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菲

吴建民：“绵里藏针”的“外交麻辣烫”

文|吴志菲

吴建民，资深外交家，有“外交麻辣烫”之称。1939年3月出生于重庆，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历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代表翻译，外交部翻译室翻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生前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吴建民的一生就是外交的一生，曾言“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还会选择外交”。吴建民的外交生涯，值得回味的“大战役”很多。儒雅、谦逊、风度翩翩，是吴建民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

沉稳圆融，收放自如。不论走在哪里，吴建民总是吸引着媒体的眼球。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期间，记者再一次见证了这位职业外交官出任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时所表现的风采。自1983年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启用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已有9位新闻发言人。以往，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新闻发言人通常由全国政协秘书长、副秘书长、外事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兼任，任期不定，多则5年，少则两年。吴建民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出任政协新闻发言人，被国际观察家评论为是“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具体表现”。

温文尔雅，双目炯炯，举手投足之间，在政协的新闻发布会上依稀可见当年他作为外交家时的风度。真的，当你有机会在多种场合聆听他所发表的演讲，其精湛的法语和广博的知识一定令人折服；与之交谈，如品窑藏的老酒，老辣，醇厚，不失新意。

2016年6月18日凌晨4时17分，是个黑色的时刻，吴建民在武汉因交通事故而不幸罹难。

吴建民离开了，他的外交魅力，他的外交思想被广泛铭记、惦念。

曾想报考理工院校，没想到最终步入了“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并曾在多位共和国领导人身边担任法语译员。“绵里藏针”的“外交麻辣烫”在日内瓦一役中挫败“中国人权议案”。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让他见证了中国外交的起伏跌宕

1939年，吴建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重庆。在他出生1个月后，日本陆海军联合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为了保住性命，母亲抱着被惊吓的儿子冒着隆隆的炮火躲进了防空洞，总算捡了两条命。

7 岁那年，吴建民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南京招生，班主任老师朱庆颐希望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当时“北外”是按部队院校的标准招生，要求很高，而吴建民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所以他当时对读“北外”犹豫不决。在老师朱庆颐的再三劝说下，吴建民参加了“北外”的考试，获得通过。

1961年，吴建民从“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因为成绩优异，被选进外交部，不久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布达佩斯做代表翻译，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我很幸运，一毕业就到了一线，因此得到了很多锻炼机会。那时候参加会议，常常要连续翻译6个小时。”当时为了工作需要，吴建民还自学了英语和西班牙语。

吴建民在布达佩斯工作了4年，于1965年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马牧鸣处长手下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他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能在他们身边，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我真的非常幸运。他们是时代造就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这些人真的是不得了。”儒雅的吴建民生前说到这里时颇有几分激动：“到现在，总理的气质依然被外国人津津乐道。我在法国时，法国人对我说过，‘他的眼睛真的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971年10月25日，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吴建民和他的妻子都被选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联合国恢复我们席位之后，外交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去，一种是不去。当时认为联合国由美国控制，不去；一些主张去的同志就说了，如果美国控制了联合国，那么为什么能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的合法席位呢？中央领导毛主席、周总理都主张去，最后决定去了。”在联合国，吴建民前后待了近10年，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风云变幻，都是对他的陶冶和历练。用他的话来讲，那里“是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除了外交官，在那里，每天都能见到几十个国家元首，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这个“见识”的过程也让他获益匪浅。

吴建民一直强调自己幸运地得到了这么多学习的机会，但他的经历正是“天助自助者”的最好诠释，因为正是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才使他能抓住机会不断充实自己。正如吴建民所说，这种求知欲是一个外交官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江泽民的主席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1965年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时，吴建民担任翻译

把吴建民派往日内瓦是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决定。吴建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已是一位很有国际公关经验的老外交了。当然，1994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吴建民随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近距离地接触，也给江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吴建民被紧急派往日内瓦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此前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即90号决议草案），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将会在此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继续对中国“发难”。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会场突然一片肃静。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对这位中国大使并不陌生，此前吴建民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若干次在媒体中“曝光”，个人风格尽人皆知。与会的代表们戴着同步翻译耳机，个个屏住呼吸，目光全部落在了台上中国大使吴建民的身上。

吴建民朝台下看了看，礼貌地用目光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非常镇定而自信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的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他说，1990年以来，美国伙同少数西方国家，连续6次在人权委员会内打着“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旗号搞反华提案。而这6年正是中国在各方面包括在人权领域进步最快的6年。中国人民在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整个会场一片肃静。吴建民越说越激昂：“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听到这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向吴建民投来会心的一笑，甚至有代表在座位上向吴建民竖起了大拇指。

最后，吴建民提高了嗓门，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吴建民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大会进行表决，最后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欧盟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

表决结果公布后，会场上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挤上前主动与吴建民握手，向中国表示祝贺。吴建民也向支持中国的代表表示感谢。于是，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这位“外交麻辣烫”。

让“中国风”吹拂法兰西，让中国元素充溢蓝眼睛，让法国重新认识中国。在申博这场新战役中靠前指挥，“把我们的优势变成了人家听得懂的能打动人心的论点”。这位发展中国家代表首任国展局主席建言百姓要会用“外交资源”做生意

吴建民在日内瓦人权大会上不畏强权、勇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出色表现，让中央领导十分满意。1998年11月，江泽民任命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当时中法关系已经走出低谷，正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1999年12月，法国政府又批准企业向台湾出售军民两用卫星，在中法关系中再掀波澜。后来巴拉迪尔政府上台后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才使中法关系得到了一些改善，但中法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依然没有进展。

