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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垄断到竞争: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市场体系变迁研究

2016-08-04卢征良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关键词:垄断市场竞争

卢征良  李 滨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从垄断到竞争: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市场体系变迁研究

卢征良①李滨②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汉、藏间边茶贸易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藏区和内地之间就结成了以茶马互市为中心的经济交往;明、清时期,茶马贸易获得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以“引岸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边茶贸易市场体系,边茶贸易因而成为汉、藏间的联系纽带和最重要的商品交换方式。历朝中央政权通过这种边茶垄断贸易达到羁縻边疆少数民族,进而有效管理边疆地区的目的。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茶和滇茶业异军突起并开始冲击边茶的固有市场,曾经为边茶所独占的藏区茶叶垄断市场日渐分崩瓦解,并最终形成了边茶、印茶及滇茶三方自由竞争的市场格局。

关键词边茶贸易;市场;垄断;竞争

众所周知,茶叶是藏族人民“倚为性命”的生活必须品。自唐、宋以来,茶叶贸易①本文中的边茶主要指“南路边茶”,即以雅安为制造中心,产地包括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芦山、邛崃和洪雅等地区,行销于打箭炉(现康定)及卫藏(现西藏、甘孜、凉山等地)的边茶。关于边茶贸易,学界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历史时期汉藏茶马贸易情况,如贾大全.汉藏茶马贸易[J].中国藏学,1988(4);晓甘.宋代的茶马贸易[J].社会科学,1986(6);林永匡.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J].青海社会科学,1983(4);陈泛舟.北宋时期川陕的茶马贸易[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83(2);陈泛舟.明代川陕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3);施由民.明代茶马互市述论[J].农业考古,1992(2);郭孟良.清初茶马制度述论[J].历史档案,1989(3);曹必宏.民国时期内地与藏的边茶贸易[J].思想战线,2015(1);清季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茶叶贸易[G]//.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4辑第5册).探讨印茶入藏问题,如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J].中国藏学,1993(3);陈一石.清末印茶与边茶在西藏市场的竞争[J].思想战线,1985(4);陈一石.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J].民族研究,1983(6);董春美.印茶侵藏:中印关系的历史检讨[J].南亚研究季刊,2013(1).对边茶兴衰原因进行考察,董春美,陈廷湘.民国时期西康边茶衰落的原因[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陈一石.清末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J].思想战线,1987(2);对滇茶在藏区销售进行考察,吕昭义.清代滇茶销藏考[J].思想战线,1993(3);陈一石,陈泛舟.清代滇茶业述略[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就成为汉、藏间商品交换的最重要形式和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控制的有力武器,汉、藏两个民族通过茶马贸易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近代以来这种茶叶贸易体系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最终崩溃。为何延续千年的贸易体系会崩溃?它又经受了来自哪些方面的冲击呢?本文拟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从市场垄断理论①市场垄断理论认为,完全垄断市场是指一种特殊的商品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中,该商品的销售者仅仅只有一个,而这个单一的销售者又是该行业内惟一的生产者。这个单一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垄断者)控制了整个市场。垄断市场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该市场仅仅包含一个厂商生产和销售某一种商品;第二,这种商品不存在任何相近的替代品;第三,其他任何厂商进入该市场极为困难,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市场中,由于排除了任何的竞争因素,独家垄断厂商控制了整个行业的生产和市场的销售,所以,垄断厂商可以控制和操纵市场价格,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完全垄断市场由于排除了市场竞争,垄断企业无市场竞争压力,它不用改进生产技术同样也可获得高额垄断利益,就造成了社会竞争的一定损失,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技术进步的推动力。范家骧,刘文忻.微观经济学[M].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210.方面来探讨近代藏区茶叶市场体系的变迁。

