达阿尔泰地区，所计划生产的粮食，将达到全苏联当年计划的粮食总产量的1/20。总之，苏联这场大规模垦荒活动，在1954年共动员了10.2万人，1955年动员人数达17.2万，绝大多数是城市青年，其中又以共青团员为主体。从城市动员青年到农村已成为当时苏联的一个趋势。

这篇演说和由之兴起的一场运动，给了当时的中国青年难以估量的影响：

苏联青年在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光辉的榜样。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把黑龙江边一个荒僻小村建设起“共青团城”的那些青年团员们。从《勇敢》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从在江边搭起帐篷定居下来，一直到建设起美丽的工业城市。人们也不会忘记十万以上的苏联青年男女，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去，在两年之内，开垦出三千万公顷的荒地。

中国的青年垦荒运动，就这样由团中央发起了。

历史是会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伟大的事业的：有多少矿山、工厂是被我们发现、建立起来的！有多少土地是我们这一代人开拓出来的！又有多少新的城市、铁路，是在我们手中把它加到地图上去的……（钟群：《到劳动中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青年志愿开垦者的会议上的演说读后》，《中国青年》1955年第2期）

1955年4月，我国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共青团的工作经验时，详细了解了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开垦荒地的工作情况，还派人到阿尔泰边区进行了访问。回国之后，他们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党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有价值，于1955年6月27日予以转发，表示了对这一行动的认可，成为我国青年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前奏。

团中央认为，效法苏联的做法，组织青年进行垦荒，在我国也是可行的。我们的国家不但有大片荒地在边疆地区等待着我们去开垦，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内地也有不少荒地。对边疆地区，用开荒队的形式去开荒，既可以比成家的移民大大节省国家的投资，又可以一下子就组成坚强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在苏联“去参加垦荒的，都是城市中有文化的青年”。赫鲁晓夫强调这点，是因为希望这些青年用城巿文明去改造和影响偏远的边疆，而我们的团中央注意到这点，则主要是发现，它为我国解决城市中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途径。

1953年、1954年间经济、教育的紧缩，将大批既未能升学又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压向了社会，国家虽采取措施大力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但对城市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如何安排，却还没找到有效的对策。1955年，仅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城市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即已达6万人，加上历年未升学就业的为数更多。上海一地没有职业的青年就有30余万，中央已感到不小的压力。

1955年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

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今年不能升学的较去年为多，各个部门需要的工作人员较去年少，不仅在今年而且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都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

中共中央已批准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团在这方面应起积极的突击队的作用。我们也打算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紧接着，在团中央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又一次提到：

我们觉得，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的、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和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也明确说：

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知识青年下乡。

中国自1955年兴起的青年垦荒运动，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共青团协助政府”的方式，实际是由共青团发起，也是由共青团组织的，不像此前的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和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都是由党和国家亦即政府直接出面负责。作为满腔热血的青年，团中央对组织这场运动十分主动积极。

按照胡耀邦设想的垦荒原则，是在自愿基础上，不要国家的钱，并将这个原则作为区别于国营农场与国家组织的移民的标志。垦荒所必需的资金，部分靠贷款，部分靠动员青年们捐献，这种捐献在运动开始时期是不困难的。

据当时参与发起和组织北京第一支青年垦荒队的干部回忆：“当时提出垦荒在北京青年中是很有感召力的，因为当时不仅北京，乃至全国，特别是农村，生活水平都很低，勉强温饱而已，年轻人都有不靠父母、自己出去闯天下的意识。”他们对共青团有特殊的感情，愿意把自己的前途信任地交给团组织。家长们也认为“这是给年轻人找到了一条很有希望的出路”。

“北京庄”和“共青社”

