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靓芫

跨越半个世纪的发声与争议
——记外交大使吴建民先生

文|舒靓芫

功过成过去，是非也枉然。赑屃无怨语，青史有坦言。

——张志真《咏武则天无字碑》

悼念斯人

2016年6月24日，我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吴建民于6月18日在武汉遭遇车祸身亡。事发时，他正在从机场赶往市区的途中。

追悼会上，曾与吴建民一起工作过的唐闻生女士说道：“这次出事（指出车祸）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晚？当时也是在赶活动、讲座。他日程安排非常满。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他是比较突出的，是对祖国、工作的热忱，也是一种责任感。其实他已经退休了，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唐女士是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之女，她告诉记者，自己对吴建民最大的印象就是“活力四射、精力充沛”，而且“他年轻时就是这样，交给他工作他都会想法子做好”。

出现在追悼会上的还有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等。赵启正先生表示自己曾与吴建民有过工作上的交往。在他的记忆中，先生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他曾在某国际论坛上直言，近年来，中日之间的冲突哪一件不是日本先挑的头？在场的日本人也哑口无言。很多中日友好人士也赞扬他直率真诚。”

除了外交官，吴建民的头衔还有许多——原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夸者有之，且不胜多，然身负盛名，也有贬声。笔者认为，毋庸置疑，吴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外交大使。先生的优秀，并不在于上述先生们对他的“爱国敬业”“正直坦率”等评语，而是——他的成长历经了中华民族充满阵痛的崛起和新中国艰难的新生，他为中国发声的种种事迹终究跨越半个世纪之久——无论世人争议与否。

往事深重

1939年3月30日，吴建民于重庆呱呱坠地。他的祖籍在六朝古都南京，祖父曾做官，但后来家境衰微，农耕为生，死于为看护作物而建的草棚。这场草棚所引发莫名的大火让吴建民的祖母成为寡妇，她在亲戚的冷眼下，独自带着儿女们离乡背井，这也许便是吴建民幼时觉得祖母脾气古怪乖戾的原因吧。父亲吴保生也是独立坚强的，甚至和外交还有些渊源。由于家道中落，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到了十四五岁便以手艺谋生。这门开汽车的手艺，使他在后来国民政府外交部招聘驾驶员时成功通过考试。成为外交部聘员后，吴保生有机会“留洋”，见到了和南京城不一样的“大世面”。他给大儿子取了小名叫“卡尔”（即“car”，英语轿车的意思），在吴建民出生后，“卡尔”升级为“大卡”，吴建民的小名便叫做“二卡”。

吴建民的母亲姚世凤是出生在穷苦人家的姑娘，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很通情达理；不善言辞，却具有将混沌事物条分缕析清楚的本领，平时与邻里关系和睦友好。她无意间给了孩子最朴素的外交启蒙：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淀良好的关系，会在解决突发争议时受益匪浅。

1939年5月4日，吴建民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日军发动了抗战史上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彼时空袭警报响起，姚世凤一再催促家人到防空洞中躲避，祖母执拗地守在家中不走，说：“我不去，我不怕死！要去你们去！”但姚世凤自然不会撇下婆婆，便带着孩子躲在屋内。炸弹很快就接二连三地落到周围，等祖母恐慌起来，众人下楼，房子已经开始倾塌破碎。母亲抱着吴建民拼命跑着，到了一处安全的角落，才发现孩子的小脸已被碎屑和灰尘遮盖。“孩子的眼睛要瞎了！”母亲痛苦地叫了一声。重庆是山城，用水本就不方便，根本找不到水去冲洗婴儿双眼的尘土，幸亏了“妈妈急中生智，想到了用奶水冲洗我的眼睛”。那天，父亲吴保生心急火燎地从工作处赶回家中，百感交集地抱起襁褓中的儿子说：“儿子，乖乖！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这是吴建民第一次遭到外国霸权下蛮横军事手段的荼毒。