一、明清以来藏区边茶垄断贸易的形成

汉藏间的边茶贸易历史悠久。早在唐朝时期,唐王朝就应吐蕃之请于赤岭(今青海日月山)设茶叶交易市场,吐蕃用牛马向唐朝换取丝绸和茶叶,这就是早期的“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茶马互市”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藏族人民需要茶叶维持生活,宋朝则需要战马以维持连年不断的征战,藏区和内地之间因之结成了以茶马互市为中心的经济联系纽带。为了保证茶马贸易制度的施行,宋朝政府制订了茶叶官卖制度,称为“榷茶”。政府收买民间的茶叶并设置榷茶场以司其事,政府自此开始独占西南边茶贸易。明清仿宋制,仍以茶博马,并设茶马司、茶马御史,并在宋制基础上将边茶贸易进一步发展为“引岸”制度。

何谓引岸制度呢?“引”是购销一定数量茶叶的凭证;“岸”是采购、推销地区的规定。也即是说,政府对某一茶产区的茶叶运销到哪些地区,运销数量多少,都有明确规定,即产地、产量和销地、销量对口。依据该项规定,茶商贩茶必须先向政府领引并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银,然后才准许向指定的茶产区采购茶叶,运往藏区销售(见图1)。可以看出,“引岸制度”对茶叶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管制更为全面和严格。这种管制从本质上看就是清政府对边茶贸易的垄断,清政府通过该项制度达到经济上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目的。那么清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来保证其对茶叶市场的垄断呢?

(一)茶商专卖。茶商专卖是指茶商在拿到户部发放的茶引并交完相关税款后,即按照引额在指定产茶区采购茶叶,并运到指定地区销售。拥有茶叶专卖权的茶商无疑是让人眼红的职业,那么如何才能获取专卖茶商的资格呢?首先,他们必须向户部填报自己的籍贯、姓名、年龄、体形、面貌特征等,取得这些资格的商人不但要“载粮民籍”,而且要“身家殷实”。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家庭富裕的守法居民才能有此资格成为茶商。茶商在与政府签订相关合同后,就取得垄断边茶购销的身份,“他人不能侵冒”。但是政府也对茶商有一些约束,如引茶必须“年办年销”,如果存在“壅积迟滞”情况,那么主管官员及茶商都要被处分。当然商人在经营过程中也要严格自律,如果在运销茶叶过程中有夹带私茶的行为,那就是一种严重的走私行为,其处罚比照贩卖私盐的罪行;如有茶商在加工制茶过程中掺杂伪劣茶叶的行为,也要“照例计数科罪”。[1]

图1 边茶贸易示意图

(二)严格茶叶、茶种管制。由于贩卖边茶的利润甚厚,利之所在,私贩亦趋之若鹜。为了达到最大限度地垄断边茶的目的,清政府通过严刑峻律的方式,禁止内地民众私自向藏区私贩茶叶,违者即严惩。但茶商逃避税收及偷税行为亦时有发生:有的伪造或拿着已作废的照票“入山影射”,到产茶区暗地采购;有的绕关潜行,躲过关卡盘查;有的化整为零,偷偷将茶叶零星贩运等等,不一而足。清廷为保证税收和对茶叶贩运的垄断,在交通要道和产茶州县配备巡丁,设立关卡,严查走私活动。另外,订定严刑峻法,对下列各种违法行为予以严惩:①凡贩私茶者同私盐论罪;②将已批验截角(截角指一种批验茶引的方法和记号)退引入山影射者,以私茶论罪;……④挟带私茶超过500斤,比照贩卖私盐条例,押配充军;⑤制造假茶500斤以上者,该茶商及转卖商人都一起发配附近地方充军。[2]贩卖私茶的罪行等同私盐,其罪行不为不轻。要知道在历史上各个封建朝代盐的贩卖是完全被国家统制,贩卖私盐是杀头之罪啊!除了严控茶叶走私外,政府还严厉禁止四川茶种茶苗被私自带过二郎山向藏区传播,“川素禁茶种入藏,藏亦不知自种,因得垄断居奇”。[3]