为了带动全国青年，团中央希望由北京带头，组建起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6、 7月间，北京团市委派遣各区团干部分赴京郊各乡进行动员，最后在青年农民中选定了5名骨干，其中之一，就是京郊石景山区西黄乡的乡长兼团支部书记、23岁的共产党员杨华，此外还有南苑区的李连成、李秉衡，东郊区（今朝阳区）的张生和门头沟区的庞淑英。7 月9日，由《中国青年报》记者、同时任团中央垦荒筹备组成员的舒学恩执笔，5名青年以发起人身份，向团中央北京市委递交了申请书：“请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使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并提出，只要组成一个60人的垦荒队，就能“不要国家掏一分钱，为国家开垦3000多亩荒地，增产30多万斤小麦”。

垦荒队的组织规模、垦荒地点、发展方向，也都是团中央精心安排的。

8月19日晚，胡耀邦接见了5名发起人和垦荒筹备组成员，提出：“因为这是第一支队伍，所以规模不宜太大，先组织60人去，明年以后再陆续增加。”他强调组织工作要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团市委还动员全市青年为垦荒队捐钱捐物，以实现“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口号。8月下旬，第一支垦荒队正式成立，其中男队员48人，女队员12人，党团员约占83%，由杨华担任队长。

8月30日，北京市青年1500人为垦荒队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报告，鼓励垦荒队用“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对待困难，在黑龙江的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他还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以后两年，北京市至少将有1800名青年参加垦荒队，以后每年还要继续增加。他代表团中央将一面写有“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给了他们。与此同时，黑龙江省的有关部门也为北京垦荒青年的到来做了大量工作，专门成立了以省团委副书记为首的9人筹备委员会，选定了人称“北大荒”的萝北县作为垦荒地点。9月10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萝北，进入了艰苦的创业期。

为了扩大声势，团中央在北京队出发不久，又在天津、河北、哈尔滨等省市组织了同样的活动。截止到1955年底，天津队、哈尔滨队、河北队接踵抵达萝北，联合成立了青年垦区。翌年3月，北京市团委又组织了第二批青年垦荒队，共137人。同时，哈尔滨等地也陆续输送了一批青年。到1956年底，集结在萝北的各地青年垦荒队共14批，2567人。随着垦区规模的扩大，改变了各垦荒队混合编队的办法，按籍贯重新编为集体农庄，共建立北京庄、天津庄、河北一庄、河北二庄、山东临朐庄、山东胶南庄、山东惠民庄、哈尔滨庄8个集体农庄。其中北京庄205人，由杨华任主席。

继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之后，1955年9月11日，上海的5名社会青年陈家楼、吴爱珍、石成林、吕锡龄和韩巧云，在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第一支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倡议，次日就得到了上海市团委常委会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批准，该组织还向全市青年发出了向陈家楼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的号召。几天以后，江西省农业厅负责人即发表谈话，表示了对上海市青年垦荒队的热情欢迎。

与北京第一批垦荒队不同的是，上海这支原拟由100人组成、后来实际人数为98人的垦荒队，成员主要都是城市青年。他们中有刚出校门不久的初中学生，有里弄干部和青年工人，年龄都在20岁左右。10 月15日，这98人扛着团市委赠送他们的“向困难进军”的队旗，前往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一片荒芜的湖滨。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分居在米粮岭、王家湾和小西陇三处，建立起一个生产合作社。