四五岁时，吴建民随年长的哥哥进了学堂，但并不如家人所希望的那样收收性子，而是和同学们贪玩。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小孩子洗澡后手上出现水泡过的印迹。印迹不同的纹路，被孩子们分为被打死的日本兵和牺牲的中国士兵两种。没洗完澡，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数手上的印迹，总希望数出更多的被打死的日本兵的那种纹路。以数纹路“消灭”日本鬼子的方式表达爱国之情，这些年幼的孩子固然还天真，但显然已经有了民族仇恨的意识。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吴建民正式念书的年纪。在南昌路小学上学时，吴建民又遭遇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和同学们在教室里上劳作课，由于手脚伸展不开，大家冲到了小学对面。那里是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后门，大家把光滑干净的水泥场当成了新的活动场地。“和煦的阳光照在我们背上，暖洋洋的。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盖泥房子时，突然法国使馆里传来了狗叫声，把我们吓了一跳，回过头一看，院子门是关着的。‘不要紧，狗不会出来咬我们的！’大家继续劳作。”

过了一会儿，门“咔嚓”响了一声，一个外国人把一条毛发油光光的棕色大狼狗放了出来。靠近使馆后门的学生拔腿就逃。而在边上的吴建民，直到看见同学们都奔跑起来才发现情况不妙。他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个头也较小，落在最后。那条狼狗朝着吴建民扑了过来，对着他的右脚狠咬一口。右脚腕顿时热乎乎的，不听使唤，他一下子就栽倒在地。看到鲜血直淌的右脚，他意识到疼痛，忍不住大哭起来。放狗的外国人见出了事，便把狗唤回了使馆。

同学们见到吴建民倒在地上，急忙来扶，可他已站不起来了。小学的女校长闻讯赶来，含泪把孩子抱上了学校工友叫来的黄包车，直奔南京鼓楼医院。一路上，他脚上的伤口不断流血，染红了校长的旗袍。

到了医院，由于伤势较重，大夫要马上动手术缝合伤口，给吴建民进行了全身麻醉。他记得哥哥也来了，让他数数。数着数着，他便迷糊了过去。醒来后，他听说自己被缝了七八针，大夫告诉母亲：“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如果再咬得深一点，你的孩子就成残废了。”

当很多年以后，作为我国外交大使的吴建民踏进巴黎的大使官邸，一条与当年法国使馆极为相似的狗朝他迎了上来，为此，他写过一篇《凶狠的外国狼狗——童年纪事》——体肤之痛让他痛定思痛，小小年纪就直接受到来自外交机构的加害，这让他在以后能够明白自己祖国的积贫积弱，同列强对其他主权国家人权的践踏联系在一起。

再大一些，吴建民上了中学。他本是贪玩的，在一次做作业时，他在自己的署名前加上“大文学家”的定语。老师看了，讲评时说：“咱们中有个人小小年纪，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就自称大文学家……”将吴建民挖苦了一通。后来，在他上高中那一年，母亲怀孕了，不方便早上给他烧饭，他早晨起床得自己生炉子做饭。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他体会了凡事要动脑筋，要亲自尝试。在写作文时，他将这些小事写了出来，加进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被当时的语文老师朱老师当成了范文念给全班听。这位朱老师，给了吴建民莫大的鼓励，他后来一直清楚地记得朱老师上语文课的情景——讲《史记》，讲韩信成大事前受胯下之辱，讲荆轲刺秦王的慷慨悲壮，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关于历史与现今、没落与崛起、背叛与爱国……吴建民都从《史记》中有了初步的认识，尽管尚浅显，但已在他心中打下烙印。

后来在填报志愿时，这位朱老师建议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你各门功课都好，成绩比较均衡”，特别是说到吴建民的长相和仪表，老师认为他如果学好了外语就适合搞外交。当时的吴建民对此并不那么情愿，他认为学好外文也就是当当翻译而已，在他的记忆里，翻译就是电影里给人拎皮包的日本翻译官，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但朱老师在吴建民心里有着无比的威信，他便听从老师的建议，走上了外交这条道路。

如今与吴建民先生的逝世消息共同留在世上的，除了鲜花与赞扬，还有种种他生前没有撕下、而今再也无法开口解释的标签。关于他的相关网页中，还有不少人将“看不清世界”“没有良心”“卖国”甚至更激烈的词句加于他头顶。在笔者看来，吴先生的成长历程中已有刻骨铭心的“涉外经历”，他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与我国在过去的确存在着矛盾，甚至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祖母、父亲、母亲、老师的影响为他未来走上外交道路做好了铺垫，而这些令他尊重的长辈也使得他正确地认识世界，从而认清我国国情，厘清我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