为促进中法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让法国人重新认识中国，吴建民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1999年策划“中国文化周”，诱惑着这个追求新奇的民族频掀中国面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法国西南部热尔省邀他出席晚宴时，授予他“火枪手”的称号，以表彰这位中法“文化大使”。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做这些，在巴黎搞什么活动那就不仅仅是法国人看，因为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每年去巴黎的旅游者几千万，在那举行什么活动，它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在使法期间，吴建民每年向法国公众作近50场演讲，他直接用法文作报告，每每讲完之后，答听众的提问，他总是利用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让法国民众了解中国。

随着“中国风”吹拂法兰西，2003年，吴建民趁热打铁，推出“中国文化年”全方位展示中国。香榭丽舍街衢的舞狮、高跷、秧歌、唢呐……剧场内唱京剧《杨门女将》、展览馆有三星堆……中国元素充溢蓝眼睛。该年，中国之旅成为法国人的热线选择。随之，2004年的法兰西之风反吹华夏（法国文化年）。文化润“法”润“中”细无声。

依照惯例，中国驻外大使在离任前均须提交一份“工作总结”式的报告，但吴建民的报告却只字未提中法关系，而是主要阐述新形势下他所理解的“外交资源”，并提出“中国外交早应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资源”。

2000年夏，吴建民夫妇参观罗丹博物馆，在雕塑“思想者”前合影

2004年10月10日， 法国空军特技飞行队在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表演，这是中法文化年活动中重要的一项。法国总统希拉克此时也正在中国进行盛大的国事访问。除带来了这一飞行队，希拉克总统还率领了另一支“战斗编队”，即4位部长和52位法国工商企业老总，包括航空、高速铁路、核电法国三大工业支柱的统帅人物。

在这种友好的外交氛围下，法国人对中国市场发起了“集团式”的冲锋，并且在短暂的4天中，中法双方迅速签下了近70亿欧元的合同，其中包括法国空中客车集团26架飞机的订单，以及法国核能集团AREVA向在中国投标新核电站的项目。

这就是吴建民所倡导的“外交资源”所发挥的巨大的经济效应。吴建民说，外交及外交官都是资源，应该为经济发展服务。吴建民在他熟悉的中法关系领域里大作“外交资源”的文章——伴随着两国频繁、多样的外交活动，中法贸易以每年1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中国人对外交资源的了解不够，也不了解外交能做什么事。实际上，在中央提出的‘走出去’战略中，外交资源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比如国内企业到外国投资时，必须熟悉当地的法律，了解当地的经营环境及投资注意事项等，但外交资源的利用需要一个‘转换器’，即需要通过公司运作，将外交资源引进来及用出去。东亚投资论坛的好处就在于，它本身会带来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因为前来的除各国官方代表外，还有许多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家，这种‘官产学模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比企业独自去国外闯荡更有保障得多。”在吴建民看来，外交资源与我们常见的招商引资不一样：“招商引资是我们将外国人的资金引进来，跟他们做生意，这往往是直接的。外交资源则贯穿在这一过程之中。国内一些企业家‘走出去’时两眼一摸黑，对外面的情况知之甚少，很容易遭遇骗局，但如果通过外交资源介入，通过官方介绍，他们的事情就好办得多。”

2002年12月，在摩纳哥举行的决定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归属的国际展览局132次大会前夕，韩国的申办城市丽水在摩纳哥的街头贴出了很多广告，“莫斯科的宣传攻势也很厉害”。中国打前战的工作人员到摩纳哥之后就给吴建民打电话汇报情况。吴建民得悉后，就告诉他们说：“要沉住气，按我们既定的方针去做，因为最后投票的不是街头的广告，而是各国的代表，只要我们把代表的工作做好，我们就能够争取胜利。”

凡亲历这一过程的中国人，都把申博视为“一场战役”，把驻法使馆称作“前线”，现场“总指挥”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吴建民大使的身上。吴建民知道，要说服人，首先要打动人，要了解发展中国家代表和发达国家代表不同的心理。在4次申博陈述中，他作了3次发言。每次演讲前，他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演讲时，他抛开讲稿，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他的客观分析，他对英法两种语言如行云流水般的运用，乃至他对国展事业的理解和激情，无不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这年12月3日，吴建民以一段精彩的开场白，拉开了中国陈述的序幕。他引用孔子的话表达了对竞争伙伴们的敬意，“三人行，必有我师。前面4国的陈述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随即，他话锋一转，充满信心地指出：“但毫无疑问，上海将是最好的选择。”轮到时任国务委员的吴仪演讲时，他这样介绍道：“中国有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今天，吴仪国务委员是代表中国的男女公民讲话，就不是半边天，而是整片天了！”他从容、幽默的串讲激起了全场会心的微笑和共鸣。最终通过“善于把我们的优势变成了人家听得懂的能打动人心的论点”的努力，中国上海取得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

吴建民在申博中展示出来的杰出的外交才能和儒雅的风度，让他在国际展览界赢得了信任。2003年12月12日在国际展览局第134次大会上，他当选为新一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国际展览局成立75年来，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代表出任国展局主席，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担任最高领导人。

当选为主席的这一刻，面对全场的热烈掌声，面对排着队来道贺的各国代表，一向沉稳冷静的吴建民，显得十分激动，但依然谦和平易。他说，在他的背后是正在崛起的祖国，他的当选显示了中国对国际展览事业一如既往的支持，也表明了世界希望中国对国际展览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坦承，自己面临一次新的挑战，在国展事业中，他“还是新手，还需要学习”。

国展局主席是个尽义务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但吴建民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世博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前景广阔，要发挥“大展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作用。“当今世界存在太多的隔阂、误解、不信任和相互怀疑。世博会的精彩之处，就是为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对话场所，使各国人民有机会聚集一堂，寻求合作和相互理解，取长补短。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利用个人特有的位置，帮助中法两国领导人进行有效沟通，使两国元首很快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离任时，希拉克总统亲授法国“大骑士勋章”；惜别时，一直把吴建民夫妇送到大门口；离开时，吴建民看到那一刻希拉克的表情非常复杂