月台送别

1955年11月30日， 也就是这支垦荒队到达江西仅仅1个多月以后，胡耀邦就和江西省团委书记周振远等人到八里乡去探望了他们。当胡耀邦听垦荒队汇报他们预计开垦、种植各种作物一共558亩，外加一些副业，约可获得净收入19000元，平均每人年收入200元的时候说：“我听了有点替你们担心，收入太少了……要想办法多搞副业增加收入。”由于垦荒队员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团员，大家要求给自己的合作社取名“共青社”，以鼓舞大家“像苏联青年在荒无人迹的地带建设共青城一样，把荒地变成良田”，胡耀邦接受了大家的要求，为“共青社”题了字，并从此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垦荒生活对于从小生长在繁华大都市上海的青年来说，的确异常艰苦。这里原是一片草莽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地，他们自己砍木盖房，挖井开塘。几个月没下雨，土地龟裂，他们借来农民的水车，车水抗旱，然后又用锄头向交织着密密麻麻野草和树根的荒地展开了进攻。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开垦了260亩荒地，加上当地农民送的200多亩熟田，都种上了油料作物、粮食和棉花。青年们乐观而且真诚地相信只要艰苦努力，这里的将来就会像电影中的苏联集体农庄一样美好。他们批评那些怕苦不愿离开上海的人是“不但远处看不到，近处也没看清楚”，他们认为“不消几年，农村要修建住宅，要采用新式农具，还要逐步实现机械化，坐在拖拉机上，比待在家里的滋味，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1985年8月30日，黑龙江省隆重召开纪念北京等地青年志愿垦荒三十周年大会，胡耀邦委托中央办公厅向大会发了贺电，髙度赞扬“北大荒人”的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具有宝贵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并为向阳农场题写了“共青农场”的新场名。

江西的共青社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个场靠板鸭起家，靠羽绒致富，建成了一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建和运输、服务综合经营的新兴共青城。1978年，该场有职工1800名，大多数为进场前是城镇知识青年。场党委领导班子中，65%是当年的垦荒队员和干部，同年胡耀邦再次为该场题名。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又一次到该场视察，又一次书写了“共青城”和“有志者事竟成”的题词。

早在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去垦荒之前，浙江省就组织过青年到山区和荒地垦荒的活动，团中央提出开垦荒地的号召之后，浙江省青年又一次掀起了垦荒热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56年初由温州青年组成的开发大陈岛垦荒队，围绕这支垦荒队所造的宣传声势，把50年代的垦荒活动推上了最后的一个高潮。

大陈岛分上下大陈二岛，是我国东海最大的渔场之一，总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一年四季出产大量黄鱼、墨鱼、鲨鱼、鳗鱼和带鱼。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距大陈岛西北10公里的一江山岛之后，大陈岛国民党军烧毁了岛上所有民房，将岛上18000余名居民在第七舰队掩护下尽数运往台湾。为了使“死岛”重新复活，1955年底，中共温州地委决定，组织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前往大陈岛垦荒和建设，这一决定得到共青团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宣传。1956 年1月，由226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垦荒队正式成立，他们大多数是高小、初中毕业生。团中央派专人动身去温州，带去贺信和绣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大红锦旗，赞扬垦荒队员的行动是英勇的爱国行为，号召全国青年向他们学习。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还送给他们一副望远镜，让他们在茫茫大海上打渔时不致迷失目标和方向。1月29日垦荒队从温州出发时，《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刊发了报道，包括垦荒队员给全国青年的一封信和给团中央的保证书，他们保证要做到：1.一定在那里定居下来，安家立业；2.要尽快投入生产，争取时间；3.要努力学习。1月31日，垦荒队到达大陈岛，受到岛上农民、渔民和解放军战士500多人的欢迎。他们决心当年就开垦荒地1000亩，同时开始进行渔业和畜牧业生产。随后，当地政府动员和组织了一部分农民、渔民也登上了大陈岛，到1959年为止，岛上居民达到1700余人。

初到岛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一切要从“开天辟地”做起。岛上常有狂暴的台风，吹得人直不起腰来。刚到岛上那年秋天，碰上12级台风，房屋猪舍都被吹倒，果树苗被卷得一干二净，整块整块地的番薯也被刮到海里，但他们没有灰心，苦心学会了多种经营。他们在曾经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阵地上开出几百亩土地，又多次出海捕鱼几万斤。到第二年，他们共收入95600余元，比第一年多出5倍。他们为岛上带来了新鲜气息。

在从1955年9月北京青年垦荒队出发到1955年底的一百天中，热气腾腾的场面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地重演；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16个省市以及部分县城，都组织了首批青年志愿垦荒队。1956年的头几个月，各地组织的第二批、第三批垦荒队也陆续出发了。