(三)指定交易地点。清政府规定,“内地民人不准私入夷地”,也就是说,内地茶商不准前往藏区自由贩卖茶叶,他们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点交易,“官商亦只准在边关设市待贾,非任其贩运,到处求售”,其目的是“严中外正所以驭蛮夷”。[4]打箭炉(现康定)就被清政府指定为汉藏茶叶贸易口岸,汉商从雅安茶农手里购得茶叶后,即运往该地,售与藏商,藏商再通过骡马将茶叶销往藏区。因为茶叶贸易的兴盛,该口岸在清时迅速由一蛮荒之地而变为繁华的口岸。《清稗类钞·卷四十·打箭炉商务》中便说道:“四川打箭炉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充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5]

那么每年销往藏区的边茶数量有多少呢?边茶销额是由“边引”决定的,“边引”数在不同时期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如清朝顺治时每年运入藏区的茶叶约为968万斤,嘉庆时增为约1,230万斤,光绪年间则又减为1,100万斤。[6]那么藏区茶叶市场真实需求量到底是多少呢?

近代英国学者Charies Bell(曾著有《西藏志》一书)推测,藏区平均每年需要从中国输入的边茶数量大约在1,480-1,500万磅(1磅(lb)= 0.9071847斤)①Charies Bell也找不到确凿数据,他通过推论得到该数据,“茶乃西藏人之主要饮料,甚至即谓西藏人之食料,亦无不可;因无论牛油及大麦粉,皆与茶混杂。男女消耗,平均一日饮茶四十杯至五十杯;…日饮二十杯之人,为数甚少,多者有每日能饮八十杯者。若辈先饮去一杯之四分之三或一半,然后再行注满;盖上后再饮一口。若中止不饮,或有事外出等情,其杯立即注满”,“即以西藏现有人口平均每人饮茶四十杯而论,估计每人每年需要消费茶叶,至少四磅;平均每年需要中国边茶之输入,便达1480-1500万磅。”转引自杨逸农.中印茶叶藏销问题[J].中农月刊,3(5).;民国时期学者认为西康和西藏两地茶叶消费量约为16万担。

根据表1统计情况,藏区的边茶年销售量约为15-16万担,这个数据应该还是比较靠得住。当然可以想象,藏区茶叶市场消费应该比实际需求要少,因为历代王朝施行茶法的目的是为了羁縻边疆少数民族,当然不会为边民供应足量的茶叶,其供求原则是“视番情之向背”,而“定售茶之多寡,以是为制番之策”,政府通过边茶贸易垄断人为地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

表1 西藏、西康地区边茶消费量统计表:[7]

清政府及其控制下的茶商则通过垄断边茶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茶叶利润有两部分:一部分构成政府的税收,另一部分是商人的利润。首先我们来看看政府的茶叶税收。清朝时期的边茶贸易,其目的不再是向少数民族换取战马,而在于充实财政。边茶课税重于腹茶,每引征税羡等银合计土引(官府售发给茶商与少数民族土司进行茶叶贸易的凭证)较腹引(行销当地或内地的茶引)高127%,边引则高达158%,如有战事发生,则“多额外急征”。[8]那么每年政府征得多少税呢?1892年四川总督刘秉璋上奏总理衙门称,每年销往藏区的边茶约1,400万斤,政府则从这些边茶中征税10余万两白银来充实藏区军饷[9]。可见,政府每年从边茶贸易中获得了不少于10余万两白银的税收。

那么茶商又从中得到多少利润呢?晚清光绪年间,英国人E.C.Bale到打箭炉考察边茶输藏情况。他对于茶的成本和利润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每11斤茶叶,原值200文,引税为50文,泸定桥到打箭炉关税36文,由荥经至打箭炉运费是320文,包装加工费用100文,成本大概共706文,但是汉商销售给藏商的价格达到1240文,也就是说,边茶的销售利润率达到75%。