在吴建民任驻法大使期间，中法关系迅速发展。法国总统希拉克为表彰吴建民的功绩，给他颁授了“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这个荣誉勋位是除法国总统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外的法国最高表彰奖，被授予一位离任大使，在法国还是不多见的。

在任驻法大使间，吴建民与希拉克总统之间有着较深的私交。1998年12月16日，吴建民向希拉克递交国书，“之后就谈话，因为谈得很投机，原定20分钟时间，结果谈了45分钟”。当时中国在巴黎有个书法展，吴建民说：“总统先生，这个书法展有毛泽东主席的手迹，也有江泽民主席的手迹，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希望您去看看，我陪同。”希拉克欣然同意。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希拉克邀请江泽民主席1999年访问法国。早在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过法国，而法国人不喜欢老一套，喜欢搞一点独创。为了给江泽民的访问增些亮点，在这次谈话中，吴建民想起江主席早年留法时曾在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科雷兹省实习过，他对那个地方情况很熟悉，并且一定有着特有的感情，不妨访问时安排到这个地方走一走。希拉克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在1999 年5月份的时候，我回国休假，江泽民主席召见我。我把这个情况当面跟他报告，他说好啊，他很高兴。江泽民主席在对外活动当中非常注重有人情味，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1999年，江泽民正式访问法国。吴建民回忆当时的细节：“江主席访问希拉克总统的家乡时，希拉克总统远远的在老家门口迎候，之后把江主席带到他的房间、一个私宅，晚上就在他家里吃晚饭。晚饭很有意思，先在客厅里面喝一点开胃酒，这是法国人饭前必须的习惯。餐厅不大，摆一个长桌子。我记得是橡木桌子，大概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人也不多，双方加起来一共十来个人，范围很小。我看希拉克总统把江主席夫人王冶平同志带进去之后，拉开椅子让王冶平同志坐下，完了大步流星走出去了。我心里纳闷，发生什么事了？正在琢磨的时候，希拉克总统拿了一个靠垫回来了。原来他观察很仔细，他观察在客厅里喝开胃酒的时候，小护士给王冶平同志后面放了一个靠垫，到餐厅里面没有靠垫了，他就自己去拿一个靠垫，这个是挺感动人的。我想他一个总统，完全可以让服务员到客厅里面把那个靠垫拿来。可是他这个行为含着什么意义呢？你到我家来了，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哪，我得给你服务，要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后来我曾经听江泽民主席讲过，包括王冶平同志他们都很感动。”

江泽民主席成功访法一年后，吴建民又促成希拉克总统回访江泽民主席故乡扬州，被传为外交佳话。这也是外交史上第一次两国元首互访故乡。

“希拉克总统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在扬州的时候，他向江主席提出来第二天要看大运河，他知道扬州在大运河的边上。当时饭桌上人不多，大家随便聊天，有人问：隋朝有几个皇帝啊？中方一个同志讲两个皇帝，隋文帝、隋炀帝。希拉克说：‘不对，隋朝有3个皇帝，第3个皇帝叫恭帝。当时他是607年上台，608年下台，摄政王是李渊。’他脱口而出的，当时中方还有人想辩论一下，江主席说你别辩了，在这个饭桌上对中国历史的知识没有人超过希拉克总统。人都是有感情的，到了故乡，都热爱自己的故乡，这是人类共同的感情。到了故乡谈话的气氛、谈话的内容大大丰富了。”

2003年6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法国埃维昂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发表演讲。时任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全程陪同了胡锦涛主席的访问。当时的背景是，2003年，法国担任八国集团会议主席国。这年1月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跟外交使团举行谈判，希拉克总统在讲话中提出，这个会议除了八国参加之外，还要邀请一些新兴国家。“希拉克总统讲完话之后，他的大顾问就找了我，他们非常希望中国新的一届领导人能够出席这个会议。出于战略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响应希拉克发出的邀请，积极参与对话。”吴建民说，法国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讨论南北大问题，中国这一大块不参加、不发言，没有中国的声音，觉得不是太好。

“当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首脑从瑞士洛桑坐摆渡船过去，希拉克总统集体地、一次性到码头接这十来个国家的首脑。惟独胡锦涛主席是单独坐摆渡船过去，单独接的，，红地毯，非常高级，然后一直陪着胡锦涛主席上车，然后就到宾馆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投机。双方谈到中法关系，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问题全谈到了。”

“这个会议很有意思，举行会议的时候，饭前有个大家喝开胃酒的时间。大概有半个小时，各国领导人摩肩接踵，全聚集在那儿了。我观察到，这个时候胡锦涛主席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对象。因为整个像一个大国俱乐部，或者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国家俱乐部的话，胡锦涛主席是最新加入的，大家都想来跟胡锦涛主席谈一谈，胡锦涛主席在那儿给大家的印象非常好。”吴建民说起那场面，记忆犹新：“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一见到胡锦涛主席就说，我们当年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时候，大国当中，就中国支持我们，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对此永志不忘。这个话很有分量的，这也是事实，胡锦涛主席怎么回答的？他说，在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是带头的，我们对此永志不忘。这回答得多好啊，这话讲得布特弗利卡很高兴，当时，我听到人家说，right man，这个人行。”

2003年6月27日，希拉克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并授予他“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授勋前，希拉克总统同吴建民大使及夫人施燕华进行了亲切交谈。希拉克对法中关系的发展表示十分满意。他对吴建民说，法、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在不断增强，两国关系“以高质量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

