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考利+周文娟

[摘 要]分布式语言观将语言看作多层级协调机制，并对语言学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一方面反对主流语言学的语言“符号观”，即言语结构在心智大脑内部表述；另一方面承认语言既具有集体性和个体性，同时具有思维感知性。语言分布于人类活动中。持语言分布观的研究者，对语言科学发展做出两大贡献：首先，语言不再归为大脑神经机理，而是互動性发展史；其次，人类彼此之间缺乏了解，可借助“间距”概念解决困境。因此，这些进展可为兼收并蓄的生态语言学议题提供丰富的意义内涵。同时，语言学家可致力于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并受益无穷。

[关键词]分布式语言；生态心理学；生态语言学；分布式认知；认知生成主义；生物符号学；语言学

一、呆子，问题出在生态

自从比尔·克林顿1992年竞选以来，美国政治就与“呆子，问题出在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这一口号息息相关。我的关注当然既非美国竞选或文化，也绝非全球经济，而是全球共同居住的星球所面对的生态危机：环境日益恶化，栖息地逐渐破坏，生物多样性开始减弱。我们都知道，生态危机源自人类对生物世界（the living world）的改造，然而可悲的是，人类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一些自命不凡的国际社团将生态恶化的解决之道归为精心管理经济增长、全新培训形式和数据创新的联合努力，很少有人考虑这些科技手段对于解决危机的有效性。毫无疑问，他们认为生态环境与语言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语言学家们只是处理文本、言谈和媒体，很少真正提出有效方案。

我真心期望我们可以转变思路。我认为，生态灾难不仅会减弱生物多样性，也会减小人类的发展空间。如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①所预见的，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心智和自然的必然统一（the necessary unity of mind and nature）。贝特森认为，人们需要以一种因差生异（differences that make differences）的观点看待问题，超越以连篇累牍的事实和普遍认可的观点看待意义。因此，基于生态恶化的重要性，我也转向心智和自然的统一，强调二者的依存关系。然而，我所理解的意义比贝特森的范围更大一些，即语言可以促使人类创造差异和意义，达到和谐共生（language enables people to create differences and human meaning）。因此，语言学家可以培养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从而阐明语言对世界的改变。这样的理念没有使用科学或者批判方法，而是和我对于中国和谐生态观（Chinese idea of harmony）①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和谐共生观为生态语言学的统一发展（a unified ecolinguistics）开辟道路，探讨人类、人类生命、社会和语言如何促使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成就人性。

二、生物生态中的语言

智人（h.sapiens）如果没有语言，就只会是灵长类动物（primate）。达尔文（Darwin）将其定义为“兼具人文性和自然性”（part art， part instinct）②。语言赋予人类可以改变栖息地和生活世界（the lived world）的轨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语言，就没有农业发展、政治宗教体系甚至科技发明。这些因素都在语言时空分布（language is distributed in space and time）中改变语言③。然而自从索绪尔（Saussure）以来，语言经常被看作是共时的封闭客观系统（closed object-system）。语言学家不考虑语言的改造作用，而是研究人类如何“表达”所知，即所谓隐藏的客观语言系统的“语言使用”。西方哲学传统认为，语言就是深层认知的征兆（language is a symptom of “deep”knowing）。这种语言观不管在休谟（Hume）还是笛卡儿（Descartes）的外衣下，都奉行割裂认知（knowing）和已知（the known）的心智观。人们若想对此提出质疑，可以假设知识同人类思维、人类本性和人类活动一样都在发展变化。如果不这样想的话，人们注定会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为人类理性（reason）。因此，要摆脱这种偏见，人们应该摒弃语言学的旧论来研究语言和人类生命。

语言远非封闭的客观系统，包括语种（languages），而是进化世界即生物生态（bio-ecology）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一生物生态共存观，语言可以随着人类能动性（agency）在与诸如宗教仪式、写作系统、社会制度、印刷体系以及数码科技等人类实践融合的过程中，扩展人类的发音协调活动。当然，这些社会实践影响人类感知、思考、行为和合作模式。随着人类及其社会实践发生变化，人类语言也会改变，这就是巴赫金（Bakhtin）所说的“未完成性”（unfinalisable）④。然而，人类生命世界的发展变化越来越依赖大范围适应或者死亡的生物系统，这是因为许多物种不像人类生命世界具有文化适应的自然性（encultured nature），所以人造性较差（less plastic）。通常人类世界对于生物系统的主宰易被忽略：人类个体及社会群体使用包括计算机和文本在内的语言资源创造新的控制协调模式。按此逻辑，分布式语言观转向语言的多层级协调（multi-scalar coordination）如何改变人类、生态系统以及共同居住的栖息地。语言对生物体的影响力日益蔓延至人类所期望的变化世界，成为地球生物量（biomass）的变时过程（chronotopic process）。这一变时过程观至关重要，将世界带入人类世时代（the epoch of the Anthropocene）。