闪亮岁月

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后，吴建民首先接受了一堂专业思想教育课，要求学生们端正学习态度，认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学习目的一旦明确，他的学习劲头也就来了。

1971年11月15日，吴建民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出席联合国大会

首先，吴建民是花大工夫克服了南京人边音、鼻音不分的问题，又苦练了法语小舌音。大学的星期天只供应两顿饭，对他而言便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他从不在周日睡懒觉，锻炼后就到教室看书。教室里通常只有他一个人，在安静的环境中，他认认真真地看书、做笔记。从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到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法国的文学在世界近代文学历史上占据了如钻石般光彩夺目的一帧又一帧。

吴建民记忆中，在大学里能看到的法文原版书并不多，当时看的雨果《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等，让他对冉阿让、杜罗瓦等主人公有着深刻的印象。他说：“开始看的是中文的，学习到一定程度后看了原文，发现看中文和看原文味道不一样。人物更活灵活现，人情味也更浓重。”他说自己比较喜欢看雨果的作品，因为能从中感觉到雨果更希望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世界。

吴建民在大学期间看得更多的是学校里发的讲义。这些讲义由学校油印装订，其中有一些有吸引力、有意思的外文故事。当时由于经济原因，吴建民连买做笔记的本子的钱都不够，更不要提自己买书看了。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他把高年级同学用剩下的讲义拿来，油印面朝内，用针缝在一起做笔记本。

学习法语对吴建民来说是零的开端，最初的成绩并不好，但经过大量阅读、认真做笔记，只过了一年，成绩便赶上来了。此后，他的各门功课都是非常好。

吴建民真正做翻译是在毕业那一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当时，由于来宾众多，几乎所有翻译班的学员都被调去做翻译工作。吴建民被召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集训，包括西餐怎么吃、刀叉怎么用等细节，这对他以后的外交工作很有帮助，因为没受过这类训练的人不太知晓个中规矩，很容易在外交场上出洋相。

庆典上，吴建民被分配到一个葡萄牙共产党代表团。他去飞机场迎接时，在场的还有外交部部长陈毅、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在具体事务中，他主要负责翻译的是生活和游览活动等方面，在政治会谈中，由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担任翻译，他不再参与。这是他第一次做翻译，有关方面认为他的工作不错。当再有外国代表团来华时，他又被几度借去当翻译。1960年4、5月份，亚非记者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记者协会负责接待法国《回声报》的社长及夫人，临时找了吴建民做翻译。吴建民赢得了这对老夫妇的赞赏：“小伙子挺能干，法文说得还不错。”之后，吴建民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践机会，珍贵的外语氛围让他早早找到了在特定环境中轻松自如的感觉，高水准的翻译和松弛自如的心态，与他的翻译工作来说是相辅相成的。

自此，吴建民便一直走在翻译、外交的道路上，乃至后来成为外交部发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吴建民成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这之后，他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2003年12月，他又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第一个中国人、第一个亚洲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

在吴建民先生逝世后，法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说，吴建民于1998年至2003年的5年期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是一位“法国通”。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法中关系的发展。

1998年至2003年，在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吴建民在法国上上下下和华侨界均聚集起极好的“人气”，促成了三件大事：一是推动当时中法两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彼此的故乡，这极富人情味的善举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使中法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二是开展“中法文化年”活动，这一创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模式，推广到各个国家；三是中法互设文化中心，通过长期的文化交流进行思想和感情的交流。

中国驻法使馆致电吴建民亲属说：“惊悉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前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大使因车祸不幸去世，我馆深表哀悼，谨向吴建民大使亲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电文还说，吴建民大使毕生致力于中国外交事业，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为推动中法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离开法国后，吴大使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为增进中法友谊、传递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而不懈努力。斯人已逝，其外交风范将永存于世。

争议不断

众所皆知，吴建民的生平饱受争议，而他去世后依然有人妄图从逝者身上博取新闻挖掘利益。但被看成是吴建民“对手”的罗援先生在“对吴建民大使”的“最后一次告白”中说道：几天来不断有媒体希望就此事对他进行采访，“我一概谢绝了，甚至有些气愤地说，‘人都死了，你们还拿人家做什么噱头啊？让逝者安息吧！’”充分尊重吴建民先生，让逝者安息，这也是我们的目的。笔者阐述吴建民先生生前受到争议的种种，是想要说明事实。惟愿还已逝的吴建民先生一片朗朗青天。俗话说“对错但留后人评说”，对于吴先生是这样，对于本文也是如此。