表2 边茶相关费用及利润统计表:

同时期另外一个英国学者叫A.De Rosthorn,他于1891年(光绪17年)来到四川,他对边茶销藏情况进行了总的统计:销往藏区的茶叶总额为108,600担,其成本及费用总共为576,000两,但总售价达到了1,014,000两,也就是说,其利润率达到了70%。二人的统计结果比较相近,由此可见茶叶贸易的利润达到70%以上的说法当属可靠。[10]汉商赚取的利润是通过垄断的方式取得,这些利润运往藏区后又转嫁到藏民身上。茶叶为藏民日常生活的必须品,面对如此高昂的茶价,藏民别无选择,只能任其盘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中国藏区茶叶市场还是一个封闭的政府强制垄断型的市场。清朝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来垄断边茶贸易,获取超额经济利润,并进而达到政治上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目的。在近代以前,由于没有其他新进入者的竞争威胁和当时清政府出于控制边疆的政治需要,这种垄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19世纪以来,随着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垄断格局被彻底打破,边茶贸易被迫走上了竞争之路。

二、藏区茶叶垄断贸易的瓦解与竞争格局的形成

清政府对藏区茶叶市场的垄断在一段时期内对于稳定边疆政治、经济均有极大作用,但是这种垄断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而变得僵化和不合时宜。近代以来,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资本主义世界挟其生产力优势横扫全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19世纪末20世纪初,封闭垄断的藏区茶叶市场日渐遭受了来自印茶和滇茶的冲击。

首先打入藏区茶叶市场的是印茶。183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阿萨姆地区试种茶叶成功,1840年成立阿萨姆茶叶公司,不久将种植茶业扩展到大吉岭、南印度等地,并相继成立了50多个茶叶公司。1881年“印度茶业联合会”在伦敦和加尔各答成立,并在各产茶区遍设分会,以谋求茶业的协调改进和共同发展。另外,该联合会分设“科学研究部”、“茶叶试场”,在茶叶的种植、制造、管理、采摘各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力图不断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由于采取了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印茶产量得到迅猛的发展:1896年印茶出口量为150,421,245磅,1915年则达到340,433,165磅,增加226.32%。[12]如何销售这些增加的产量呢?英商将目标瞄准了有巨大潜力的中国藏区市场。

然而要打开这个看来诱人的市场之门却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早在1870年代,英国即就印藏通商问题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过接触,但遭到了拒绝。19世纪末期,英帝国主义加快了经济侵略西藏的步伐,他们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将印茶潜运入藏。1888年1月,英国更是发动了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并先后于1890年和1893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中英藏印条约》和《中英藏印续约》,条约中一条重要内容便是藏印通商问题,而印茶输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印茶输藏必然要损害川茶在藏区的垄断地位,削弱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控制,所以中国政府坚持不同意该条款。但是,英国政府对此是志在必得,荣赫鹏①荣赫鹏(1863-1942),英国的一位军官、作家、探险家、战略家和外交家。1904年他带领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后历任英国驻新疆、西藏特派员,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就曾说:“沿藏边一带小山,茶树滋生极繁,既可为英印两方资本之出路,复可供给无数印度工人之生计。此项实业之奖励与培养,负责之地方政府宜重视之。况一越边境,即有三百万嗜茶之民族,茶又最适于通过高山而为轻便易运之商品,孟加拉政府之要求允许输茶入藏,任藏人自由购买,乃完全揆诸自然且完全合理而正当者也。”[13]经过反复谈判,最后中英双方议定亚东开为商埠,允许英人入藏经商。1914年7月,英国政府更是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私下与西藏地方代表签订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保障下,藏印贸易额迅速增加,其中以茶叶贸易增长最为显著。