195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通栏标题，整版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胡耀邦号召青年垦荒的讲话被谱成“青年们，向荒地进军”的歌曲，到处传唱，使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据有关部门统计，共有21万人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垦荒活动。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青年们的报名都十分踊跃。在山东、河南等人多地少的农村，青年农民渴望离开家乡，在可以成片开垦的土地上建立新家园；回乡知识青年渴望从中寻找出路，而最踊跃的还是城巿中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和待业青年，他们希望借此减轻家庭的负担，也为自己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

团中央负责人虽然把动员城市青年垦荒作为一个方向，但他们也知道，垦荒毕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城市中小学毕业生既无劳动技术，体力也难以胜任。他们要求各地作为榜样和旗帜组织的首批垦荒队，主要是以青年农民为主体，并且特别强调要配备上能够使犁、使耙的，会种菜、烧饭的和喂牲口的，城巿青年只能占很少一部分。团中央还提倡一些地区的做法，就是在组织垦荒队时，注意把年龄较小，又没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中小学毕业生与农村青年适当搭配，这应该是对双方都有益的，可惜后来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并没有借鉴这一经验。总之，对于城巿知识青年，团中央并不赞成他们立即直接参加垦荒，而只是将这作为一个方向，认为在近时，主要还是让他们学习垦荒队员的爱国精神，有条件的还是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各支垦荒队中究竟有多少中小学毕业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青年，如今已经无法统计了，总的说来，第一批少些，后面的则多些；北方少些，南方各支队伍中则多些。

各省的青年垦荒队员们

1956年是国家有组织进行移民的第一年，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移往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的移民达433000余人。还有广州、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0000余人。国家对这项事业给予很大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9个省区，国家投资即达1亿余元。于是，在进入1956年以后，有些省、区青年垦荒队的活动，就与政府所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他们和一般移民毕竟还有区别：第一，他们的迁移是团中央组织的这场青年垦荒运动的一部分，他们的经费也主要靠青年和社会各界捐助和集资而不是靠国家拨款；第二，他们都是单身青年男女，而不是拖家带口的农民。何况，他们中有很多是回乡的中小学毕业生，如1957年《河南日报》报道，从1954年以来，在该省参加青年志愿垦荒队赴新疆、甘肃、青海和黑龙江的青年中，中小学生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组织这样的大规模垦荒队的，主要是北方的河南、山东和山西等省。

一、河南省的青年志愿垦荒队

河南省自1956年青年垦荒运动的高潮时期组织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到青海开始，至1958年将2万余名青年迁移到新疆为止，两年期间以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名义，组织了近10万人进行跨省的远距离垦荒，而且大多巩固下来。

河南省青垦队的去向，主要有青海、甘肃、新疆和黑龙江等处。

到青海的青年垦荒队，人数为1015人，以青年农民为主体，党、团员占60%以上。其中不少人掌握一定技术，能担任汽车司机、会计、农具手、铁工、木匠，或能够缝纫、理发等。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无疑受到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影响。骨干之一的姚孝花，共产党员，高小毕业生，因家里缺乏劳动力而未能升中学，回乡担任了信用社会计，又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5年9月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杨华的发言，给了她“极深刻的教育和美好的憧憬”，于是在与会期间专门访问了杨华，并在会上就向团省委书记递交了去外省垦荒的申请书。回到河南以后，她成为这支青垦队所树立的样板和带头人。1955年2月17日，这支垦荒队队员分别在郑州、洛阳两个城市举行了誓师大会，并于次日动身。

