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温·菲尔　苏内·沃克·斯特芬森

[摘 要]本文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生态的语言学”或者“生态语言学”的出现和发展。通过对比生态语言学和基于形式传统的20世纪语言学，本文详细地阐述了语言生态概念化的两种途径：社会文化生态和认知生态。该研究有意于为语言生态学家超越传统形式语言学和文化二元论搭建一座桥梁以走得更远。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语言的社会文化生态；语言的认知生态

一、引言：语言学纳入生态学的必要性

生态语言学家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努力重新引导语言学离开结构语言学的荒芜之地，进入满是语言、互动和共存的人类活动沃土。科学是否能运用更关联的理论，采取更有效的方法，获得更深刻的启示和更宏伟的远见，取得更进步的人类发展，从而由单一转向多元方向发展，这还是天方夜谭吗？当索绪尔（Saussure）、叶姆斯列夫（Hjelmslev）、乔姆斯基（Chomsky）和他们的追随者将“语言系统”界定为“语言”①“系统”②和“语言能力”③时，他们忽略了人们现实中使用语言的情形。虽然他们三位同为当时杰出的思想家，然而他们的界定基本上把语言学定位成一种消除学科“外部坐标”、剥夺人类感受的大规模实验。虽然这种定位考虑到语言学发展，但是在形式语言学思想的荒漠中行走的路线是封闭环状的。因此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75年前指出的困惑今天仍记忆犹新：“当代语言学的进退维谷启发深远，的确该决定语言科学的未来导向了：是发展为经验科学，研究人类现实活动情景下鲜活的个体；还是继续关注演绎推理，只推测书面或者印刷证据。”④迷路行者要想在沙漠不再绕圈走，就必须重新定位维持生命的自然坐标，例如传播阳光的太阳和星辰、流向海洋的河流或者见证人类生存的建筑或栅栏。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隐喻，语言学家也需要将语言与生活彼此融合的有力手段。

生态语言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间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他们努力引导语言学重新转向“外部地标”。40年间，生态语言学家秉承这样一种理念：如果远足者和语言学家忽略他们所活动的外部生态领域，他们的处境就会每况愈下。这一发展期间的关键性人物就是阿尔温·菲尔（Alwin Fill），他在建立语言生态框架和当代生态语言学运动的概念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豪根（Einar Haugen）于1970年首次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语言，他将“语言生态”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互动。”①他在对语言所谓的环境因素作进一步思考后，开始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语言，而语言又如何反作用于其所处的社会心理环境。用布莱克利奇（Blackledge）话说就是：“豪根认识到了语言生态存在的价值，这不仅是描述一种语言所处社会心理环境的需要，也是描述环境对于语言本身影响的需要。”②

豪根虽提出了语言学新的生态学发展方向，但同时也留下了几十年来令人费解的概念难题，即界定一个生物个体的生态环境，即生物体生命周期中覆盖的栖息地相对容易，但是要界定其所处的语言环境却无从入手。正是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不确定性，使许多迥然不同的语言生态环境研究就此诞生。我们可以根据生态语言学的历史发展确定两类用不同方法诠释语言环境的研究：一是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研究。这类研究总体上认为语言存在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探索语言如何与塑造说话者和言语社团情境的社会文化力量相互联系。二是认知生态环境研究。这类研究一致认同语言存在于认知生态环境中，探索语言如何被生物有机体和环境的动态激活，集中讨论引起有机体灵活适应行为的认知能力。以上区分并不是要将不同的生态环境作非此即彼的划分。首先，不能将语言生态环境简单归为单一的符号系统、社会群体、生物生态环境或者认知内涵。按照利奥·万·利尔（Leo van Lier）的解释：“环境包括所有生理的、社会的和符号的可供性，这些可供性为人类活动提供基础。”③相反，我们的区分充分体现了语言生态环境的不同角度，每一个角度提供一种聚焦生态维度的背景，当然不会否认其他维度的重要性。

二、语言的社会文化生态

萨丕尔（Edward Sapir）曾经说过：“最简单的环境影响都由社会力量支撑或者转换。”这与布莱克利奇的以下观点相得益彰：“语言与说话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都受制于它们所在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环境。”④