当然,印茶在藏区的销售在初始阶段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理想。因为它不合藏人口味,藏人“感觉中国茶叶,为更滋补,更卫生,更味美”,因此,“印度茶叶颇遭贱视,本地人认为只可与西藏市场最劣茶叶相伯仲”。[14]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英商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一是积极改良印茶品种,学习川茶的焙制方法,以适应藏胞的口味。在清末时英人曾雇用汉奸,在雅安购买茶种,运往印度种植,但是因土质与气候不同,茶叶的色、性、味也因此而改变;[15]二是采取多种有效的方式推销印茶。由于印茶性味不合藏人口味,因此购者不多,如何让藏人适应印茶口味呢?印茶公司在大吉岭等地向回家的藏民免费赠送印茶,诱使当地人民饮用非法输入的印茶,以便使其习惯印茶味道后,变成较为价廉印茶的消费者。有些藏民贪图小利,接受这些小恩小惠,成为印茶低廉的代销者;[16]三是以假乱真。由于藏民拒绝购买印度茶,英国茶商用欺诈方法,将印度茶制成与我国四川和云南边销茶相似的形状,企图通过鱼目混珠的方式欺骗藏族同胞。据1944年统计,英商仿制和冒贴我国边销茶招牌销往西藏的茶叶一年达20多万斤。[17]四是采取低价倾销的方式。印度茶叶通过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成本自然远较边茶低廉。为了占领藏区市场,英商向藏商提供了更优惠的方式:低价经销,无息贷款,迟付货款等方法。[18]正是通过上述各种方式,英商经过40年的惨淡经营,获得了不俗的成效:印茶大量输入西藏,并逐渐打破了川茶在西藏市场的垄断地位,“使中国千余年来之边茶政策,从此藕断丝连,而英国人对印茶销藏则宣布成功也”。[19]据何藻翔的调查(如表2),1906年印茶由西藏噶大克地区非法输入西藏的价值还只有33万卢比,1907年增加到60万卢比,总价值翻了一倍。1911年印茶每年由噶大克一地输入后藏(日喀则地区)达到400万斤左右,如果再加上由其他地方走私入藏的印茶,其总量无疑在400万斤以上。(见表3)

表3 印茶在藏区销售额表[20]:

边茶除了受到国际上印茶的侵入,也受到国内滇茶业的挑战。滇茶藏销在历史上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是由于历代政府控制较严,在茶叶引岸制度下,藏区需用的茶叶主要由川省打箭炉、松潘两路运入,滇茶被禁止输往藏区销售,故其数量并不很大,只是民间小宗贸易,多属个人走私行为。但是到了清代晚期,藏区茶叶市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英国的努力下,印茶开始进入藏区市场,传统的边茶引岸制度日渐瓦解,这个时候允许印茶而禁止国内滇茶进入藏区市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四川军阀间多次发生战争,阻断了川茶入藏之路,“藏人不可一日无茶”,他们对茶叶的刚性需求为滇茶入藏创造了条件。滇茶因路程较近,价格较低廉,在藏区极具竞争优势,到清末民初,滇茶在藏区一些地方,已超过川茶的销量,并对川茶在藏区市场垄断地位构成一定的威胁。

另外,滇茶能进入藏区市场,与其自身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晚清时期,滇茶渐已“名重于天下”,其产区和产量均有较大的发展。为了扩大销路,滇商针对不同销区烘制对路的滇茶产品,根据藏族人民饮茶的特点,制造了“紧茶”①紧茶是产于云南省的一种普洱茶紧压茶,主要产于滇南的佛海、南峤、车里、景谷、双江、缅宁、顺宁一带,其原料是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和普洱散茶。和“蛮庄茶”,②“蛮庄茶”,指春尖茶、二水茶、谷花茶这三品茶在选料后剩下的茶梗、黄片、碎片、茶果等经包装后廉价出售,主要销售给云南中甸、维西地区的藏族。在茶叶的品质上满足了藏族人民的需要,为滇茶藏销创造了条件。滇茶分两路出口:一路向北经大理、丽江、阿墩子一带,每年9月以后,丽江一带的古宗商人成群结队,驮运康藏地区山货至昆明,卸交之后,南下至思茅,然后驮载滇茶北返,运销康藏,每年达2,000~3,000担左右;一路向南经腾越入缅甸,至加尔各答,然后换车至大吉岭入西藏,这个路线主要为汉商及滇南摆夷(现通称傣族)商民。[21]那么滇茶在藏区的销量如何呢?1940年奚伦在深入西藏调查后结果见表4。