在授勋仪式上，希拉克郑重对吴建民说，为了表彰和感谢你作为中国大使为促进法中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我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你“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他亲手为吴建民佩戴勋章后，转身握着吴大使夫人施燕华的手说：“这个勋章也有你的一半。”

去接受勋章的时候，吴建民在着装上下了一番工夫。他觉得穿西服没有创意，而穿休闲服又太随便。最后，吴建民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国唐装。当他迈进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希拉克就夸奖道：“这身衣服很漂亮。”在喝香槟酒的时候，希拉克对吴建民说：“把勋章摘下来吧，你的衣服这么薄，戴着勋章挺累赘。”吴建民伸手想摘掉勋章，不料希拉克赶忙制止：“你不要动，我来帮你摘。”

随后，希拉克拉着吴建民夫妇到他的办公室参观。据吴建民生前讲，希拉克的办公室里充满了中国文化气息：有商代青铜器、南宋的观音雕像等。书柜前，他还打开一个袖珍盒，拿出江泽民当年为他亲笔题写的唐诗给吴建民看。吴建民知道，希拉克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据说，希拉克上中学的时候经常逃学，跑到法国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去看中国书画展览，而且看得入迷。惜别时，希拉克一直把吴建民夫妇送到大门口，并同参加会见中方人员合影留念。最后，他还不忘嘱咐吴建民，请他转达对胡锦涛主席的问候。离开时，吴建民看到那一刻希拉克的表情是非常复杂的，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

吴建民在法国履任4年有余，为促进中、法友谊做了辛勤的努力，受到驻在国各界的广泛赞赏。对获此殊荣，他说：“这个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们中国。只能说，我赶上了中法关系发展的好时期。”

2016年6月，法国外长艾罗得知吴建民离世的消息后，于巴黎时间18日发表声明说，他代表法国政府就吴建民大使因车祸辞世谨致哀悼，并向吴建民大使的亲友表示慰问。法国外交部声明说，吴建民于1998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是一位“法国通”，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法中关系的发展。此外，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上也公开发表了法国驻华大使顾山对吴建民的缅怀：“惊悉吴建民大使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法兰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晓法国并为法中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朋友。值此悲伤时刻，谨向吴建民大使的家人深表哀悼。”

在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如履薄冰”的他舌战群记，都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受到中外记者的广泛好评。10年前就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位“老外交”，作为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又一次站到记者面前，在这场智慧碰撞中同样是宝刀不老，可他为自己打“60”分

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身着灰色西装、胸前别着鲜红色委员出席证的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首次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亮相。尽管记者的提问一个比一个“刁”，但是，被人称作“吴院长”的吴建民，自始至终，以外交家的智慧加大学教授的幽默，将记者的问话答得个滴水不漏。他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受到与会中外记者们的热切关注和广泛好评。

吴建民夫妇与希拉克总统合影

有着40多年外交生涯的吴建民，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驻法大使，曾在三年半内主持168场记者招待会，堪称主持新闻发布会的行家里手。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整个新闻发布会中，无论是介绍大会情况还是回答记者提问，吴建民自始至终都温和沉着，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流畅，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闻发布会后，不少记者都以“近乎完美”来形容吴建民的表现。然而，对于作为政协发言人的第一场发布会，吴建民给自己的表现是这样评价的：“60分吧，真的，我这个人不是很容易满足的人。”

其实，每一场新闻发布会于吴建民都并不轻松。他说：“这168场记者招待会我是如履薄冰，因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来不得半点疏忽，中国人讲，讲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你这个发言人，你讲完话之后不能赖账，你说我没说过，那么多录音机录着，你不能说你没说过，所以这个要谨慎。”

说到20世纪80年代初，外交部在国内率先设立新闻发言人的背景，吴建民说：“新闻发言人在国外叫发言人，即spokesman，‘新闻’是中国人加上去的，我觉得不加‘新闻’两个字更贴切一些。西方的发言人制度是从60年代起开始普及的。这之前，电视还没有在西方国家普及，发言人通常不需要露面，只是把消息发布完就走人了。60年代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发言人的面孔开始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从而引起公众的关注。中国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是在1982年3月26日，当时钱其琛同志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那天他要就中苏关系的一个问题发布一条消息，于是外交部就把记者们找来，钱其琛同志讲了几句话，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新闻发言人的方式对外发布消息。”吴建民回忆说，从那以后，外交部就开始举办新闻发布会，开始时很不正规，有事就搞，没有事就不搞，后来就慢慢正规化了。“我是1991年1月到新闻司工作的，在我之前，新闻司有1个正司长、3个副司长，他们4个人轮流当发言人。我去的时候，部领导和我谈，说大家觉得还是有一个人固定当发言人比较好。所以，后来我在不出差的时候，就由我当发言人，如果我不在，就指定一个人来代理。”

“和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对此，吴建民说：“和国外相比，我们的发言人制度设立得比较晚，发展得比较缓慢。我在外交部新闻司的时候，外交部每周都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其他各部委尽管都有发言人，但基本上不举行记者招待会。我觉得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各级政府对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得不够，也就是沟通意识不够，这种沟通包括和公众的沟通以及和国外的沟通。很多地方领导包括中央各部委领导觉得，我有什么事向中央报告就行了，公众有事情看报纸就行了，还要什么发言人。其实，从报纸上获取信息是一种沟通，但在发言人制度中多了问答的内容。你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这样沟通的程度就大大加深了。现在国内一些社会矛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和老百姓沟通不够引起的。所以，必须认识到，仅仅是公布信息所达到的沟通效果是不够的。”在外交部干过3年新闻司司长的吴建民坦言，和国外的发言人相比，我们的发言人出现的频率较低。“国外一有什么事情，政府发言人就会主动答复公众的疑问。我想，随着大势所趋，我们的发言人出现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在吴建民心目中，发言人和记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发言人是主体，记者是客体。一个是发布新闻，一个是采访新闻。我不赞成记者是发言人的敌人的说法。我在新闻司的时候，有些西方记者对我们很不友好，但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报道还是很客观的。不能把问题简单化，要看到记者的背后是公众。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某个记者很刁。能不能这么说呢？我觉得需要研究，我在外交部当发言人的时候从不责备记者提刁问题，因为不管这个问题怎么刁，可能公众当中有这样的疑问。”