一、“直率”与“炫耀”

至今，当有人提起那场著名的“罗吴”辩论，依然认为吴建民缺乏涵养风度，“罗”就是罗援先生，曾参加抗美援越作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被国家授予解放军少将头衔。罗援与吴建民，一人出身军事圈，一人出身外交界，二人刚好能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国近年来的对外关系。

事情发生在2014年7月20日——那天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寰宇大战略”节目有一场“外交大博弈”。吴建民问罗援先生：“你是不是要打仗？”罗援回答：“我们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是支持一切反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同时反问吴建民：“大使先生，马列主义的战争观是否已经过时了？”吴建民无言以对。他在后来自己的演讲中说，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

在节目中，罗援又一次反问吴建民：“大使先生，小平同志在1978年、1984年指挥打了两次边境反击作战，依您的说法，是不是小平同志也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吴建民第二次无言以答，他站起来用手直指罗，声嘶力竭地说：“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罗援答道：“这句话您应该去与平均4年打一仗的美国人去说，而不应该与30年没有打过仗的中国军人说。”

吴建民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因此所有争端应该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罗援回答：“请记住小平同志所说‘当代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吴建民强调：“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罗援反问：“我们1988年在南海夺回来的6个岛礁，有哪个岛礁是纯粹通过谈判给谈回来的？现在已经被别人吞进肚子里的岛礁，如果你想纯粹通过谈判让人家给你吐出来，可能吗？我们必须争取和，准备打。两手都要准备。”当时，吴建民又一次无言以对。

这个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热烈的网评，网友纷纷指责吴建民有失外交官风度，斯文扫地，声嘶力竭咆哮电视台。还有人认为：“罗援大战吴建民，太让人出气！”“罗援有儒将水平和风度。”吴建民用手指着罗援的样子，后来被人们说成“被问得恼羞成怒，没有一点外交官的风度”，笔者认为这未免言过其实，但必须承认，吴建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此举有失妥当。

除了情绪控制和公共场合礼仪，这些都与吴建民的同事唐闻女士还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的说法吻合——吴建民性格直率。

罗吴辩论后，外交部的有些老大使纷纷说“吴建民根本就不能代表外交部”，他们认为吴建民以权威自居，总是以给中央领导当过翻译自吹自擂，而有的人则认为“他最爱摆出他做过领导人的翻译来说事，最爱以资深外交家的姿态凌驾在媒体公众面前”。

炫耀与否，我们无法判断是吴建民刻意为之，还是性格使然。但事实大概是这样的——

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的总统马桑巴-代巴及其夫人，由吴建民担任翻译。

吴建民与罗援辩论

1967年9月26日到10月10日，刚果（布）的总理努马扎莱访华，也是由毛主席亲自接见，吴建民再一次担任翻译。

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做过翻译。“能在他们身边，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我真的非常幸运。他们是时代造就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这些人真的是不得了。”儒雅的吴建民说到这里时颇有几分激动：“到现在，总理的气质依然被外国人津津乐道。我在法国时，法国人对我说过，‘他的眼睛真的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吴建民认为，他在给领导人做翻译的过程中，不仅领略了领袖风采，还能从中认识到我国的外交道路是如何承前启后的，这对他日后采取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之所以被认为是拿这段经历自吹自擂，窃以为也许存在这种可能：吴建民屡次提及给国家领袖翻译的经历，是为了提醒自己不忘曾经受到的启发，同时表示感念，感于领导人许多方面的知遇之恩，念于值得敬仰的先辈的风采。

二、“自信”与“卖国”

有人评论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必须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智谋高深的纵横家，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最重要的，还必须是具有赤子情怀的爱国者。”直指吴建民“没有赤子情怀”“不爱国”。

此事始于吴建民在几年前的南海争端时发表的文章：《2011年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一种自信》。

在该文中，吴建民阐述了当代美国发动战争给自身带来利益损害，说明战争的危害性；回顾了邓小平曾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对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讲明“中国克制”的历史原因；最后列举了我国与南海附近国家经济上的一些共同利益，阐明我国不可因开战而损伤自身元气的理由。