但很多学者认为,滇茶实际销藏总额不止此数。民国时期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办事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940年滇茶销藏数额为872,480市斤。[23]而据佛海商会调查报告,滇茶销藏数量及价值比上述数字要多,其统计数据见表5。

表4 滇茶销藏数额表[22]:

表5 佛海县滇茶销藏数额表(1928-1938年)[24]:

从表5可以看到,滇茶藏销数量每年都在增长:1928年尚只为5,000担,1937年即增至18,000担,1938年数额有所下降,总的来看,其销往藏区的数量增长是非常明显的。

与印茶和滇茶销量增长相对应,边茶在藏区销售情况则呈现日渐萎缩的趋势。(见表6)

表6 边茶在藏区销售情况(1918-1938)[25]:

表6显示,边茶藏销数量的锐减非常明显:1918年边茶藏销数量尚有800万斤,到了1938年则仅有400万斤,减少至50%。边茶对康区茶叶市场的垄断不再,普通民众不再依赖边茶,他们纷纷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茶叶,“今日仍饮康茶者,仅为少数之贵族,如喇嘛,及一部之中下等人。其大部藏民,则转饮印茶与滇茶”,[26]而边茶之所以能维系一部分市场,主要是因为藏民的守旧及长期饮用边茶的习惯使然。曾经为边茶所独占的垄断市场,终究没有抵挡住历史的趋势,为边茶、滇茶与印茶三方所瓜分,成为一个三方竞争的自由市场了。

三、结语

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一个发展过程,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任何一个市场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将自己融于这个世界体系之中,近代藏区茶叶市场的变迁也反映了这样的规律。在前近代,边茶依赖引岸制度垄断了藏区市场,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垄断使边茶丧失了改良的动力,并最后丧失了自身的品质竞争力。这种腐朽落后的贸易体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竞争浪潮的冲击下,其最后土崩瓦解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而从政治上看,引岸制度的没落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政治控制的日渐式微和边疆地区由于列强势力的侵入而日趋离心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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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秀清]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2.006

中图分类号F752.9;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2-037-007

收稿日期:2016-02-24

基金项目:2015年度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项目“传统与转型:近代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与转型研究”(项目号:2015SYB3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建国后阿坝州羌族地区民族贸易问题研究”(项目号:QXJ1202)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卢征良,男,汉族,湖北黄冈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研究。

From Monopoly to Competition:A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Trade Market Systems of the Sichuan Brick Tea in the Tibetan Area in Modern China

LU Zheng-liangLi Bi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istoricalCulture,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 610041)

Abstract:The trade of the brick tea had a long history between Han and Tibet.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ibet area and inland ca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tea-horse trade;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the tea dealer monopoly system came into being finally.The trade of the brick tea became the link an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ies exchange between Han and Tibet.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every dynasty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border area by monopolizing the trade of the Sichuan brick tea.However,in modern times,with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the tea made in India and the tea made in Yunnan province began to have access to the mass inherent markets of Sichuan brick te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this led to the total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trade system of tea in Tebet area.The tea market in Tibet area finally step into a period of fully competitive market among the Sichuan brick tea,the tea made in India and the tea made in Yunnan province.

Keywords:The trade of the brick tea;market;monopoly;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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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报面临的发展困境及纾解之道
“AutoForm金属板料成形仿真软件”市场在中国的开拓及本土化发展
韩抱怨中国“垄断”航空市场
儿时不竞争,长大才胜出
竞争
农资店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