分布式语言观是基于一种视角（a perspective），而非理论（a theory）或者范式（a paradigm）提出的。这一分布观反对后索绪尔语言学（post-Saussurean linguistics），而采纳奈杰尔·拉芬（Nigel Love）的开创性研究，即语言统一两种秩序，即 “第一秩序活动”（first-order activity）和“第二秩序文化建构”（second-order cultural construct）⑤。语言既源于情景性（situated）的第一秩序身体活动（first-order bodily activities），也组织利用未在场的第二秩序资源（absent or second-order resources）。因此，正如现实无法解释历史，历史也无法解释现实，没有生命体，语言的言语性只是空中楼阁。语言通过生命体（living beings）分布，实现其生态性（ecological）、对话性（dialogical）和部分非定位性（non-local）。概括语言的分布性（distributed nature）后，我进一步阐释其理论框架：首先，语言与其他人类认知形式通过互动性（interactivity）产生。这种互动性就是意义充盈的身体与世界的协调活动（sense-saturated bodily world coordination）；其次，个人远非依赖心智，而是在社会互动活动中填补理解上的空白，并就此在间距上延展（range in time）①。分布观以语言在时间、空间和物质上的扩展为基础，为生态语言学的新发展提供可能性②。因此，我认为，既然生命体求同存异、共创新生（use differences to create differences），那么语言学家可以采用拉帕波特（Rappaport）的意义观③来培养生态意识（ecological awareness）。语言学家也可以探索人类、语言和生物生态的相互关系，发挥其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视角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④以来，许多人致力于提出自己的研究范式，或者所谓的理论和方法（approaches）。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人们所熟知的乔姆斯基（Chomsky）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他创建的以理论自居的革命性成果。同样，生成主义（enaction）⑤最近在认知科学领域自称建立了自己的范式。然而，谈到“范式”，既含糊其辞，又因人而异。如果说物理学范式源自数学，那么生物学或者语言学范式绝非如此，因为在这些领域提出范式变革，通常会涉及一种形式、功能或者意义观。所以，相关范式從变革本质上来说只是涉及分析方法的新模式（a new mode of analysis）产生而已。因此，生成主义不是提出一种新的语言观，而是延续美国描写主义传统（American descriptivist traditions）的形式主义（formalism）⑥。而且，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语言分析如雨后春笋出现，与生成主义分庭抗礼。而生成主义的研究重点，虽然不是分析方法的新模式，但也仅仅是跟传统认知心智机械论（the classic cognitive view that mind is like a machine）针锋相对。许多理论就此随波逐流，对生成主义兴趣盎然。然而，通过与各类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它们只是在反对形式主义和心智计算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赞成生命和心智的连续性（life-mind continuity）两方面达成一致。

新视角（A new perspective）的确挑战研究领域的固有假设，如同一种“开创性视野”（a creative vision）对某一领域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因此，语言在语言学领域不再具有符号性（symbolic）和个人中心性（individual centered）。从巴赫金（Bakhtin）的角度看，拉芬（Nigel Love）提出了一种视角，以人们理解的“必然、一致和真实”⑦的方式（necessary， consistent， and true），联系历史和个人。既然视角可以展示作家的顶梁之作，视角也同样会提出新名称，并产生连锁反应（ripple effects）。因此，视角会通过“另立门户”，质疑甚至瓦解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达尔文（Darwin）、弗洛伊德（Freud）和索绪尔（Saussure）等如雷贯耳的名家都代表各自领域的视角。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出分布式语言观，可以为语言生成两种秩序提供重要启示①。因此，拉芬提出的相关理论不是范式，而是视角：他对普遍认可的语言符号观（the received “idea of language” as a system-object）提出疑惑。这样的启示至少对语言的整合观（integrationalist）、对话观（dialogical）、生物认知观（bio-cognitive）、认知生成观（enactive）和生态观（ecological）意义重大。既然这样的视角对语言的民间观（folk view of language）提出挑战，那么我认为它依靠的是一种循环往复（tautology），即学者必须在学术探索过程中求同存异、共创新生。

当然提到拉芬研究的影响力，并不是就可以胸有成竹地说其理论带来新视角。然而，语言学家似乎都在寻找心智计算论的解决之道。这种心智观不管是从心理装置（mental deices）还是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的角度来看，都假定形式系统（formal systems）毫无目的的运作机理，并将语言与生物体割裂开来。简言之，运用计算机模式探索心智或者生命体本质简直是无稽之谈。因此，认知科学领域情景式（situated）、具身式（embodied）和嵌入式（embedded）研究方法日渐盛行。以人类为例，所有的研究方法都认可身体互动（bodily interaction）促使生命体行动和感知世界；同时，人类通过文本、谈话与计算机彼此互动。哈金斯（Hutchins）选取广阔的视野，运用认知模式来探索社会群体进行航海活动：具有文化特色的人工制品和航海叙事在公共领域传播，并在社区间产生有趣变化②。认知具有文化性（culturally specific）和具身性：虽然大脑举足轻重，但是事件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说的共有世界（a common world）③中产生。这点不仅在认知科学领域广为人知，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行动体网络（actor networks）理论也与之相辅相成。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需要一种视角，将语言看作是文化适应的自然（encultured nature）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尔文称之为“兼具人文性和自然性”（“half-art and half-instinct”）。一旦时机成熟，语言学家便可开始个人、社会以及生物生态的重大变革。拉芬的思想精髓开创了新的语言观：当身体持续生成第一秩序活动时，语言便可穿越时空，融入人类驱动事件；同时，人类作为自我（as Selves），也向固有的历史模式（historically established patterns）发展。