吴建民认为，“我们的自信还来源于我们的大局观。世界上的事情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所谓大道理是从人类的总体利益、本地区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的”。有人认为，先搁置“共同开发”的建议，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当成“小道理”，而把所谓的“人类的总体利益、本地区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当成大道理。如果连中国自己的主权权益都不能捍卫，讲人类总体利益的“大道理”就是愚民政策了。

也有人承认文章本身表明吴建民反战、爱好和平的出发点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强硬”与“软弱”应当相对而言，美国发动的战争与中国为保卫本有领土南海而进行的战争属不同性质，二者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这就意味着中国与各国的经贸合作并不能消除南海争端带来的政治威胁。国土问题是原则性的主权问题之一。领土和主权完整也是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各领域能够顺当工作的基础。2011年6 月15日，德新社援引越南媒体的消息称，越南国营石油公司表示，尽管中越在南海争端近期不断升温，他们将“以国家利益为重”，按计划继续在南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可见，撇开领土问题，在经济合作上，我们也没有理由再容忍他国的侵犯与利用了。

基于此，吴建民所说的“自信”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群众的争议。无独有偶，就在2011年末，又有新闻报道说，吴建民指责大陆网友热议中国捐赠马其顿校车是“弱国心态”。外交往往是内政的表现和反映，“要对国际交往中的弱国心态穷溯究竟、正本清源，恐怕还得回到内政上”，作为资深外交家，吴建民感叹“长期的弱国状态形成了一种弱国心态”。对此，有人指出：正当吴建民说大陆网友不满捐赠马其顿校车是“没有同情心”，是“弱国心态”时，正好发生了甘肃省的校车事故，恰表明国内对于幼稚园儿童的交通保全很不重视，软硬件存在诸多漏洞和缺失。“自家状况尚且如此，加之遇难小朋友尸骨未寒，在这个时候却要向别人捐赠校车。”此时，网友对于“外交谋略”“大国心态”之类的字眼不免心寒，认为吴建民失了“良心”，“你无视逝者的伤痛，无视国内的弊端，一味只顾强调你的所谓大度仁义的高姿态，根本脱离了人伦常情”。

人们见仁见智，有人捕捉到了我国自身建设的不足之处，有人将矛头对准负责外交的吴建民，有人冷静客观，也有人随意发泄火力。此事中，“捐赠马其顿校车”和“甘肃省校车事故”同时发生，既是外交与内政碰撞的一次巧合，也因为我国自身建设的确存在纰漏隐患，又不算一次巧合。

三年后，2014年4月2日，吴建民在参与人民网强国论坛活动时指出，要向法国人民完全解释清楚“西藏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最终中国一定会让世界人民了解真相。

吴建民称，“西藏问题”是西方对中国的一个误解、偏见最深的问题，甚至在教科书里面都谈到“西藏问题”，存在着相当多的违背事实的情况，有些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经常有很大量违背事实、偏见很深的报道。法国人了解问题是根据兴趣的，因此对“西藏问题”有颇多误解。吴建民曾与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巴黎《竞赛周刊》的主编共进午餐，期间讨论了人权问题。他介绍了西藏过去的情况、现在取得的进步，以及当年达赖在西藏实行的制度。过去西藏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7岁，现在到了67岁。藏族同胞人口迅速增长，过去100多万，现在已经280多万。过去广大的农奴根本吃不饱，在贫困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95%以上的孩子不能入学，而现在不仅生活大为改善，而且小孩都可以上学。当他把这些事实摆出来的时候，那位法国外交部长无话可说。

“外交大使的每一次发声都代表着国家颜面和民族利益”，我们相信，对此吴建民先生是清楚的。

三、“和平”与“鸽派”

关于吴建民的外交策略，《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认为：“吴大使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

吴建民说过：“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于战争的愿望。”笔者认为这是同他童年、少年时所受的战争之苦分不开的。有人将他的爱好和平认定为“泛和平主义”。他们拿出外交部副部长、资深女外交家傅莹到国防大学作报告时的讲话：“我要讲一个意思，就是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不要指望我们这些外交官能用嘴巴给你们拿回来。”而老一辈的将军外交家们更是直言不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回顾战例，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就是用武力打得让美国坐到谈判桌上的。因此说，外交和军事是一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两只手。