2月21日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抵达西宁，受到市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24日晨他们兵分两路，每路500人，分别前往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托勒台和海西蒙古、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查汗乌苏小块农业区定居。这两个地区的选择还是很慎重的，都是水源充足、地势平坦而且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段，与后来不顾自然条件大规模的垦荒是有区别的。从人多地少的矛盾相当突出的河南到来的青垦队员看到望不到边的荒地，十分兴奋，虽然青海的土地一般到3月底才能解冻，但他们几乎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下地了。3月21、 22日，两处又相继成立了青年集体农庄。

据1959年的报导，到查汗乌苏的500人中，已有99对男女青年结成了夫妇，生了70多个小孩，有300多名垦荒队员把父母亲属接来青海安家，农庄已发展到1200多人，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人才，俨然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

1956年河南省一共向甘肃移民66000余人，都安置在张掖专区的12个县114个乡内，唯有青年志愿垦荒队的3063人被移往甘肃省民乐县。

这支垦荒队于1956年3月出发，其中845名女青年。民乐县位于著名的河西走廊中段，当地农民生活比较富裕，平均每户有地几十至上百亩，小麦亩产400—500斤，土豆能产到万斤左右， 青年们都比较满意。虽然甘肃的生产季节、气候条件、使用的劳动工具都与河南家乡不同，青年们也没有开垦过荒地，但在当地农民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一一克服了困难，4个月就建起了青年新村，当年打粮164万斤。据一年以后的统计，女青年中80%已有了对象，一年之内生下了120个小宝宝，有219名队员已把家从河南搬了过去。

1956年5月2日至7日，河南省召开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决定在当年夏季从信阳、许昌、开封、南阳、商丘5个专区28个县组织有23000名青壮年参加的垦荒队，参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军垦农场的生产。消息传出，报名踊跃。在巩县，各村各队男女青年社员积极报名，90%的青年提出了申请，表示了决心；在密县，有53户农民为自己的儿女报名，要求批准孩子去开发边疆。这支队伍的主体，是青年农民，也有不少复员军人和离校不久的青年学生，党团员占总人数的32%。他们从1956年6月到9月陆续到达新疆，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山南北各垦区的农场，也有的分配到水利建设工地。这批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初到时颇难管理，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毕竟具备比其他垦荒地区更先进、更优越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第一批到达新疆的2200多名男女青年，被分配到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库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苏兴滩，着手建设新农场。按照规划，这个农场的12万亩耕地将全部用机器耕种。青年们一到，就有67人被选派到拖拉机训练班学习，他们中很多人说，在学校读书时就想学开拖拉机，能够如愿以偿，自然兴高采烈。问到他们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建设好国营农场，将来把俺爹娘接来，在这里永远住下去。”又如在新兴的轻工业城市库尔勒到博古西湖荒原，河南的2573名青年垦荒队员，兴建起第一园艺蔬菜农场，他们都高兴地说，在家乡河南很难找到这样肥沃又大片的土地。到1956年9月，4万多名河南青年垦荒队员已全部到达新疆。

1958年，河南又派出20080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苏等垦区的各农场。在河南省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中，这些移往新疆的青年垦荒队员，是唯一基本上没有倒流回去的一批，他们基本都留在新疆并成家立业了。

二、山东的青壮年志愿垦荒队

到黑龙江参加垦荒的队伍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山东人，带有移民性质，时间大多较晚。其中第一批，是山东省团委在莱阳县组织的“山东省青年志愿垦荒建设第一队”。据说消息一传开，仅15个乡和9个村就有2200多人报名，该县第四区报名青年人数占青年总数的90%以上。最后被批准的224名，都是农村青年，最小的只有16岁。他们没有到北京等地青年集中的萝北，而是被分配到集贤县，位于国营友谊农场东面。友谊农场的拖拉机手为他们开垦出成千公顷荒地，集贤县帮助他们搭盖起草棚，准备好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还有10名青年自愿参加他们的集体农庄，和他们一起生活。1956年3月21日，山东省团委又在济南、青岛两市和历城、蓬莱、即墨、齐河、平阴、邹县等地组织了8个青年志愿垦荒队，共有队员1221名，很多是城市青年，在集贤县和萝北县建立了集体农庄。其中有200余名济南市和历城县青年在集贤。在萝北的，有山东胶南庄，281人；临朐庄，303人；桓台庄，152人；邹平庄，153人。他们是1956年以后10万山东青壮年移民黑龙江垦区的先驱。