1991年1月至1994年9月，在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职务期间，吴建民以其临危不乱、收放自如的发言风格给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媒体圈中，吴建民享有“批评了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的声誉，其机敏与睿智由此可窥一斑。

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来华访问。在克里斯托弗访华期间，中方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这引起了一些西方记者的反感。在吴建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要采取那么严的安保措施，你们怕什么？是不是怕中国政府倒台？”这样的问题是出乎吴建民意料的，但他很快就回应道：“有重要人物来访采取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全世界都这么做。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出席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我也去了。你们美国的安保措施很厉害啊，我要上电梯，你们的保安一巴掌把我推开了。” 台下的记者问道：“你抗议了吗？”吴建民说，我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保安人员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至于中国政府怕什么？吴建民说，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这个国家的政府却会倒台的！

此话一出，引起记者们的一阵骚动。随后的两天里，这句话迅速传遍海内外。CNN驻北京的一位记者后来心悦诚服地对吴建民说，我等你这话等了两年，的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而这个国家的政府会倒台的。

吴建民说：“新闻发言人贵在讲理，对于记者们提出的尖锐甚至刁钻的问题，要以理服人。如果你的发言能让大家觉得有道理，那么你这个新闻发言人就是成功的。”

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必然会遇到一些不便言说的问题，或者是难以化解的问题，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用一些外交辞令、外交手腕来化解？吴建民直言：“‘无可奉告’这个词，我从来没用过。你跟人交流一个很基本的原则要诚恳，你不诚恳不行的，谁也不是傻子，你以为能骗人，不行的。当然，由于某种情况你不方便说，或者不方便在这个时刻和这个场合说，这个是有的，这个是因为任何国家，它的事情，它的发展，它都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没有进入到那一步的时候，你不能让这个程序跑到前面去。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想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现阶段能提供的情况，同时让他们了解，你是尽到你最大的可能，现阶段，根据各方面条件决定的，我目前我只能提供到这个程度。”

西方记者曾问他：“听说邓小平先生病重了？”如果答“无可奉告”，传达的信息定是病重无疑。吴建民回答：“NO，他身体很健康。” 在吴建民眼里，“无可奉告，我看也不是绝对不能用，无可奉告也并非没有消息，并非是我没有说话，而是无可奉告后面你没有否认，他跟你讲某某一件事情，我说无可奉告，起码你没有否认，没有否认本身就有消息，所以并非是人们对无可奉告这个理解，以为好像我什么没说，那不一定”。

要知道，对任何一场的政治会议，记者总是有让发言人想不到的问题，所以，“答记者问”这一环节，通常被认为是问、答者在立场、知识、智慧和应变能力上的直接碰撞，正因如此，离别新闻发布台有10年之久的“吴院长”能否被问住，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开始时，还真有点让人担心。

在《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过后，凤凰卫视女记者闾丘露薇第2个被点名。她的问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是否可能成为政协副主席。“根据全国政协的章程，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要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确定。现在政协大会还没有开始，要明天下午才正式开幕。”吴建民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不疾不徐。被折服的不仅是这位“战地玫瑰”，其他记者同样也从内心发出感叹：“吴院长”宝刀不老！正如媒体所言，吴建民喜欢记者提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以他自己的话说“问题越尖锐，越能碰撞出有意思的回答，表达出自己的情绪立场”。

当台湾记者突然提出即将进行审议的《反分裂国家法》可能会伤害两岸关系时，吴建民机智地说：“你们还没有看到这部法律，怎么就说会伤害两岸关系呢？有何根据呢？”随后，吴建民恢复了和善的神态，指出这部法律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一番话既表明了立场，又考虑到了台湾记者的感受，确实高明。”记者身边两位香港记者悄悄地议论。

2005年4月19日，中宣部、外交部联合组织中日关系宣讲团赴津沪粤等地巡讲。吴建民临危受命。他演讲题目《抵制日货不是爱国行为》。他就分清爱国与误国，划分右翼与国民，界定合法与违法与大家交流，提出核心：国家利益至上。吴建民摆事实：“日本在华投资666亿美元，日资员工200多万，抵制日货意味这些人下岗。中日两国2000年交往的教训、经验是和则两利，斗则两败。”

在谈到对外宣传时，吴建民说：“做好外宣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和把握对方的思维特点，有针对性地处理好以下4对关系。要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我们交流时应多说些实在的；要处理好过与不及的关系，做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宁肯讲话留有余地，给人思考的空间，决不要拔高，使人产生不信任感；再次，要处理好成绩与问题的关系，不能只说成绩，不讲问题，否则会被人认为是不真实的；最后，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归”而不隐，这位“视交流为资源或生产力”的外交智囊从置身42年的外交舞台转至教育岗位上，欲以力所能及填补交流学空白。为此，他依然忙碌。追求完美，他似乎正努力为自己的外交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您曾陪同过不少领导人出访或担任翻绎，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感受呢？”吴建民笑了笑：“周恩来总理特别细心，想得很周到。1969年时，我给他做翻译，通宵达旦，结束时一起坐电梯，他鼓励我说：‘辛苦了，你很干练。’1971年，一个活动完毕后，我们一群小萝卜头先上车了，总理一回头看到了我们说：‘没跟你们握手呢，都下来。’我1965年到1971年常做总理的翻译，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来，很心疼，我说：‘总理，保重。’总理就说：‘谢谢你。’江泽民主席常跟我们聊家常，讲话也很生动，他会见我们使馆工作人员时说：‘你们吃饭不要太节省了，要吃好啊。我当年在莫斯科时钱也不多，但一定要吃好！’他的文化底蕴也特别深，不断思考，常常问我们在研究什么问题，还会作出点评。”