四、分布观

不言而喻，语言连接生命体、计算机和文本，并在时空中扩展。强调语言分布观，不是要发展一种理论，而是要提出一种变革人文科学的立场（a viewpoint），重中之重是激发人们思考语言和意义如何改变人类和生物世界（the living world）。这种分布观具有变革的力量。既然人类可以使思想具体化，那么语言就具有动态性，并且能改造社会制度和个人理解。后索绪尔（post-Saussurean）思想的诟病在于将语言与行为分割，并将语言系统（a verbal system）与特定语言（a language）等同。这一隔离观是不堪一击的。本质上来说，语言结构（verbal patterns）具有第二秩序性（secondary）或者派生性（derived）。人们在从事改造世界和自我的合作或者个人活动时协调日常事务（coordinate their doings），同时他们逐步改变语言结构对于身体活动和思维感知的限制。这一点便可以对甚嚣尘上的语言形式（linguistic form）功能（function）观提出反驳。因此，协调活动（coordination）使思维具体化，或者如下所述，语言具有生态性（ecological）、对话性（dialogical）和非定位性（non-local）。

语言在生命体与世界的协调过程中应运而生。它远非封闭或者“共时”系统（a“synchronic”system），而是可以使人类与外部资源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人类在言语（wordings）发声、协调手脸、发挥想象、处理事件、贯彻制度等过程中，协同言语（speech）、思维、态势语和行动。因此，语言作为整体身体活动（whole-bodied activity），塑造社会实践。一旦技巧得以养成，思维和行为模式形成，就可通过他人信仰、文本、制度和科技得以丰富。语言不再是封闭系统，而是维持社会网络的多层级（multi-scalar）语言之流（language flow）①。语言动态机制融合不同时段（time-scales）的事件，并使用行动资源联系多方力量。语言经验（linguistics experience）改变社区和人类与他人的互动。正如我与我想象的读者进行协调，读者也依靠阅读期望、浏览材料，回忆过去经历，并展望未来；甚至在阅读时，语言活动将眼脑活动与书面文字和感知言语事件（perceived wordings， i.e. events）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让那些只关注结果的人，思考当人类创造和建构语言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类对于行动的管理。语言联系现在、过去和关乎命运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语言是一种具有分布性的现象（a distributed phenomenon）。

虽然语言及其组成部分限制意义建构（sense-making），但是人类既依赖语言结构，也与态势语、声音和人工制品的使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关注多层级动态机制（multi-scalar dynamics）时，对先验语言能指（a priori linguistic signifier）或者语言客体（language object）就关注较少。在论述语言动态机制前，我将阐明为何语言符号或语词（words）不能优先考虑。首先，对于语言抽象形式（abstractions or forms）的关注会将语言与具身社会活动（embodied social activity）撕扯开来，这样言语行为（acts of utterances）运动就会与语言结构结果描述混淆对待。这不仅掩盖了声音、态势语和人工制品的相互依赖关系，语言也会被错误地物化（reified）为由字母式结构、更大的单位和语言形式组成的语言系统。这就陷入了佩尔·里奈尔（Per Linell）所描述的“书面语言歧视观念”（written language bias）②的危險境地。虽然意义需要界定，但是语词、语法对于语言系统客体的执着是无法厘清人类行为活动的。简单说来，人类所言所思以及思维的具体化，都是文化适应的自然的一部分。符号优先观（symbol-first）指导下的方法论关注有机体及其部分，从而将人类活动边缘化。因此，不能再将人类技巧归为经验，而应从心智、大脑、语篇运作、社会习俗知识角度去解读。对语言系统的执迷将实时动态机制（real-time dynamics）排除开来，认为大脑或者心智建构意义，组织由某种有机物生成的言语，这种系统观源自索绪尔的理念，即语言规则性（regularities）具有强制性（imposed），而非自然选择性（freely chosen）。因此，人类对于语言形式或者功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③。所以，很多语言观都认为语言符号事先设定，人类言语活动（human languaging）随着“系统”操纵语言结构而产生。分布式语言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符号优先观的解决之道。