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

三、赴内蒙古等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6年1月，内蒙古做出规划，要在河北、山西两省组织30个青年垦荒队，人数为5000人，到呼伦贝尔盟、乌兰察布盟和河套地区集体垦荒。山西省由团省委出面组织了5支青年垦荒队，共1104人，于1956年3月19日出发，所赴地区与原规划不同，去了巴彦淖尔盟的五原、固阳、狼山（1958年撤消，划归杭锦后旗）、安北（今并入乌拉特前旗）四县和达拉特后旗（今并入五原县），在那里建立了5个集体农庄。以当时被树为先进单位的、从晋北迁到杭锦后旗狼山乡的一支青年垦荒队为例：这支队伍共有230人，其中9%是党员，50%是团员，40%是中小学毕业生，30%来自中小城市，仅有30%是农村青年。来自城市的，原来都没有固定职业，只是做些零工过活。他们到达狼山乡的平原之后，第一年因为技术不熟，耕作方法不好，再加上是新开土地，每亩平均产量只有76斤，低于当地亩产62%，1957年改进耕作技术，使亩产达到146斤，但仍低于当地产量26.2%。1958年采取精耕细作方法，终使亩产超过当地水平，成为全旗丰产单位。初到时几人合居一间房，吃的也不好，副食极缺，3年后盖起200多间房，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总之，山西这1000名垦荒队员全部留在当地没有返回。

河北赴内蒙古的青年垦荒队员共1000名，他们与6000名移民一道，被分散安置在呼伦贝尔、哲里木、乌兰察布各盟和河套行政区等地。1956和1957两年进入内蒙古的青年垦荒队员一共是4212人，并未达到原来规划的数字。

河南到甘肃民乐县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中，有一个在当时全国知名的先进典型、共青团三大代表孙秋月，当年对她事迹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到了民乐县，她下得车来一看：呀，多么宽阔的地呀！比在车上看到的地大得多了，她吃惊地问队长：“哪儿是我们的地呀？”“这就是！”“那儿呢？”“也是！”“再那边呢？”“还是！”“到哪儿为止呢？”“随你便。开到哪里哪里为止！”“呀，真是太多了。”她拍着手：“这么多的荒地为什么不早叫我们来呢，为什么不多来点人呢！”看到这么多地，她什么都忘了，只是想到应当多多地工作，把所有的地都开出来。

经验和教训

这场青年志愿垦荒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最嘹亮却也是最短促的一声号角，它始终未能成为垦荒运动的主旋律。主旋律是由开赴新疆、黑龙江以及各边疆地区的解放军复员转业官兵奏响的，配合它的是各省的移民，我国广阔的边疆地区为数众多的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都是由他们建起的。他们也曾背井离乡，也有过个人的悲伤不幸，也曾为边疆付出了青春，但他们留下来了，没有留下的，是知识青年。

虽然1955年由团中央发起和组织的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被人一再误认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浪潮。1955年第一支到北大荒开荒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和它的队长杨华，也被当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场垦荒运动，又确实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这不仅因为的确有为数不少的城市知识青年和农村回乡青年直接投身其中，成为后来“支边青年”的前身，而尤其是因为，对它的宣传所造的声势，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许多后来的知识青年看到报刊和各种宣传媒介上描述的他们的创业生活之后，把他们当成榜样并心向往之，进而走上到边疆垦荒的道路。直至如今，著名的“青春无悔”的口号，首先也是在一部描写垦荒队员的电枧剧中喊出来的。这种精神上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场垦荒运动本身。

责任编辑/胡仰曦

专题·纪念共青垦荒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