外交，在普通人看来，神圣而又神秘。有记者曾以“外交是什么”为题采访过街上行人，得到的回答大都是，外交很贵族化啊，衣着光鲜啊，出席高级宴会啊，等等。外交究竟是什么？吴建民告诉我们：“外交是一种资源，可以做很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只是可惜，现在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吴建民举了一个例子解释自己的观点。2000年，民航总局准备从法国进口3套空中管理设备，但是对方开价高达1.3亿美元，双方谈判形成僵局。民航总局找到了当时任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希望他能从中调节一下。“在法国，大使很受尊重。我和对方一说，我想见你，他就来了。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我说，你要赚钱，这我很理解，但是要一下子赚太多，恐怕不行。这里有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中国可是个很大的市场啊。”吴建民接着说：“半个小时，只用了半个小时，问题就解决了。你说，外交的作用大不大？”

在人们印象中，外交官永远儒雅平和、彬彬有礼，他们似乎没有发脾气的权利。不过，在吴建民看来，“嬉笑怒骂皆是外交”。20世纪90年代，在日内瓦的一次会议上，某国外长点名贬斥中国的人权状况。吴建民听了很生气，于是口授答辩稿，措词非常严厉。“第二天，他们就气势汹汹地来找我，脸都气红了，指责我说，‘你们怎么敢点我们外长的名？’我说，‘是他先攻击了我们，自卫也是人权。’他们叫嚷着要和我们进行答辩。我就回答，‘那就来吧，我会进行反答辩。’”看着陷入往事的吴建民，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当年说这番话时的磅礴气势。

当然，外交官不能乱发脾气。“成熟的外交官通常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这种平和来自客观，而客观来自自信。”吴建民说，“大庭广众之下，我没发过脾气，因为我认为，多数人更容易接受娓娓动听地讲道理这种方式。”

“您是从驻法大使到现在外交学院的院长，这个角色转变是挺大的，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心里有没有落差？”

“那不是一种落差的问题，2003年年初的时候唐家璇同志跟我讲，部里研究可能考虑要你去当外交学院院长。我说这事情不好干。他说不好干才找你去，这是组织安排的。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当时来到外交学院角色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原来是搞外交的，我自己感觉角色一转换就能够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您是在花甲之年又重新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迎接新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对，以前没搞过呀！我的心态同样是如履薄冰。因为我长期做外交工作，一个好的外交官与一个差的外交官相比差别很大，所以我深知培养人才的担子是重大的。所以我是想尽心尽力去把做这件事情做好，做的时候小心谨慎。”

40多年前，吴建民走出校门，进入外交领域；40多年后，他从一线退出，回到了学校。吴建民履新后，举办了七八个座谈会。有离退休人员座谈会、老教师座谈会、青年教师座谈会、老生座谈会、新生座谈会，还有校友座谈会，向他们取经，与他们交流。此前，吴建民在巴黎就举办了外交学院校友会，并向他们咨询3个问题：外交学院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怎么办？通过这些交流和接触，吴建民发现外交学院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些一流的学生。他将此比喻为“原料很好”！

不过，到外交学院后，吴建民也很快觉察到，一些年轻的外交官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多、底蕴不够，同时缺少跟实践接触的机会，交流学也不懂。如同一个老中医，望闻问切之后，是寻找良方，对症下药。为了培养优秀的外交人才，吴建民想了不少办法，在他的推动下，学校陆续开设《交流学》《当代中国领事》《外交案例》和《中国传统文化》4门新课。每周二下午，吴建民给外交学院学生讲授100分钟的交流学，讲授一门在我国尚是空白的学问，吴建民说这不是一般性需要，而是时代紧缺的需要、现实呼唤的需要、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他也曾经邀请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外交部长李肇星、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等人到学校与学生交流。在他看来，交流是重要的，必须的。

对于新开的交流学课程，吴建民说：“几年前，我就觉得中国缺这门学问。中国代表团出去，不大会跟人家交流，这里不仅仅是语言障碍。参加重要的晚餐，外国人一般坐下来就不动了，中国人喜欢跑来跑去，忙着去敬酒，这样对方会觉得是对他们的不敬。中国人喜欢敬酒，非要喝得人家趴下去不行。中国的酒文化需要改革了。” 吴建民认为，交流是一门学问，我们需要提高对外交流的本领——“从前周总理有两句话，我印象很深：我们做客，客随主便；客人来了，主随客便。”

吴建民曾和周恩来总理有过6年断断续续的外交工作接触。有一次，有位礼宾司的同志说：“总理，我们中方人都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周恩来总理当时眼一瞪，说：“什么‘叫’，要说‘请’！”这事多年过去了，吴建民的印象还很深，对他一生影响很大。“交流学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我发现不少中国人连基本的东西都不懂，甚至连握手都不会握。我们有位企业家到欧洲去，前后3次跟人家握手，他眼睛不看着人家，就这样把对方老板给得罪了。后来那位外国老板说：‘这人我以后不想见他。’他不知道握手的一瞬间，有一个眼神的交流问题。现在国内有一些人，一握手，一拉手，也不管人家还有话对他说，就转过脸去看镜头，显得非常生硬。虽说这是小事，但人家心里高兴吗？交流学告诉我们，要学会尊重人家。”