人们在集中讨论社会生态时，认为人类（语言）互动由更大范围的社会和阶级结构相互组成，这些结构包括制度习俗、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资源。但是，语言的互动研究以及互动与社会、阶级问题的关系研究，又将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会话分析、不同流派的话语分析及其他科学研究归为一体，难以确定以上所有研究都具有生态性特征。毕竟，一旦描述这些语言研究的非形式主义特征，就会削弱“生态”这一术语本身的含义。但是人们可以考虑：什么样的人类互动研究具有“生态性”特征？利奥·万·利尔反其道而行之地给出了一种策略：“从哲学层面上讲，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言社会学和话语分析之所以与生态语言学大相径庭，是因为诸学科从规则的选择或者规则系统出发，这对于生态学来说就是九牛一毛。”①虽然这一反面策略避重就轻，但仔细斟酌后，我们发现了两种探索语言生态方法的正面策略。

第一种是回归豪根语言生态的最初观点，即关注人类互动的多语背景，特别是教育背景。例如这一观点适用于哈曼（Haarmann）和南希·霍恩伯格（N. H. Homberger）的研究。霍氏编写的《双语读写能力的连续体：多语背景下教育政策、研究和实践的生态学框架》，明确论述了生态学方法的隐喻性，即生态隐喻②，此方法也为促进多语社区发展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

另一种是在社会文化生态中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人类互动的正面策略，就是明确以已有的生态实践为方法的基础。这一策略在莱瑟（J. Leather）和万·达姆（J. van Dam）合编的《语言习得生态学》导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单凭某一框架或者文本是无法参透语言行为的，语言习得领域以这一前提进行研究才是最能凸显其生态性的。”③

霍恩伯格的方法具有明显的“豪根”色彩，强调多语现实的复杂性，而莱瑟和万·达姆二人的方法则强调理论与方法的丰富性。毫无疑问，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学习、习得和社会化，已经成为两种方法共同研究的话题。所以，人们如果采取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和单一逻辑的方法去研究语言，那就往往只关注语言的内在能力而忽略了人类互动的复杂性。相比之下，如果认为人类忙于克服语言、文化和个人障碍的活动，就不能抱有错觉，错误地把互动归结为符号表述的信息意义交流。

克拉姆契（Claire Kramsch）在她编写的《语言习得与语言社会文化—生态学视角》一书序言中，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一角度的变化“受更大范围地理政治背景下全球化和多文化教育两大发展趋势的推动”④。变化当然与这两大趋势息息相关，因为全球化导致人口大量迁徙，人口迁徙反过来又对多文化教育产生需求。复杂现实呼吁复杂理论，或者用利奥·万·利尔的话说：“生态学是研究复杂棘手现实的繁复艰深的领域。”⑤

如果生态学整体上高深莫测，那么生态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社会文化生态的情况则更加错综复杂。其讳莫如深可以追溯到生态语言学纷繁复杂的理论渊源，如皮尔斯（Peirce）的语符学、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主义、维考斯基（Vygotsky）的心理学和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舒兹（Schutz）、高夫曼（Goffmann）的现象学。以上理论渊源无一具有生态性，它们影响扩大到应用语言学、互动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的研究传统。然而我们总能发现，一些理论在语言学领域并不常见，在生态语言学领域之外更是鲜为人知，其中一个理论渊源便是生态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回应了传统认知心理学对知觉的表述模式的支持。传统认知心理学追随笛卡尔（Descartes）的观点，认为人类创造内在符号表述来感知外部世界。生态心理学的创始人詹姆士·吉布森（James Gibson）对于直接感知的再现论观点持反对态度。虽然传统认知科学宣称，具有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感知观揭示了被感知物体的属性，然而吉布森的方法是基于行动的：“我们观察物体时所感知的是它们的可供性而非它们的属性。意义在接触物体成分及表面之前已被观察，物体颜色和形式亦是如此。”①因此，猫并没有看见窗台板，即窗前一块平整且不大不小的木板，而是获得在一块放松之地晒太阳的机会。对于猫来说，窗户板主要的性质是其具有安躺而歇的能力。吉布森指出，“可供性”一词是有意获取这样的机会，即“环境可供性在于其不论好坏给动物主动提供的机会”②。如上例所示，可供性“必须与动物联系进行衡量”：通常窗台板不会给人类和大象（或者苍蝇和蚊子）提供这样的仰卧机会。吉布森认为，感知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同传统认知观点的彻底决裂，有望为语言和语符学理论研究提供思路：“也许物体表面的组成和布局构成其可供性。如果这样的话，感知物体表面就是感知其可供性。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假设，因为它暗示着环境中物体的价值和意义可直接感知。而且这一假设可以解释存在于感知者意义之外的价值和意义。”③通过对吉布森感知心理的简要回顾，可获得三点与语言社会文化生态相关的启示，这在利奥·万·利尔语言习得领域中已经讨论过。

