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

来到团中央联络部的有后来先后担任中联部部长的钱李仁、朱良、李淑铮等同志。现在推算起来,那时大家都不过20多岁,我是20岁零几个月,吴学谦大一点,也才29岁。

我们单身宿舍在东长安街17号,就是今天王府井南口“麦当劳”那个地方,4,5个人住一屋。早上都是凉水洗一把脸,刷刷牙就到机关。那时侯团中央机关学习空气很浓,晚上从来没有吃完饭就回家的,都是留在办公室里学习,学政治,学时事,学外文。各个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我们联络部的灯又是熄得最晚。如果是工作加班,食堂总会主动地安排“夜餐”。

团中央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解放前,我仅是偷偷地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只是出于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反抗而在感情上向往革命,对革命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正是在团中央期间,我才有条件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养成了革命的人生观。同时,在这里的工作经历还养成了影响我一辈子的求实、严谨的工作作风。

解放初期,团中央的外事活动很多。我参加了接待苏联青年代表团、世界表年代表团和其他各国青年学生代表团的工作。那时来到中国的各国青年都十分钦佩我国人民的胜利,将中国革命的成功看作是十目革命胜利后的一大事件。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自豪,也深受教育。组织上对我在工作上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信任。许多重要活动和主要谈话都由我做法文翻译,使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我虽然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用法文上学,但课本上学的语言和工作语言大不一样。譬如,我只知道“同学”这个词,而不知道“同志”这个词怎么说。其实在法语里,这两个词是同一个。又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词汇,都是到了工作岗位上从头学起。我的第二外语是英语,也是在团中央时领导压担子给压出来的。这期间我还学了点俄语。这些都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团中央的工作还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家庭,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基本上是靠典当和借贷度日,在这样的家庭,我的性格是忧郁、内向的。到团中央后,由于机关的业余生活很活跃,同志间的关系又很融洽,加上工作的接触面很宽,使我的性格逐渐变得乐观开朗。记得青年宫每星期六都有舞会,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跳舞。当然,后来不跳了。

195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中央号召技术人员归队。我是学电机的,算是技术人员,就调到了二机部的四局,即航空局。这以后,虽然我的组织关系离开了团中央,但由于团中央联络部法文人手较缺,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我仍回来帮忙。如1953年、1955年、1957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我都回来参加了。记得在1953年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举行代表大会。有一天,耀邦同志主持会议,我在同声传译的“箱子”里当主要翻译,正好传来了朝鲜停战的消息,整个会场一下子就沸腾了,与会者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和朝鲜人民军代表高高扛在肩上,在会场内绕圈、欢呼,表示祝贺。那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我1954年在二机部入的党。能够调过去一年多就入党,无论是思想基础还是工作表现应该说都是在团中央做的准备。1955年,贺龙元帅写信给二机部部长赵尔陆,点名把我要到了国家体委。我在体委一干就40多年,到了今天。

在团中央那两年多时间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感情也很深。这几十年,我和在团中央共过事的老同志一直很亲,跟老领导吴学谦及朱良等同志保持着联系,经常走动,到全国各地遇见曾在青年团系统工作过的同志,也总感到很近乎。我想,这种感情就是对共青团的感情吧。

(作者为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际奥委会前第一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