交流的开场白，吴建民喻为“影壁”，影壁能够引起人的兴趣一探门后风景。吴建民有一年受索邦大学之邀介绍中国，他的开场白为正文做了如下铺垫：“……此时此刻，在这个美丽的大厅里，如果有人说它明天会坍塌，你们一定视他为疯子。那么，如果有人说中国明天会完蛋，你们可能视他为中国问题专家。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你们的媒体天天说中国存在四大危机：政府垮台、经济瘫痪、改革完蛋、内战爆发。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四大灾难性预言有一个兑现吗？……”他的开场白一下吸引了在座的听众。

“中国急需交流学，交流也是生产力。”这些年来，吴建民以讲课、讲演、著书之交流方式填补交流学空白，缩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2003年下半年，吴建民开始撰写交流学。2004年2月，他亲自讲授25年驻外经历及3年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验，边写边讲，边讲边写。2004年年底，吴建民主编的《交流学14讲》被国务院新闻办指定为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参考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首发式上说，中国新闻发言人需要交流学训练。吴建民认为，无论国家、个人，成功的交流必遵循敬、诚、当、效、听五原则，即尊敬对方、真诚待人、分寸适当、追求高效、善于聆听。

吴建民感叹道，外交是一门综合学科，培养的不是专才，而是通才。所以学生一定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视野要开阔。一个人的气质，是他的理念、学识、为人的综合。和外国人打交道，就更需要有不卑不亢的气质，有令人佩服的谈吐。否则，人家觉得你是个草包，连你的国家都会被看扁！

作为外交学院的院长，吴建民的最大心愿就是为祖国多培养外交人才。他奔走各地，每一项工作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忙碌而又充实，他说自己是追求完美的人，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不希望留下遗憾。

这对新中国第一对伉俪大使缘结三生却又劳燕分飞多年。年过七旬的吴建民，繁忙有余。退休之后，他一直奔走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前沿，传播“和平外交”的理念

吴建民的夫人施燕华同样是一位大使，祖籍浙江镇海。在吴建民自北外毕业前1年，她考入北外英语系。5年后，她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外的研究生，师从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等声名显赫的教授。1965年春，施燕华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实习，不久又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吴建民被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北京，人事关系还在团中央的吴建民与施燕华不期而遇。实乃“缘定三生”。

吴建民来到外交部翻译处不久，施燕华也正式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当英文翻译。几个月后，吴建民成为外交部翻译处的团支部书记，而施燕华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爱情的种子慢慢发芽。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

施燕华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拉美等数十国；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美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八一九公报”的起草。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于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次采访邓小平，施燕华担当了这两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而此时吴建民也成为外交部的第10任新闻司司长。他们成为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夫妇。3年后，施燕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成为1979年以来的19年间第17位女大使。在此前不久，吴建民也被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从而中国外交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对伉俪大使。

1996年初，吴建民被派往日内瓦，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两年后，施燕华卸去驻卢森堡大使一职，也来到日内瓦，成为中国代表团公使。在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前，外交部领导曾征求吴建民的意见：施燕华是继续到别国当大使，还是到法国当大使夫人？吴建民说，到法国很忙，施燕华不在，不大好办。于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了巴黎，正式结束一对外交伉俪“劳燕分飞”的日子。

晚年，吴建民能坚持繁忙的工作，健康状况也良好。他说：“自己的养生经验之一就是养身先养心，经常保持心态平衡。心态平衡了，生物钟正常运转，免疫功能增强，身体健康就有了保证。我与夫人平时忙于工作，很少有谈话的机会，晚上我就与她在院内蜿蜒的小径上一遍又一遍地兜着圈子，谈天说地。既交流着感情，还促进了工作。”

外交无小事，一言一语，举手投足，都要正确代表政府形象。这些因素往往会使人神经紧张。吴建民常常叮嘱自己：一个人的工作平台是党给的，至于做好做坏，要看自己，尽量做好，问心无愧。群众说“好”，不要太高兴；群众说“不好”，一定要改进。不要患得患失，忧心忡忡；要襟怀坦荡，海阔天空。“接待外宾，发布新闻前，如无充分准备，难免忐忑不安。我在新闻发布会前，将近期的新闻事件烂熟于心。对记者会提什么问题，热门的、冷僻的，角角落落将答案考虑周全。材料未到位就不睡。一切就绪，心境平静，立即睡着了。”

生命在于运动。自念大学时始，吴建民每天跑步做操，数十年不辍。年老后听医生说，跑步运动，对老年人膝盖骨不利。于是，他自编了一套健身操，除活络全身关节外，重点放在颈部和膝部的薄弱环节。他认为锻炼内容无所谓好与坏，适合自己就好。“我现在已成为锻炼的‘瘾君子’，一天不做就像少了一样东西，身体很不舒服。无论严寒酷暑，每天晨起做操40分钟左右。遇有任务需提前上班，就早起1小时。夜晚如深夜才归，仍然人影憧憧，在院子内散步。散步后疲劳尽消，心情亦好了。虽花去1小时，身体会以高质量的睡眠来回报我。”有时从国外回来，稍停即去游泳。“既做了全身锻炼又便于倒时差。身体弄累了，回家呼呼大睡，时差悄没声息地转回来。这是一举两得。”

2016年6月17日晚10点35分，吴建民和秘书陈伟杰搭乘MU2454次航班，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前往武汉天河机场。

原本，天一亮，他要到武汉大学承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出席开班仪式、授课。接着，返京，参加19日下午的《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并和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北师大民间外交中心主任张胜军对谈“民主多元时代精神下的中国外交”。

当晚，吴建民乘坐的MU2454次航班晚点了。准点到达武汉天河机场的时间是0 点55分，武大信息管理学院朱晓驰教授等3人接到他时，已是凌晨3时许。

一个小时后，车进市区，路上车不多。司机驾车沿武昌区梨园隧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南出口时，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车内五人受伤。吴建民、朱晓驰经抢救无效身亡。抢救医生称，因航班多次更改，司机一直守在机场没有睡，导致疲劳驾驶。