第一点启示就是吉布森方法强调的相关性：“自我信息与环境信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感知有主观感知和客观感知两极，信息可以详细说明这两极。人类在感知客观环境的同时感知主观自我。”④这一点对于生态语言学家如何理解语言具有重要启示。正如我们通常将视力归因于眼睛，语言学家几个世纪以来依赖语言的先验描述。然而感知的相关性研究促使人类意识到，我们所感知的内容不仅仅依靠眼睛，更多的是感知者整体获得的内容。当我们听到声音转头并有可能走向声源时，我们建立起一套包括眼、耳、头、脖、腿等全身器官参与的视觉系统。同样如利奥·万·利尔所指，当我们从事语言活动时，我们在社会文化时空中身心兼动⑤。我们听其声，观其言，包括嘴、手、脸、身，更不用说整个环境了。语言具有整体参与性和多重感官性，和人类行动交相辉映。用利奥·万·利尔的话说：“我们除了考虑语言感知的多重感官性，必须把感知与行动领域紧密结合。语言感知在人类活动和互动的双重环境中发生。”⑥吉布森认为这一原则在逻辑上会“否认语言数据的存在”⑦。只存在数据并不存在语言数据，若将数据转为语言数据，难免陷入语符中心论操之过急的困境。

第二点启示就是，根据吉布森的方法，物种可供性不仅因物种不同而变，更因个人和情景不同而变。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勺子一开始只用于旋转和抛扔，后来才用于吃饭。同样，一个人不管“学习”“习得”或者“融入”一门语言，不管它是母语、第二语言还是其他语言，也许都会部分地分化这一语言①。只是集中学习这一语言中的词汇，并且依靠母语韵律学习而不顾及所学语言的特定韵律。万·利尔将吉布森的心理学维度与维考斯基的发展心理学正确相联，联结的关键点就是语言学习或者提高会产生一种不能回归到语言学习先前阶段或者参数的个人发展轨迹。

第三点启示就是，我们要提及吉布森心理学中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虽然吉布森心理学具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特色，但是他的可供性理论是建立在一些与人文学科研究兼容的概念基础之上的。借用贝特森（Bateson）的定义，可供性就是“产生影响的差异”，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环境中影响有机体的差异”②。换句话说，环境结构对有机体产生影响时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或者意义。“有机体”考虑到其时间性，既非安静的观察者，也非纯粹的符号互动者，而是环境中的活体，即“可供性是通过行动感知与环境相关的有意义的方式”③。如利奥·万·利尔所指，“可供性与意义潜势的相关性”④，可以重塑我们对于符号活动的理解。我们认同万·利尔的观点，我们所谓的语言的不同方面，就其生态意义而言并不包括语言本身的任何方面。相反地，这些语言的不同侧面是意义人际共创的可供性，当我们进行人际互动时，这些侧面提供可利用的意义潜势。吉布森对于符号的阐释由万·利尔大力推广，有说服力地将大量看似无关的理论整合到具有社会文化倾向的生态语言学框架内，包括“吉布森的生态感知论、皮亚斯的符号论、巴赫金的语言理论和维考斯基的心理发展论”⑤。