五、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历史背景

语言运用扩展群体、人工制品和时段的多层级动态机制，这一分布观来源于整合语言学对主流传统的批判①与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②的紧密联系。这一理论进展对语言符号观（code views of language）提出质疑，同时对心智符号观（the symbolic view of mind）提出挑战③。人类语言与人类认知一样，具有具身性、嵌入性，并与文化世界休戚与共。按照拉芬的视角观④，第一秩序听说活动围绕第二秩序文化建构为人类所感知、描述和阐释。这是因为人类通过运用经验，也赋予人类行为“符号意义”（semiotic significance）。说话习得通过生物体能动者（living agents）的互动性活动（inter-subjective activity）进行⑤。情景化的身体（contextualizing bodies）促使婴儿发声，与他人互动，最终与语言结构相关的限制条件互动⑥。婴儿学习发出正确的声音态势语，从而建构明确的信息。这为言语语言标本（verbal exemplars）的意愿行动（willful action）提供形式基础。因此，儿童通过语言立场（a language stance）⑦获得基于言语选词的使用技巧。这一研究成果同样适用于人类与万事万物与所思所想的互动中出现的即兴谈话。但是，数码符号（digital signaling）⑧同样与身体表达、音质和韵律（prosody）如影随形。因此，在言语活动中，声音与非声音表达能让身体运用事件形成文化世界的社会实践。罗斯（Ross）⑨追随丹尼特（Dennett）⑩，一致认为人类将自我描述为存在（being）。生物体能动者承认人类融合不同事件、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结构、学习活动、历史发展和人类显型（human phenotypes）的不争事实。

一些学者试图探索语言和人性（humanity）的双重联系进而变革语言科学。因此，分布式语言协会（Distributed Language Group）在剑桥大学悉尼苏塞克斯学院（Sydney Sussex College）的第一次会晤？輥？輯？訛中提出了一系列强调认知动态、第一秩序语言（first-order language）和个人形成（individual becoming）的重要观点。然而，在介绍近期研究多层级复杂性（multi-scalar complexity）的研究转向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语言的生态性、对话性和非定位性。

六、语言的生态性、对话性和非定位性

（一）语言的生态性

虽然后索绪尔主义者将语言与心智和社会割裂看待，但拉芬的视角观可以引导人们联系现实和历史，因为语言作为社会网络的一部分，与生物世界或者生物生态休戚与共。语言本质会随社会事件与人类身体、物理环境、文化传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语言不可以定位（localized）到某一特定的个人或者社会事件属性，它是一种无法停止的情景化循环（a never-ending round of re-contextualizing）。这一生态观是对有机物中心论（organism-centered models）的正面挑战，是以“有机物与环境不可分割、自成一体”①为基本理念的。身体协调活动支撑人类技巧和社会实践史，这当中语言扩展并与人工制品、技巧和科学技术相融合。因此，人类在生存发展的同时，受社区运用语言和技术资源的影响，体验自我和他人。据此，语言是一种言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类活动（language is activity in which wordings play a part）：人类依靠言语和源自历史的即时事件（nonce events）。而语言结构运用过去事件只剩雪泥鸿爪。对于语言的重新界定，就把言语、言语活动、第一秩序语言、对话（dialogue）②、会话（colloquy）③和具身嵌入式语言使用（embodied and embedded language use）④等重要概念加以融会贯通。

并非个人产生并处理言语类型，而将众多协调活动归为生态资源的具体化运用（embodied use）。人类与语言互动，做梦、思考、谈话、阅读、通话，不一而足。这一理念也把生态心理学纳入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语言通过有机物—环境系统（Organism-environment Systems）⑤，与持续活动的多重结果保持一致。因此，语言、行动和感知（perception）这三大概念适用于同一事件。例如，阅读就是感知；同样，超越已知信息，才可建构文本。人类在对话中，声音动态机制塑造所听、所闻和所思，甚至写作行为也源自监控实时编辑行动。语言作为行动、想象和意识的一部分，塑造无声语言（endophasia）和共有世界的认识：语言随着重复性声音态势语（reiterated phonetic gestures）与人类听说史纵横交错而融入生命经验，并且与感知融合。言语活动随着人类发声并追溯言语类型产生。丰富语言记忆，运用不同时段激发经验，赋予言语活动特定意义。我们报告和描述的言語类型也是协调声音动态机制。对话活动受声音态势语和言语双重限制：言语随着人类协调神经肌肉活动（neuromuscular activities）而产生。人们说话、感知自我、与他人交会、丰富情感⑥，并且作为生物体培养意识⑦。那么，经验就兼具与人类共同谈话、水乳交融的主体性和公共观察性（publicly observable）。据此，经验既没有内在性，也没有有机物中心性：人类情感促使行动和感知产生，或者就是贝尔托（Berthoz）所说的“感知行动”（percaction）①。因此，各要素渐渐融入一个共有世界。