“原定的三人对谈环节，三把椅子，却只剩下了两个人。”周志兴感慨，座谈会，成了追思会。

当晚8点半，外交学院数百名师生自发齐聚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的陈毅广场，悼念当天凌晨在武汉去世的老院长吴建民。不少人悲痛哭泣。地面上摆起的蜡烛围成心形，里面一条长椅上摆放着吴建民的遗像，遗像前摆放着菊花。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关门弟子”冯继承表示“非常震惊、万分悲痛”。她哽咽道：“中午惊闻恩师出事的消息，不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有同事转发师母施大使的确认信息，才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传言，整个人顿时崩溃。”

冯继承就职于外交学院英语系，师从吴建民攻读外交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学术研究高追求、对学生严格又随和、低调不拘小节是冯继承对恩师的评价。她说，吴院长对学生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希望学生既具备国际关系理论素养，同时了解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外交史，又懂外语且擅长国际交流。读博士不仅是为了学位，要做有生命力有意义的研究。70多岁高龄的他依然每个月来学校指导学生。就在上个月24日下午，吴建民还亲自参加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鼓励我不要止步于完成论文，可以把‘大国崛起和国际秩序转型’这一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冯继承说，不想这次相见竟成最后一面。

冯继承说吴建民卸任院长以后为了不给学院添麻烦，退掉了学院提供的专门办公室，来学校上课就随机找“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哪儿都行。“他自己带一小包茶叶，我们只需备一壶开水，上完课就走。”冯继承说吴院长日程排得很满，都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来上课。有一次，上课时间正好在中秋节那天，他们逮着机会跟恩师和师母聚聚，就跟家人一样，“没想到这是我们师生一场唯一的一次聚会”。

在他回国担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亲自代课，上“外交案例”和“交流学”。他发动外交部的老大使来讲课，甚至请来基辛格与学生们交流。退休后的吴建民还是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依然活跃在国内和在世界上举行的会议上，“对中国人讲世界，对世界讲中国”。吴建民如是形容自己的各种活动。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前进，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把中国说成是国际合作的受害者，挑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鼓吹动武，盲目排斥跨国公司，都属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

退休之后，他一直奔走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前沿，传播“和平外交”的理念。而今他离世了，让人痛悼，而他的外交思想遗产，他对“民粹外交”的警惕，都值得我们汲取。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富裕了起来，也变得强大起来，而中国外交的核心议题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到赢得国际尊重，扩大朋友圈。中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大国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朋友圈的竞争，是竞合，而非博弈，吴建民生前不厌其烦地说，中国要与世界扩大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战争已经过时，还是要和平相处。

就在6月初，吴建民在“2016中美大学智库论坛”的演讲中说，中美两国是世界秩序两大支柱，中美之间的分歧原因多种多样，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并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他去世后，这篇演讲被媒体命名为《吴建民最后的疾呼：民粹、民族主义本质是反改革开放》，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

2014年，吴建民曾在一档节目中与军事学者罗援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吴建民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你看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节目播出后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被称为“鸽派”和“鹰派”的公开论战，各有拥趸。对此，吴建民却并不在意，“一点也不发愁，因为我相信真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相信这个，那是思想落后于时代。”吴建民表示，“鸽派”和“鹰派”这种说法都属标签化。而罗援曾在其他节目中表示，“他（吴建民）也是理性的鸽派。我跟吴大使有很多接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罗援得悉吴建民遇难后，在其微博中哀悼，“惊闻吴建民大使不幸车祸辞世，深切哀悼！祝一路走好！”

此前曾与吴建民大使隔空争论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得知吴建民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也发微博哀悼。胡锡进称：“正在欧洲出差。清早惊悉吴建民大使因车祸离世，深为震动。生命脆弱，危机如影随形。听说与他同去的还有武大一位院长，同惜。吴大使与我有过论争，然而我相信，多元观点并存是中国社会最宝贵的正元素之一。愿仙逝的吴大使走好。”

“他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话。”我国前驻外大使、外交部专家陈明明这样评价吴建民。陈明明曾和吴建民在外交部共事30多年。两人虽然常常工作在不同的国家，但陈明明对吴建民的印象极深。

陈明明说，吴建民特别注重对外交流。20世纪90年代初，吴建民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那个时候的国际环境并不是特别好。吴建民就强调，要以理服人，不能只讲空话和口号，必须有理有据，“用外国人能听懂的方式沟通”。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陈明明常常参加吴建明召集的会议，讨论用什么样的对外表达方式更有效，特别注重实际效果。

在陈明明看来，理性思维是这位外交家外交思想的核心，一生为理性外交呼唤。“他特别反对以感情代替理智，反对用盲动、狂躁的情绪代替理性的分析，认为这通常会损害国家利益。”陈明明说，吴建民在原则问题上会毫不含糊，在大是大非面前会坚持到底，立场鲜明，反对不切实际的冒进主义，反对愤怒代替理智。“吴建民说，爱不爱国不是看谁叫得最响，‘不要自封道德高地，给别人扣帽子，然后你就对了’。”在陈明明看来，吴建民这种不跟风的理性思维，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

国新办前主任赵启正称赞他说，外交官是国际风云气象师，优秀的外交家要具有广博知识、宽阔视角、历史深度、舍我其谁的责任心。而这些，吴建民都兼具。

外交部欧洲司官方微博“中欧信使”发布微博称：“吴大使是杰出的外交官，睿智、儒雅、正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国外交官的素养，退休后依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奔走劳碌。他的溘然离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令人扼腕唏嘘。”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