三、语言的认知生态

美国另一种具有明显“吉布森”色彩的语言方法，受到吉布森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并对之加以修正且日渐兴盛。这一传统有强烈的心理学偏好，与万·利尔的研究相比，更具实验性。其中最杰出的拥护者就是卡罗尔·福勒（Carol Fowler）、伯特·霍奇斯（Bert Hodges）和盖伊·范奥登（Guy van Orden），代表性文献回顾可查阅霍奇斯和福勒于2010年和2011年合编的两本《生态心理学》专刊。

如编辑在专刊中所强调的，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传统对于语言学研究可谓恰如其分，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吉式传统植根于动态系统理论；二是因为它承认“研究多人感知者—行动者系统”的必要性⑥。这两点都为一种预期理解和解释人类语言互动复杂性的理论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前提条件。

这类研究的一个例证就是伯特·霍奇斯社会心理学的生态学方法。他通过大量研究证明，人类行为在多重语言环境中受制于生态系统价值。既然这些价值是生态系统活动的极限条件，人类（内在）活动实现这些价值。霍奇斯近年来丰富了这类研究，朝着吉布森式的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语用学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的主要启示是：限制人类互动不同价值产生的针锋相对。我们处于“混乱边缘”，时刻努力化险为夷，单单坐以待毙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挫折是在凌乱不堪和安如磐石之间持续平衡的别名”①。同其他方法类似，霍奇斯的生态学方法是以实验传统为基础的，这令许多生态语言学家诚惶诚恐。他们认为，实验设计缺乏必要的生态有效性，产生大量人类互动的非还原论的描述。然而语言的实验研究已经产生许多与人类互动相关的有价值的知识。例如，20世纪70年代已有研究表明，言语感知可通过亲身器官获得：当受试者看到实验者嘴唇发出“嘎”这个音节而实际听到的是“吧”这个音节时，受试者身体会产生互感干扰，最终感知到的是一个“达”音。所谓的“麦格克效应”，展示了人类对全身器官而非单独言语器官或语言模块的依赖。重要的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通过活体实验或者观察方法获得。同时，以上试验方法也启发研究者进行观察人类互动的活体实验。生态活体方法的倡导者有时忘记语言互动的真实情景也产生大多数生态语言学家所持有的公然谬论，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例如，一种普遍观点认为，语言解码并传递心理表征，这与大多数人日常使用语言的经历相差无几。严格实验方法反驳了这些错误观点，可谓收获颇丰。生态实验方法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各种人类互动动态的相互影响。

但是吉布森生态心理学探索有机体在环境中行动和感知的循环关系，倡导双重系统模式。这一点深受二元本体论假说之害：有机体是一个系统，环境是另一个系统；两个系统关系是有机体置于环境之中，二者以此方式进行互动。

仍有其他观点与此迥然有异，例如蒂莫·贾维勒托（Timo Jarvilehto）的系统心理学将有机体—环境系统看作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理论认为：“有机体和环境在任何功能意义上密不可分，形成独一无二的浑然一体。”②这一理论朝着更加系统、统一和整体的方向发展，提出了更加先进的系统理论方法，即“混沌和复杂性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非线性动态系统理论”，基于复杂性的语言互动模型在二语习得和社会文化领域兴盛起来。复杂性理论揭示出，只将语言定型为一种线性的因果过程是理屈词穷的。乔姆斯基认为，源于神经的内部语言符号计算产生语言的可观察现象，即外部语言。乔氏观点被研究者对非线性动态的关注取而代之。举例说明，当我们进行言语活动时会将以下三者紧密融合：（1）最快时间范围内进行的突触活动和体间动态，例如身体状态和有声姿态；（2）更长时间更慢速度的社会文化动态，例如我们举行社会互动的场景的逻辑性；（3）社会符号模式和规范的历史资源。因此，认为语言是由大脑或微社会规范或人类互动或现象经历产生的说法，是对多面现实的不慎简化。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人脑、身体、互动、社会规范、外部人工制品和社会文化资源都可为人类所用。用考利（Stephen Cowley）的话说，我们选取了一个语言立场③，即当我们把声音听成措辞时，我们便处于现实之中，但是我们并不会仅作为生物体存活而戛然而止。虽说我们利用诸如物理类、感情类、种族标准类和地标类词语操控环境，我们同样也需要形成人类共存的融合生态。考利据此认为，语言具有共生性④，既具有符号性，又具有动态性。因此，生态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索人类将符号结构和他们生态系统存在的动态二者结合的动态机制。考利以吉布森观点为基础，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人类获取差异的意识能力①。正如我们把有色帆布丙烯基涂片看作是涂片和管子两种事物，同样，我们把听到的器官发声看作是声音和文字两个方面。只有“天真无邪”的现实主义者看到真实的“管子”，听到真实的“单词”。初生儿对单词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和保姆两人互动，获得经验，学会单词的发音。