（二）语言的对话性

语言在本质上具有对话性。语言的生态性源自其语音，其“数码性”或语言结构改变人类彼此不可分割的自我认知。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与他人交谈成就自我。如巴赫金和米德（Mead）所述，对话经验（dialogical experience）逐渐将生命自我（a living Self）与身体感知、行动和思考融合，能力与行动融合。我们同自我一起，探索纵横交错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随言语塑造重复性事件产生，但是这样的重复并非简单复制：我们的自我很大一部分被描述为存在②，甚至语义（semantics）都颇具对话性。如果这一对话性没有如期而至，那肯定是“书面语言歧视观念”③遮蔽了人类实践的“他者取向”（the other orientation）④。说话总是伴随着对他人回应的期待，同样，行动总是伴随着对社会准则的认可。因此，说话和行动就会驱使灵活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产生。语言虽然与认知密不可分，但是能统一社会行动、语言结构和意义，以及至关重要的实时理解（real-time understanding）。而且，人脑自我简化机制通过协调活动而实现个性造就（individuate）。人类学习说话，监控说话内容和期望表现。不测事件（contingencies）促进语言繁荣发展。因此，探索语言的复杂性，就要实现对话与行动同生，形成有力表达，或者生成关系经验。

也许有人就会疑惑不解：对于有机物—环境关系的关注如何将言语和对话实践合二为一？语言如何生成（enact）控制力、感知力和思维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人们言语说话？里奈尔选取现象学视角（a phenomenological view），强调社会情景对于传统、声音和环境变化等表达方式的激发作用。虽然语言具有情景性，但是通过联系人类生活事件（lived events）、物质和密不可分的无声或者“第三方”现象（“third-party” phenomena），典型地体现了双重对话性（double dialogicality）⑤。巴赫金认为，“世界并非二重唱或三重唱，而是三方参演的独角戏”⑥。社会制度充斥的世界绝非要转向语言符号化（linguistic signification），而是指导人们以有意义的方式关注未在场的他人（absent others）。拉帕波特认为，人们共同感受这种共享（sames），偶尔会与他人和谐统一（feel at one with non-self ）⑦。人类将活动、所听、所望融合起来，通过说话，运用互动规则（interactional regularities）、不同类型文本（genres）、语域（register）和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eties），就促使高夫曼（Goffman）所说的“自我的公众展示”（“public presentation of self”）⑧应运而生。因此，语言是以对话塑造制度和社会行动为基础的。分布式语言运动的挑战在于如何将人类对话天性与文化属性和人类原始谱系（a primate lineage）协调。

（三）语言的非定位性

融合时段之难事可以借助非定位本体论（non-local ontology）①迎刃而解。语言绝不像数学那样从“0”开始发展壮大，语言依赖“未在场物”（the absent），即拉芬所说的第二秩序。意义基于重复，从共享重复（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收听的即时事件中产生。人类将语词和意义看作是共享世界的一部分。然而，不像传统语言观，语词和意义没有决定作用：它们随人类链接语音、现象和其他第一秩序活动产生。语言作为人类行为也具有历史结构性（history-based patterns），其共生性联系观察主体和可观察现象客体。因此，认为包括语言事件的社会事件有“定位”的决定作用（a localized “cause”），这是错上加错。换句话说，人们绝对不能对怀特海德（Whitehead）所提到的“简单定位论”（assumptions of simple location）②盲目顶礼膜拜。他指出，石头不管变化多么缓慢，总是处在变化状态中。纵使千言万语可以描述这一观点，但是要强调意义与生物谱系的联系还是要谨小慎微。生物系统并不“占据”时空，因为生物谱系在万事万物间通过持续不断地复制蛋白质结构（protein structures）即DNA结构而得以维系，即使简单的观察和行动都联系进化、发展和集合史。对于实时语言的解释，需要探讨非定位性时空区域（non-local “regions of space-time”）。既然语言状态或者语言过程联系历史和非在场物，斯特芬森（Steffensen）和我就提出了“非定位原理”（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认知动态激发非定位事件：语言既是可测量的第一秩序活动（measurable first-order activity），又是维系传统的组织结构；语言既有动态性，又有符号性。简言之，语言具有共生性（symbiotic）。一些研究者将这种交流二重性（communicative duality）追溯到虚拟结构（virtual structures）的运用③，另外一些则将生物动态（biological dynamics）归为物理限制（physical constraints）④。他们认为，人类使用物理结构生成言语类型。虽然辩论仍在继续，但是前提已经十分明确了。虽然人类建构非定位，但是语言联系人类、声音活动、言语和历史。虽然语言在时间里活动，但是通过兼具现象性和生物性的情景性结构进行协调。