任何一个非霸权主义的国家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但军人应尽的义务就是保家卫国。网友们借罗援先生所言：“军人不言战、不谋战、不敢战，留着军人干什么？”只要国家一天没有统一，只要国家的周边一天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只要我们的政权一天存在着被外敌颠覆的危险，我们就要时刻做好准备，一旦祖国需要，就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防，正因为我们有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大军队，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宁。有人认为，近些年来美国等国家发动的局部战争被吴建民视而不见，体现了他“鸵鸟式”的大局观，以此大局观授课育人，只能培养出缺钙的、只会爬行的、近视的软体动物。

但在2015年3月，吴建民在国防大学演讲期间，强调了他的三点看法：第一，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自作主张。第二，中国想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有时候需要一些妥协才能赢得人心。

在中科院院士王颖的记忆中，“认识吴建民是在11年前”。彼时吴建民刚刚卸任外交官，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而那一年（2005年）国内一些地方反日情绪高涨，三四月间，反日活动此起彼伏。吴建民被王颖问及“在目前民族情绪这么激烈的状态下，东亚尤其是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会不会有困难？”时，回答说：“经济合作也许并不会在那样大的程度上受到民族情绪的影响。”从法国与德国来看，就知道部分民族主义者的情绪并不妨碍两国经济合作的密切。东北亚经营资源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具有合作基础；而整个东盟和中日韩13国， 具有良好的贸易基础。不过，吴建民眼中，中国要追求的不仅仅是贸易量，如果建立经济共同体，不仅对我国，对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助益。

王颖说：“11年前替他担心，利用国家的外交资源来做企业间的沟通平台，并不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传统，他这样高调地积极奔走在民间，为了民营企业投资海外打头阵，会不会招惹什么忌恨。”但吴建民也知道这些，他更知道：如果将相关资源做到实处，会对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他认为：“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对民营资本的对外投资，外交资源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有些民营企业很希望在东亚一些国家投资，可是对想要投资的国家不了解，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应该具体在哪些方面投资，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哪些人、哪些部门，办什么样的手续。而外交资源如果被合理利用起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王颖认为：“吴先生主张在日常的外交过程中保持着如同流水一般实际能够触摸却又似乎没有棱角的姿态，务实而又在实际意义上独立。”遗憾的是，“这种少有的务实、并非喊口号的理念被认为是软弱的象征”。

而对于吴建民的为人，王颖如是说：“言语恳切且真诚，（他的态度）并不因人的‘三六九等’而改变。有次参加活动，吴建民在与对方邮件沟通中询问，他的司机是回民，会场附近有没有回民餐馆。言辞朴实直白，替人着想的情感却深厚，令人动容。”显然，会不会说话是行事风格，甚至是自我认知的一种外在体现，装出来的温文尔雅并不会真的打动人。为人也罢，外交也罢，交往之根基，大抵如此。

吴建民的外交理念也并非仅仅韬光养晦、妥协退让以求得和平，相反，他正是用合作的态度，不卑不亢地展现一个大国的风范和大气。

2012年9月，吴建民回到母校南京二中（现又称田家炳高级中学），给母校留下了六个字“爱祖国爱人类”。“他不是什么鸽派鹰派，这种划分并不适合他，他是个人类派，相信人类共通的希望与愿景，并为之切实努力与推动。这些标签，都摘掉吧，不过是为着名利，而名利于他，早已在度外。”王颖强调。

罗援也在“对吴建民大使最后的告白”中说道：“他对自己观点的执着，不顾年迈劳顿，传经布道，值得钦佩。他的响鼓重锤，大声唏嘘，即便我并不完全赞同，也可作为一剂清醒剂，一个参照系，供我思考，供我警觉，伴我远行。”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吴建民自然也有错误，有需要改进之处，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全盘否定他的证据。网上有些过激的评论只如“傲慢与偏见”的一出闹剧，我们就事论事，相信大多数眼明之群众也能够做到“对事不对人”。作为外交官，吴建民在众人前的样子是我们对他认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无从得知事情的全部，只能从公众场合的表现和他人的言论中发现事实、认识人物。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罗援先生的一句话，“让逝者安息吧”。吴建民生前固有对错，然斯人已逝。“留名何须携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同事、网友、“对手”、好友……各种相熟与陌生的人对他评论纷纷，褒贬不一，这情景恰似武则天留下无字之碑——千秋功罪但留后人评说。

责任编辑/于溟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