复杂模式也摒弃语言习得是设定语言变量建立句法和语义结构的抽象模式的说法，相反地，这一模式认为，人类依靠的是语言和非语言活动的丰富记忆。这一点已经通过语音记忆和其对应的句法部分得到印证。简而言之，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者的自我组织形式而产生的。语言结构并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总体规划。转述马科斯的话，语言是其自身的设计者。

生态系统、生物系统（如人类、有机体和细胞）和文化合成系统（如社会结构、经济、字母表以及互联网）都可以利用复杂性理论建立模型。这一理论描述人类行为，包括语言行为，如何与更大范围的阶级、文化、自然结构融为一体。这也体现了生态语言学框架内生态学理论模型与复杂性理论模型优势互补的强烈愿望。两种方法都专注于更大语言环境内复杂系统的研究，即二者都从整体角度出发研究一种特定现象的生活方式。虽然“整体”和“整体性”概念有时被质疑为“超越科学界限的形而上学论断”②，但这并不适用于复杂性理论模型。生态模型的工具可以让我们克制而又明晰地处理整体性。换句话说，生态模型包容整体科学，又不陷入过度的神秘主义。

应用语言学领域以隐喻的方式使用复杂性理论，如拉森·弗里曼（Larsen-Freeman）和卡梅隆（Cameron）所论：“我们需要理解复杂性理论和复杂性系统作为隐喻和类比的源域去创造意义，并为应用语言学领域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③一方面，人们会为应用语言学领域复杂性理论的缺席而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参考系统理论之父路德维西·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观察结论：“普通语言模式在系统理论中有其一席之地。系统理论即使不用数学公式表示仍具价值。或者与其说它是一个数学概念，不如说它是一种指导思想。”④

进化主义者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和贝塔朗菲不谋而合。以他们的观点看，人类要取得智慧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必要的信息，还有恰当的隐喻”⑤。

人们在进退之间可以达成一个折衷方案：若进行应用语言学研究，必须承认复杂性系统理论的局限性。复杂模式的确瑕瑜错陈，人们根据本体截然不同的各大领域建立模型，导致某一领域具体建立的模型很难确认。即使本体上不真实的现象以一套假设和理想化为前提，但也要屈从于复杂模型。例如，语言学领域首次使用复杂模型后重现了语言的传统理解，包括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同其他非线性系统一样十分复杂。它满足复杂性的双重标准：首先，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子系统构成，包括音位学、形态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其次，子系统是各自独立的，其中任何系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系统变化。”①过去15年间，这一本体假设备受争议，然而这些概念通过给传统语言学方法一致的数据编码，引进到复杂模型中来。因此，复杂模型显示，这些概念的确体现了复杂语言现实的不同方面。用考利的话说，或者人们还可以慢慢关注语言背后的故事，比如做更简单的假设：研究语言时唯一特定的现象就是人类活动。德·波尔（de Boer）也说过：“语言是复杂系统的完美例证，互动要素就是个体语言使用者。”②

四、结论

本文回顾了前人研究语言社会文化生态和认知生态的成果。接下来，生态语言学家们不仅需要超越传统生态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分支的理念束缚，致力于建立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更需要超越传统文化二元论，秉承自然化的语言观③。只有这样，生态语言学才有可能成为连接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