七、分布式语言观十年历程

人类生命和语言密不可分，都具有生态性、对话性和非定位性。我认为这一观点已经展示了其在变革语言科学的关键性进展。从2005年以来，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两大主张：互动性和间距（time-ranging）。由此引发的重要启发油然而生，关键在于分布观基于人类与世界的双重联系将语言看作是活动。所有语言活动都与运动和迁移（moves about movements）有关。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认为，言语促使人类利用语言的递归性（recursiveness）成为观察者⑤。而且，第一秩序活动和微量级（pico-scale）态势语研究可以用来阐明许多现象。长久以来，语言能促使人类谈论未在场的或者想象的事物，人们对此娓娓不倦。分布观持有者不再转向语言表征（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或者语言习惯，而是将回忆过去、投射未来归为人类如何融合言语和人类实践。与结构主义和认知主义理论（cognitivist theory）相比，对黑猩猩和鹦鹉亚历克斯（Alex）的文化驯养促使动物产生相关力量，这太引人注目了。这种能力与人类生命方式熟练度（familiarities with human ways of life）有关而非表征有关的论断，为其提供了有力证据。人类运用面对面交流活动进行文化实践，每一个社区依靠过去培养新方式。据此观点，个人和群体获得技巧而实现个性化，赋予人类蕴含有机体中心性的“身份”，回顾过去并设想未来。人类也可使用外部资源建构可能世界和迷宫世界。间距虽然依靠语言限制和人类身体，但是既没有语言性也没有心灵性（mental）。相反地，人类在社会情景里利用环境、回忆过去、产生新知，从而挖掘有意识经验（conscious experience）。一句话，他们依靠自身的生态状况（ecological status）。

（一）互动性

许多语言学家仍然执迷于语言形式描述和语言形式使用的功能描述。如果采纳分布观，就要关注第一秩序活动以及认知和身体动态方面的力量。现在许多人认可婴儿在与他人协调过程中学习说话，而且很多婴儿在两岁时所进行的活动已经远非行为流（behavioral flow）。拉芬认为，婴儿开始学习言语或者言语类似物，他们开始自发地运用第二秩序语言结构即未在场物，赋予人类行为以符号意义。我认为，这些婴儿选取一种语言立场，即重复性经验，（repeated experience），并与言语结合，促使新的熟练性语言行动（skillful linguistic action）①產生。因此，考虑到语言立场与新生儿的语言能力（nascent capacities），一两岁的小孩按照意愿行动（willful action），并在拒绝做事时言行一致，这与第一秩序动态和语言、非语言结构运用紧密联系。学会拒绝、否认或者反对，是证明语言共生性的人类能动性的一部分。今天，大量研究都在探讨语言活动动态机制以及人类如何通过身体活动彼此互动去协调行为，而且这种人际互动促使活动多种多样，例如儿童游戏、紧急救治、实验难题解决、制作珠宝等。这一概念首先将感觉运动（sensorimotor）综效（synergies）与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s systems theory）联系起来。从哲学意义上讲，互动性与认知超越人脑论如出一辙，这当中协调活动便是认知的润滑剂。而且，一旦人们将语言资源看作是语言的限制，就可以将动态机制归为人类运用能力预测未来。例如，贾勒斯托（Jrvilehto）等人②研究表明，大声朗读具有预期性（anticipatory）。人们在解决难题时充分利用实验循环，实现物质化过程并采取行动③。通常寻找难题解决之道涉及语言与世界的联系，并领会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旦人类活动被看作是反应和预期，就会发现动态机制处于人类实现价值的核心位置④。所有复杂性活动，包括科学活动，在人类生命体中都负载价值（value laden）。斯特芬森则认为，人类协调史改变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或者破坏许多非人类生命形式的生存机会⑤。因此，语言联系集合资源和历史价值，影响行动和生命如何生存。

第一秩序活动研究具有重要启示：语言和非语言活动运用相同微量级身体协调活动。言语态势和其他复杂人类行为产生意义充盈的协调活动，连接感知和语言内涵或者言外之意（overtones）。的确，这种微量级可以描述为互动性的参与和运用①。根据假设，身体通过有意识经验，协调被感知物以及活动的真实意义和感知。例如在做煎蛋时，互动性触发无声言语。人类活动虽然负载价值，但是连接诸如煎蛋等实际效果和诸如思考煎蛋过程等认识论方法（epistemic means）。因此，互动性这一概念在不同场合不断使用，并日益发展壮大。2012年，一群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建立起国际互动性、语言与认知協会。两年一次的第四届会议将于2018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认知和语言动态机制如果不将语言的两种秩序纳入研究范围，行动的语言模式和非语言模式将会就此天各一方。

（二）间距

拉芬的视角观指出，语言具有多层级性（multi-scalar），或者行为性和历史性。但早期分布式运动研究者考虑到传统语言学的结构理念，转而探讨第一秩序，即语言和非语言任务（non-linguistic tasks）如何在生命体时间层级（lived time-scales）发挥作用。这一早期发展颇具微发生学（micriogenetic）特色。当然，随着伊芙琳·特里布尔（Evelyn Tribble）运用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伊丽莎白式表演形式（Elizabethan performance）展示演员互动性和文化资源的联系②，研究发生转向。表演公司股份持有者和雇员一起运用物质资源和特别规程提高剧目质量。演员没有唯剧本是从，而是冥思苦想，即兴发挥，共同想象。他们联系语言结构、态势语、特定场景使用的韵律结构以及特殊叙事结构进行表演，成了活生生的分布式认知系统（distributed cognitive systems）。斯特芬森和佩德森（Pedersen）③则认为，演员们实质在使用间距。2009年，分布式语言协会在华沙（Warsaw）召开语言与进化（language and evolution）学术会议，将语言的多层级性提上议事日程；2013年在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 in London）召开了“时间级”主题论坛（symposium on time-scales）④。就此，研究重点转向了拉芬的视角观，即语言的历史秩序不可将第一秩序简化（the historical order of language is irreducible to the first）。进而强调随着人类感知言语，种群持续使用语词，信息将如何被压缩。人类使用间距也许微不足道。霍凯特（Hockett）提出语言的区别性特征（design feature of language）⑤，托尔文（Tulving）则将心理时间之旅（mental time travel）归为断续记忆（episodic memory）⑥。霍凯特认为，诸如时态等语言资源促使人们回想过去，展望未来；托尔文则认为，记忆系统使回忆和想象成为可能。二人都认为，人们运用大脑或者习惯，没有理会客观现在（an objective present）。然而这些观点都未考虑间距运作方式、其重要性以及赋予个人或者社区的重要意义。相比之下，引入两种秩序则开辟了一种即时观（a view of temporality），即人们在过去与无限可能共鸣的主世界（a subjective world）中生存发展，而非一种客观时间（objective moment）。特里布尔认为，我们可共享当下（presence），例如观众可以感受到语无伦次的李尔王（King Lear）。非定位本体论提供各要素在协调彼此资源时参与共同历史的渠道。人类通晓社会实践，将过去带到现在，同造共享经验。通常这一点会追溯到声音的形成发展，或者上帝对摩西（Moses）的谈话，或者经典著作如何流芳百世、历久弥新，或者中国传统世界观（a Chinese worldview）①。这些方法与分布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认可人们在时间中扩展开来②：人类虽然使用语言和人脑资源，但是他们依赖环境激发技巧，依赖过去投射无限可能。这一点托尔（Torre）的研究③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博主利用之前谈话内容将各条对话编辑成网页标志或者物质资源，从而改变其未来活动。因此，人们运用“个人和集体意愿、灵感和期望”“诠释过去事件，展望未来事件”④。这一观点厘清了问题的解决之道：虽然解决者必须“理解”问题，然后寻找出路，这样的状况看似“不言自明”，然而其出发点具有明显的心智主义色彩（mentalist logic）。事实上，解决问题需要技巧活动（skilled activity），这样人们可以融合经验、语言和其他社会实践⑤。运用经验将包括无声语言的熟练性语言行动与和人工制品运用齐头并进，人们便可以变革情景，外化参数，找到解决之道。这样的探索来源于间距的延展。因此，间距远非依赖已有资源（a priori resource），而是变革人类理解。根据假设，群体也会达到同样效果：种群齐心协力，寻找不明难题的出路。然而，要发挥语言的变革作用，我们需要将自我看作生物生态的一部分。

八、“伊布巴”与生物生态共存观

西方传统中许多描述世界的术语都深受二元主义（dualism）毒害，这典型体现在这些概念要么关注诸如环境、生态和生态系统等非生命体（the non-living）范畴，要么假定例如生物创造体（creatura）、符号圈（semiosphere）、客观世界（umwelt）、生物群系（biome）等物理学与生物学的二分法（dichotomy）；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关注物种和栖息地、生态位（niche）、风景（landscape）等领域（domains）。为抵制这种旧有概念，我重新使用并扩展了克莱门茨和谢尔福德的生物生态观⑥：生物系统和能量及其他资源共同构成生物生态，包括考古菌、细菌和真核细菌，以及它们存活的环境。今天，人类制度、科技发展、文本信息和语言已经对生物生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甚至要大声疾呼：人类不是存在于世界中，而是世界的一部分（humans are not in the world， but of the world）。虽然这一观点可以推而广之，但是我要重点论述经验意义（experience of meaning）如何增强我们在与自然的统一中发挥的作用。而要贯彻这一理念，就要培养生物生态共存观。

拉芬教诲人们，语言并非民间或者语言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如斯特芬森和菲尔⑦所指，将语言和语言描述（linguistic descriptions）同日而语，只会给语言冠以纯隐喻（purely metaphorical）的虚名。事实上，说话是一种意义充盈的方式，变革人类及其居住的世界。说话是以社会动态、共同行动（coaction）和所说内容对合作的影响为基础的。虽然意义具有语言结构性（verbal aspect），但是更多包含意义（inclusive meaning）的种类占据人类行为活动。拉帕波特指明，人们应该超越语义，依赖中级隐喻意义（middle-level meaning），或者在其他情况下赋予他人高级意义（high-level meaning）的统一性。虽然拉帕波特重点从宗教仪式角度论述这一点，但许多现代人提出它包含意义的多种方式。虽然人类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言语、人工制品和非定位现象（non-local phenomena）（例如交换顺序、人情、金钱、教育资源），但生命远比差异意义重大。我们对于隐喻（metaphors）、类比（analogies）和共享的关切出现在脸书（Facebook）的点赞（“likes”）上。虽然这一点还未深入讨论，但是人们的确在艺术、体育、音乐和户外活动中与他人交流。意义将技巧活动与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语言跟其他结构联系起来。虽然英语中并未有一词去描述活动对于包含意义的基础作用，但是人们对这种行动价值十分重视。在祖鲁（isizulu）文化里，就有这样一个词，叫“伊布巴”（Imbumba）。这一词虽然强调共同行动和劳作，但是将“团结就是力量”（unity is strength）和“和谐共处”（working together in harmony）两大理念联系起来。

“伊布巴”塑造历史和诸多共享实践、语言、社团和文化。克拉夫琴科（Kravchenko）认为，由此产生的社会网络将技巧、相关力量、科技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①。通过伊布巴，我们开始改变自我和他人，进而扩展开来，改变生物生态。同时，我们可以运用语言可供性（vernal affordances）“反思社会偏执和所谓的生态旨趣”（“reflect social preoccupations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②。生物限制激发人类构建提供意义渠道的文化制度。间距者（time-rangers）可利用伊布巴理念依赖过去，创造未来。人类在包含意义的时间范围内掌握语言之流，领会共享真谛，与他人以及世间混沌和平共处。总而言之，我们慢慢开始以别样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包含意义随人类重塑行动思维动态机制应运而生。虽然语言结构简化论可以促进永无止境的学术探索，但是非定位资源可以使生物体跟决不雷同的内涵结构互动起来。我们在社会系统中和谐共生③。随着人们共同行动，言语活动和科学技术创造新意义。在伊布巴思维中，人类说、听、思考，阅读并创造文本，将显而易见的思想、情感、习惯和行动联系起来并从中寻找合适方法、实现价值。

这些理念虽然反对心智主义，但是仍然对生物生态轻描淡写。同样，语言也会通过说话、文本和科技等手段限制社会群体控制和协调行动。由此产生的意义充盈的协调活动绝非立场中立，而是使语言意义历久弥新，超越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所能描述的范畴。因此，生态语言学必须谨慎对待类似环境、生态系统、气候变暖等概念。这些术语都假定第三人称中立观察者（neutral third person observers）视角，都堂而皇之地将生态危机外化了。它们虽然对于科学以及海平面上升、人口增长、野生环境恶化等现象至关重要，但对于经验而言同样如此。当现代人对园艺或者养宠物等生命体互动方式乐在其中时，这只是局限于个体和社区层级。如果我们关注全球问题，包含意义就需要扩展到生物生态。既然这种全球关怀依靠人类情感和他人的统一，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当然不能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我们要追求与生物生态其他部分的和谐统一，每一分子都要肩负责任，从生命经验中学习。

语言学家就可以培养生物生态共存观，设法向人类展示人性的过去（what we were）、现在（what we are）和未来（what we can become），依靠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我们可以思考价值和美学问题，但是首要的是探讨环境破坏如何剥夺生命的丰富多样性。斯特芬森和菲尔就建议人们不要再考虑传统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传统，应将语言扩展到生物生态，并进一步询问语言及其扩展内容如何生成包含意义模式①。这一解决之道需要集中考虑生命及其资源如何丰富人类谱系。问题在于如何在各个领域培养这种共存观，这样至少人类可以保护地球生物生态遗产的一小部分。

九、未来前景

语言促使人类联系生态资源、对话资源和部分非定位资源。人类需要超越传统意义，求同存异，以敏锐的洞察力使用间距和互动性等概念改造自我、重塑世界。生物生态包括进化的共同栖息地（co-habitants）——考古菌、细菌和真核细菌。因此，气候变暖的科学模式或迫在眉睫的物種灭绝需要与生命体研究交相辉映。行动和感知理念反对语言符号优先观，引导人们扩展包含意义。人类可以利用语言，通过感知差异，和谐共生，这样方可将语言及其动态与符号视角（dynamic and symbolic perspectives）紧密相连：

两大视角实则看待一种现象。最大挑战来自对彼此相互依存的逐步领会。通过动态言语机制，我们才可能慢慢明白产生形式模式的声音结构。这样的话，声音秩序系统就和丰富动态机制水乳交融。②

身体维持语义和包含意义。概念具有自我强制性③，所以生物生态转向意义非凡。如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④，语言一言九鼎（language speaks）。将包含意义纳入生物生态共存观，是跟非洲智慧和中国哲学殊途同归的。生物生态观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和基因神经中心观（gene/neuro-centric views）的重大质疑，也是对人性问题的全新思考。人们可以探索生命经验对思考文化适应以及语言的自然依存性，这的确也是心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真谛所在。既然经验如此紧要，学术研究也该随之转变。生态语言学家需要创造新知，逐步共享包含意义：他们可以运用语言求同存异，同时提升他人自然性（the natural aspects of the non-self）的交流领悟。因此，读者也许会领悟以下要旨：经济重要性实则可以和生态一样被有意夸大其词。如果这种反向观循环往复，对于应对全球危机来说，恐怕只会是杯水车薪、纸上谈兵。